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認為甲午戰爭慘敗的十大教訓是：

　　一、國殤傷在政體上，體制落后必然挨打。二、戰敗敗在貪腐上，腐敗不除，未戰先敗。三、強國必須強軍，軍不強最多是一個富國，永遠成不了強國。四、強軍必須觀念創新，觀念落后，滿盤皆輸。五、強軍重在塑造軍魂，無勇之軍將是散沙一盤。六、強軍必須強裝備，裝備強在于量夠質優。七、強軍必須常備不懈，有備才能無患。八、強軍必須綜合集成，任一短板將導致全局失敗。九、強軍必須有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劍不如人劍法要過人。十、敢戰方能言和，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談判桌上也很難得到。

　　“痛思”甲午的意義在于拒絕恥辱

　　——甲午戰爭慘敗的十大教訓

　　今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祭，120年前中日之間進行了一場震驚世界的戰爭，中國戰敗，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日馬關條約》。《馬關條約》規定：(一)中國承認朝鮮獨立。(二)中國向日本割讓山東半島、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列島。(三)中國賠償軍費白銀2億兩(加上贖回遼東半島的3000萬兩共2.3億兩)。以及新開通商口岸，增加內河航線等共11款。

　　甲午戰敗及《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陷入更加深重的災難。巨額戰爭賠款相當于全國3年的財政收入，清政府根本無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強貸款，不但利息很高，還要以海關、稅收、財政的管理權作抵押。大面積割讓國土直接導致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戰后的幾年里，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中國原來的藩屬國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跳板，中國東北部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臺灣被日本割占，使數百萬骨肉同胞離開祖國的懷抱，飽受欺凌50余年。

　　日本則是戰爭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價值1億兩白銀的戰利品和2.3億兩的賠款。這筆巨款相當于日本當時7年的財政收入，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興高采烈地說：“在這筆賠款之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幾億日元，本國全部收入只有8千萬日元，一想到現在會有3億5千萬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和私人都覺得無比的富裕!”戰后，日本經濟和軍事實力飛速擴張，為其在上世紀30年代大舉侵華埋下伏筆。

　　總之，甲午戰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機，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在中國近代的對外戰爭中，中日甲午戰爭可以說是規模最大，失敗最慘，影響最深，后果最重，教訓最多的一次戰爭。正因為如此，重新反思這段歷史，也最具現實意義。

　　我認為，甲午戰爭慘敗的教訓主要有十條：

　　一、國殤傷在政體上，體制落后必然挨打。

　　十九世紀后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向帝國主義階段的轉變，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必然引起新一輪對殖民地更加激烈的爭奪。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便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眼中的獵物。從鴉片戰爭開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愈演愈烈。而此時，中國大陸戰禍連接，內憂外患頻仍，導致國庫空虛，財力窘困，清政府只得橫征暴斂，竭澤而漁，影響所及，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以來，重用宦官，偏聽偏信，政治腐敗、經濟腐敗加上吏治腐敗，使國運岌岌可危。李鴻章奉命創建海軍，建設國防力量，雖學習西方之經驗，但只學其皮表，未觸實質。而慈禧太后竟將建軍之大量軍費挪用，作為修建三海及頤和園之用款。

　　反觀日本，自1866年明治維新以來，建立新政，充實國力，汲取西方文化之精髓，摒棄不合時宜之思維，提出“開拓萬里波濤”，“耀皇威于海外”的口號，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1887年3月14日，正當中國準備挪用包括海軍購艦專款大修頤和園之際，日皇諭令從皇室內庫中提取30萬元(相當皇室經費十分之一)作為購建海軍艦船之補助用費。諭令即出，全國影從，至是年9月，集資即達100余萬元。兩相比較，高下立現，由此可見大清帝國首先敗在國體政體上，甲午之戰，其實是兩種社會制度的較量;甲午之敗，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二、戰敗敗在貪腐上，腐敗不除，未戰先敗。

　　當時，清廷修繕三海工程，有人估計費用在300萬兩以上，幾乎可添購清政府當時的主力艦定遠、鎮遠艦各一艘。光緒七年至十七年10年間海軍專項撥款應在4600萬兩，即便扣除相關因素也在3680萬兩左右。這十年間，北洋海軍共購買軍艦9艘，花費總額充其量為1100萬兩以內，存付兩抵，有近2600萬兩白銀被中飽私囊。在黃海海戰之前6個月，北洋艦隊申請緊急換裝部分速射炮并補充彈藥，以應緊急之需。而李鴻章竟然以慈禧太后祝壽需要用款，不敢轉請為名，予以拒絕。當1894年11月7日(光緒二十年十月初十)，清廷為慈禧太后大慶六十壽辰之日，正是我遼東半島大連灣陷落敵手之時，而清廷統治者卻在鋪張揚厲，強顏歡笑，此腐朽政權焉能不敗!

　　三、強國必須強軍，軍不強最多是一個富國，永遠成不了強國。

　　在中日開戰之前，中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并不比日本差，從經濟上看，甲午戰前日本的重工業還比較薄弱，輕工業中也只有紡織業比較發達與中國相當。鋼鐵、煤、銅、煤油、機器制造的產量都比中國低得多。有數據表明，當時清政府的GDP相當于世界GDP總量的三分之一，不可謂不富。但清政府疏于國防建設，有國無防，有軍不強，特別是海軍建設，即便從西方國家購買了一些軍艦，也基本是擺設，有的艦是有艦無炮，有的艦是有炮無彈，被外人譏諷為“存在艦隊”。更有甚者，自光緒十五年至甲午中日戰爭六年間，竟然只艦未添。原來清政府的海軍是世界第八，亞洲第一，此時已被日本趕超。開戰前三個月，李鴻章預感到這種危機，擬為北洋海軍換新式炮二十一尊，竟因海軍衙門與戶部同一支絀，難籌此款，而不得不先為鎮遠、定遠兩艦購買快炮12尊。而此時，日本幾乎所有艦船都已安裝速射炮，這就為甲午之戰埋下了隱患。甲午戰敗后，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承諾賠款白銀兩萬萬兩，約為1842年及1860年對英法賠款之7倍，超過中國全年之收入。要知今日何必當初，若當年早將此數額之銀兩用于購買北洋艦隊急需之速射炮及開花彈，何止開戰倉皇至此?

　　四、強軍必須觀念創新，觀念落后，滿盤皆輸。

　　進入19世紀90年代，“巨艦重炮”之觀念已經被“快船快炮”之觀念所替代，海上作戰的首要目標，由以往之擊毀戰船轉為注重殺傷艦上有生力量。所以，當時新型艦船趨向于減少大口徑主炮數量，而以眾多中口徑速射炮代之。在黃海海戰中，日本艦隊裝備大型速射炮71門，小型速射炮154門;而北洋艦隊僅有大型速射炮2門，小型速射炮130門。與敵相比，大型速射炮遠遜于敵。在10分鐘內發射彈藥，中日之比是33:185，換言之，也就是說，在同一時間內，日本艦隊的發射量是北洋艦隊的6倍。由此可見，雖然在戰艦的總噸位上，北洋艦隊并不比日軍差，但由于作戰理念落后，導致優劣轉換，北洋艦隊在戰力上處于下風。

　　五、強軍重在塑造軍魂，無勇之軍將是散沙一盤。

　　岳飛云:“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矣!“中華民族不乏精忠報國之仁人志士。甲午戰爭中，北洋艦隊十個管帶七個以身殉職。管帶鄧世昌為保護旗艦，下令向敵先鋒艦吉野號猛沖，以求同歸于盡，不幸中敵魚雷，連同鄧世昌在內200余人與艦同沉，忠烈殉國。1895年2月3日日軍占領威海衛城，提督丁汝昌坐鎮指揮的劉公島成為孤島，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曾致書丁汝昌勸降，遭丁汝昌拒絕。5日凌晨，旗艦定遠艦中雷擱淺，仍做“水炮臺”使用，繼續搏戰。10日，定遠艦彈藥告罄，管帶劉步蟾下令將艦炸沉，以免資敵，并毅然自殺與艦共亡。11日，丁汝昌在洋員和威海營務處提調牛昶昞等主降將領的脅迫下，拒降自殺。洋員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鎮遠管帶楊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楊用霖拒不從命，自殺殉國。這些舍生取義者，雖敗猶榮。 但在甲午戰爭中亦有“怕死畏葸”之將領，臨陣脫逃。平壤之戰中，大同江南岸、玄武門外、城西南三大戰場，只有玄武門陷落，此時對清軍來說，戰事尚有可為，但清軍總指揮葉志超，卻樹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軍撤退。六天里，清軍狂奔五百里，于21日渡鴨綠江回國，日軍占領朝鮮全境。在黃海激戰中，致遠、經遠二艦不幸被敵軍擊沉，濟遠、廣甲、揚威三艦驚恐萬狀，倉皇逃竄，濟遠艦還可恥地掛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戰斗力，還嚴重地擾亂了軍心。在金旅之戰中，日軍分三路向大連灣進攻，清軍不戰自潰，日軍又開始向旅順進逼。當時旅順地區清軍有七統領，道員龔照玙為前敵營務處總辦，有“隱帥”之稱，共轄三十三營，約一萬三千人。18日，日軍前鋒進犯土城子，龔照玙竟置諸軍于不顧，乘魚雷艇逃往煙臺。19日，黃仕林、趙懷業、衛汝成三統領也先后潛逃。清軍群龍無首，成鳥獸散。

　　六、強軍必須強裝備，裝備強在于量夠質優。

　　固然，人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但武器裝備也是重要因素。對于海軍戰力之評估，通常以擁有艦船數量與總噸位作為依據，據有關資料表明，甲午戰爭爆發之前，中國海軍(包括北洋、南洋及粵洋三大艦隊)共有軍艦78艘，總排水量85000噸左右。日本海軍則有軍艦31艘，總排水量72000噸左右。中國在規模數量上占有上風。但軍力的比較，不只是絕對值的比較，還應包括相對值的較量。比如，在黃海海戰中，北洋艦隊參戰兵力為12艘戰艦(實為10艘，平遠艦與廣丙艦未參戰)，總噸位34420噸;日本參戰兵力為12艘戰艦，總噸位39684噸，數量上難分伯仲。而在建軍質量上，則中國軍隊處于劣勢。北洋艦隊之主力艦定遠和鎮遠兩艘鐵甲艦，艦首炮塔之4門主炮，由于設計缺陷，只能正向直射;8門12英寸口徑炮，僅有作戰用開花彈3顆(一顆在定遠艦，二顆在鎮遠艦)，其余皆為實心練習彈。其他各艦所配彈藥也不多，據傳每炮僅有15顆。海戰中，后續補充彈藥，或者與火炮口徑不符，棄之無用;或者質量太差，彈身布滿小孔，炮彈未出炮口即炸膛;或者彈身銅箍太厚，必須先銼小才能入膛;還有的炮彈底火引信受潮，擊發時成啞彈……如此等等，北洋水兵既有三頭六臂，也回天無力。

　　七、強軍必須常備不懈，有備才能無患。

　　1880年起，日本全力擴充軍力，舉國上下士氣高昂，以趕超中國為奮斗目標，準備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的戰爭。截至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已經建立了一支擁有六萬三千名常備兵和二十三萬預備兵的陸軍和排水量七萬二千噸的海軍，超過了北洋海軍。中國一些有識之士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如兩江總督沈葆禎，臺灣巡撫劉銘傳等看出“倭人不可輕視”，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對日本的認識還停留在“蕞爾小邦”的階段，“不以倭人為意”。李鴻章也認為“倭人為遠患而非近憂”。在日本傾全國之力擴充軍備，戰爭危險日益迫近的緊要關頭，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國防建設，以財政緊張為由，削減軍費預算，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1891年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藥經費。中國就是在這樣一種毫無戒備的狀態下，迎來了一場命運攸關的戰爭。

　　八、強軍必須綜合集成，任一短板將導致全局失敗。

　　海上作戰，艦隊遠離陸上指揮中心，應有獨立高效的指揮機構。黃海海戰，北洋艦隊以定遠艦為旗艦，提督丁汝昌、副提督德國人漢納根均位于此艦上。而通常作法是在旗艦上建立指揮中心，由提督坐鎮指揮;另于主力艦鎮遠艦上建立預備指揮中心，以備萬一，接替指揮。但因為丁汝昌、漢納根均不諳海戰，不能擔當艦隊實際指揮權，只得以旗艦管帶劉步蟾代為執行，同時北洋艦隊又未在鎮遠艦上建立預備指揮中心，指定代理指揮官。因此，交戰初期，當定遠艦被敵炮擊中，無法升旗發布號令時，北洋艦隊各艦即陷入各自為戰境地，缺乏協同作戰，不能集中兵力火力，乃使敵比睿、赤城、西京丸等被重創之船，僥幸脫逃。

　　情報戰輸人一頭也是導致甲午戰敗的重要原因。1894年6月23日，一份由清政府駐日公使汪鳳藻發給清政府總理衙門的密電被日軍截獲，由于日方事先已經知道這份電報的內容，日軍電信課長佐藤愛磨很容易地破解了中方密碼的編排規律，掌握了清政府的密鑰。一個月后的7月21日，清軍雇用高升號等三艘英國輪船，秘密向朝鮮牙山運送2500名淮軍將士。雖然清軍是一次絕密軍事行動，又租用的是英國商船，本認為萬無一失。但由于行動電報被日軍破譯，日本聯合艦隊偷襲了這支清軍艦隊，導致清軍損失慘重，高升號上的八百名江淮子弟兵葬身大海。黃海海戰中，日軍在破譯的電碼中得知，北洋水師的軍艦將于1894年9月15日運送兵員在大東溝登陸，于是，日本聯合艦隊在大東溝附近設伏，導致北洋水師慘敗。

　　通信聯絡是構成艦船戰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甲午海戰中，北洋艦隊發布指揮號令全部依賴旗艦以旗令達成。但沒想到交戰不久，旗艦定遠艦前桅被敵炮擊中折斷，無法懸旗發令。鎮遠艦雖然未傷桅桿，但旗纜被炮火焚毀，亦無法代發號令，各艦失去統一指揮，遂導致敵艦當沉未沉，我軍當勝未勝之結局，通信中斷實為重要原因之一。

　　海上作戰遠離陸地依托，又離不開陸地依托，應建立完善的后勤機構，自艦船補給、維修以至武器彈藥、機器機件、衛生醫療等，缺一不可。最為迫切之需求是彈藥供應及戰損維護兩項。而恰恰在這兩項上，北洋水師嚴重不足，黃海海戰中，定遠艦受傷千余處，舵機錨機均被擊毀;鎮遠艦錨機亦被損壞。兩艦返回旅順基地，雖有船塢，但無備用零部件之儲存，無法恢復戰斗力，最終貽誤戰機。

　　九、強軍必須有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劍不如人劍法要過人。

　　技術決定戰術，由于北洋艦隊兩艘主力鐵甲艦受炮塔裝置的限制及主炮位置的制約，只能采用單行雁形陣為接敵陣型，但對右翼兩艘艦船超勇號和揚威號之戰力未加慎重考慮與加強，以至在日軍第一游擊隊4艘戰艦全力沖擊下，這兩艘艦一傷一沉，陣形隨之被打亂。在戰術運用上，單行雁形陣運用之妙在于全力沖刺日軍的魚貫陣形，攻擊日方由我陣形前方經過的每一艘艦船。但令人扼腕的是，在沖擊時，北洋艦隊反而將航速由8節降為6節，形成無力之沖擊，最終難以達成預期之目的。

　　十、敢戰方能言和，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談判桌上也很難得到。

　　甲午戰爭始終存在著主戰派與主和派之爭，當時中國最高統治者中掌握實權的慈禧太后、奕昕等都是主和派，李鴻章也堅決主張“羈糜為上，力保和局”。他們一直致力于爭取英俄德法美等國家的調停，以達到求和目的。李鴻章想利用各國之間的利益沖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軍事對峙。但他顯然對外國干預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過分依賴外交斡旋而放松了軍事努力。李鴻章首先請求英國調停，他考慮英國在華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華“英人必不答應”。但沒有想到英國和日本已經在背后進行了交易。李鴻章轉而請求俄國干涉。但這時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尚未修通，在遠東爭奪的籌碼還不夠，并不想和日本鬧翻，只是進行了一番口舌之爭了事。清政府還請求德、法兩國調停，那更是徒勞無益，白白浪費時間。英俄德法調停落空后，李鴻章竟異想天開地寄希望于美國調停。美國則回復說：“美國抱嚴正的中立態度，只能用友誼的方式影響日本。”實際上美國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態度，而完全是偏袒日本。美國在支持日本侵華的路上遠比其他國家走得遠，給日本提供軍事貸款，派遣軍事顧問，運送軍用物資，包庇日本間諜，甚至允許日本軍艦掛美國國旗蒙蔽中國海軍。

　　1894年6月，大戰在即，日本積極調兵遣將，李鴻章不是在運籌帷幄，積極備戰，而是設想利用外力，挾制日本，迫日本從韓撤兵，恢復和平。

　　清政府的主戰派心急如焚，光緒皇帝下諭旨說：“他國勸阻，亦徒托之空言，應預籌戰守之計。”朝中眾臣責備李鴻章，“觀望遷延，寸籌莫展，一味因循玩誤，險要之地，拱手讓于外人。”遺憾的是，清政府并沒有聽進這些忠言，反而一味妥協示好，消極避戰，結果不僅沒有擺脫戰爭的厄運，而且使中華民族背負了割地賠款的奇恥大辱。

　　事實證明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別人不如靠自己，以夷制夷必將被夷所制。我們必須加強軍備，且有英明的決斷，抓住戰機該出手時就出手。戰爭不相信眼淚，弱國無外交，戰場上如果沒有勝算，談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戰爭的歷史教訓，充分證明了這個真理。

　　反思甲午戰爭的歷史教訓，就是要痛定思痛，通過審視歷史，解讀現在，放眼未來。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120年前的中國，現在的日本也不是120年前的日本，現在的世界更不是120年前的世界。甲午戰爭的硝煙雖然已經散盡，但甲午戰爭的警鐘卻在亙古長鳴，牢記國恥，勿忘國殤，富國強軍，銳意進取，居安思危，常備不懈，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杜絕甲午恥辱再現，這就是我們痛思甲午戰爭的意義所在。

　　(此文經編輯已在《參考消息》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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