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不重塑階級，拿什么歡度五一？

左楠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到了這一天我們都要說說歷史：1886年5月1日，以芝加哥為中心，35萬工人舉行了罷工和游行，要求改善勞動條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這場罷工最終以血腥鎮壓告終。1889年，恩格斯在第二國際成立大會上宣布每年5月1日為國際勞動節。1949年，中國人民政府將5月1日定為國際勞動節。　　

　　到了今天，歷史像翻書一樣刷刷刷的翻過，那些抗爭流血也變成了毫無意義的知識點被遺忘，在許許多多人的腦子消失了。當然，五一節還在，年年都說要熱烈慶祝，可這實在是一個吊詭又可笑的事實：你說當年的熱血白流吧，五一勞動節依舊是一片喜氣洋洋歌舞升平的盛世場面，甚至還順帶帶來了旅游高峰，刺激了內需消費，雖然也不知道這刺激來的消費保護了誰的利益;你說當年的努力沒白費吧，看看現在工人的工作狀況，看看他們的工資、工時、社保狀況，以及他們的行動和反抗，總覺得怎么還在幾百年前的狀況里轉圈圈呢。

　　這可不是跟你開玩笑。五一勞動節，趁著放假瘋狂出國旅游購物的人和勞動到根本沒假放的人，共同構成了當下這個完整的市場社會。在這個詭異的市場社會里，有些人要更優雅地高貴生活，有些人卻在為保障生存的最低工資拼上了老命，在《“我們要生存”：最低工資的政治經濟學》里，作者齊昊會告訴你，雖然各地規定了最低工資標準，但這個工資可沒法真正養活工人，工人不得不大量的加班。但即使加班，獲取的工資仍舊無法達到生存工資，造成了大量的社會欠債，而正是這種欠債，促進了GDP的增長。

　　欠債只有最低工資嗎?在關于三省五地工人的社保調研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企業不依法給工人繳納足額的社保，造成辛勤工作的工人老無所依、病無所醫、傷無所救。這種欠債不僅在生產領域，在再生產領域也逐步蠶食著勞動者所有的生命價值。

　　無論在生產空間還是再生產空間，工人已明顯地區別于有產一族，成為了一個無產的階級。這個情況真和幾百年前差不多，那個時候，有個叫馬克思的老頭子就起來說，“經濟條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變成工人。資本的統治為這批人創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關系。所以，這批人對資本說來已經形成一個階級，但還不是自為的階級。在斗爭(我們僅僅談到它的某些階段)中，這批人逐漸團結起來，形成一個自為的階級。他們所維護的利益變成了階級的利益。而階級同階級的斗爭就是政治斗爭。”這就是工人作為一個階級，從自在走向自為的過程。五一勞動節可就是這個過程中的產物。

　　于是當下我們可以用這樣的一種方式慶祝五一了。在清華大學農民工課題組2014年發布的農民工組織化趨勢中，我們看到了工人階級團結、組織起來的多種形式;在許怡的《跨境勞工運動的新想象》一文中，我們看到這種聯合與團結走出了地域的限制，甚至不僅僅在工人內部，還得到了學生群體、媒體的支持和聲援。新興的工人階級，正在以當下獨有的方式，在這個資本唱主角兒的舞臺上，搶回自己本該有的資源，唱出自己獨樹一幟的聲音。

　　如果給你一個時光穿梭機，飛躍這個大時代，從幾百年前，到60多年前，到30多年前， 讓你去感受每一個五一勞動節，百轉千回這個詞一定會在你腦中回響。工人階級的身份與地位在歷史迂回中沉浮起落，潘毅的《階級主體重生》一文，從一個理論和歷史的視角重塑了這一過程。工人階級在歷史中曾被壓迫、被剝削，又曾反抗、奪回主體地位，如今又面對怎樣的挑戰，又有怎樣的出路?行動可以賦予我們新的時代想象力。

　　50年后，100年后，五一勞動節會怎樣過?我們拭目以待。

五一專題：你所不知道的社保真相

新生代ilabour課題組　　

風暴剝去了最后一片尊嚴的外衣

　　他那鮮紅的盼望還是凋落了

　　——《審判》 女工詩人寂之水

　　2012年，《人民日報》曾宣稱“我國覆蓋城鄉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主要制度已經建立起來”。按理說，從此應該國泰民安，皆大歡喜了。然而2014年，東莞爆發了轟動一時的3萬工人持續20多天的停工，起因正是因為社保。那么，我國工人社保的真實情況究竟怎樣?

　　2014年7月25日至9月初，“新生代ilabour”課題組師生開展了一次工人社保落實情況的調查，對電子、服裝和食品三個行業的代表性品牌—蘋果、優衣庫和可口可樂的5家代工廠進行了實地調查。這5家工廠坐落在上海、南京、廣州、深圳和東莞，通過隨機抽樣和深入訪談的方式(訪談人數超過50人)，對工人社保政策執行和落實情況進行了全面調查。結果令人震驚。

　　——只有32.9%的工人認為企業已為他們足額繳納社會保險

　　——超過三分之一的工人沒有用過醫保

　　——養老保險異地遷移單位繳納部分的40%被截留

　　——工傷賠付率只有1/3

　　……

　　這些調研品牌代工廠的工人社保覆蓋率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即使是按法律規定繳納了社保，具體運作過程中同樣會出現許多問題，讓工人們根本無法享受到社保帶來的福利。

　　社保，本來應是最基本的保障，對于工人們來說，卻成了一種奢望，成為需要拼盡全力爭取的東西。在制度性障礙、強大資本拉扯和工人對社保的認知缺失三重陰影籠罩下，工人的社保最終成了一個“美麗的空夢”。

　　三重陰影的籠罩

　　所謂制度性障礙，即到目前為止，一個全國統籌的社保體系還是缺少的，各地規定復雜且混亂;同時，社保政策的規定沒有懲罰性，企業故意拖延造成的工人社保欠繳卻往往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當勞動者轉移工作地點，或想回農村時，交了多年的社保卻無法全額轉走，城市政府為了一己私利，無情無理地把企業為工人個人繳納的社保費用扣留下來。

　　在當下勞資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即便2010年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要求企業必須為所有工人全額繳納社保，可是企業仍以一系列“高明”的手段、“專業”的知識玩轉社保中的各項細節：不以工人實際工資全額繳納社保;抑制工會在工人社保問題中的作用;在工傷申報、獲取工傷保險中制造困難等等，造成法律被架空。

　　政府和工會在社保問題上的缺位，忽視對社保的宣傳，造成相應知識不普及，工人在認識上出現混亂，也常常搞不清繳納社保的重要意義。這一點或許是企業主、地方官僚最愿意看到的。

　　普遍不足額繳納社保

　　50歲的紅玲，自從18歲那年從湖南邵陽老家出來打工，已在廣東各地輾轉工作了30多年。這期間，除了結婚生孩子那幾年，她都沒有中斷過她的打工生涯。

　　今年，她和工友們一道，參與了工廠的集體抗爭，為自己爭取社保的權利。她的工廠只為她交了5年多的社保。

　　眾所周知，養老保險只有交夠15年才能領取，如果不補繳，她不能想象自己的退休生活會是怎樣。然而經過了一系列的行動，當企業也答應為他們補繳的時候，一個制度性的障礙擺在了他們面前——她被告知按規定只能補繳兩年社保。這對上有老下有小的紅玲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

　　“社保是買了的，不記得什么時候開始買的。廠里在不告訴員工的情況下，直接用電腦抽選的，也不會通知你，只是在發工資的時候直接在上面扣。剛進來那幾年我不買的，現在買了。應該還是按基本工資買的，應該是買齊的吧?養老有的、醫療有的、工傷有的，都有的。”張大姐40多歲了，進廠工作了20多年，卻只從七八年前開始交社保。面對我們關于社保的問題，她一頭霧水。

　　按照國家法律的規定，社保是必須購買的，應按工資總額繳納，并且養老、醫療、工傷、失業和生育必須全部買齊，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像張大姐這樣稀里糊涂被侵害利益的工人大有人在。

　　我們發現，企業不足額為工人繳納社保的比例很高。調研結果顯示，只有32.9%的工人認為企業已為他們足額繳納社會保險。根據此次調研的實際情況來看，工人對于企業已經足額繳納社會保險的看法可能存在虛高狀況。

　　“我以為公司交足額了，要不是你們看了我的工資單告訴我，我現在都還蒙在鼓里。剛入職的時候，公司也沒有告訴我們社保是怎么交的。我覺得這侵犯了我們的知情權。”當得知自己其實并沒有足額繳納社保后，在深圳打工的年輕工人阿華顯得非常生氣。

　　從我們調查的工人提供的工資單來看，沒有一家企業按照國家法律規定為工人足額購買社會保險。這一現象很普遍。

　　公積金的繳納同樣不容樂觀，結果表明，大約37.4%的工人并沒有購買住房公積金，還有大約3%的工人并不清楚所在企業是否為自己購買了住房公積金。從行業比較來看，只有不到7%的服裝行業工人購買了住房公積金，食品行業工人購買住房公積金的比例也只有16.4%。

　　為職工足額繳納社會保險和公積金，這一句簡單的話落實下去卻顯得那么困難。究其原因，對欠繳社保的企業懲罰過松或許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無論是《社會保險法》，還是其他相關法律法規，都沒有對這一行為采取任何嚴厲懲罰措施，通常是只需補繳少額的滯納金就能過關，為企業的非法手段留足空間。

　　繳了也不好使

　　小麗身材瘦削，個子不高，她從小就體弱多病，工廠里滿負荷的工作量、每月倒一次的夜班讓她的身體更加吃不消。胃病、痛經、感冒這些“小病”時常纏繞著她，甚至每個月都要跑一兩次醫院。我們看見她時，她正在婦科診室前焦急地等待著。

　　“我這個痛經的毛病，是需要慢慢調的?，F在看一次病都要幾百塊，可是每年門診報銷的最高額度只有800塊，剩下沒辦法，只能自己出。”小麗的聲音很低沉。

　　小麗的例子不是個別現象，很多工人告訴我們，現行的醫療保險只能起到有限作用，除了小麗所反映的問題，醫保定點醫院開藥貴、醫療質量不高、距離遠這些問題，也使得許多工人不愿意使用醫?？床　?/p>

　　我們發現，工人使用醫療保險的比例較低。大約36.1%的工人沒有用過醫療保險，有25.5%的工人很少用醫療保險(一年少于5次)，只有7.7%的工人用過多次(一年超過5次)。

　　工傷工人的情況就更為堪憂。在我們的調研中，發生工傷的工人，只有1/3的人拿到了工傷賠償，大多數工人發生工傷事故后，因為對工傷保險制度不了解，對工傷申報的程序不清楚，再加之上級管理者的壓力和阻擾，一些原本可以申報工傷的工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

　　“我在工廠里曾經受過工傷，在洗水部，被鐵桶砸了一下，當時不覺得怎么樣，上夜班，回去睡覺時很痛睡不著，去醫院照x光發現搞到骨頭了。當時洗水部的主管、總管、幾個組長都知道。搞了好幾天都不讓申報工傷，起碼跑了10趟，最后在辦公室我把桌子一拍，憤怒地說了句‘你們不管可以，以后你要管老子都不讓你管了’。我的傷最后被評了10級工傷，賠了6個月工資(按底薪賠的，因為工傷保險就是按底薪來買)，賠了6000多塊錢。還有，我這個工傷之后，誰都可以加班，就我不能加班，這個手指沒了一小節不影響工作，但就是不讓你加班。我不想跟他們耍賴，但他們就要跟你耍賴。”

　　通過自己的爭取，這位工人成功申請了工傷，做了傷殘評定，并拿到了工傷賠償。與那些受過工傷卻沒有領取到工傷保險金的工人相比，他是“幸運的”，不過他的幸運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而且走過了一個艱難的過程，甚至以后遭到了公司的不公對待。

　　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對工人來說，通常就是“交了白交”，手續之復雜、要求之嚴苛，以至于只有極少數的工人才能拿到。我們的調查發現，只有3.36%的工人領取過失業保險金。

　　住房公積金具體落實起來就顯得更為“雞肋”了。因為住房公積金的提取只能通過買房、以正式的租賃合同或者銷戶來實現，這對于大部分的農民工來說，由于他們缺乏公積金相關知識，調查結果表明，只有22.26%的工人提取過住房公積金。

　　簡而言之，每一個險種以及公積金在具體落實過程中都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真是需要每一名工人有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超高應變能力才能解決，才能取得合法的權益。此外，工會的缺位也是鮮明的。只有不到20%的工人認為工會在改善社保問題方面有所作為。根據工人的反映，工會不僅在關乎工人切身利益的社保問題上毫無作為，甚至有時候還會站在企業的角度為企業發聲，工人想要通過工會維護自己的基本權益難之又難。

　　社保異地遷移被截留

　　對于在外打工、四處漂泊的農民工來說，社保的轉移非常重要。 2009年12月底，政府出臺了《關于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暫行辦法》。按照辦法，養老保險關系轉接采取“雙轉移”模式，其中個人部分全額轉移，而統籌部分只轉移繳費基數的12%，相當于用人單位繳納的40%留在了當地社?；?。(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用人單位按照職工個人繳費基數的20%繳納養老保險費作為統籌基金，個人繳納8%作為個人賬戶資金。)

　　這40%有多少呢?我們不妨算一算。以東莞市為例，僅以東莞市最低工資1310元為基數計算，每月單位為工人交的各項保險總額為20%，即262元，一年下來，就有3144元進入統籌基金。如果一個工人在東莞工作一年打算到另一個省打工，就只能轉走3144×60%=1886.4元，剩余1257.6元就留在了地方社保統籌基金。我們以最保守的估計，即10%在莞工作的農民工會在東莞繳滿15年的社保，最后留在了東莞，也就是90%的外來農民工最終會離開東莞，按照工人總數來算，數據已經非常龐大了。一個東莞都是這樣，深圳、上海等大城市又扣下了外來農民工多少社保呢?

　　這種扣留是毫無根據、蠻不講理的。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為企業發展與城市擴張貢獻了自己的勞動與健康，企業為他們繳納的社保金卻白白貢獻給了地方城市政府，而富裕的城市卻不承擔勞動者的退休和養老問題，也不充分地承擔打工者的醫療、失業等保障。對于女性勞動者，她們無法享受生育保險金，更不用說工傷、職業病工人的生活保障。最終，把這種種負擔都轉移到相對落后、破敗甚至負債的農村，讓貧窮的農村地區來為繁榮城市埋單。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是由于社保金已經成為一筆龐大的變相“人頭稅”，被城市政府牢牢地扣留在自己手中。如果沒有像打大老虎的力度，讓城市政府償還屬于農民工的社保錢，2.6億農民工的權益是不可能得到保障的。

五一專題：“我們要生存”：最低工資的政治經濟學

齊昊

　　在我國，受到最低工資影響的勞動者比收入接近最低工資的勞動者要多得多。最低工資不只是法律規定的工資水平下限，而且通常是老板規定的基本工資水平。擺在大量工人面前的“選擇題”是：如果只付出正常的工作時間，那么最多只能拿到被老板確定在最低工資水平上的基本工資，乃至無法維持正常的生活;如果要維持正常生活，那么就必須“自愿”選擇延長勞動時間，乃至超過法定勞動時間的最高限度。在這道“選擇題”面前，工人分明沒得可選。

　　主流經濟學總是拒絕進入馬克思所說的掛著“非公莫入”牌子的生產場所中去。主流經濟學對中國的最低工資問題仍然采用勞動供給和需求決定市場均衡、最低工資政策造成市場失衡的邏輯，并沒有看到老板把最低工資當作延長工人勞動時間的工具，也沒有看到工人為了維持正常生活而“被迫自愿”超時勞動的矛盾與辛酸。

　　一項對深圳工人的調查顯示，2012年一個三口之家每個月的正常生活開銷在5800元左右，而當年深圳市最低工資僅為1600元。如果父母二人都工作且只按照法定工時付出勞動，那么就意味著這個三口之家有45%的正常生活開銷沒有著落。為了生活，他們必須超時勞動!

　　國家統計局對農民工進行的全國性調查反映出超時勞動在中國工人的主力軍當中是何等嚴重。以下每一個數字都代表了他們為了維持生活所被迫承擔的艱辛。2009年以受雇形式就業的外出農民工的周工時為58.4小時，超出法定的44小時將近1/3;2010年新生代農民工每月工作26天，每天9小時;2011年外出農民工每月工作25.4天，每天8.8小時;2013年外出農民工每月工作25.2天，每天8.8小時。從2009年到2013年，外出農民工中周工時超過44小時的比例一直維持在84%以上。這一事實意味著企業普遍性地違反《勞動法》，法律對勞動時間的限定成為一紙空文。

　　企業把與正常工時對應的基本工資確定在最低工資水平上，利用這種“基本工資+加班費”的工資制度壓低單位勞動時間所對應的工資，導致工人“被迫自愿”延長勞動時間以滿足維持正常生活的需要。與此類似的剝削辦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已經論述過。這一問題既牽涉生產過程中的權力關系，又牽涉工人對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的訴求，所以，以什么標準來確定最低工資顯得至關重要。

　　自2004年《最低工資規定》實施以來，從表面上看，各地最低工資標準都在持續上漲，但是與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相比，最低工資則相對下降。一項研究表明，全國31個直轄市和省會城市中，最低工資標準最高檔占上一年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比例從2004年的34%下降到2013年的30.5%。這意味著，在基本工資盯住最低工資的工資制度下，工人取得社會平均工資的難度在持續加深。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私有部門迅速擴大，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的主力軍。然而，私有部門的迅速發展建立在我國廉價勞動力的基礎之上。一方面，由于建國以來我國在農村地區長時期的教育和醫療投入，勞動力質量顯著高于處于同一經濟發展水平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城鄉二元結構使勞動力可以借助于農村完成其再生產?？梢哉f，私有部門正是利用了城鄉二元結構以及二元結構之中的勞動力再生產獲得了高質量、低價格的勞動力。

　　但是，私有部門的這一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一方面，私有部門面對的勞動力供給日益緊張，而另一方面私有部門面對新生代農民工在城鎮定居的迫切要求。在這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方式中，私有部門會遇到各種問題：勞動力結構性短缺、技能不匹配、勞資矛盾頻發、勞動生產率上升放緩、國際競爭力下降等等。

　　對于這一情況，我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工人本應在法定勞動時間內就能夠取得維持正常生活所需要的工資，并且，工人在超過法定勞動時間的加班時間應該依法取得加班工資，那么，以此為標準，在實際中企業少給工人支付了多少工資?從這個角度說，私有部門實際上對勞動者拖欠了一筆社會欠賬，這筆欠賬就是私有部門未能支付的“生存工資”，即維持勞動者一個合理的生活水平的工資。一個健康發展的私有部門必須對其勞動力的再生產負責，而不能一味利用城鄉二元結構來掩蓋這筆欠賬;同樣，一個具有競爭力的私有部門必須克服依賴廉價勞動力的惰性，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我們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這一研究發表在2012年第1期的《政治經濟學評論》上。由于超時勞動現象在私營企業普遍且嚴重，所以我們的研究專門計算了私營企業的社會欠賬。我們得到的結果如下圖所示(原文中的結果只到2009年，這里我將數據延長到2013年)。

　　我們的結果表明，僅僅就統計上在冊的約8000萬(2013年)私營企業就業人員來說(尚未包括超時勞動現象同樣嚴重的外資企業、港澳臺投資企業和沒有納入統計的私營企業就業人員)，社會欠賬就從2003年的2232億元增長到2013年的20462億元，社會欠賬占GDP的比重從2003年的1.6%增長到2013年的3.6%。僅2013年一年，私營企業的社會欠賬就達到私營企業工資總額的76%，相當于每個工人被欠下了2.5萬元。這一社會欠賬的規模無疑是驚人的。

　　上圖反映的是總量的情況，而下圖反映的則是單位勞動時間的情況。我們將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2009年單位小時的最低工資與實際支付的工資、“生存工資”分別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看到，由于企業盡力壓低單位小時的工資，實際支付的工資與最低工資比較接近，而二者都明顯低于“生存工資”。這一差別需要工人用延長勞動時間的辦法來彌補，也就是企業欠下的社會欠賬。

　　對法定勞動時間的普遍性違反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欠賬意味著我國存在大量“僵尸”企業，它們本應在市場經濟的正常競爭過程中遭到淘汰，卻吸吮著超時勞動的血液而獲得茍延殘喘的機會。在有些人為私營企業的“高效率”唱贊歌的時候，他們是否看到了為“高效率”而流淌著的、擠壓著工人正常生活的勞動時間?

　　最低工資過低與超時勞動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最低工資過低的情況下工人需要以超時勞動來補償收入，此時最低工資已經脫離了維持工人正常生活這一標準，喪失了其原本的政策意義。也就是說，最低工資達不到一個合理的“生存工資”的水平，無法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然而，任何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都要保證勞動力再生產的進行，都要保證工人能夠維持正常的生活，不僅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得到保障，而且還要有收入和時間來接受教育、養育子女、贍養老人，實現人的發展。過低的最低工資與超時勞動的并存不僅嚴重影響勞動力再生產，而且阻礙市場機制對“僵尸”企業的淘汰，也阻礙我國經濟從利潤拉動型向工資拉動型增長方式的轉變。這種情況早一天改變，中國經濟就能早一天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五一專題：跨境勞工運動的新想象

許怡

　　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行動

　　勞工權益倡議運動(也可稱為反血汗工廠運動)是始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西方國家興起的為全球供應鏈末端的工人爭取勞工權利、改善工作條件、提升勞動標準的一系列行動。這場運動由北美和歐洲的工會、人權、消費者、學生及宗教組織聯合發起，以著名的跨國品牌公司為批判對象，借助消費者和新聞媒體的力量，要求公司承擔企業社會責任。自從這場運動在西方國家取得了一定成果之后，這種模式不斷在其他較發達國家、地區蔓延;在工人運動日漸式微的情況之下，人們盼望著作為“新興社會運動”的勞工權益倡議運動可以成為幫助底層工人發聲、改善勞工狀況的一股新興力量。

　　勞工權益倡議運動成為一種跨國或跨境社會運動，其目的在于揭示跨國公司一直試圖逃避的全球供應鏈中的社會責任，例如代工廠或供應廠商的勞動條件和勞工待遇。參與這類倡議運動的行動者們，一方面必須與生產國(通常為發展中國家)的代工廠工人建立聯系，了解他們的勞工狀況，另一方面又以消費國(通常為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作為倡議的目標，通過曝光、羞辱、動員消費者參與抵制等一系列方式對其施加壓力，使之愿意承認并且承諾保障其供應鏈中的勞工權益。借助這種跨越國界的行動方式，勞工權益倡議運動成功促使跨國公司制定“生產行為守則”以保障其全球供應鏈的勞工權益。

　　跨階級、跨國的勞工權益運動盡管可能為勞工權益的改善帶來一些轉變，然而，它們同樣面臨著諸多挑戰及爭議，例如：發達國家的行動者和發展中國家的行動者之間并沒有享有同等的決策參與權，這種不對等的權力關系本身已受到“霸權式全球化”的影響;來自發達國家的行動者們的跨境支持可能會導致一種“父愛主義”并且造成發展中國家工人對他們的依賴，原因是這些外來行動者所做的事情取代了工人群體自身的能動性，因而無法實現工人自身的賦權。這些困擾均圍繞著跨越國界的行動者如何進行連結，不同階級、社會行動者之間的結盟如何實現以及由此引發的關系不對等問題——這些問題也被總結為“雙重區隔”，即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行動者之間的區隔以及工人階級與其他行動者之間的區隔。

　　基于對中國香港及內地發生的主要勞工權益倡議運動的歷史資料整理及田野研究，作者嘗試回應以往研究者提出的爭議性問題：外來行動者與本土行動者之間，以及行動者與工人之間是什么關系?是父愛主義下的依賴關系，亦或是其他形式的結盟?

　　勞工倡議行動

　　本節將介紹兩個勞工權益倡議行動，其涉及兩家倡議團體(包括非正式團體)以及兩家目標公司。第一家倡議團體是SACOM，2005年于香港成立，是當地最主要的關注中國勞工權益的倡議性團體之一。該團體主要由大學生及學者組成，全職工作人員僅兩至三名。盡管團體規模很小，但自成立起已經發起了十幾場面向不同跨國公司的倡議行動。第二家團體為國內一個非正式的學生關注小組，該小組成員同樣為高校大學生。

　　案例一：揭露D公司“血汗勞工”

　　D公司是一家跨國的主營玩具的公司，在中國內地設有數千家代工廠，同時還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擁有主題樂園。反對D公司的行動始于2005年。那一年9月，D公司的主題公園在香港開幕。反對D公司的行動是SACOM的第一場戰役，在此之前，他們花了一個暑假的時間，和一些香港的大學生在珠三角的工業區調查D公司代工廠的勞工狀況。通過廠外訪談、座談等形式，行動者們發現D公司代工廠的勞動條件惡劣、工資低、加班嚴重超時，同時存在大量的工傷事故。這些資料以及工人們的悲慘故事讓行動者們感到震撼，同時也為他們開啟第一場戰役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經過充分的醞釀之后，SACOM的成員對外發布了他們的第一份調查報告，引起了許多香港及海外媒體的關注。除此以外，他們還在D公司主題公園外進行各種街頭戲劇的表演，借此向公眾揭露D公司代工廠在中國內地的不當用工行為。這些行動頗有效果。報告發布后的半年內，D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負責人邀請SACOM的行動者們進行了四次會面，討論這些代工廠的用工問題。經過協商，雙方達成了一些共識：如D公司將敦促改善生產安全設施、伙食與住宿條件;由第三方團體提供投訴熱線服務以及工人培訓項目。然而，有關成立工廠工人委員會的建議則被D公司方面回絕了。

　　由于對D公司的改善措施并不完全滿意，同時也是為了檢驗D公司其他代工廠的用工條件是否改善，SACOM的行動者們于第二年的暑假再一次到工業區進行調查。然而，上一年發現的問題同樣還存在于其他的代工廠中——D公司只是應付式地對被曝光的工廠進行整改。SACOM再一次對外發布了他們的調查結果，但這一次媒體和公眾并沒有太多的關注——關于血汗工廠的新聞價值儼然已經下降。不久之后，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了——其中一家被曝光的代工廠倒閉了!原來，在AA第二份報告發布之后，D公司削減了該工廠的訂單，從而導致工廠因訂單不足倒閉;與此同時，該工廠的800名工人失去了工作。盡管SACOM的成員們得到消息后到D公司的香港總部進行了多次抗議，然而卻無法挽回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的局面。最后，SACOM經過與D公司談判，為失業的工人爭取到一筆不錯的遣散費。幸好當時是用工荒，工人們并不太擔心找不到新的工作。

　　這一事件可以說是巨大的挫折，一些公眾和媒體也對于SACOM發起反血汗工廠行動的道德合理性提出質疑——因為行動者們沒有事前征得工人的同意，而工人卻因此面臨失業的風險。對此質疑，其中一名行動者談到：“我們難以在行動前征得所有工人的同意，因為工人們沒有自己的代表機制。我們也難以和工人們一起協商和策劃行動，這是我們目前的困境。”然而，經過此次事件，SACOM的行動者們也學習了一些經驗，可以降低跨國公司撤單的風險——例如要多與工人聯系，時刻了解工廠動態;時常提醒品牌公司不要撤單，否則將會受到行動者更猛烈的攻擊，品牌形象受損更嚴重。自此以后，因被SACOM曝光而發生工廠倒閉的情況再未出現。

　　案例二：挑戰C公司勞務派遣制

　　C公司是世界著名的飲料公司。與以往的倡議行動有所不同，針對C公司的行動由幾名國內大學生發起。2008年，分別在北京和杭州上大學的小君和小偉，受到了香港團體SACOM行動模式的啟發，計劃發起一項“大學生進工廠”的暑期實踐活動，希望利用暑假時間進入工廠打工，體驗工人的生活。他們邀請了自己的朋友和同學參與此次活動，又通過學校社團招募感興趣的同行者。學生們在工廠里工作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一個月的工廠體驗深深地影響著每一個參加者，讓他們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打工者所遭受到的剝削、苦悶和無奈。這種深刻的體會來源于學生們在這種特定的時空環境中，把自己轉換為了一名打工者。

　　當這九名大學生結束他們進工廠的活動時，他們被工人所處的惡劣勞動條件所觸動，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讓他們覺得應該做點什么。他們想起了香港團體SACOM的行動模式，于是聯系了SACOM的工作人員。SACOM的工作人員也非常樂意和學生們分享他們的行動經驗。于是，他們碰面并且開展了一個經驗分享工作坊。在這個工作坊中，來自香港的行動者們向國內的大學生們介紹了他們的行動模式和理念：什么是全球供應鏈、企業社會責任，消費者運動等。與香港行動者們的分享，讓這些進入過工廠的大學生們得到了視野的拓展，也明確了他們的行動方向——他們決定參考SACOM的行動模式，把矛頭對準供應鏈上游的跨國品牌公司——C公司。與此同時，他們把自己的活動團隊稱作“C公司大學生關注組”(下稱“關注組”)。

　　關注組選擇了“濫用勞務派遣”作為他們的主要調查發現。作為一個不知名的學生小組，成員們對于如何把他們的調查發現公之于眾并無把握。于是，他們決定嘗試以多種方式發布信息以及擴大影響力。

　　首先，他們充分運用了當時正在流行的網絡媒介“博客”作為宣傳的平臺。關注組成員在他們注冊的博客上面發布了C公司裝瓶廠及代工廠用工調查報告的全文，并且附上他們在打工及調查期間拍攝的照片加以佐證。于此同時，他們向之前關注過勞工權益的媒體、報紙發出邀約，請他們報道相關情況。隨后，關注組向兩名為C公司產品代言的體育明星——姚某及劉某發出公開信，呼吁他們停止為C公司代言;類似的公開信還發送給了全國總工會，呼吁工會關注C公司的不當用工行為。上述的行動得到了不少媒體的關注，有些門戶網站甚至為該事件開辟了專題報道。

　　其次，關注組成員在高校召開宣講會;在兩個多月的時間里，關注組的成員在包括自己就讀學校在內召開幾次了關于C公司不當用工行為的宣講會，呼吁大學生們關注該事件，同時招募大學生志愿者加入他們的工作，一起擴大宣傳。

　　最后，關注組成員意識到僅僅在學生群體或者一般公眾中獲得關注是不足夠的，他們希望讓C公司的工人可以知曉并參與到維護自身權益的過程中來。于是，關注組發動學生志愿者們前往周邊的C公司下屬工廠，為工人們派發勞動法律傳單，講解勞務派遣問題。

　　在報告發布的初始階段，事件贏得了大量的媒體關注，可以說是為關注組征得頭籌。媒體的關注也促使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勞動部門對被揭露的工廠進行調查，然而，C公司卻一直沒有對事件予以正面回應。2009年5月份，關注組發布了第二份調查報告，然而幾乎沒有任何的媒體報道——這個結果驗證了行動者們此前的推測，C公司并不愿意正面地解決問題，而是通過暗箱操作阻礙媒體的報道。雖然缺乏了媒體的報道，但是關注組已經逐漸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傳播渠道和施壓方式，這使得行動得以持續。而公眾和C公司也將見證這是一次堅定而持久的行動。

　　在2009年的暑假來臨之前，關注組招募了第二批大學生成員，繼續以應聘一線工人的方式進入C公司的工廠工作——他們希望借此方式了解C公司的用工情況是否有改善，濫用勞務派遣是否有減少。戲劇性的情節在這次打工活動中發生了：以派遣工的方式被招聘到C公司下屬工廠工作的關注組成員小梁，在結束打工和派遣公司結算工資的時候，不僅屢次被公司推諉，最后還被公司的人打傷。毆打行為直到警察出面才得以停息。辭職要不到工資，甚至還被威脅毆打，這樣的事情也許對于普通工人而言是常常發生而又無可奈何的。然而這樣的事情發生在關注組成員身上，則使得C公司不當用工行為中的另一黑暗面得以被外界知曉。在隨后的調解中，C公司試圖把責任推脫給派遣公司，而派遣公司則希望以賠償的方式盡快平息事件。但是，關注組的其他成員已經迅速地整理了事件的前后經過并發布到博客和相關媒體，這種新鮮而戲劇性的題材再一次引起了外界的關注。通過傷人事件，關注組再一次將濫用勞務派遣的問題帶進了公眾視野，同時也將C公司推到風口浪尖，然而C公司卻聲稱自己及旗下的裝瓶廠將不對派遣公司的用工行為負任何責任。已然受到了鼓舞的關注組繼續將行動升級：他們首先通過博客發起了一封聯名信，要求C公司糾正其不當的用工行為和濫用勞務派遣問題。

　　在這樣的壓力之下，C公司及其控股公司S終于同意與關注組見面，討論其用工問題。2009年12月，C公司、S公司以及關注組的代表在上海會面，會面討論的焦點是如何將派遣工人轉成正式工人。出乎意料的是，S公司承諾將在一年內陸續將其下屬的七家裝瓶廠的派遣工人轉為正式合同工人;然而，C公司卻始終不認為他們使用派遣工是不合法的，拒絕給派遣工人轉正，僅僅是同意改善派遣工人的工作條件。對于這樣的結果，關注組并不灰心，至少S公司愿意反省并改正其用工方式;對于傲氣十足的C公司，關注組也決心繼續跟進并且批判它的用工行為。

　　結論

　　本文探討了該類跨境行動在兩地的傳導和演變過程以及如何通過行動策略的重塑應對新環境的挑戰。作者發現，勞工權益倡議運動之所以得以從境外傳導到中國內地，與香港所處的地緣特殊性有著密切關系?？缇承袆咏洑v了由香港行動者主導(如案例一)到由本土行動者主導(如案例二)的發展，這種演變基于香港行動者與本土行動者之間建立的運動傳遞及跨境支持關系。這種傳導也經由了一系列策略重塑的過程——由公開、直接的對抗性策略，調整為以信息傳播為主的婉轉型、游擊式抗議。這種演變具有進步意義：它一方面打破了早年勞工權益倡議運動為西方學者所詬病的“父愛主義”;另一方面也促進了本土社會力量的壯大，強化了行動者與工人之間的團結及相互支援，打破了跨境社會運動中屢見不鮮的“雙重區隔”。不僅如此，跨境行動在國內發展也使得全球勞工權益倡議網絡得以壯大，尤其體現在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和社會力量的增長方面。

　　盡管勞工權益倡議運動的跨境傳導和發展意義深遠，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倡議運動可以改善惡劣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也可以促使企業改進其違法行為(例如：拖欠加班費、工傷賠償等)，甚至對不合理的用工制度提出挑戰(例如包工制和勞務派遣制);然而，倡議運動卻難以促使企業提高工人的工資標準——這體現了目前的勞工權益倡議運動所能獲得的公眾認同仍然是以法律規定的底線勞動權利為基礎，超越法律權利的利益訴求仍然難以實現。另一方面，倡議運動難以改善非跨國公司供應鏈的勞工狀況。由于倡議運動的目標通常是跨國大公司，至少是知名的大企業，而大量的工人并非處于這些跨國公司的供應鏈中——他們也許是在小工廠、小企業生產著非品牌的產品。面對這些工人的困境，倡議行動者缺乏有效的手段給他們的雇主施加壓力。然而，不管是跨國公司供應鏈的工人，還是其他的工人，他們面對的共同問題是：缺乏能與資方抗衡的集體力量和真正的代表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倡議行動者需要與在地組織者相互配合，切實做好工人的意識提升和賦權工作。只有當工人群體實現真正賦權，成長為自為階級的時候，倡議運動才能更好地與勞工運動相結盟，中國的勞工狀況才能獲得更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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