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打工的活兒好干嗎？

             陳寒鳴

入城求職務工農民，承負著政策上的歧視待遇和城里人世俗性的歧視眼光，總算克服重重困難，終于找到了工作。但這活兒實在不易干啊！農民工苦，農民工累，農民工難，這似乎是農民進城務工那一天開始就遭遇到并難以擺脫的命運。

     有關農民工打工生況及其遭遇的報道甚多，下面選錄數則：

                      打工不易    回家也難

——上海站候車室訪民工

新華社記者  馮亦珍

今天是元宵節，節后春運到達的旅客居多。候車室內，旅客不多，沒有了節前的擁擠、嘈雜。記者看到有一些帶著鋪蓋、大包小包的旅客，正在候車，他們的去向卻是南昌、成都、河南等民工輸出地。

一對中年旅客走進3號候車室，他們東張西望，在找候車的地方。記者就與他們聊了起來。他們來自江西，準備乘1527次車回南昌。他們是23日來到上海的。在上海打工3天，就準備回家了。“為什么剛來又回家了？”問起緣由，他們欲言又止，在一旁的女旅客，似乎更謹慎，不時地示意她丈夫少說話。經記者不停地發問，他終于說了幾句。他們是在去年經老鄉介紹，來上海一家百貨店打工的，是私營企業。去年，夫婦倆的工資每月總共1000元，男工600元、女工400元。但是，今年過完年來上海，老板要簽合同，工資又降了，每月兩個人的工資加起來是800元。工資很低，但工作時間卻很長。從早干到晚，沒有上下班時間，有事就要干，不管白天、夜里。夫妻兩個沒有文化，沒有技術，只能干力氣活。男的主要做進貨、裝卸工作，只要有電話來，就要起來干，工作很重、很苦，工資卻很低。男旅客說：“吃的苦沒法說。我們還有老鄉在那里干，怕牽連他。”“那么，在上海干了幾天，給了多少工資，回家的車錢夠不夠？”“哪能有什么工資！干幾天，一分錢沒有，干幾個月也沒有工資，只有干完一年才有工資。這次回去的車費也是向老鄉借的。”“回去干什么呢？”“種地啊！”“有多少地？”“每人一畝地。我們是種糧食的，收入很低，1年全家收入就是2000多元。小孩子1個13歲，1個15歲，學費也付不起。下次準備到北京去打工，聽說，北京的工資可能要比上少高一些。”

在3號候車室，另一批在等候成都車的民工旅客，也帶著行李，準備返鄉。他們一行有4人。雖然才來了幾天，現在又要回去，他們表示在上海找工作不容易。“那么，來回路費數百元，也沒有賺回來，怎么向家人交代呢？”他們一臉無奈，低下頭去，不再吭聲。

記者環顧上海站二樓的候車室，雖然旅客不多，但在去往江西、成都、河南、江蘇的方向，正在候車的旅客幾乎都能看到民工模樣的旅客。一問，大都是新出來的民工，因沒有技術、沒有文化，在上海打工難，所帶的錢花完后，無奈就只能回家去。

打工的路并不平坦。記者在與民工旅客交談時，他們流露出茫然的情緒。“今后的路怎么走呢？”記者問。他們表示，還是想辦法往外走，再試試吧。

              （新華社上海2月26日電，2002年2月27日《中國青年報》）

               在失望中她們還要等待多久？

——10名打工妹北京維權路漫漫

本報記者  劉芳  王亦良

“他們把我們關起來，為什么就沒人管呢？”（2003年）1月16日，在北京宣武區一間陰暗潮濕的民房里，10位從山東、內蒙古等地來北京一家私營企業打工的女孩向記者講述了她們艱難的維權道路。作為北京法院受理的首例侵犯人身自由權案件的當事人，她們已經等待了5個多月，至今杳無音訊。

徐艷青告訴記者，她和另外9名女孩是一家私營企業——順華電腦刺繡廠的女工。去年（2002年）6月7日下午2時30分左右，她們中的5人正在二樓車間干活，保衛處的一名負責人帶著幾名保安闖進車間，什么也沒說就將電話線扯斷，并把電話機拿走。女工王梅立即用手機通知正在樓下開會的幾名女工，開會的女工得知后立即上樓，在樓梯口被保安攔住。經過一番爭執，她們終于進去了。安慰了里面受驚嚇的女工之后，她們想趕緊一起離開，這時，保安連拉帶拽的把她們趕進屋，然后把門反鎖上。女工們嚇呆了，幾個膽小的哭了起來。門外的保安一直不開門，上廁所也不行。無奈之下，女工們開始砸玻璃，想從二樓窗戶跳下去。這時，門開了，保衛進來，把爬上窗戶正準備往下跳的人拽下來，接著把她們一個個“提著扔了出去”，整個過程持續了1個多小時。撕扯中，幾名女工受了輕傷。

“他們這樣做是想把我們趕走。”10名女工異口同聲地對記者說。她們所在的工廠是由兩個投資方合作經營的，現在雙方發生了糾紛，她們跟著遭了殃。具體負責生產的廠長劉雙武告訴記者，2000年2月，他與北京華北光學儀器有限公司簽訂了《聯營合同》，自己以技術作為投資，對方提供廠房和生產設備，合同有效期為5年。2002年2月，他接到對方通知，要求一個月內將廠房遷出，劉沒有同意，結果對方就想將工人們趕出去。目前，雙方的聯營合同糾紛已經上訴至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為了討一個說法，徐艷青等10人決定訴諸法律。去年7月，她們以侵犯人身自由權為由，將北京華北光學儀器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7月24日，崇文區法院公開審理此案。

原告訴訟要求是：判令華光公司賠償每名女工精神損失費600元及交通費82.60元，并承擔訴訟費用，同時公開賠禮道歉。被告代理律師則辯稱，由于公司出現特殊情況，想搬遷廠房，經多次與劉先生協商未果后，公司只好先將設備轉移。事發當天，正在轉移設備時，這些女工出來阻撓，不得已只好將她們隔離到另一商屋子里，設備搬走后，就讓她們出來了，絕對不存在拘禁的事實。法庭在對雙方調解無效后，宣布擇期宣判。

庭審結束后，劉雙武帶著10名女工向律師咨詢。律師告訴她們，公司保安人員的行為符合《刑法》第238條規定的非法拘禁罪的犯罪構成。現在女工們進行民事訴訟，按《民事訴訟法》規定“誰主張誰舉證”，由于公司對女工所述事實一概否認，女工們面臨舉證的困難。如果通過刑訴訟途徑來尋求司法保護，公安機關有義務通過偵查程序收集證據，有關民事請求可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來解決。于是，10名女工撤訴，于2002年8月7日向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天壇派出所報了案。

報案后，10名女工開始了充滿希望的等待。由于沒有活干，她們的生活全靠劉廠長的資助。日子一天天過去了，但她們一直沒得到公安機關明確的答復。

本案的代理人、北京華文法律事務所主任王志華告訴記者，依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公安機關接到報案，調查后如果不符合立案條件，應當立即為報案人出具一份書面通知。“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只要涉及到限制人身自由，肯定是違反法律的，如果不能追究刑事責任，也要進行行政處罰，而相關調查舉證也應該由公安機關來完成。”

1月16日下午，記者撥通了崇文分局的電話，一位姓胡的科長告訴記者，由于雙方各執一辭，取證比較困難，目前正在調查中，尚無結果。

     1月19日，拿著劉廠長資助的路費，10名女工踏上了歸鄉的旅途。

                                    （2003年1月27日《中國青年報》）

工地社會-------來自農民工的講述

                            徐林剛

   編者按：提到農民工，不少人的眼前立刻會出現這樣的情景：追著老板討工資，扛著大包擠火車，成群結隊地蹲在街上乘涼，橫七堅八地躺在路邊過夜。他們穿著臟兮兮的衣服，汗臭味常常引起身邊人的側目……盡管生活在城市，他們卻始終不是“城里人”。

    本文作者也是農村進城打工青年，1992年10月從安徽潛山縣來到北京，現在一家私企做文案。此前，他一直憑著理發手藝謀生。今年“五一”開始，他白天為農民工義務理發，晚上他們在路燈下訪談----本文作者用這樣的方式走進了農民工的世界，也用最真實的筆觸和情感記錄下了首都建設者的生活點滴。我們期望這份調查記錄能幫助廣大讀者了解我們身邊的“工地社會”。

   他們怎樣進入工地

可以說，工地上的農民工基本上生活在熟人圈里。每年過年回家，同村的老鄉都抽個空兒見面聊聊，看看上一年誰干活兒的地方老板不欠工錢，工地行情好，有話兒干，需要人。過年回家時，工地隊長會跟那些勤勞肯干、忠誠老實、與人相處得好的老鄉打招呼：年后幫忙帶些人來一起干活兒。

隊長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解決工地的用人問題-----用熟人自然踏實放心，另一方面，能有機會從家鄉帶人出來的人也會覺得很有面子，算是一種“成功”。到了外面，家鄉人在一起有個照應，起碼不會寂寞。多數農民工就是通過這樣的熟人關系從鄉村走進城市----這至少在心理上讓他們覺得安心。而且根據熟人的經驗，他們從家出門時就知道一年大概的收成。

據農民工介紹，他們進工地干了一周左右的時候，就被要求去簽合同-----一份空欄里沒有填寫相關內容的合同。工地要求簽就得簽，不簽就沒活兒干，就得回家。

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這是行不通的：首先是打破了全年的計劃，其次是浪費了時間。一年的時間被割裂了，來回路上，再找工作都要耗費的時間（且不說將要面臨更大的風險）。鄉下人常說一年之際在于春，農民工多還是按這句話辦事。還有一點就是經濟上不合算，來回路費都要白扔，掙不到錢不說，吃喝還要花銷。對農民工來說，要留下來干，就只能簽字，合同的內容是什么其實并沒有實際意義。

誰在工地最底層

根據建筑的需要，工地分不同工種。一般有泥瓦工、木工、鋼筋架子工、油漆工、水電工等。泥瓦工根據技術水平又分大工、小工。在整個工地里，泥瓦工小工的工資最低，每天35元左右，還要扣去7元伙食費。其他工種工資差不多，一天50元上下，也要扣去7元伙食費。

現在年輕人出來打工前，都先先學個手藝，這樣不但工資高，體力上也輕松些。在工地上做泥瓦小工的通常都是年齡較大才出來打工的人，來不及學手藝，他們是最累、最苦的。如果工地是個小社會，他們就是處于最底層的。他們每天要提供兩個大工的用料：背100斤一包的水泥、扛沙子、挖漕子拿都是實實在在的力氣活兒。不好干的活兒總落在他們身上，因為他們好說話，興兒讓干什么就干什么，干起來也賣力。

不少上了年經的人說不好普通話，與人交流起來有困難，大多時候，他們都埋頭干活兒，不怎么說話。不像年輕人，干活兒時說說笑話、打打嘴仗、哼唱些小曲，來排解苦悶。

農民工從小在家鄉的土地上生活，一切鄉土的習慣刻在他們的骨子里：干起活兒來從來不知分別----給別人干還是給自己干、多干點兒還是少干點兒、好干的還是不好干的，都一樣實實在在，盡心盡力。

工頭兒是怎么產生的

在工地上，有老板的人在監管農民工干活兒-----隊長是工地的頭兒，他說了算。他上對老板負責，執行工期任務，控制節約成本，處理各方面的關系，相當于老板在工地的代理人；對下分派任務，監智工人干多少活兒，干得怎么樣，并以此來確定工分和工資。整個工地的大小事務，如材料預算、進出庫、工程進度、質檢、工人間的關系、情緒等，隊長都能掌握。可以說他是個大能人。

一個能干的隊長，對工地大小事務了如指掌，管幾百人沒問題。他既懂老板的心理，又懂打工者所想，能處理好與各方面的關系。工作上，他知道一個工人一天能干多少活兒，一個班一天能完成多少活兒，一個工地一天能完成多少活兒。他知道工人里有勤快的，也有懶散的；力氣有大的，也有小的；有身體強壯的，也有體弱的；技術有好的，也有一般的……這些，他都能做到心中有數，綜合搭配。對個人，分幾天重活兒后，又安排干一兩天輕活兒。輪流看來，既照顧到工人們的身體承受力，又讓他們不得閑。

工人平時見不到老板，卻能接觸到隊長，知道他的家庭地址。隊長是從普通工人干起，腦筋活絡，勤勞肯干，技術過硬，又能替老板著想，就被提拔當了班長、隊長。老放非常信任自已培養出來的人才，工人們也樂于接受這樣的領導。隊長會設身處地為工人著想，至少他懂行，讓人服氣。所以，不少農民工把隊長當成和自己一樣出門打工的，信任他把他看成最后的保障。

班長有點象村干部

由于工種不同，工人被分成不同的班，每個班都設一個班長負責管理。班長由隊長直接任命，對隊長負責。能當上班長的人要么是跟著隊長干了很久，關系處起來了，要么是隊長或工地其他頭兒的親屬、朋友，這樣整個管理層自上而下形成一個關系鏈，他們對上忠誠，相互之間也能信任。

班長的工資和大工的工資基本在一個水平上。他和隊長一塊吃飯，不用和工人一起吃7元一天的伙食；他一個人住一間宿舍，不用和工人擠在一起；他不用干活，具體職權是將隊長分的活兒落實在每個工人身上，并監督干活兒的進程、質量，向隊長匯報，隊長根據班長的匯報確定工人的工分。

憑著職權，班長周圍自然形成關系網----自己帶來的親屬、同村老鄉。他的親屬在干活時能長期受照顧，生活上更有令其他工人羨慕的便利-----可以偶爾在班長的宿舍里做從家鄉帶來的臘肉、腌雞、腌魚等。這些在老家很平常的東西放在工地里，價值就不一樣了。班長的同村老鄉干活兒時偶爾也能受到照顧，這對干體力活兒的人緩解疲勞是很受用的。

班長與普通工人的相處很簡單，他管理工人，但也沒必要成天拿出領導的樣子，那樣行不通，工人也不給他這個機會----把活兒干完、干好，他就沒什么可說了。工人只要把活兒干完，就可以提前下班，誰也不會說閑話，因為班長對誰都是一樣的。就像在農村，只要干完活兒就沒人管了。

班長這個職務雖然表面上什么事也不干，但在工地卻是不可缺少的。若沒這個人，情況可能會很不一樣。班長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看起來雖是閑人，可老板也只能養著，有點像村干部吧。

他們如何相處

工作中工人會與庫房管理員有接觸。庫房旁理員一般都是老扳的親屬，工人們自然會尊重他一些，他也不會故意刁難人。農民工每天上班時需要到庫房領取大件工具，如電錘、切割機等，領走時簽名，下班歸還劃去名字，丟失賠償。工具壞了不周工人賠償，工地負責修理。小件工具，比如瓦刀、刨子等手藝上的工具需要自備。對于工人來說，這些工具在哪兒吃手藝飯都用得著，用起來也順手。用料方面，“庫管”會口頭上強調節約，實際中卻監督不到。但工人們也不會多領，因為“多領也沒用”-----家不在這兒，帶不回去，工地規定不讓帶物品出大門。

工地門口全天有保安，保安的職責是審查外來人員的身份，嚴格禁止與工地無關的人員進入。工人的朋友來探望的話，只能在工地外。保安還負責看管工人出門時有無攜帶工地物品，要是發現了，會重罰。罰多少隊長說了算，就像小偷被逮住，要私了，就得人家說了算。對工人來說這不劃算。所以工人與保安的關系是隱形的，他看他的門，工人走工人的。下班時間，他無權不讓工人出門。工人人多，且都是些年輕小伙，保安不會故意和工人過不去。

一日三餐，工人都與食堂師得見面。食堂師傅同樣是與上級“有關系”的人，也是工人“最親的人”。食堂有兩三間房子，專門有一間餐廳供隊長、班長等頭頭兒們吃飯。工人打飯是在工地休息區附近某一個固定的角落，要排隊，打完飯要么蹲在外面空地上吃，要么回宿舍坐在床上吃。每天固定7元伙食費，主食管飽，兩三天在菜盆里會看到些肉，但不能保證能打到碗里。這取決于工人與打飯師傅的關系：如果跟打飯師傅不熟，他會把菜里的肉撥到一邊，留給那些與他相熟的人。這是食堂的行規吧，沒有人為了這些和他理論----找氣受不說，敏頁都得吃飯，勺子還握在上家手里呢。

在平時，工人間彼此關照，誰的身體不舒服，在一起干活兒時就會照顧些。工作時間以外，基本上是老鄉們在一塊兒相處。一般情況，老鄉總會被安排住在一起：首先是語言沒有障礙，平常說的都是家鄉話，交流起來方便；經濟上也要合算許多，比方說平常只要一個人打電話回家，同村老鄉家里的情況都能了解到，誰家里有事急需要錢，老鄉間也能互相周濟一下；生活上，老鄉也能相互關心，順帶幫著打飯、打水之類的。這些看起來是很不起眼的小事，但有個老鄉幫忙，心里也感到很溫暖。人離鄉在外，無依無靠，老鄉們在一起，心理上有個依靠，這是最讓工人們感到踏實的。

晚不加班，老鄉們會一起到街上散散步，到熱鬧地方的路邊坐坐，看看行人，或煮到閱報欄看旨報紙，有時打打牌，輸蠃的錢拿來一起喝酒。次數不太多，偶爾碰到誰生日就這樣過。老鄉間相處，完全是一種感情上的交流，身雖在外，想的、聊的還是家里事、家鄉事，基本不談工作上的事，因為太苦，錢在人家手里，談這些是自找不快。

工地工人來自全國各地，語言、生活習俗上存在很大差異，所以不同地方的人形成特定的生活圈子，這個生活圈子比較內向，雖說誰都會偏向本地老鄉，但基本還是保持平等、和平相處，很少滋事。大家出門在外，家里都有親人、老婆孩子，不會有大沖突；小矛盾，都選擇忍一忍，慢熳地自我化解。各地方人平時也會有些簡單的交往，互相之間都有個同情心，都是相同的命運，雖然相交得不那么深，但還是令人愉快的。

工地生活主題詞

宿舍：在施工的樓里，一間約15平方米的房間，擺放6張單人床，6個老鄉住在一起。宿舍內有水、電。

作息時間：每天5：30起床，6：30---1：30、12：30----18：30上班，22：00左右入寢。全年在工地不休息，休息沒有工線。

一日三餐：早餐為咸菜，午餐為蔬菜，晚餐為蔬菜，隔兩三天菜里會有些肉。主食為米飯或饅頭，管飽。每次排隊打飯，用時約15—20分鐘。每天伙食費7元，從工資里扣除，若全年不滿250個工，則要按8元算。菜由食堂師傅分發。鍋爐房有飲用水。

工分和工資：一個工作日為一個工，一個工按10分算，基本一個小時1分工。若不能完成任務，則要扣工分。一般的工人都能拿全工。液間加班一少小時1分工。工資標準是，全年若做滿工，工資最高。年終結帳才知道具體數額，工越少，工資越低。

工資的發放與結算：每月按時發150元生活費。年底紡算全年工資，扣去已發的生活費和伙食費。

簽名：每月領生活費、月底核對工分、每天領工具都要簽名，所有手續簽名生效。

規矩：施工場地嚴禁吸煙，上班時間必戴安全帽，不能私自攜帶工地物品出門。這些規定所有工地都一樣。

公共衛生：有公共廁所，沒有專人打掃，沒有浴室。

醫療衛生：沒有體檢過，在老家鄉村私人診所買些感冒藥、止瀉藥等常用藥隨身帶著，一般不在城里花醫藥費。

個人衛生：早起刷牙、洗臉，飯前、飯后沖洗飯盒，收工后凈水洗面，天氣暖和2—3天用臉盆在室外沖澡，夏天每天如此。冬天用毛巾在室內擦拭，每天洗腳。被單被套約3個月洗一次，內衣2—3天換洗一次，外面干活穿的衣服1周洗一次。理發幾個月一次。

個人衛生用品：牙刷、牙膏、毛巾1條、盆1個（洗臉、洗腳、洗澡共用）、洗衣粉、剃須刀等。

日消費額：黃果樹脾香煙1包，2.2元。

其他消耗品：解放鞋2個月1雙，8元；

月計消費額：80元左右。

文化娛樂：無電祝機、無收音機；晚上不加班時散步，路過街邊報刊欄看看報紙；不出門散步時玩玩撲克脾，斗地主或80分，輸贏在10元以內；贏的錢老鄉一起喝酒。

服裝：工作服1套，費用從工資中扣。其他衣物是從老家帶的，一般不在城市買。

帽子：工人上班必戴黃色安全帽；班長、隊長帶紅色安全帽。

床上用品：兩床被子是從老家帶的，衣物做枕頭。

床的用途：睡覺、坐著吃飯、圍坐打撲克、存放衣物。

訪談說明

時間：2005年5月至今。

地點：北京市和平里興化路一帶的工地。

對象：張結根、杜洪中、賀振華、劉振寶、李西龍、王杰、李金斗、楊順林、郭學喜、李復清、羅文楷、張文來等。

方法：由于農民工晚上要加班，且沒有通訊工具，所以筆者不能在某一個人身上做跟蹤訪問。加上經驗所限，有時一個小問題得求證幾個農民工。所以本文是濃縮、匯集了參與訪談的所有農民工的講述。

（2005年6月20目《中國青年報》）

玩具血汗工廠調查

            李   強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生產國，現在各類玩具生產和出口企業6500多家，約有1300萬從業人員。2004年中國既具出口總額達150.9億美元。廣東省是我國最重要的玩具生產及出口基地，現有玩具企業4500多家。美國、歐洲和日本是中國玩具出口的主要市場，占總額的90%，其中對美出口占出口總量的60%以上。美國市場上出售的玩具有80%以上都印著“Nade  in  China”的標記。

                          玩具是怎樣制造的？

   我們在2005年1月至4月對廣東省東莞市的11家玩具制造工廠進行了隨機調查，在8月又進行了一次跟蹤調查。這些工廠包括：東莞凱龍玩具廠、捷領玩具廠、雅田玩具制造廠、東旭玩具廠、溢勝玩具廠、國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威旺塑膠玩具廠、龍華玩具廠、順連玩具廠、龍昌玩具廠、領先玩具廠。這些工廠大多是港資企業，其客戶主要為美國的大型玩具經銷商和零售商，如沃爾瑪（Wai-Mam）、孩子寶（Hasbro）、美泰（Mattei），以及快餐連鎖店麥當勞、肯德基等。在這兩次調查中，我們訪談了近200名工人，廣泛搜集了工人的工資單、工卡記錄等等，以這11家工廠為窗口管窺廣東省玩縣制造業的一般勞動條件。

根據我們的調查，除了一家工廠在生產淡季基本遵守中國勞動法外，其他的10家工廠都存在違反勞動法的行為。

例如在工作時間要求上中國勞動法規定，勞動者每天工作不能超過8小時，每周不超過40小時。由于生產需要可以加班，但是每天不能超過3小時，一個月不能超過36小時。勞動法還規定勞動者每周至少要有1天的休息時間。盡管有法可依，在被調查的11家工廠中，只有一家在生產淡季時基本上遵守了勞動法在工作時間方面的規定，其余工廠的工人每天的實際工作時間都超過11個小時，其中7家工廠的工人甚至每天工作要14.5個小時。另外，超過半數以上工廠的工人每周工作7天，其余工廠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或者每月休息兩天。這樣，很多工人每周要工作80至90個小時，遇到生產旺季或者工廠趕貨的時候，時間會更長。

在工資方面，大多數玩具工廠實行計時計件工資，也就是工廠規定一定的生產量，工人需要在規定的時間內達到計件數。通過計時計件工資，實際上很大程度讓工人被迫在超勞動強度下工作。東莞的最低工資為574元，按照法定工作時間折算為每小時3.43元。另外，勞動法第44條規定，正常工作日加班時，加班工資應不低于正常工資的1.5倍，休息日加班又不能安排補休的，不低于正常工資的2倍，法定節假日不低于3倍。然而，被調查的10家工廠的工資低于東莞的最低工資標準，而且不按法律規定支付加班工資。

以凱龍玩具廠為例，該廠每小時的工資標準為1.9元，只有東莞市最低工資標準每小時3.43元的53%。另外，該廠沒有“加班”這個概念：星期六和星期天的工作時間也按正常時間計算而沒有額外的加班費。按照這個標準，該廠的工人每周工作7天，一共80.5個小時（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12個小時，星期天8個半小時），只能拿到152.95元，一個月為611.8元。但是如果凱龍玩具廠依據法律規定支付工資的話，工人每周的工資應為380.73元，每月至少1500多元。

按照計時計件工資計算，工人拿不到合理的加班工資，凱龍工廠的工人只拿到了他們按照法律規定實際應得工資的40%，他們每個星期都少拿227.78元。如果他們在法定節假日加班的話，這個數字會更高。

中國工人勞動力之低廉通過此例可見一斑。

                     誰在殘酷地剝削勞動？

除了強迫工人超時工作以及支付低于最低工資標淮的工資以外，被調查的企業違反芳動法規的情況還包括：絕大多數工廠沒有給工人買醫療、工傷及養老保險，很多情況下，只有在勞動和社會保障機構要來檢查的時候，工廠才會給少數工人買保險，而且要工人負擔大部分甚至所有的費用；除了經常要周末加班外，工人很少能享受帶薪的法定節假日，甚至平時請假都不容易，至于婚喪假、產假更是想都不敢想；很多工廠對工人進行罰款、非法搜身，有的主管經常辱罵甚至毆打工人；大多數工廠只招收18-30歲的工人，有的工廠雇傭16歲以下的童工；很多工廠要求工人不管在不在工廠食堂吃飯都要繳級伙食費；工人的住宿條件惡劣，十幾甚至二十兒個工人住在擁擠的宿舍里，每層樓上通常只有一個衛生間供上百人共用；有的工廠實行半軍事化管理，不允許工人隨意出入工廠；工廠通常會扣壓工人一個月的工資，而且經常借口不批準工人辭工的申請不歸還最后一個月的工資。

調查所發現的以上情況不只是玩具工業獨有的，也不只是東莞獨有的，而是珠三角甚至整個東部沿海地區出口型加工制造業勞動條件的縮影。很多國際學者將這種工作條件與19世紀的血汗工廠相提并論。

調查中發現，造成以上狀況的原因，不僅僅是制造商缺乏人道主義和利欲熏心。

全球化經濟體系的一個顯著特點便是逐步形成并完善的分層承包體系，在這個金字塔的最頂端是零售商（如沃爾瑪等大型連鎖商店），往下分別為制造商（即為零售商提供貨源的制造企業，很多為知名的品牌公司）和承包商（或稱供應商，即生產產品的工廠），生產線上的工人則處在這個體系的最底部。這樣，沃爾瑪、美泰（美國著名玩具制造公司，其產品供應給沃爾瑪等公司）、孩子寶等品牌公司、東莞凱龍玩具廠等玩具制造廠等就構成了這個體系中最典型的一個例子。由于激烈的競爭和為了滿足消費者對物美價廉產品的要求，零售商總是盡力壓低其采購產品的價格；制造商、龍其是大型跨國公司則紛紛將勞動密集型加工業人體土轉移到亞洲、拉丁姜洲的發展中國家以追求廉價勞動力，同時為了降低投資風險并追求盡可能大的利潤，他們往往不直接在當地設廠，而是把訂單通過中間公司將生產承包給當地的工廠。承包工廠則不得不接受制造商給出的低價，很多時候為了接到訂單，他們甚至主動把價格壓得更低。由于制造商對原料和產品的質量都有很嚴格的要求，工人的工資變成了成本中惟一具有彈性的因素，處在最底部的工人不得不來承受這個代價。

當全球包括中國的消費者在享受沃爾瑪價格愈來愈低廉的產品的同時，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工人也在遭受愈來愈殘酷的剝削。

跨國公司熱衷于這個體系，除了可以降低他們的投資風險之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可以借此對工廠違反勞動法規的行為不承擔道德及法律上的責任。因為公司不是工人的直接雇主，他們完全可以以此為借口將工人的惡劣工作條件推到承包商身上。

很多公司將訂單分散到幾十家或者上百家制造工廠，以保證在每家工廠的訂單總量只占該廠的一部分，一般而言一家品牌公司在某一制造廠的訂單不超過制造工廠所有訂單的20%。這樣，如果工人進行法律訴訟或者人權、勞工組織對工廠的情況提出批評的時候，跨國公司就可以把責任推到其他在該廠有訂單的公司身上；當來自外界的壓力過大時，他們就借口這家工廠不遵守勞動法規以及他們公司的生產準則，干脆撤走訂單，終止與這家工廠的合作，以顯示他們維護工人權益的立場。事實上，他們真正的目的僅僅是不對工廠的勞動條件承擔任何責任。除極少數公司真正有心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外，大部分跨國公司僅僅Ê采取應付和拖延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這些超級大公司難道真的沒有錢來稍傲提高工人的工資、改善工作條件嗎？根據美泰公司的年度報告，2004年美泰的凈消售額為51億美元，但由于廣告和促銷的費用占了其中的12.6%，即6.426億美元。也就是說，美泰寧愿花中國工人工資的12倍來做廣告，也沒有將訂貨的價格謝微提高，使生產廠商能夠交付給工人一個生活工資。直到目前美泰的政策也僅僅是要求供貨商支付制造工廠工人的最低工資，而這個最低工資也往往得不到執行。

缺乏強有力的政府監督也是造成中國工廠工人工資低、勞動條件惡劣的另外一個原因。

在發展經濟為主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當地經濟，紛紛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很多地方的政府唯恐維護工人的權益會把外資嚇跑，因此對工廠侵犯工人權益的行為曾經采取默許的態度。經濟的發展就這樣建立在付犧牲勞工權益的基礎上。

在沿海地區就業的工人大部分是來自中西部的農民工，他們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沒有接受過專業技能培訓，只能在不需要特別培訓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產業工廠里做工。雖然工作環境惡劣，沒有社會保障，但每月幾百錢的收入仍然比他們務農所得要高。他們到城市打工的主要目的是賺錢維持生計，為此不得不接受低康工資。

                         如何遏制血汗工廠？

以上是造成中國當今勞工現狀的幾個主要因素，這些原因交織在一起使得工人維權的道路變得更艱難。這種狀況如何得到改善？

首先，政府應該對維護工人的權益有正確的認識。作為中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同樣享有國家法律規定的一切權利，他們的合法權利理應受到保護。同時，即使是從經濟的角度來講，維護農民工的利益也有利于當地經濟的發展。畢竟，農民工不只是產品的生產者，他們同時也是消費者。提高他們的工資就意味著增強他們的購買力，從而相應地拉動內需。國內市場的開發不能僅僅依靠精英階層的高級消費，絕大多數普通民眾還是局限在日常的生活消費內。然而，農民工微薄的工資根本不足以維持一個家庭在東部沿海城市正常的生活需求，農業部的調查資料顯示，僅有不到7%的農民工是以家庭的形式在外打工的，絕大多數農民工都是只身在外打工，將省吃儉用存下的錢寄回農村的家，而不是在城市里消費。

工會在工人維權的過程中也可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基層工會組織應當推進和落實工會民主選舉的程序，逐步取得工人的信任，并且由通過選舉產生的工會代表工人的利益與工廠和公司進行談判交涉，落實《工會法》中工會代表的權益。這樣，很多勞資之間的矛盾就可以通過這種內部機制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使中國勞動法所規定的權益得到落實，減少造成群體性事件的誘因，促成勞資和諧談判機制良性發展。

目前中國民間還在發展中的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也有利于解決勞資矛盾、改善勞工現狀。作為政府職能的補充和延伸，非政府民間組織可以參與對工人進行法律基礎知識培訓、安全生產培訓等，以提高工人對自己合法權利的認識。另外，非政府組織還可以對工廠的勞動條件進行中立的監督，并敦促廠方、甚至是跨國公司，遵守中國勞動法規，尊重工人的權益。

第三，我國政府還需擴大和國際非政府勞工組織合作，利用在西方已經成熟的消費者運動和反血汗工廠運動的資源，促進跨國公司改善中國勞工條件。誠然，西方國家有個別貿易保護主義者試圖利用中國血汗工廠來反對從中國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是更多的熱心人士卻從從進和改善世界勞工權益的角度出發。一些國家的非營利機構，并沒有和中國勞工有任何利益上的沖突，完全出于一種“天下人管天下事，大路不平我來鏟”的動機，以其微薄之力來幫助發展中國家工人爭取他們的基本權益。例如以批評沃爾瑪和迪斯尼而在大名鼎鼎的“姜國全國勞動委員會”，最近在美國代表六個國家的工人起訴沃爾瑪的國際權利基金會。

                                （2005年10月12日《中國青年報》）

上錄報道，從不同角度具體而又生動地反映出進城務工農民的打工生活狀況及其種種遭遇。而遠甚于這些報道中所反映的悲慘境遇，在現實社會生活中還不知有多少。

農民工們從事著繁重、苦累的生產勞動，隨時面臨著工傷和職業病等等威脅，有的還遭受著非人的虐待。請看下列報道：

東莞一民工不明不白被毒死

            在當地一些企業，中毒職工被趕出工廠的慘劇并不鮮見

《新華每日電訊》6月28日刊登記者專稿，報道了一起年僅17歲少年因打工時被安排接觸危險化學品中毒死亡的慘劇。

2004年11月，17歲的來時祥來到東莞樟木頭鎮三勝電機廠，老板讓他先干清洗繡螺絲的活兒。“試用”一段時間后再說。開始工作后，來時祥就覺得洗縲絲的藥水“多味很難聞”，但畢竟找份工作不易，為了捱過試用期，來時祥還是堅持了下來。沒想到，上班20多天后，他就開始頭痛，嘴唇腫脹、開裂、流血，全身皮膚發紫并脫落。最后，來時祥終于暈倒在車間。第二天，聞訊趕來的老板不僅不把來時祥送往醫院，反而以他“有病不能上班”為由，強行將其趕走。臨走時老板給了200元，后來發現，這兩張百元鈔票中有一張是假鈔。

這家工廠用來洗繡螺絲的“藥水”三氯乙烯是一種危險化學品。來時祥離開工廠回到湖北老家后，病情迅速惡化，家屬先后將其送往縣、市、省三家醫院治療，均被診斷為化學中毒引起藥性肝壞死。今年2月2日凌晨，年僅17歲的來時祥離開了人世。其間，來炒祥的家屬多次前往三勝電機廠交涉，老板先是稱死者“自己有病”，不承認是中毒；后來干脆避而不見，否認死者在其工廠工作過。而因為來時祥的家屬無法提供來時祥與三勝電機廠勞資關系的“書面證明”，相關職能部門也表示愛莫能助。

據了解，三氯乙烯是一種有毒有害化學品，但其毒性在不同的人身上會有不同的表現：有的人對三氯乙烯“過敏”，只要一接觸到三氯乙烯就會急性中毒；也有人天生“抗敏”，接觸三氯乙烯后短期內不會有癥狀。一位長期在衛生部門工作的專家告訴記者，三勝電機廠“試用”來時祥的用意很明顯：看來時祥的身體是屬于“過敏”還是“抗敏”，如果是前者，立即輪換；如果是后者，則予以留用。這一慘案中，來時祥不幸地被當成了“生化試驗”中的“小白鼠”，成為一個“試錯”的犧牲品。

記者采訪發現，在珠江三角洲一些企業，類似來時祥這種中毒職工被趕出工廠的慘劇并不鮮見。

                               （2005年7月4日《報刊文摘》）

每天工作近20小時，屢遭毒打虐待，過著非人生活。當有關部門聞訊前往解救時------

新疆一磚廠50名農民工集體失蹤

     本報記者  劉冰  李潤文

在新疆烏魯木齊縣安寧渠德一磚廠，在這里打工的50名農民工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每天24小時有人看守；近半年沒有拿到過一分工錢；多說話就會被拳打腳踢、棍棒相加；半年來幾乎吃不上肉……7月4日，當有關部門來到磚廠解救民工時，近50名農民工已不知去向。

7月3日，因不堪忍受，逃出磚廠多日的甘肅籍民工王建祥向有關部門求救，希望政府能營救那些還在被虐的工友們。據王建祥說，他和一些老鄉今年3月從甘肅農村來新疆打工，一下火車就被人以招工名義帶到了烏魯木齊縣安寧渠鎮附近一磚廠，從此過上了非人的生活。

王建祥告訴記者，這里的勞動強度非常大，每天早晨5時30分就要上工，到晚上12時才能收工，每天幾乎要工作近20個小時。干活時如果誰的動作稍微慢一些，或是工友之間聊聊天，就會招來拳打腳踢。如果有人敢頂撞包工頭和看守，更會遭至鐵鍬、鈀子劈頭蓋臉的毆打。

在王建祥的印象中，半年里他只吃過兩次肉，而且從未拿到過工資。為了能領到工資，50名農民工只好忍氣吞聲。

他們也曾想辦法逃出磚廠，但每次都被抓回來一頓毒打。為了防止民工逃跑，每天都有人看守。一到下雨天，民工居住的宿舍四周更是會有七八個看守冒兩監視。但王建祥卻從沒有放Æ逃出去的念頭，平時總是觀察周圍能逃跑的路線。機會終于來了。一天，王建祥趁看守不注意，趁著夜色從壘垛的土坯夾道里逃脫。他頭也不回一路狂奔，直到磚廠遠遠地拋在身后，看到后面沒人追趕，這才停下來癱軟在地上。

王建祥逃出來以后，心里還在擔心和掂記著那幫工友，希望他們能早日逃脫。7月3日，他來到《新疆都市報》，訴說了自己的遭遇。第二天，王建祥和記者以及烏魯木齊縣六十戶鄉政府的人員前去營救工友。然而，當解救人員來到磚廠時卻發現，機器轟鳴的磚廠里竟無一人。記者詢問周圍群眾，得到的答復都是“不知道”。再追問，被問者都掉頭躲避。

記者在民工們住的宿舍里發現，吃了一半的飯還放在桌上，磚上里的土坯堆了一地，裝載磚土的工具全部遺棄在現場。跡象表明，這里的人剛走不久，而且走得很倉促。

據烏縣六十戶鄉武裝部陶部長介紹，此前這個磚廠曾因未支付民工工資問題被查過，政府限定包工頭在6月26日之前必須支付所有人員工資。

該磚廠法人代表蘭某說，今年3月，他將磚廠承包出去，平日所有的生產事務由采包方全權負責，本月的工資他已提前支付給了包工頭，自己并不知道包工頭沒付給民工。

蘭某稱，以前他曾發現帶班人毆打民工的現象，并為此批評過他們，也多次跟包工頭強調不要拖欠農民工工資，沒想到事情會發展成現在這樣。蘭某表示，他會盡快給王建祥清算工資，就算包工頭找不到了，他也會補齊拖欠的農民工工資。

目前，有關方面正全力收集線索，尋找失蹤民工的下落。

                            （2005年7月6日《中國青年報》）

2004年12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律保障部向全國法學研究會年會提交了一份報告，指出：“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勞動立法的相對滯后和實施不力，政府勞動、行政（）管理的不到位，勞動監督一定程度的缺失，還有社會道德、文明程度層面等原因，致使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內對廣大農民工施行了不公正、不公平、不道德的雙重勞動標準。”該報告顯示，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我國當前約有1.2億農民進城務工。“相對于城市職工而言，農民工，就業權利不平等，不在同一起跑線上；在生產勞動中，明顯同工不同時、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在被辭退、解雇或返鄉后，不能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生活無保障并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因此，可以說對農民工實施了事實上的雙重勞動標準。”報告說，“雙重勞動標準”對農民工來講，最直接的就是勞動權益被嚴重侵犯，具體體現在6個方面：1、就業權利不平等、就業無保障。農民工進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業歧視。由于戶口、身份的限定，他們只能進入城市的“次屬勞動力市場”，即收入低、工作環境差、待遇低、福利缺失的勞動力市場，從事的多是“臟、險、苦、累、差、重”的工作，許多人面臨隨時被解雇的命運。2、勞動合同簽訂率低且不規范。據統計，除少數省份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達到40%以外，全國其他大部分地區是百分之二十幾到百分之幾。3、工資報酬權受到嚴重侵犯。農民工報酬被隨意拖欠，惡意拖欠及克扣工資的現象相當普遍。4、勞動條件惡劣、勞動安全問題嚴重。對農民工不按國家標準提供勞動安全衛生條件，致使農民工成為我國工傷的高風險人群。2004年1—4月，全國煤礦發生傷亡事故1093起，死亡1589人，死傷的主要是農民工；全國建筑行業共發生安全生產事故586起，死亡605人，建筑施工安全事故中受傷害的90%是農民工。5、社會保險基本缺失。目前多數城市沒有將農民工保障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之中，沒有強制的規定和相應的政策，對待農民工參保的問題上明顯執行“雙重標準”。據四川省總工會調查，未參加任何保險的農民工在80%以上。6、超時勞動的現象普遍存在且十分重。據中國財貿輕紡煙草工會對浙江、江蘇、河北等3省紡織產業的調查，農民工日工作時間一般都在12小時，個別家庭式企業甚至長達16小時。農民工月工作時間為306小時，比有關規定超出139小時，加班時間是最高時限36小時的3.86倍。這種違反法律規定的標準的加班對農民工造成身體和精神的極大傷害，甚至造成“過勞死”。報告中還提到，陜西省對農民工的調查，“你最苦惱的問題是什么”，7項選擇中“受到歧視和不公正待遇”居首位。該報告尖銳地指出：“現行農民工制度是農村把青壯年勞動力輸送到城市，而城市卻報導勞動后傷殘病弱者退到農村，把扶育子女、贍養老人等社會負擔都拋給農村。這是一種城鄉不等價、不合理的交換形式，是對農民和農民工的剝奪！”

    農民工無疑是當今中國產業工人階級的重要重成部分。但今天，他們卻完全處于原始的、自為的，任人宰割而既不自覺其權利、更不自覺其階級使命的狀態下。這就使中外資本家可以隨心所欲地殘酷盤剝他們，欺壓他們。這實在是一大悲劇！眾所周知，在中國，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武裝奪取政權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曾培育鍛煉起一支特別能戰斗的工人階級隊伍。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陣營中的一支先進部隊，她曾經所向披靡，使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主義、官僚買辦資本主義聞風喪膽。而如今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中外資本家大獲其利，產業工人階級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民工卻處于悲慘境地。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這種歷史性的大倒退？其間的教訓還不值得我們認真總結、深刻反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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