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美歐戰略大反攻與環環相扣的全球布局，中國應采取哪些國家戰略?中國應從歷史規律中找力量。工業革命以來，從經濟與金融角度看，除了軍事外，世界財富分配主要是通過六個基本力量實現的，即主權貨幣全球運轉能力、強權左右市場規則、對全球資源控制能力、引領地球產業能力、國家間的利益約定、具有全球傳染力理論。因此，中國國家戰略選擇也應該從這六個方面進行頂端設計。

　　戰略一：把握美元變動規律，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美元是美國國家金融戰略的載體。二戰以來，美國通過美元這個主權貨幣達到了在全球運轉財富的目的。僅就直接收益看，美國通過發行國際貨幣可以獲得鑄幣稅收入。經典意義上的鑄幣稅，為貨幣面值與鑄幣成本之差。由于發行紙幣成本的邊際成本很小，鑄幣稅就相當于國家投放的基礎貨幣量，即國家幾乎可以無成本地獲得發行貨幣的購買力。另外，借助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美國兼具融資的便利性和經濟性，可以非常容易地以低成本融資。

　　問題是，美國在獲得直接收益的同時，卻給世界帶來風險。回顧美元匯率走勢，我們發現美元指數的每一次大的升值和貶值，都恰巧對應著世界經濟的升騰和沉淪。通過1973-2013 年40 年間美元匯率走勢的周期性特征分析，可以得出與美元變動相關的五個基本規律：

　　規律一：每當全球經濟發生危機時，美元對主要貨幣匯率呈升值狀態;危機之后，美元對主要貨幣匯率呈貶值狀態。

　　規律二：美元歷次升值都給新興經濟體帶來災難性打擊。每次美元貶值，都給世界某些角落帶來泡沫。

　　規律三：美元是商品和資產波動的“指揮棒”，美元指數是觀察市場風險的風向標。美元與大宗商品、原油、黃金、糧食以及新興市場的股市指數往往有著高度相關關系。

　　規律四：美元走勢呈政治經濟周期，歷屆大選之前美元走強，之后美元呈貶值態勢。

　　規律五：美元走勢與新經濟的關系。美元呈周期性特點，即每次美元走強都與美國新經濟到來高度相關。

　　把握美元變動規律，其重大意義在于：一是通過美元升貶的窗口了解世界經濟變化趨勢;二是把握中國在國際上的戰略機遇期;三是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戰略二：設計讓美國獨自承擔匯率和通脹風險的特殊機制，規避美債風險。

　　截至2014年3月末, 中國外匯儲備余額達3.95 萬億美元。中國持有美國國債1.3 萬億美元，為美國第一大債權國。中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主要有兩大風險，一是對外貶值，即匯率風險;二是對內貶值，即通脹風險。解決美債風險的的根本之策，是要設計一種讓美國獨自承擔匯率風險和通脹風險的特殊機制。

　　特殊機制一：要求美國發行“奧巴馬債券”以對抗匯率風險。“奧巴馬債券”是一種以“非美元計價”的債券。此設計主要是借鑒“卡特債券”的歷史經驗。從“卡特債券”當年發行歷史看，有其重要的特定背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美蘇冷戰和長達15年的越南戰爭，使得卡特政府財政赤字大幅度提高;在國際收支方面，外圍國家積累了巨額的外匯儲備，大部分是美元資產，而美國則累積了巨額的經常項目逆差，美元對主要貨幣發生了恐慌性暴跌;在全球層面，在第二次石油危機的沖擊下，全球經濟陷入了“滯脹”，卡特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和緩解國防開支壓力，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通脹率進一步攀升;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面，當時歐洲貨幣共同體正在積極組建中。卡特政府當時意識到美元走跌的嚴重性，認為如果不拯救美元可能會喪失美國最核心利益。于是，出臺了“拯救美元計劃”，“卡特債券”就是該計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拯救美元不僅需要資金還需要歐洲國家的支持，為了獲得資金和支持，美國必須承擔更大的風險，即獨自承擔匯率風險。1978年，卡特政府發行了以德國馬克和瑞士法郎計價的美國債券，總價值為52億美元。這種發債模式不僅為美國提供了新的融資途徑，也有效地促進了美國干預外匯市場的國際合作。

　　對比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美國面臨的國際環境與上世紀70年代末情況極為相似。如果能夠促成美國發行“奧巴馬債券”，不僅有利于外匯儲備持有國規避匯率風險、提高資產的多元化水平，而且有利于轉變美國過度消費和過度借貸的增長模式，美國以承擔匯率風險為代價促進美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模式轉變。如果美國有發行“奧巴馬債券”的意向，接下來中國可以提供兩種可供選擇方案：第一套方案：直接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這種方式可以將對外提供資金、規避匯率風險和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結合起來。第二套方案：美國以其他幣種如日元和瑞士法郎等發行債券，中國購買這類債券。這將直接提高中國外匯儲備資產中的多元化水平，完善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

　　特殊機制二：要求美國將中國的存量美債置換成“通脹聯動國債”以規避通脹風險。“通脹聯動國債”是美國財政部發行的一種根據通貨膨脹指數調整收益率的債券類型，能夠有效排除債券投資者因為美元通貨膨脹蒙受的損失。在存在通貨膨脹風險的條件下，將美國國債的收益率與美國通貨膨脹率掛鉤，能夠有效保護我國外匯財富不因通脹上升而縮水。美國政府雖于2009年8月4日開始就向中國承諾將繼續發行通貨膨脹保值債券(TIPS)，但這只解決了增量問題，中國還有巨額的存量美債仍然存在貶值風險。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美元貶值引發的通脹風險，中國堅決要求美國政府將中國持有的存量美債置換成“通脹聯動國債”，防止美債泡沫破滅的風險。

　　特殊機制三：將“債權變股權”投資美國實體經濟。近年來，各國主權財富基金投資策略都在動態變化中，但其變化趨勢是逐步從傳統的政府債券投資演變到兼做股票投資。新加坡淡馬錫從成立之初的3.54億新加坡元增加到1640億新加坡元，公司凈值增加460多倍。其中，有38%的資產組合為金融類股權。成長為全球金融市場上重要的機構投資者，投資管理風格日趨主動活躍，其資產分布不再集中于G7定息債券類工具，而是著眼于包括股票和其他風險性資產在內的全球性多元化資產組合。我們可借鑒新加坡淡馬錫經驗，通過把債權轉換為股權，實現對歐美金融投資轉換為對實體經濟的投資，這既能解中國外匯儲備的安全和保值增值問題，又能回避主權財富基金直接投資的敏感。目前，美國正致力于發展新能源、綠色環保、生物工程等新興產業，為了實現“再工業化”和“出口倍增計劃”，美國正新建和改建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機場、電網等基礎設施。中國以自身所持有的部分美國國債和金融債做抵押，以抵押貸款參股等多種方式投資于美國的新興產業和高速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通過這種方式，還可以把中國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高速鐵路技術、裝備、勞務輸出到歐美發達國家。這樣，不僅可以實現資本輸出帶動和擴大國內各種設備、技術、零配件、原材料的出口，創造出口需求，緩解中國相關產業和企業的產能過剩壓力;還可以借此擴大勞務輸出，促進中國的國內就業。

　　戰略三：提高“制海權”和“制陸權”，保持貿易和能源安全通道。

　　全球資源分配方式，主要有兩種方式：海洋分配和大陸分配。中國是貿易大國和資源需求大國，保持貿易和能源安全通道，必須提高“制海權”和“制陸權”。

　　一是實施“海權金融”戰略。出口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是中國最大優勢，海上貿易和金融的安全對中國的經濟安全至關重要。一旦發生戰爭，國際社會對華實施海上封鎖，阻斷中國大部分海上貿易。這一最大優勢將會轉變成中國軍事上的一大劣勢。馬漢的“海權論”認為 ：以貿易(商品輸出)立國的國家，必須奪取并保持制海權，特別是與國家利益和海外貿易有關的主要交通線上的制海權，是國家強盛和繁榮的主要因素。一百多年來，海權金融成為世界貿易、金融、政治和軍事的核心，并誕生了諸如紐約、倫敦、香港、上海等世界或者區域金融中心。中國是一個貿易大國，一直以來，以進出口為主的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每年需要從海外大量進口石油，馬六甲海峽是主要的原油運輸通道，海上貿易和金融的安全對中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上海自由貿易區將是中國“海權金融”的重要載體和依托。

　　二是實施“陸權金融”戰略。“陸權金融”是對海權金融的補充。自貿區網絡和新絲綢之路則是“陸權金融”的重要載體和依托。

　　中國以自貿區網絡破解美國雙洋戰略。一方面，與東盟和亞太各國建立廣泛的自貿區，以應對美國的TPP挑戰，包括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以及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另一方面，與歐洲和俄羅斯建立廣泛貿易合作，以應對美國的TTIP挑戰。這主要是通過啟動新絲綢之路(歐亞大陸)戰略來實現。

　　在這樣框架下，歐洲、俄羅斯和中國互相靠攏，以此對抗美日英同盟。烏克蘭問題的背后是中俄試圖聯合歐洲沖擊美國整個TTIP結構。俄羅斯與歐洲就烏克蘭問題達成了妥協，而這個談判是繞開美國進行的。歐盟如果沒有俄羅斯的天然氣和在中東問題上的戰略協同，歐洲將被迫綁在美國的船上，即歐洲“日本化”。

　　在具體實施上，中國啟動了大陸版“馬歇爾計劃”。2014年3月習近平訪歐，在加快推進中歐金融合作的同時，也全面向歐洲讓渡利益。如與歐洲大陸國家簽訂的第一個FTA《中國—瑞士自由貿易協定》7月1日即將生效。與德國央行簽署了關于在法蘭克福建立人民幣清算機制的諒解備忘錄;德意志銀行上海自貿區分行即將落地等。其目的有三個：一是打通歐亞大陸橋，實現與歐洲的合作;二是帶動西部地區的富裕;三是消化國內的過剩產能。

　　戰略四，中國產能海外布局戰略

　　一國產業強大最終將轉化為貨幣金融力量。可以從兩個層面重塑中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在剛剛開始的新能源革命中，哪一個國家能否迅速占領全球產業制高點，主要取決于對“新一代能源體系”如何設計。新一代能源體系應具備經濟高效、能源替代、兼容利用和互動運轉的特點。中國“新一代能源體系”能否具備這些特點，關鍵是要從國家戰略調高度作好“四張網”的前期基礎設計工作。第一張網——分布式能源網絡。對內，要進行能源利用體系的革命，即對國內能源“吃光用盡”，不浪費。目前，分布式能源網絡是歐洲領先，而我國是“逆世界”潮流。——對外，要進行能源利用體系的革命，即能源網絡設計要具有兼容性。目前，洲際兼容能源網絡是歐洲領先，而我國也是“逆世界”潮流。第三張網——智能電網。進行能源運轉體系的革命，實現能源“雙向互動”，即新能源網絡不僅要實現不同能源之間的互動，而且要實現生產端與消費端之間的互動，以解決“短缺”現象。目前，智能電網是美國領先，我國也能跟上世界潮流。。進行能源效率體系的革命，即修建能源高速公路，跑得快。目前，超導電網是美國領先。2011年5月我國首座超導變電站，也是世界首座超導變電站，在甘肅省白銀市建成并安全運行。

　　產能過剩和產業升級是所有制造業大國都面臨共性難題。通過產業國際轉移是發達國家消化過剩產能的共性規律。產業海外布置國際上有兩種模式：一是日本“邊際產業”，二是美國“比較優勢產業”轉移模式。借鑒國際經驗，中國產業海外拓展可走兩種道路。一是低端道路：通過“邊際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以獲得資源、合理避稅、消化過剩產能和轉移碳排放;二高端道路：通過“優勢產業”向歐美發達國家擴散，以獲得技術、銷售網絡、規避“雙反”和主權財富保值增值是。

　　戰略五：國家間的利益約定：不挑戰現存體系

　　任何一個大國崛起，都必須處理好與現在體系的關系，中國也不例外。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要建立新型大國關系。中國能否找到一條與大國良性互動的發展道路?

　　西方學者總結出的“世紀性規律”值得我們思考。大國崛起的一個重要啟示，盡量減少與現存世界體系正面沖突，不要挑戰霸權國家，以爭取良好的外部環境。

　　那么，美國為什么要打壓中國?是因為中國是世界老二嗎?是意識形態的原因嗎?地緣政治學已給出了答案。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認為 ：誰控制了世界島(歐亞大陸)，誰就能控制整個世界。歐亞大陸板塊有兩個國家：中國和俄羅斯。只要美國有霸權思想，中國和俄羅斯永遠是他打擊和肢解的對象。

　　中國不稱霸，不是策略選擇。第一，沒有這個可行性。第二，沒有這個利益驅動。美國盡管在經濟上走下坡路，但是無論哪個方面是發達國家，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是敵強我弱。美國軍費開支占GDP4.4%，他是中國4倍。我們一定要有“戰略機遇期”這個概念：第一，要抓住并努力延長戰略機遇期;第二不要把美國軍事力量吸引到我方。

　　中國的戰略，要避開其鋒芒，找它的弱點。美國有兩個不可控因素，一個是經濟霸權在逐步喪失。這個趨勢是歷史性的和戰略性的。 二是美國的聯盟戰略逐漸失效。這分別代表了經濟和外交兩個領域。這恰恰是中國有所作為的領域;但在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上，我們要處于戰略防御態勢。在經濟領域中國與美國更多的是合作，對抗要少一些，但是在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上對抗會多些。

　　在經濟領域，第一，我們要對美國進行全面滲透，與美國要保持相對摧毀的態勢。第二，利用經濟生態滲透影響共政治生態。美國在全球霸權根基是經濟霸權，在經濟領域多極化最可能盡快結束美國霸權。

　　戰略六、建立全面強國理論體系。

　　一個國家強大，往往是思想先行、理論先行。自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以后,強國家就開始將其“經濟理論”逐漸普遍化，向全球傳播與滲透。那些政治上和經濟上強大的國家為了不斷地開辟國際市場,以此來推行他們認同的經濟理論,力圖使之成為世界文化。這是強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上霸權的表現。弱國由于急于擺脫落后局面，認為強國所建立的經濟理論是國家繁榮的真諦，于是強國的經濟理論越來越被認為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規律”。新自由主義就是美國金融霸權主義理論基礎。該理論全球傳播，成為世界范圍的財富轉移的理論基礎。新自由主義發展范式首先在拉丁美洲國家得到實踐，并擴展到東南亞和東亞各國，且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得益于東歐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垮臺，使其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得到了鞏固。在新自由主義思潮風行世界的20多年中，世界上20%的富人與另外20%的窮人的貧富差距增加了280%。沒有自己的全國強國金融理論，只能陷入意識形態的陷阱。

　　中國能不能就此真正成為世界強國，就要看中國有沒有自己的強國理論。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曾說過這樣的一段話：中國成不了超級大國，因為中國沒有那種可以用來推進自己的權力，進而削弱我們西方國家的具有“傳染性”的學說。一個大國如果沒有自己的強國理論，就如同沒有主干的大榕樹，即便是GDP總量全球第二，枝繁葉茂，那也只是短暫的繁榮。全球金融危機讓我們看到，如何實現中國的理論創新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挑戰。金融危機期間，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在指出新自由主義是全球金融危機禍首時，也強調了發展中國家要建立自己的全面強國的理論的必要性。那就是要將本國的“政治經濟學說發展為一個面向未來的、全面的理論框架，這不僅適用于危機時刻，也適用于繁榮時期”。

　　董小君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導師、教授。“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經濟學評審組專家，全國婦女“創先爭優”先進個人，中央國家機關“巾幗建功”先進個人。獲得中央國家機關首屆公文大賽“特等獎”(調研報告)，榮獲得國家行政學院教學一等獎和咨詢報告一等獎。

　　近年來，董小君同志在《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經濟學動態》、《中國社會科學》、《國際金融研究》、《經濟學家》、《管理世界》、《財貿經濟》、《國家行政學院學報》等國家級報刊雜志上發表論文百余篇。在國家級出版社出版了《財富的邏輯》、《金融的力量》、《中國潛在的金融風險研究》、《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研究》、《投資銀行與企業并購》等專著10余本。其研究領域涉及金融風險與金融安全、國家金融戰略、低碳經濟等系列問題。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