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中國經濟出版社2012年版）--（連載七）

　　第一章 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演變分析

　　第三節 中國的人類使命和國際定位

　　近年來，隨著世界格局的急遽演變和中國地緣政治地位凸顯，如何正確地確定中國的國際定位，日益成為一個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關系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2011年圍繞這個問題在國內引發激烈的爭論，并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絕非偶然。

　　一、中美地緣政治關系的雙重性質和中國的人類使命

　　地緣政治關系和矛盾是一種客觀存在，像美國、歐盟、俄羅斯和中國這樣大的地緣政治主體和地緣文明體，其地緣政治條件決定了他們只能做世界大國、強國，如果做弱國，遲早會解體和消失，歐盟也正是由此而生，為此而東擴，現在又在南擴北非;與此相聯系，地緣政治大國也必須承擔較大的人類責任，如果自私自利，一意孤行，“以天下為芻狗”，甚至以人類為敵，也必然會加速衰亡。

　　(一)中美地緣政治關系的雙重性質

　　在世界主要大國中，中國人口與資源的矛盾最為突出，發展很不平衡，總體上是最窮也最不發達的國家。正如胡錦濤同志所說，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矛盾和問題，無論是規模還是復雜性，都是世界所罕見的。”(106)胡錦濤：《堅持開放合作，尋求互利共贏》，在亞太經合組織第十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 2008年11月23日)中國即使發展順利，也要到2049年才能夠基本實現現代化。中國自己的事還忙不迭，根本無意問鼎世界，更無意挑戰美國，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但是別人并不這樣想。美國認定，中國擁有獨特的文明和價值體系，又有獨立的工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和核武器體系，因而擁有成為世界領袖的一切潛質(布熱津斯基語)。美國口頭上也支持中國發展，但是實際上認定，中華復興就是挑戰美國霸權。中美是隔太平洋相望的兩個全球大國，后者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前者被認為擁有成為世界領袖的一切潛質，而且隨著中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增強，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和影響確實在提高。地球似乎愈來愈顯得擁擠，但是中國難道沒有發展的權利?最近美國發表《中美：騰飛的龍和流血的鷹》的文章，題目很吸引眼球，文章說，中國的迅速發展“使美國陷入非同尋常的兩難境地”。(107)(轉引自《環球時報》2011年5月23日)“兩難境地”是一個委婉的和迷惑人的提法，其實美國早就確定并始終毫不含糊地實行其對華地緣政治戰略。廖子光先生說：“美國的地緣政治目標是“通過‘和平演變’將中國引向前蘇聯的悲慘道路，使中國內部分裂并走向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按照戰后美國霸權下日本和德國作為附屬盟國的發展模式，使中國向新殖民主義開放。”他還說：“雖然反恐戰爭吸引了其大部分注意力，但美國仍繼續將中國視為其主要的威脅和敵人。那些否認這一基本事實的中國決策圈人士將為其白日夢付出高昂的代價。”(108)((美)廖子光著，嵇飛、林小芳等譯：《金融戰爭 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頁)廖子光先生的話很尖銳，雖然使某些人難以接受，但卻道出了一個嚴峻的歷史事實，至于他說“否認這一基本事實的中國決策圈人士將為其白日夢付出高昂的代價”，最大的代價莫過于某些迷信和追隨美國及其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教條的官員和學者失去了他們的頭上曾經十分耀眼的光環，并正在失去在日益嚴峻的現實面前日益覺醒的廣大人民群眾、黨員、干部、知識分子的信任。

　　一個時期以來，中美關系成為影響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變動的最具決定意義的雙邊關系。

　　長期以來，美國“將中國視為其主要的威脅和敵人”，美國這樣做，雖然無理，甚至蠻橫，但是站在美國的立場上，并非完全沒有地緣政治依據。這是因為中美兩國的地緣政治關系或稱矛盾客觀地具有對抗性和非對抗性的雙重性質。如果將中美關系看做零和博弈，而且形而上學地看，且雙方處理不好，則在現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格局)中，美國和中國各自的地緣政治地位和發展態勢決定的對抗性的一面就可能會上升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因為如此，所以無論中國如何宣稱“不爭霸”，“不當頭”，都不能單方面改變這一關系和矛盾對抗性的一面。而且，無數事實都已經證明中美關系的這種對抗性是一種無法否認的客觀存在;特別是有人一定要將這種對抗性變成現實性，將對抗強加于中國，這也是一個無法否認和中國必須正視的事實。但是，如果將中美關系看做正和博弈，而且雙方對此都加以辯證積極地理解，明智合理地加以調整，則中美地緣政治關系具有非對抗性的一面就會上升，或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現在無論中美雙方，還是國際上都有許多人認為，中美關系(包括中西關系)并不注定要走向對抗，這種說法實際上不排除兩者走向對抗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就是中美關系和矛盾客觀上存在對抗性一面的反映，而“并不注定走向對抗”，恰恰說明其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在理論上揭示中美地緣政治矛盾的這種雙重性質，有助于更好地認識和處理這個矛盾。這里可以運用毛澤東關于對抗性矛盾可以作非對抗性矛盾處理的辯證思想和政治智慧，當然這需要雙方共同創造條件，也是雙方共同的利益和責任所在。將中美地緣政治關系的對抗性轉化為非對抗性，不是中國單方面的需要，而是雙方共同的需要，更是全人類共同利益的需要。所謂需要雙方共同創造一些條件，總體上就是順應全球地緣政治形勢的發展趨勢，首先美國需要改變長期以來對中國實行的僵化的戰略和政策，應當承認中國作為世界大國所應當擁有的地緣政治空間和利益，合理地調整雙方的利益，促進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良性發展，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可持續發展的世界經濟政治新秩序。不久前布熱津斯基隨同希拉里訪華提出中美進行地緣政治合作，既然如此，美國就應當廢除《對臺關系法》這個明顯干涉中國內政的惡法，以示誠意。但是如果美國堅持其僵化的對華戰略和政策，而中國又絕不可能放棄中華復興的地緣政治目標，為此甚至不惜付出民族犧牲的代價，則中美之間地緣政治矛盾上升為對抗性矛盾，也是完全可能的，對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和僥幸心理。如果看不到或不愿意承認中美關系有對抗性的一面，一廂情愿地訴諸和平發展，幻想不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或者以為只靠單方面對外輸送利益就能換取和平發展，甚至不惜以獨立自主換和平發展，都只能斷送中華復興，并導致難以估量的嚴重后果。

　　(二) 兩大使命和現階段中國地緣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

　　第一個使命是人類使命。中華民族作為人類最古老的和持續發展至今的，也是對人類有較大歷史貢獻的文明體、地緣政治主體和國際政治主體，注定要承擔非同一般的重大使命。

　　早在春秋時期在孟子就開導當時的各國諸侯精英(后來融匯成中華民族)要認識到“天將降大任于斯人”，表明中國先賢對此早有文明和政治自覺，后來有“大同”理想，到20世紀又接受馬克思主義，將民族獨立解放斗爭、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融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正因為中華民族自古以來追求的志向高遠，“天下為公”深入人心，崇尚正義成為優秀的政治文化傳統，所以能凝聚人心幾千年，歷經劫難而終能打不散、擊不垮。近代以來中國落后了，但是民族的雄心壯志并不稍減。孫中山先生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期間曾經說：“中國對世界究竟要負什么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這段話說在100年前，人們會想，孫中山真不愧“孫大炮”的外號，中國的命運還在未定之天，還說這種不著邊際的話。可是這句話放在今天來讀，與十七大報告“秉持公道，伸張正義”，其實是一個意思。這是中華文明的理想高遠，古今一貫的表現，與爭不爭霸沒有關系。另一方面，中國是文明古國，世界大國，注定不能作弱國(做弱國注定被欺負，最后被肢解);而作世界強國，就不能作自了漢。對此，當代日本的智者其實是很服氣的。竹內好先生說：“我在戰后重讀《三民主義》時，被以前忽略的這一節打動了。中國作為半殖民地國家(孫文認為中國成了多數國家的殖民地，其地位在殖民地之下，故自稱次殖民地)，在國際政治中，長期沒有得到獨立國家的待遇，但自己所把握的理想卻是這樣的高遠。這不是真正標志又是什么呢?”(109)((日)竹內好：《近代的超克》，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291頁。轉引自呂正惠(臺灣淡江大學中文系)：《中華文化的再生與全球化》，中國葉盛陶研究會編：《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與評論》，第一輯，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88頁。孫中山演講文也自此轉引)中國共產黨能夠在20世紀的中國成就偉大的事業，馬列主義能夠實現中國化而在20世紀西方傳入中國的數不盡的近代思潮(據說光社會主義的定義就上百種)中脫穎而出，正因為這個政黨把握的政治理想高遠，不謀私利，所以能“得人心者得天下”。毛澤東在新中國還很窮的時候，就說過“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這是一種歷史責任，表達了毛澤東內心對當代中國要盡力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的愿望、理想，也可以看作是中國這個偉大民族應有的一種人類承諾。改革開放以來流行“非毛化”思潮，對毛澤東的外交理論和實踐有各種非議，不盡公道，甚至有人對毛澤東的理想主義進行人格攻擊，殊不知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站得高，看得遠，歸根結蒂還是心中有高遠的人類理想，馬列主義的水平很高，傳統文化的根基很厚。近年來隨著國際形勢的急劇改變，毛澤東在幾十年前的外交理論和實踐的地緣政治意義又日益凸顯，豈是偶然?歷史再次證明，改革開放也必須堅持高遠的人類政治理想，不僅比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高遠，而且比中華復興還要高遠，因為從地緣政治學看，更不必說從馬克思主義的高度，其實兩者說明了同一個道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有色人種)和被壓迫人民的命運是聯系在一起的。

　　現在的一個問題，是需要劃清兩種國際責任的界限。上述講的是一種真正的人類責任，而近年美國等西方國家追著要中國承擔國際責任，包括試圖將生態環境問題作為地緣政治工具(如二氧化碳排放限量和“炭幣銷售計劃“等)迫使發展中國家就范，本質上是維護西方霸權的利益。而“Chimeirica(中美國)”的“G2”模式無非是重復“美蘇共治”的故事，是要中國當一個美國之下的次級頭領，相當于要中國做“全球董事長助理”。比起當年玉皇大帝封給孫悟空的“弼馬溫”，應當說這頂烏紗帽的品級要高得多，對某些西化派人士頗有吸引力，據說是“做好低端也不錯”，表現出內心缺少理想。可惜中國志不在此。子曰“君子不器”，就是說君子以謀道為理想，故中國自古崇尚“天下為公”、“以身殉道”的圣賢，有天下大同的高遠理想，現代叫共產主義。古人尚且如此，當代中國人更不能以小器局自限前程。中國共產黨一向認為，領袖是從實踐中產生的，不是自封的。一方面，領袖不是自封的，另一方面，也不是一味堅持“決不當頭”所能回避的。孟子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不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游說列國君主行仁道，沒有成功，但是他這種政治思想相當卓越，激勵了古今無數仁人志士成就事業。新中國成立以來，重新建立了秉持公道、伸張正義的國際形象，甚至急公好義，經常超出國力，自覺地承擔了許多國際責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仍然堅持將本國人民的利益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結合起來，自覺地承擔了許多國際義務。例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做出了不小的犧牲，而中國并不富裕。現在美國如此“抬愛”中國，要中國多負“責任”，而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更多有期待。薩繆爾森曾經說：國際社會歷來對中國有特殊的興趣，如果中國能夠成功地在如此貧困的地區消滅貧困，“就會成為世界左翼運動的榜樣”。與此相聯系，他還說：“馬克思主義價值太大，不能聽任馬克思主義者支配。”(110)(轉引自吳易風：《西方經濟學家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烏有之鄉網2008年3月1日)但是隨著新自由主義全球性破產，馬克思主義在全球卷土重來。一個時期以來，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增長以及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迅速擴大，國際上對中國寄以厚望，充滿了政治期待。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引發世界嚴重經濟危機以來，全球形勢日益嚴峻，這種期待不僅更加迫切，而且愈來愈直率，有時表達得相當嚴肅。例如保加利亞經濟學家彼得洛夫說：“我們目前正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要么中國在未來成為世界領導，帶動和保護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并開展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最終建立其全球社會主義體系;要么失掉這個機會，那么21世紀的后五十年全球將形成寡頭政治體系獨霸的局面。”(111)((保)科依楚·彼得洛夫：《2008年金融危機與中國時代帶來的好處》)這是一種世界左翼思潮的表達，也代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一種國際定位，字里行間也透著處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中國命運前途的一種判斷：中國如果“失掉這個(成為世界領導)機會”，則“21世紀的后五十年全球將形成寡頭政治體系獨霸的局面”，中國的命運將如何?彼得羅夫沒有明說，但是暗含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類似的表述還有許多，有的從人類文明轉型角度，對西方文明動力的枯竭深表失望，寄希望于中國參與引領人類走出危機;還有的是從全球地緣政治角度出發，認為讓中國發揮更大作用是抑制美國霸權的需要。用著名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威廉·恩道爾的話說：“以一種不同于美國的方式，在世界事務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這是中國的歷史使命。”(112)((美)威廉·恩道爾著，趙剛、曠野等譯：《石油戰爭》中文版前言，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國際輿論認為，實現中華復興，將反轉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國就是21世紀人類的摩西，人類社會則有望擺脫危機，贏得未來。如果聽從美國人的甜言蜜語，搞什么“G2”，則中國難以避免重蹈蘇聯的覆轍。如果這種慘劇真的發生，則不但中華民族將萬劫不復，而由于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將失去最后一根最有力的支撐，終將徹底塌陷，撒旦終于可以贏家通吃，于是不獨有色人種的末日來臨，整個人類社會也將迅速沉淪，地球將成為遠古的荒漠。近年來諸如此類的國際思潮影響日益廣泛，表明人類社會已經將國際責任的重擔放在中國肩上，也是對中國的一種全球地緣政治定位。

　　第二個使命是中華復興的民族使命，這是由近代史提出來的，也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幾代人前赴后繼所致力的一個偉大事業。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大幅提高，中國人的自信愈來愈強，中華復興的口號也愈喊愈響。對此，世界各國多樂見其成，國內更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擁護，萬眾一心，但是也有雜音，一些西化派學者專門“拿祖宗開刀”(唐德剛語)，實為幫洋人對中國擺“烏龍”;更有人提出甘愿給美國人“當孫子”，其實是只知己不知彼：美國人不需要中國人當孫子，而需要你“消失”;更有極少數人，唯恐天下不亂，似有某種狂疾，公開發表瘋狂顛覆國家政權的言論，激起公憤，遭到人民公訴，實際上是在政治上將自己定位為某種急了會跳墻的動物;當然瘋狂的總是少數，一般西化派也是綏靖派多自稱為反對“情緒化”的理性人，有的還公開主張“再容忍美國一百年”,(113)(《參見《再容忍美國一百年》，(美)喬治·弗里德曼著，魏宗雷、杰寧娜譯：《未來100年大預言：21世紀各國大派位》譯序，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也有不少人糊涂：奔小康就得了，干嗎老喊中華復興，惹別人不高興?其實一些人不懂，中華復興乃是由中華民族至少七千年的文明史(114)(20世紀70年代何炳棣先生根據半坡遺址、仰韶文化確定中國文明有七千年歷史，西方有說中國萬年文明史的，近年來考古學新發展已經將中國文明是大大提前，“五千年文明史”的傳統觀點已被突破。此處筆者為穩妥起見，姑采何說)，特別是1842年以來淪為半殖民地以來的歷史決定的。中華民族需要恢復歷史上屬于自己的民族尊嚴、國際地位包括在東亞和世界應有的地緣政治地位，這是中華民族作為人類唯一存續發展至今，而且對于人類歷史做出過卓越貢獻的的文明體和國際政治主體的正當權益，也是百多年來中國人民浴血奮斗、前赴后繼所爭取的偉大目標，還是中華民族的安全、福祉和命運所系，更是20世紀以來任何一個中國政府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和執政合法性的來源，是一種執政黨對歷史和人民無條件的“政治背書”。歷史證明，誰干不了這個事業、承擔不了這個歷史責任，誰就得下臺，因為前人和歷史不讓，人民不讓，民心黨心軍心不讓。中華民族自古追求正義，深入族心人心，所以百多年來，連遺臭萬年的袁世凱早年也是一個卓有政績的民族主義者(例如他在朝鮮平亂的那段政績成為后來在政壇竄升的“資本原始積累”)，舊軍閥中也不乏民族主義者，中國近現代史上再王八蛋的人，也沒人敢公然反對中華復興。歷史上賣國者有之，但都是偷著賣，惟其偷著賣，所以“見光死”，如袁世凱的“二十一條”和汪精衛客死日本。國民黨也曾聚集了許多民族精英，早期也曾朝氣蓬勃，中華民族獨立，也由于國共合作，共同抗戰。國民黨是在抗戰期間如日中天之際，由于最高層帶頭腐敗而迅速衰落，敗走臺灣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我們黨自誕生之日起就勇敢擔當起帶領中國人民創造幸福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歷史使命。為了完成這個歷史使命，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后繼，無數革命先烈獻出了寶貴生命。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繼續承擔好這個歷史使命。”新中國成立六十二年，能有今天在全球舉足輕重的地緣政治地位，中國共產黨對歷史交出了一份雖不完美但仍然成就相當偉大的答卷，這是一個任何人也無法否定的基本歷史事實。但是，中華復興剛剛起步，任重道遠，按照中央戰略部署，到建國一百周年即2049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可以認為復興大業初步完成，要說實現中華復興偉業，尚需百年左右時間。所以，如果有人試圖只埋頭奔小康，放棄大目標，得過且過自己的小日子，實為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近年來國內外形勢的迅速改變，已經將這種幻想擊得粉碎。

　　以上中華民族的兩大使命決定了中國的前進道路必然充滿各種異乎尋常的包括人為的荊棘和風險，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必須高揚人類理想，有博大的胸懷，有無私的精神，有正確的思想理論指導，做出艱苦卓絕的努力，包括必要時不惜付出民族犧牲，才可能帶領人民群眾為之奮斗，才能不辱使命;也唯有如此，在這個危機深重和布滿兇險的世界上，這個民族自身也才能得以持續生存和發展，才有未來。正是在這里，決定了中國的國際定位。

　　此外，現在來談中國的國際定位，無疑與現階段的地緣政治形勢有關。什么是現階段中國地緣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請教毛澤東思想。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開門見山地說：“同志們!目前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根據這種變化了的形勢，我們的黨已經規定了自己的任務。目前的形勢是怎樣的呢?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頁)這里毛澤東講的就是1935年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形勢，歷史通常會驚人地相似，這句話是否可以拿來套用：目前的國際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根據這種變化的形勢，我們的黨應當規定自己的任務。目前的形勢是怎樣的呢?目前的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美國帝國主義要西化、分化和肢解中國，進而要將中華民族和我們偉大的國家從地圖上抹去。這樣講，是否是杞人憂天?顯然不是。但是否可以作這樣的表述?或有人反對，那筆者反問：近年來美國五角大樓不斷發出對中國的戰爭叫囂，而且熱戰爭確實在向中國逼近，冷戰和各種軟戰爭一直在發生，閣下作何解釋?最近美國空軍參謀長莫里斯少將更公開宣稱：“美國與中國必有一場對決，下一代人同中國交戰的可能性為百分之百。”(115)(《今日香港要聞，神州觀察：中美必有一戰，中國如何應對(on,cc 東方互動 專訊》，轉引自烏有之鄉網2011年6月1日)至于這一代人同中國交戰的可能性是百分之多少，他沒說，似乎不到百分之百。這里筆者只是從地緣政治學角度，作為一家之言，提出來探討，聊供百家爭鳴。

　　近來中樞高度關注世界形勢和格局的急遽變化，學界高層異乎尋常地呼吁加強有關研究，以及2011年4月23日北京高調舉行“中國社會科學論壇——蘇聯解體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包括何新：《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一書于去年底今年初先后在香港和大陸公開出版發行，諸如此類的許多事情，都透露出大量重要的地緣政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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