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改變“韜光養晦”政策的人又有了新的罪過，這是那位著名“韜晦”人士吳建民最近在接受《南都》采訪時表達的意見，當這記者問到他“如何看待反對堅持這一政策的聲音”的時候，這位“著名外交家”說，“之所以會有這種聲音，我認為是弱國心態在作怪。弱國心態表現首先就是始終認為國家比較弱小，怕被別人瞧不起，進而急于表現自己;同時，對于國內存在的問題，掩耳盜鈴，故意遮遮掩掩;第三是不能正確看待外界的批評”。一口氣羅列出了三宗大罪，首當其沖的就是“弱國心態在作怪”，其次還有什么“急于表現自己”、“ 不能正確看待外界的批評”二項。

　　主張中國現如今需要改變“韜光養晦”政策，真的是“弱國心態”嗎?

　　恰恰相反!

　　筆者以為，不管局勢環境變化，死守過去衣缽、死抱“韜晦”政策不放，這才真可能是“弱國心態”的表現。

　　眾所周知，“韜光養晦”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遭受空前失敗的大背景下提出來的。當時，西方世界的攻勢洶涌澎湃，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垮臺，中國成了碩果僅存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中最大的一個，當時所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中國要不要挺身而出扛起社會主義的大旗。隨之而來，當西方把“和平演變”的主要目標轉移到中國頭上的時候，中國要不要改變既往的合作姿態轉而走對抗斗爭路線。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同志審時度勢，根據中國弱勢不利的嚴峻處境，提出了“韜光養晦”的戰略方針。這一方針的大體上有兩個主要內涵，其一“不當頭”，即不挑頭扛大旗;其二，淡化自己的政治取向，避免突出成為眾矢之的，維護改革開放的大環境。應該說，一方面出于中國這般主動應對，一方面也是恐怖主義發起的挑戰給中國以天賜良機，中國在冷戰結束后的十多年間獲得相對寬松的發展機遇。從這個意義上說，“韜光養晦”雖然說起來窩囊了一點，但付出一些委屈換來了巨大收獲，的確是功不可沒，這必須予以承認。這也同時表明，“韜光養晦”歷來都是弱勢者的策略，是弱勢的一方出于生存自保，為了“留得青山在”而不得不搞的委曲求全。

　　但是，任何方針政策都是特定歷史條件和特定戰略環境的產物，都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與時俱進地發展變化。進入本世紀以來，西方開始調整其戰略重心，特別是2009年以后，中國已經被霸權集團從紛紛攘攘的戰略劇場里揪了出來，成為舞臺上不得不亮相的主要對手，用上述大人物的話說就是“來到世界舞臺中心”了，既然已經來到中心躲無可躲，那就應該“有所作為”直至“奮發有為”地演上幾出好戲，在這個時候還死守“韜光養晦”不放，是不是“刻舟求劍”了呢;在這個時候還念念不忘一味“韜光養晦”，是不是還是當年那種因為弱勢而膽怯的心理在作怪呢?

　　當然，即使現在，在中國與西方體系的關系上，中國仍然是戰略上弱勢的一方，總體上不得不、也不能不處于守勢，在這種情況下，能躲過去不讓自己成為那群虎狼的對象，當然求之不得，筆者相信沒有哪個中國人反對。但是，當事實證明中國已經躲無可躲的時候，我們應該是割肉喂鷹、以身飼虎呢，還是奮起反抗、救亡圖存?中國人連這點勇氣都沒有嗎?難道可以嚇到癱瘓嗎?

　　吳建民在訪談里說什么主張改變“韜光養晦”政策是要表現自己，筆者就是主張者之一，筆者表現了自己什么呢?國際舞臺上有筆者這等老百姓表現的機會嗎?有數以億計中國老百姓表現的機會嗎?說到表現，大概只有你吳建民去表現表演的機會，你不是一直拿著“韜光養晦”在表現表演嗎?何曾見到你本人有一點“韜光養晦”的意思呢?

　　吳建民還說什么主張改變“韜光養晦”政策是“不能正確看待外界的批評”。這大概是指桑罵槐了，真正所要指責的是中國領導人。不過筆者還是要說，不能混淆思想批評與武器批判，中華文化歷來包容性強，思想批評從來都能接受，但是，西方的思想批評歷來是武器批判的鋪墊與先導，現在，他們對中國已經開始主要是用武器來批判了，吳建民為何從來不談談自己對于西方遏制打壓中國的態度立場呢?一句輕描淡寫的批評更說得過去嗎?

　　至于對“國內存在的問題，掩耳盜鈴，故意遮遮掩掩”，這大概又是罵上層的話。筆者真的不知道上層有誰明確主張改變“韜光養晦”政策，以至于招來如此臭罵。但筆者更不明白的是，今日中國內部各種問題都擺在那里，正像吳建民所承認的那樣，“中國處在一個第三次‘百家爭鳴’時候，有各種各樣的聲音”。既然這樣，還有誰對“國內存在的問題，掩耳盜鈴，故意遮遮掩掩”了呢?這不是前后對不上茬，有點自相矛盾了嗎?

　　顯然。吳建民此際出面接受訪談，表面上看是反擊主張改變“韜光養晦”政策的人，但實質上罵聾子給高人聽。但筆者以為，不管上層是否還存有弱國心態，只就主張改變“韜光養晦”政策的人而言，他們這個主張的確不是弱國心態作怪，恰恰相反，不管時代變化而一味地“韜光養晦”，大叫“韜光養晦”堅持一百年不動搖的人，才有可能是弱國心態作怪。

　　當然，這樣的行為也許并非一定是出于弱國心態，或者還有更陰深的心理動機，那就不是筆者敢妄加猜測的了。

　　附：吳建民稱中國堅持外交韜光養晦 反對系弱國心態

　　我們來到世界舞臺中心，就像一個演員站在舞臺中心，大家都看著你，總會對你評頭論足，你的頭發有點什么問題，走路有什么問題，中國人要平常心，實現從弱國心態到大國心態的轉變。面對批評火冒三丈過分激動，是沒有底氣缺乏自信的表現。

　　新的一年已經來臨，在過去一年中，中國外交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也遇到了全新的挑戰。2013年中國外交總體形勢如何、備受矚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又會對中國外交帶來哪些影響，帶著這些問題，南都記者近日專訪了國家創新與戰略發展研究會常務副主席、全國政協原發言人、外交部原發言人、中國駐法前大使吳建民，看看這位資深外交官如何評價2013年中國外交。

　　2013年中國外交有三個突出特點

　　南都：你怎么看2013年中國外交的形勢？

　　吳建民：2013年中國新一屆領導人上臺后，我國外交打開了新局面。我認為中國外交總的形勢，有三個突出特點。

　　第一是全方位，中國在大國外交、周邊外交、對發展中國家外交和多邊外交都取得了很亮眼的成績。

　　第二是堅持和平發展。和平發展是中國走向繁榮，實現現代化的唯一道路。今天的世界形勢決定了中國只能選擇這條道路，這條道路是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歷屆領導人確定下來的，必須堅持。

　　第三是重視周邊外交。2013年10月中央召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首次周邊外交工作會議，習近平主席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七名政治局常委也都全部參加，規格很高，凸顯了中央對周邊外交工作的重視。

　　新問題促使高規格周邊外交會議召開

　　南都：你剛提到周邊外交工作會議，為什么會召開如此高規格的會議？

　　吳建民：我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我們同周邊國家的關系更密切。近年來，我們同周邊國家的經貿關系、雙邊合作大大強化。2012年，中國同周邊國家的貿易額達到1.2萬億美元，超過了中國同美國、歐洲貿易額的總和。共同利益的增加使我們必須重視周邊外交。

　　第二是我們同周邊國家在交往中遇到了包括領土爭端在內的一些麻煩，必須積極應對。我認為，麻煩的出現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中國的快速崛起，自然會引起周邊國家的一些擔心，尤其是實力相對弱小的國家。另外，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讓周邊國家產生了各種想法，總想在大國之間建立某種平衡，獲取更多利益。因此，新問題的出現，也使得我們有必要召開高規格的周邊外交會議。

　　國安委在協調時自然會涉及決策

　　南都：國家安全委員會也是2013年提出的一個新事物，設立這一機構在外交層面有哪些考慮？

　　吳建民：事實上，外交部的一些人士十幾年前就呼吁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外交涉及到很多部門，很多利益，只是外交部協調不了，需要統籌協調。有的時候左手做什么事，右手不一定很清楚。其次，從國內國外兩個大局看，兩者的情況是相通的，成立國安委有利于協調處理好對內事務，成為外交工作堅實的后盾。

　　南都：如果國安委作為協調機構，它有決策權嗎?

　　吳建民：在協調的過程中，自然會涉及到具體決策，我認為這個機構應該有決策的屬性。同時，由于是中央提出設立國安委，其領導人級別應該很高，這也會提升該機構的重要性。

　　實現從弱國心態到大國心態的轉變

　　南都：2013年外交上中國采取了一些強硬措施，因此有人質疑中國已經放棄和平發展的路線，中國外交還會堅持韜光養晦嗎?

　　吳建民：會，而且還應該長期堅持。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快速發展的大國，會遇到很多艱難險阻，一帆風順是不可能的。堅持韜光養晦，可以使我們在實踐中減少一些阻力。你剛才提到的釣魚島問題，是日本企圖把它國有化，我們只是積極采取了措施進行反制。并不能說這些措施就表明中國拋棄了韜光養晦，不能得出這個結論。

　　南都：你剛說堅持韜光養晦，我國的崛起之路會走得更平坦一些，那你如何看待反對堅持這一政策的聲音?

　　吳建民：之所以會有這種聲音，我認為是弱國心態在作怪。弱國心態表現首先就是始終認為國家比較弱小，怕被別人瞧不起，進而急于表現自己;同時，對于國內存在的問題，掩耳盜鈴，故意遮遮掩掩;第三是不能正確看待外界的批評。

　　我們來到世界舞臺中心，就像一個演員站在舞臺中心，大家都看著你，總會對你評頭論足，你的頭發有點什么問題，走路有什么問題，中國人要平常心，實現從弱國心態到大國心態的轉變。面對批評火冒三丈過分激動，是沒有底氣缺乏自信的表現。

　　南都：我們注意到也有人呼吁中國采取包括軍事手段在內的更強力措施維護國家利益。這種聲音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外交決策?

　　吳建民：首先，任何國家的外交政策制定都要考慮民意，這是全世界的普遍情況。

　　其次，我們必須明確中國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大利益定了，其他問題就好解決了。鄧小平講發展是硬道理，我十分贊同。保持發展的勢頭，就是最大的利益。至于有些人不了解國家根本利益，只看到一個方面，作為個人表示一種意見，我們不一定要跟他走。時間會證明什么是我們的根本利益，什么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照理講，應當看到國家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來決定國家的方針。但是錯估一些形勢之后，為了迎合某種情緒，采取一些措施，這就是一種短視的表現。這種現象，世界上屢見不鮮。

　　習近平提出的“義利觀”很有針對性

　　南都：你剛才說到，要發展需要有開放的心態，近年中國有很多走出去的動作，但同時也存在負面的聲音，比如在非洲的“新殖民主義”，你對這個聲音怎么看?

　　吳建民：我們應該首先反思這種聲音出現的原因。在上世紀60年代，我們幫助坦桑尼亞、贊比亞修建了坦贊鐵路，花了1 .5億英鎊，這相當于中國當時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一。我在聯合國期間，非洲國家代表就對我表示，中國幫助他們是真心的，是為了非洲的發展。在冷戰情況下，中國這些行動占領了道義制高點，在世界上贏得了人心，以至于非洲兄弟把我們抬進聯合國。

　　現在出現了一些問題，我認為有些是西方輿論的惡意挑撥，也有我們做得不好的地方。習近平主席今年講的“義利觀”，就很有針對性，有的時候為了占領道義的制高點，必須舍利保義。

　　南都：要對外發展，很有可能和他國在利益上產生沖突，這又如何去平衡?

　　吳建民：發展并不是只講中國的利益，還必須堅持共贏，因為只有共贏才是最持久的。

　　現在的一些對外合作案例中，很多只看到短期利益，忽視了長期合作。比如一些公司老總和官員，為了在任內完成政績，倉促推進合作項目，導致出現很多問題，既影響中國形象，對我國長遠利益也是傷害。

　　理性的聲音是中國當前需要的

　　南都：在網上有一些對你批評的聲音，怎么看待?

　　吳建民：因為中國處在一個第三次“百家爭鳴”時候，有各種各樣的聲音，是必然的。我的心里很坦然，因為判斷正確與謬誤的標準是事實，你這樣做到底對中國有好處，還是有壞處，事實判斷出來。中國人走向世界，由于你這個行動，阻力增大了減少了，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我從來不跟他們去辯論，讓事實去判斷。而且我相信不少的人聽了我的言論，會說，這個比較理性的聲音是中國當前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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