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家鄉之間徘徊，在家庭的情感羈絆和外出尋求經濟獨立中糾結，似乎是女性農民工逃不開的命運。她們在父權和資本的擠壓中遭遇痛苦卻一直追尋自由。文中的夏大姐就是其中的代表，她生命中的心酸與驕傲：被左右的婚姻與生育，勇于外出尋求改變卻要忍受日日辛勞，到成為家庭的支柱和在生活中獲得更多能動性，是許多女工人生歷程的縮影，這樣的生命故事，值得被傾聽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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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

　　1969年，夏云霞(化名)出生在龍虎山的夏家村(化名)。作為五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孩子，云霞雖然沒有四哥得寵，卻比三個姐姐受到父母的喜愛。

　　1983年，云霞小學畢業，成績優秀。可惜家里除了有保證哥哥上學的錢，沒有多余的錢能花在教育上。眼看要開學，母親下決心，出外給女兒借15塊學費。云霞知道了，覺得很丟人，于是放話：“借學費，就不讀”。母親說：“三個姐姐都沒讀初中，現在給你借錢讓你讀，你不讀，以后別怪我”。云霞道：“不是我賭氣。要讀書我就想讀到頭(中專)。但現在家里就得借錢，能讀幾年也不知道。如果一直借錢給我讀書，以后豈不要借一屁股債!我不要做家里的罪人”。老師來勸，云霞只好說，是因為自己不想讀。哭了三個早上，云霞知道自己的這個決定意味著永遠和學校再見了。

　　彼時，打工潮雖已興起，但在自然環境優越的贛東北，依然是一幅農耕田園的景象。云霞一面幫家里種田、做家務，一面自學哥哥的初中語文教材。她說：“我語文比數學好，數學自學不了。而且我當時想，語文好，應該就會與別人打交道，對以后的工作比較有用”。收音機里的《三國演義》和被翻傳的七零八落的瓊瑤小說，是她青春時期重要的精神伴侶。

　　3年之后，出落得亭亭玉立的云霞，被介紹到上清賓館(歸公家管)當服務員。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一個月30塊錢，對于剛參加工作的村里人來說，這個收入不算低。

　　戀愛與婚姻

　　鷹潭，雖然不是政治經濟中心，但是中國東南的軍事樞紐之一，承擔著軍備后勤任務。88年，夏云霞被調到軍工廠擦炮，39塊一個月。她說，那是人生最開心的時光。在那里，她認識了一位來自南京軍區的士官。士官當時25歲，個子并不高，長相也并不出眾，但是很幽默，兩人有說不完的話，而且他很會照顧人。后來士官邀請云霞一起去南京玩。云霞那時完全沒往心里去，拒絕了邀請。夏大姐認為，自己當時情竇未開。

　　士官回安徽老家后寫信給云霞。云霞的爸爸見信后讓哥哥拆開，明白了他的意圖，要求云霞跟他斷絕聯系。夏大姐說，那時她才了解士官的心意，自己也有了朦朧的感覺。于是，云霞一面按照父親的要求給對方寫了回絕信，一面又給對方偷偷寫了另一封信。士官興奮地連夜坐車來到云霞家，以買板栗為由跟家里人套近乎。但是一頓飯的工夫，父親已經對士官的家境了解得七七八八，被酒灌得半醉半醒的士官則被哥哥送上了車，就這樣離開了。父親認為士官家境并不比自家好，又遠在安徽，命令云霞與他斷絕一切來往。對于年輕的云霞，朦朧的小種子本就還沒生根發芽，便漸漸接受了父親的告誡，沒有再與士官聯系。但是，夏大姐承認，這一段朦朧的感情對于她后來的婚姻選擇影響很大。

　　1989年，上清鎮的鄉鎮企業紅紅火火。云霞被介紹到一家食用菌廠，種植香菇，廠里有100來號人。進廠一個星期，她便因為反應快、溝通能力強，被指定做組長，管30號人。廠里的大姐熱情地為她介紹對象——一位是廠里的會計，一位是白水村白家的兒子。白家兒子當時在杭州當兵。盡管會計家的條件比白家好些，但是云霞還沒見到廬山真面目，就回絕了會計，選擇跟當兵的小白交往。因為白家是云霞母親娘家村的，兩家間知根知底，父母便也未反對云霞的選擇。

　　短暫的書信來往后，白家即給夏家下了聘禮，訂了親。結婚前小白邀請云霞去杭州的部隊玩，云霞也覺得見面才能真正了解對方的脾氣性格。到了杭州后，男方對云霞的感覺很好，提出同居，云霞拒絕。但夏大姐說，她當時并沒對小白的要求覺得反感。倒是后來一起坐火車回家的經歷讓云霞心里打起退堂鼓：在杭州游玩幾乎花光了他們身上的錢，剩下的錢只能買一張火車票——有一個人得逃票。火車檢票時，云霞見小白絲毫沒有蒙混過關的辦法，只好自己假裝肚子疼，檢票員糊里糊涂地放了他們進站。快回到鷹潭時，云霞提議小白提前在小站下車，因為小站不會驗票。但小白不愿意，堅持要在終點站下車。出站時果然被逮到，扣押了軍官證。最后云霞跑到市里找親戚借錢，還搭上一條煙，才把小白救出來。

　　夏大姐說，她當時感覺小白完全沒有保護女孩的能力和意識，做事不靈活，脾氣犟，于是起了退婚之心。她向母親提出自己的想法，母親說白家價值將近4000塊的聘金和聘禮，已經花掉了一部分，不同意退婚。她又去跟男方媽媽說彼此不合適。未來婆婆認為已訂婚，不能反悔。夏大姐說，她當時威脅道：“如果非要我結婚，今后有什么事你負責!”

　　之后，氣憤又無助的云霞再一次跟媽媽提出退婚，媽媽最后放話：“死都要死在婆家!”這讓云霞徹底斷了對娘家的指望。夏大姐認為，因為老公的村是媽媽的娘家，媽媽怕退婚傳出去會讓自己在娘家村丟面子罷。

　　生育與引產

　　1990年，云霞和小白結婚，婚后不久便懷上了孩子。小白在鎮聯防隊工作，一個月85塊錢。為了避免和婆婆“結惡”，他們每月交60塊給婆婆。當時同住在公婆家的，還有老公的三弟和弟媳。婆婆十分偏愛三弟，也不讓他出生活費。夏大姐說，她對此選擇了忍讓。

　　1991年，云霞生下了一個女兒，自然是沒有順遂大家的意愿，還得加緊生孩子。

　　女兒一斷奶，云霞便又懷孕了。肚里的胎兒已經7個月大時，鎮里開始推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對于沒到生第二胎年限而懷孕生子的情況要重罰。一家人盤算著：如果生下來是個男孩，還算值，如果是個女兒，那就太虧了。而且姐姐和姐夫在鎮政府工作，大家的眼睛都盯著他們家。作為妹妹的云霞，只好將7個月大的孩子引產了。

　　“引產后，我每天哭，覺得親手殺了自己的孩子。后來老公不小心說漏了嘴——那是個男孩，我更是崩潰了。身體恢復一些后，我就決定出去打工”，夏大姐回憶到。

　　外出打工與計劃生育的烏云籠罩

　　1992年，為了走出引產之痛，云霞第一次外出打工——在溫州的一家生產下水管道的工廠做產線工人，工資計件，一個月可拿到500塊錢。幾個月后，她便與老板一起干起了銷售。

　　可沒多久，鎮里計生部門傳來消息要求在外打工的婦女都要回鄉婦檢——檢查是否偷偷在外懷孕。就這樣，夏大姐說，那兩年，每三個月都要回家婦檢一次。有一次在甘肅銷貨時與家里通電話，政府又要她回去婦檢，云霞說什么也不回去了。老公被迫無奈坐車到甘肅來接，云霞也不回，認為政府有意刁難。最后政府威脅要拆娘家房子，家里發電報說父母雙亡，云霞才趕回。

　　“回來后，我就在鎮政府門口大罵，罵他們無能，就知道要女人流產，沒別的本事。要他們出去看看，好好學學管理……當時賺的一點錢都花在路費上了”。夏大姐說，那是她唯一一次公然沖撞政府部門。

　　北海的奇遇

　　1994年春節后，云霞跟老公、哥哥一起出去打工，女兒則交給婆婆帶著。他們去了廣西北海。“他們在修船廠，我要自己找事做。他們有宿舍，所以我要找個能解決吃住的工作。后來找到在一家小餐館待下，包吃包住，一個月260塊錢。”

　　親眼目睹的一個女孩的經歷讓云霞不得不感嘆社會的不堪，至今都無法釋懷。

　　“她是我們店新來的服務員，當時才19歲，算是我妹妹。與我合租在一起，所以慢慢熟悉。她告訴我，剛跟男朋友訂婚不久。有一天兩人因結婚的事吵架，她離家出走。被男朋友的老板撞見，就請她吃飯喝酒、‘心理安慰’。老板把她灌醉后，把她帶到賓館……那之后，她覺得沒臉再回去找男朋友，就四處游蕩找工作。幾天后工作沒找到，錢就花光了，于是她第一次接了客。事后自己覺得很懊悔，所以到小餐館來打工。但是，沒幾天工夫，她又覺得餐館工作辛苦，工資少，就到隔壁發廊工作了，那家發廊是明目張膽做那種生意的。但她還跟我住在一起。后來，她跟一個拐子特別好。拐子每天來找她，之后會給她些錢。但是沒多久，那個拐子就隔三差五地去賭博，之后不但不給她錢，還從她那里要錢。有一次，女孩不給他錢，他就一個下午帶了六個男的‘生意’給女孩，事后還把六個人付的錢全部拿走了。你說他是不是畜生!”

　　“幾天后的一次掃黃活動，女孩被抓到派出所，拐子倒是沒事。但是，有一天晚上，拐子來敲我宿舍的門，我覺得奇怪。他說女孩有個東西落在我那里了。我打開門，他拿凳子夠到天花板的地方，從天花板縫隙里取出一個塑料袋，里面裝著一沓子錢。我才明白，那一定是女孩攢下來的‘辛苦錢’，一定是他們原來關系好的時候女孩告訴他的。當時我真后悔，怎么給他開了門。就這樣眼看著拐子把女孩的錢拿走了。后來也不知那個女孩怎么樣了……我自己在餐館門口招攬生意時也被嫖客調戲過，不過我把那些人罵跑了。但是我在小餐館再也忍受不下去，就離開了”。

　　女孩的經歷讓當時的云霞深深地感到了女性的悲慘。她也時刻提醒自己：“千萬要自重自強，不能被人欺負，一步走錯，可能就再也沒有回頭路”。接下來，夏大姐敘述的自己的經歷更加讓人驚愕。

　　離開小餐館之后，云霞又在一個娛樂城找到工作，一個月500塊錢。夏大姐說，那是個大型正規的娛樂城，自己并沒感覺到安全問題，而且老板是女人，廣東人。8個月的工作期間，有30多個服務員先后被炒魷魚，云霞卻始終被女老板青睞，而且漸漸地與老板的關系越來越近。老板的生意很大，另外還有一家席夢思廠。

　　有一天，老板把她叫到辦公室，問她，是否愿意做自己老公的二奶。云霞錯愕。老板解釋：“我生不了孩子，如果你能跟我老公幫我們家生個孩子，將來我會給你錢，讓你在江西開個席夢思的代理店。而且現在生意場上哪個男的沒有二奶，與其讓他自己在外面找些亂七八糟的，我不如把你介紹給他”。

　　云霞吃驚于世上竟有這樣的老婆，同時也覺得自己受辱。但她承認，老板提出的條件對于她來說很有吸引力。她下面的這段話，讓我印象尤其深刻：“其實她老公長得很帥。要我跟他生孩子，我挺愿意。我甚至幻想過生完孩子后，我們倆能遠走高飛。反正我結婚之前就已經不喜歡我老公了。但是，后來想想，那個男的其實是給老板打工的，沒有自己的事業。萬一以后老板利用完我要害我，他應該做不了我的靠山。所以，后來我就對老板娘說，這太難為我了。然后辭職離開了。”

　　云霞說她從未把這些經歷告訴過老公，也沒跟哥哥提起過。她怕老公吃醋，挑起事端，也怕哥哥責罵自己去亂七八糟的地方打工。

　　在北海的日子，云霞跟老公的感情仍然是冷淡的，相聚時間很少。老公并不喜歡在外打工，更懷念鄉村里的生活。云霞倒是與哥哥常見面，那時哥哥利用工余時間在讀函授的會計。

　　第一次返鄉和接二連三的引產風波

　　1995年回家過完春節，云霞不愿再去北海，便沒跟老公和哥哥同行，而是前往了深圳。她進了寶安的一家箱包廠，做車工，踩電頻縫紉車。工資計件，一個月700多塊錢，但每天工作14小時，很辛苦。那時沒有勞動合同，身份證押在老板那里，每月月底才發上一個月的工資，但夏大姐用“很規律”來形容工廠打工生活，似乎并無太強的不滿。做了將近一年的時候，父親突然去世，云霞連夜趕回家，身份證和最后一個月的工資都押在廠里沒取出來。

　　回家期間，云霞又懷上了孩子。所以1996年，她留在家里，沒出去打工。也是從這一年起，老公小白一直留在村里，種田、做村委委員，沒再外出打過工。村委的工作不忙，所以小白也間中干些別的活計。

　　肚子里的孩子快要7個月時，很多人勸云霞去剛引進B超的醫院去檢查胎兒性別。經不住家人的勸說，云霞去做了B超，檢驗結果是女性。于是夫家順理成章地又一次讓云霞引產了。兩次的引產經歷，云霞身心俱傷，心中點燃了對于墮胎和夫權的憤恨。

　　這之后，云霞跟老公與表姐夫婦一起在上饒開了家面包店。生意做得不錯，就是起早貪黑很辛苦。可好景不長，平靜又被打破了——有天深夜，當地的黑勢力團伙打劫他們店鋪，向他們“借錢”并要他們交出老板。幾人只好謊稱老板不在，在場都是打雜的，但是表姐夫還是給認出被狠揍了一頓。最后，他們把當月的收入全部相送才算了事。第二天，幾人就把店鋪關了，打道回府。夏大姐說，從那以后，只要她向老公提議開小店做生意，老公就以此事作為理由表示反對。云霞便只好自己在鎮上做些小生意小買賣——賣甘蔗、炒瓜子、在學校幫廚、賣包子。

　　1999年，云霞再一次懷孕。家人又一次逼迫她去做B超——如果是女兒，還要她引產。這一次，云霞說什么都不答應，每天跟老公和婆婆吵得不可開交，甚至提出離婚。夏大姐說：“當時我就跟老公說，你們完全把我當生育的機器!我以前認了，現在再也不忍下去了。這次生完孩子就離婚!如果是男孩，你們留著;如果是女孩，我自己帶走。絕不去做B超!”

　　兒子的降生與夫妻矛盾激化

　　這一次，云霞終于生下來的是男孩。婆婆老公歡天喜地，云霞心里也對兒子也偏愛的很。離婚念頭便隨之慢慢褪去。

　　兒子兩歲之前，云霞一直在家照顧;小白做村委委員之余，則幫舅舅收生豬，1毛錢1斤。這個差事也不忙，小白沒事的時候就愛打麻將。云霞對老公不滿，經常責備他不求上進、懶惰混日子。而每次云霞向老公要家用的錢，老公便抓住機會諷刺她——在家做飯洗衣服，需要什么錢。

　　有一日，云霞賭氣沒做飯。老公打麻將回家發現沒飯可吃，再看到云霞滿臉不屑的表情，頓時怒氣沖天，大打出手。云霞也不示弱，和老公從屋子廝打到院子。最令夏大姐氣憤的是：“當時村子里來勸架的人，竟然完全不阻攔他，只拉著我的手腳，讓他一個勁打我。我當時也像發了瘋一樣地亂踢亂扭，對他們破口大罵”。

　　逃離與漂泊

　　打完架當天，云霞帶著一身的傷和130塊錢，離家出走了。她沒回娘家，知道結婚后，那里便不再是避風的港灣。她在車站隨意上了輛中巴，來到了浙江溫州的平陽縣，給當老師的一家人做保姆，一個月500塊，吃住都在人家家里。夏大姐說：“當時那兩個老師問我身上的傷，我只好騙他們說是自己騎自行車摔的。兩個月后，我才給娘家打電話，告訴他們我被打的事。事實上，他們早已知道，周圍的村都傳遍了。我哥哥姐姐還是去我婆家大鬧了一場，要打我老公，不過沒打著，他躲起來了。我跟我媽在電話里說，我一定要離婚。這次他們終于同意了”。

　　一開始當保姆的日子，讓云霞覺得很滿足，精神上像是放下了千斤重擔——終于從家里逃出來了。每天的工作也被她安排的有條不紊，一家人都十分喜愛她。盡管當保姆似乎低人一等，但云霞覺得比起在家里受氣受欺負要好上百倍。

　　“我每天的事情很多，要做早點、接送小孩上下學、買菜、洗衣、做飯、打掃。加上寄宿在他們家的8個學生，一共要照顧好12口人。唯一讓我牽掛的就是兒子，我就把自己的感情全部放在兩個老師的孩子身上。后來，那個孩子每天要跟我睡，要我講故事”。

　　但是4個月之后，男老師經常責備女主人懶，夫妻之間開始吵架，這讓云霞心里七上八下。她發現女老師也暗暗地對自己起了疑心——有時會突然回家，看看自己有沒有跟男主人在一起。她感覺此地不宜再留，于是借過年的緣由，離開了這家人。但言語之間，她并沒有對女老師的怨恨，有的只是理解和苦笑。

　　離開這家人，云霞仍然不愿回家過年。2002年的大年初一，云霞坐火車從溫州到汕頭，投奔在汕頭打工多年的三姐。春節后，便在三姐打工的箱包廠找到工作，重新操起踩電頻車的老本行。工資的多少，夏大姐說她當時已經并不那么在乎，自由自主的空間對于她來說才是最重要的。她說，高強度、長時間的工作正好可以麻痹她心里的難以散去的悲傷與憤恨。

　　云霞在汕頭的工廠不足一禮拜，就有工友主動愿意借錢給她，讓她自信自豪，也讓三姐羨慕不已。她說，要不是兒子，她一輩子都不會想再回那個家，自己在外面一定能活得不錯。我相信如此，但心里也暗暗好奇，為何她與女兒的感情那樣疏遠呢。在汕頭工作8個月后，因為不愿常跟娘家人討論離婚的事，云霞又一次選擇了離開。

　　2002年底，她又回到浙江做保姆。新的人家中，女老板是做衛生用品批發生意的，代理著9個廠家。老板的老公在稅務所開車，所以家里的生意很好做。云霞每月工錢有600塊。在這家人的隔壁，她認識了另一個保姆——來自上饒的大姐，也是婚姻不幸，離家出走的。云霞跟上饒大姐同病相憐，相見恨晚。2003年春節，兩人都沒有回家，彼此為伴，一起在浙江過的年。

　　一年之后的04年，云霞覺得自己對婚姻糾結的心情徹底平復了，終于決定回家過春節。離開浙江人家時，老板額外塞給了她200塊錢，并歡迎她隨時回去。

　　第二次返鄉

　　回家后，老公向云霞保證：“全天下的人都可以不相信，也一定會相信老婆”。老公的話和兩個骨肉相連的孩子，讓對幸福婚姻已不抱任何希望的云霞，又一次得到了情感的滋潤。夏大姐自己也說不太清楚，但她當時決定不去想離婚的事了，安心過日子。她還下了一個決定——不再出去打工了。因為女兒由婆婆帶大，始終跟自己不親，希望兒子不要重蹈覆轍。不過，夏大姐說：“那之后，我再與娘家人說起婚姻不幸，他們都會諷刺我——當初他們贊成我離我不離，現在‘狗屎都要自己吃掉’。所以我現在里外不是人，有苦沒處說”。

　　05-06年期間，憑著嫻熟的縫紉技術，經朋友的介紹，云霞曾獨自在家做過三個月的手套加工。她的上游老板是市里的一家外單手套加工廠。后來加工商與原材料商矛盾，對簿公堂，雙方都請云霞作證，她只好放棄不做了，還積壓了一批沒發貨的成品手套。這件事情之后，還有其他加工商找過她，甚至有的提議她自己開辦來料加工小作坊。但是靈活能干的她一直拒絕“攬下瓷器活”，寧愿去大廠做“螺絲釘”，因為“擔心上線不及時付工錢，下線的工資發不了，風險太大”。

　　返鄉卻難以真正“回家”

　　手套加工終止之后，夏大姐與老公商量用打工的積蓄開個小店。老公以砸店經歷表示反對，卻在第二天向她提出，要買個麻將桌。夏大姐說，她當時氣得直接拿出兩萬塊錢積蓄，跑到市里，在市二中附近租個店面，開了個日用品店，也順便把積壓的手套賣掉。她自己也搬到店里住，只是不時回去看孩子。小店的經營并不特別順利，中間也遇到過黑社會騷擾，但她幸運躲過。幾年的經營結果是沒虧也沒賺。

　　09年，女兒在市一中讀高三。為了保證女兒備考順利，也補償自己未盡足的母親的責任，夏大姐在一中附近租了套房陪讀。白天則在附近的商場做售貨員，賣土特產，一個月800塊錢，提成少得可憐。

　　2010年，女兒考上井岡山的一所三本學校。雖說考得不太好，夏大姐覺得也算完成人生一件大事。現在(2012年)女兒已經大三，還有一年就可以畢業自立了。夏大姐的主要牽掛，就是兒子。今年14歲的兒子正在讀初二，成績不理想。但據她說，非常懂事：“好菜都是夾到他碗里他才會吃，也會叮囑我和他爸吃好菜”。直到今年，兒子才沒有和云霞同一張床睡，可見母子間的親密。

　　2011年7月鉆石科技廠(化名，從事手機或相機鏡頭加工)招工，云霞42歲的年齡已經超過招聘要求的上限。報名時，她借了張身份證蒙混過關。進廠時，又主動寫了封檢討書說明情況，建議企業先試用再考慮她的去留。急需招人的工廠自然是接納了做事靈活麻利的她。到浙江臺州的總部培訓3個余月后，即到年底。春節后，夏大姐進入本地的工廠正式上班。

　　從培訓算起，5個多月的工作，夏大姐一共賺到不足7000塊錢。但是她對“鉆石科技”很適應，甚至欣賞，覺得“正規、干凈”。她的工種是精選，每天要夾千余枚鏡片，很累很傷眼睛。但是，想到回家后與老公無休止循環的吵架與冷戰，夏大姐說自己寧愿留在工廠，寧愿上夜班。這次她已經有兩周沒回家，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兒子。

　　訪談手記

　　我和夏大姐的相識便是在“鉆石科技”的工人食堂。2012年2月-7月，我在鷹潭進行關于“返鄉女工”的研究。“鉆石科技”是我探訪以及尋找訪談對象的一處“寶藏”。2012年4月12日午餐時段隨機的相遇和短暫的聊天，夏大姐和我給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當時便答應接受我的深度訪談，給我講講她“跟電視劇一樣傳奇的大半輩子”。

　　接下來的周日(4月15日)早晨不到8點，剛上完12小時夜班的夏大姐給我打來“邀約”電話。我有些驚詫，當然更多是驚喜。電話里她聲音疲憊，我詢問她是否需要先睡一覺再進行訪談，但她見面的心情很急切，渴望跟人聊聊。就這樣，我們從早上8點半在廠門口公交站見面，坐車去市區，一路開聊，一起吃早餐，然后買了斤瓜子帶到公園，不知不覺即到午飯時間，中飯邊吃邊聊過后，又邊聊邊逛街，一直到下午5點把她送回工廠。以上的生命故事，便是她用將近一整個白天的時間向我訴說的。那是一段非常奇妙激蕩的傾聽和交流，也是我們之后這幾年友誼的開端。

　　在夏大姐講述的過程中，我插話不多，偶爾把她長時間跑遠的敘述往回拉一拉，有時追問具體細節，以及如今的她對當時某些經歷的看法，還有的時候是兩人四目相對、一起流淚。

　　我的感動，既有對于農村女性角色給她帶來的多舛的命途的同情悲憤，更有對她幾乎每次磨難之后都如野草一般的生命力、學習和改變生活的能力、還有一絲天不怕地不怕的匪氣的欣賞與好奇。

　　那天訪談的最后，我請夏大姐概括一下對最親近的人，包括她自己，以及工作的看法。她做了以下的總結性的感慨。

　　對老公的絕望：

　　“男人就應該出去賺錢，女人才有依靠。可是他當官不會拍馬屁，做生意不會搞關系，學手藝臉皮薄經不起別人打擊，種田種的到處長荒草。6年的部隊教育，怎么會是這個樣子!”

　　對女兒的失望：

　　“女兒向著奶奶，記恨我，認為我經常無理取鬧……去年每個月會通一次電話，今年過完年以來，還沒跟我通過電話。我對她也死心了。她現在上大學每年1萬5，高中是每年1萬，都是我的錢，我也算對得住她”。

　　對兒子的偏愛：

　　“兒子懂事，每次給他買衣服，他都說衣服夠穿，不要亂花錢……每次回去我都會給100塊給他讓他中午在學校吃好一點……現在是很聽話，不知將來是不是也跟他姐姐一樣”。

　　對哥嫂的羨慕：

　　“聰明靈光的哥哥，從廣西打工回來，就被朋友介紹去天師府做‘學徒’，從道觀雜役做起，現在是天師府的法師，全國只有5個認證的法師，現在交往的都是達官貴人。我很羨慕嫂嫂，可以在家里享福，打麻將，而且她與婆婆，也就是我媽的關系極好……哥哥懂得怎么做人，會疼老婆、哄老婆，也會促進婆媳關系。我經常跟老公說，你要能學到哥哥十分之一就好了”。

　　對婆婆的無奈：

　　“我再怎么做都感化不了她。所有事都是她跟老公拍板，不跟我商量，不管是我懷孕生孩，還是我們家蓋房子……我也沒辦法平心靜氣地對她，她也是女人，怎么就那么重男輕女，怎么讓我引產，就那么理直氣壯!……話說回頭，她自己的身世也挺可憐——2歲就沒了媽，父親再娶后，下面有7個弟妹，她都要照顧，繼母對她不好，所以她很想逃離那個家。嫁到我公公家后，因為我公公長得很丑，身體也不好，所以我公公的母親，即是她的婆婆很看重她，對她極好。可能她從不知媳婦有多難當”。

　　對工作(而不是“打工”)的重視：

　　“我之所以這么重視工作，任何工作都認真干好，包括做保姆也希望是模范保姆，或許就是希望在工作中得到別人的尊重與溫暖，得到別人的肯定與掛念，因為在家里、在老公那里得不到疼惜”。

　　對自己的評價：

　　“村里不少打老婆的情況，但像我這樣勇敢逃出去的不多。我在浙江時每天寫日記，反省自己，鼓勵自己”。

　　“如果我是男人，可能不會走正道。作為男人，吃喝嫖賭是天性。只要不做缺德的事，不被抓起來，什么都不怕”。

　　“人生就是舞臺。希望自己能演好每個角色，也希望盡可能嘗試不同的角色和工作。我知道，作為妻子、兒媳、母親，我是失敗的”。

　　整理夏大姐的故事，我很能理解為何她會對我這個只見過一次的“外來博士妹”敞開心扉：她太孤獨，她渴望被傾聽與關愛。無論在夫家、娘家，還是兒女面前，她都無法找到相互之間的疼惜和尊重。她強調感謝有工廠的這份工作，而幾乎不提打工生活的難處，除了工作帶來的經濟收入和家庭話語權之外，也是因為忙碌重復工作帶來的身體勞累，能讓她短暫逃離無所適從的家庭生活。但與此同時，親密家庭生活的常年缺失，又加深了她與家人之間的心里裂痕，甚至給她帶來自我懷疑。

　　她的孤獨不光來自于親情的疏離，更是因為在她生活所處、以及她自己深信的價值體系里，找不到支撐自己行為想法的社會準則依據。一方面，成長于毛時代的她堅定認為女人應該自食其力，并為之自豪：“我從17歲起就是自己養活自己，感覺用別人的錢不習慣”。另一方面，她對丈夫最大的不滿便是老公“不會賺錢、沒本事”。一方面，她很在乎婚姻家庭的穩固，甚至認為自己總想離婚，很大程度是因為她常年在外打工，而老公留在村里，自己見世面多，賺的錢多，在家比較強勢，夫妻有“性別顛倒”的感覺——她甚至感嘆：“如果當初是他一直在外打工，我在家，或許我們的關系不會這么糟”。另一方面，她又坦誠提及曾經幻想過跟老板娘的丈夫遠走高飛，因為自己并不愛丈夫;而最終沒有“接受邀請”的原因是：那個男人只是給他老婆打工的，不會是靠山。她一方面控訴把女性當作生育工具的夫權和將生育權剝奪去的國家政策，并以離婚作為反抗的工具;另一方面，她自己對兩個孩子的態度又多多少少復制著“重男輕女”的觀念。當然，也可從另一角度理解她對兒子的偏愛——兒子是她拒絕墮胎、維護自己生育權的“勝利果實”，她自然更加珍視。封建時代的“男尊女卑、母憑子貴”，毛時代的“婦女走出家庭、經濟獨立自由”，資本時代的“萬物皆為資本，資本才是王道”，在她身上交織著，塑造著她生活中的幸與不幸，思想上的優越與糾結，更多的是無所適從。

　　像夏大姐這樣有著常年在外打工經歷、如今返鄉卻不能真正“回家”的女人，太需要有人傾聽、理解、記錄。她們是“中國制造”的締造者，是城鄉社會以及價值觀變遷的承載者，是時代的縮影。批判性的理論和概念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分析她們的生活選擇、生命歷程。但與此同時，她們的悲喜沉浮、反叛與迎合，又遠非這個時代的邏輯所能完全參透。

　　2014年我重訪田野地，和夏大姐相聚。兩年后再次相見，她臉上的皺紋斑點以及眼睛里的疲憊和困頓多了很多。她仍然在“鉆石科技”工作，但明顯感覺體力不如以前，覺得工作非常辛苦。她開始考慮離廠“退休”后生活——打算在鎮上開個小餐館。女兒已經大學畢業，在上海一家商貿公司做翻譯。兒子(也參與了我們的聚會)考進了市二中，希望能考上大學，不過對名牌球鞋更感興趣。與老公的關系還是老樣子，用她的話是“對離婚和關系好轉都徹底死心了”。臨別時，夏大姐含著淚對我說：“希望你能找個好人家”。我想，這是她用她的話語給我的最善意的祝福。

　　(此次訪談之后的田野調查期間，筆者曾多次與夏大姐及其丈夫、兒子、婆婆、弟媳、工友、朋友、老雇主相聚交談，也曾前往夏大姐的家、工廠宿舍進行探訪。離開田野至今，筆者與夏大姐一直保持著聯系，并于2014年重訪。此文初稿寫于2012年，修訂于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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