摘要：中國作為歷史上唯一崛起的世俗文明，在西式話語霸權和世界宗教文明體系下，中國往往陷入“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境地。在快速崛起階段，無法借助公共外交消除人家的擔心——人們對日益增長的實力天然敏感，并伴隨不安全感。因此，中國公共外交的使命，不能因噎廢食，陷入硬-軟實力的二元對立，而在于讓增長的中國實力更具世界性，因而為外部世界所欣然接受、所心悅誠服，最終實現(xiàn)中西方的相互包容。

　　【關鍵詞】中國 外交 悖論

　　西方學者提出了“中國悖論”這個課題——中國沒有實行西方的民主和法制，甚至還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為何能夠實現(xiàn)經濟三十余年超常增長?中國模式挑戰(zhàn)普世價值，只是西方的中國悖論之一。“對我們而言，中國是一個洲”，比利時一位男爵曾這樣對筆者說。在歐洲人看來，中國就如羅馬帝國未解體。歷史上，帝國的解體總是導致民族國家的獨立：一戰(zhàn)結束后的奧匈帝國，二戰(zhàn)結束后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冷戰(zhàn)結束后的蘇聯(lián)帝國，莫不如此。按照民族國家觀，西方人很難理解中國大一統(tǒng)的歷史意識與身份認同。對“中華民族”這種超越傳統(tǒng)民族觀的身份，西方人更是難以理解。這些都是中國外交需要切實回答好的問題。中國外交面臨西式話語霸權，因而呈現(xiàn)中國特色的外交悖論。

　　悖論一：他者化悖論——如果你不能表達自己，就將被別人去表達

　　馬克思曾經這樣描述19世紀的法國農民：“他們無法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實際上，中國作為后發(fā)國家，也面臨著類似的窘境。因為世界上大部分的新聞都是用西方的概念和意識形態(tài)來表達的，并且被英語媒體所主導。中國享有經濟和文化的權力卻在政治上受到歧視，這使得中國往往面對西方話語霸權的困境。比如“和平崛起”，我們強調“和平”，人家側重“崛起”，致使我們想當然的提法效果上“他者化”甚至“妖魔化”了。

　　正如中國人的外國觀其實是其中國觀的折射一樣，外國人如何認識中國，也是基于“鏡像原理”加以類比和想象的。只有你的表達能力足夠強，抵消其類比可能和想象空間，才能隨著我們的意志建構自身形象，否則，就成為他者的想象。中國如何有效表達自己?俗話說“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針對不同國度，針對作用力-反作用力的平衡狀況，中國公共外交應該分門別類，順勢而為，追求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推行巧公共外交。

　　悖論二：異化悖論——類比容易理解，但異化；不類比，又無法理解

　　當中國嘗試自我表達又如何?德國歷史學家斯賓格勒指出，“民族彼此之間的理解也像人與人之間的了解一樣是很少的。每一方面都只能按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關于對方的圖景去理解對方，具有深入觀察的眼力的個人是很少的、少見的”。這一點，對于中國公共外交更突出。中國概念太中國化，不了解中國特殊文化背景的外國人很難理解。也因此，很難把中國的政治語言翻譯成他國語言。到底是遷就西方的理解還是讓西方遷就中國的理解，成為中國公共外交的典型悖論。

　　與此相關的又一個問題是，文化相似的國家更容易接受本國，還是文化差異大的國度更為本國所吸引?即所謂自然界同性相斥、異性相吸的法則是否適用于公共外交?針對人際交往也有“由于了解而分手，不了解而走到一起”現(xiàn)象，中國公共外交是創(chuàng)造差異性還是共通性?文化差異、價值共通是公共外交致勝法寶，畢竟人們對文化差異大的國度更感興趣，但更認同價值相通的國家。這樣，傳統(tǒng)中華文化傳播不應成為中國公共外交重點，因為早已成為吸引力——無論與中國文化差異大還是共性強的國家都認可中華文化，但不能與今天中國身份和形象劃等號。中國公共外交應該追求基于共享價值的認同，并將共享價值轉化為人類共同價值，即從和而不同向殊途同歸演變。對像美國這樣的具有強烈宗教情結、希望中國皈依之的公共外交對象，我國公共外交目標更要實現(xiàn)從理解、寬容到認可、認同轉變。

　　悖論三：實力與形象的悖論——崛起的硬實力往往導致軟實力受損

　　中國的崛起，在打破西方的話語霸權。現(xiàn)在中國一言一行，國際社會不說洗耳恭聽，也是十分在意。那么，中國能自主表達又如何?歐洲人長期希望規(guī)范中國，近年希望日益落空，于是在歐洲流行的看法是“我搞不定你，所以你是威脅;你自己都搞不定自己，你更是威脅”。換言之，中國能自主表達自己，也未必能如愿改變歐洲人的中國觀，因為后者是歐洲人歐洲觀的折射;對于像美國宗教情結濃重的國家，中國的形象與其實力往往成反比。正如亨利·盧斯基金會副主席特瑞·羅茲所言，美國人對中國的感情是一個愛恨交織的歷史循環(huán)。“我們對中國的態(tài)度是充滿矛盾的。當中國國力衰弱、疆土分裂時，中國在美國的形象往往比較正面，但是當中國強大起來并開始具備外向發(fā)展的潛力時，美國的中國形象則趨于負面。”

　　作為歷史上唯一世俗文明的崛起，在西式話語霸權和世界宗教文明體系下，中國往往陷入“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Damned if you do, damned if you don't")的境地。在快速崛起階段，無法借助公共外交消除人家的擔心——人們對日益增長的實力天然敏感，并伴隨不安全感。因此，中國公共外交的使命，不能因噎廢食，陷入硬-軟實力的二元對立，而在于讓增長的中國實力更具世界性，因而為外部世界所欣然接受、所心悅誠服，最終實現(xiàn)中西方的相互包容。

　　不表達、不能自主表達、能自主表達，均面臨悖論，這就是中國公共外交的處境。從根源上說，這是中國公共外交的“歷史-現(xiàn)實-未來”困境。中國公共外交做得再好，中國在國際形象上仍然面臨很多挑戰(zhàn)，主要的障礙來自三個層面：一是基于歷史記憶，比如，中國的鄰國印度、朝鮮和越南仍然深深地受到朝貢體系的影響;二是基于現(xiàn)實顧慮，比如，中國近年走進非洲，被歐洲視為侵入其“后院”，被美國視為破壞其以對外援助治理世界的挑釁之舉;三是基于未來擔憂，比如亞洲版本的門羅主義說、中國如一戰(zhàn)前的德國等。總之，中國力量存在本身就是威脅，何況這種力量以一種他們無法把握的方式在快速增長。

　　以崛起為目標的大戰(zhàn)略存在三大問題

　　對中國崛起的中外認識反差往往會導致“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矛盾言論在國際社會的流行，同時也體現(xiàn)出崛起視角的局限性。從一般意義上來說，以崛起為旨趣的大戰(zhàn)略存在三大問題：

　　其一，全球影響與地域文化。換言之，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代化如何包容“全球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傳經”文化而非“送經”文化，不足以支撐中國的“走出去”戰(zhàn)略。歷史上，我們只有“西天取經”的故事或“萬國來朝”的壯舉，很少有傳教士精神，即便鄭和七下西洋，也只是傳播皇恩浩蕩，并未積極輸出中國觀念。現(xiàn)在的“孔子學院”積極走出去是一種大膽嘗試，但孔子是一種萬世師表的象征，絕非儒教教主。中國世俗文化的內斂性是我們公共外交缺乏積極進取心的重要制約。相比，美國商業(yè)擴張是以傳教士為鋪路石的，其公共外交具有濃厚的“天定命運”情結，因而不僅為外交官所踐行，甚至為普通民眾所傳播。

　　其二，內政為大，外交為小。內陸型文明、獨特的政治體制使我們養(yǎng)成了以內政為主軸的執(zhí)政理念。在當前社會某些問題突出的階段，更是“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統(tǒng)籌內政與開展外交這兩個大局如何積極協(xié)調，這在外交上形成我們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二分法思維。“戰(zhàn)略機遇期”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大國無戰(zhàn)爭基礎之上的，它擔憂的是西方遏制中國的發(fā)展，將我們與西方對立起來，我們應該從內心確立與西方可以在更大層面實現(xiàn)相互包容的殊途同歸觀。

　　其三，為了趕超，不怕拖延。基于“外交是內政延續(xù)”的觀念，將國內發(fā)展的線性進化論思想搬到外交層面，有可能會拖延國內改革的進程，其目標將陷入只是贏得發(fā)展的戰(zhàn)略機遇，以便盡快趕超西方發(fā)達國家。但是，這種以趕超為目標證明、以后發(fā)優(yōu)勢為依托的GDP線性發(fā)展模式將遭遇愈來愈多的挑戰(zhàn)。這些挑戰(zhàn)呼吁中國確立現(xiàn)代世界觀與國家觀，改變線性進化思維與歷史經驗論，實施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發(fā)展模式。

　　筆者認為，種種崛起問題都是思維問題的折射。傳統(tǒng)中國文化認為，有四種力量境界：諸道同源之理、萬法歸一之道、綱舉目張之法和提綱挈領之術。以崛起為旨趣的中國戰(zhàn)略研究，追求的只是術、力、法等低層境界，局限于自我實現(xiàn)、歷史對比與橫向比較。其實，當今中國之態(tài)勢，豈能“崛起”一言以蔽之?從大歷史角度看，中國崛起承載三重使命：其一為國強;其二為民富;其三為文明復興。國強，改革開放三十余年雖大踏步前進，然而總體上仍是大而不強，可謂行百里者半九十;民富更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文明復興，雖初露端倪，但仍要擺脫以西方思維審視中國的慣性，塑造真正的多元世界。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王義桅：《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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