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在蘭考工作475天,只留下四張照片,這是他植下一棵泡桐樹后的留影,今天,蘭考人民把這棵泡桐樹稱為“焦桐”。
焦裕祿的干部簡歷表。
焦裕祿在蘭考參加勞動。
焦裕祿在蘭考參加種植泡桐樹,現(xiàn)在泡桐產業(yè)已經成為蘭考縣經濟的支柱產業(yè)。
焦裕祿在蘭考參加田間勞動。
“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
2009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蘭考縣干部群眾座談會上,把焦裕祿精神概括為:親民愛民、艱苦奮斗、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
此后的5年里,習近平來到蘭考3次,是什么如此牽動總書記的心?
1962年12月,焦裕祿來到蘭考縣任縣委書記,1964年5月14日病逝,終年42歲。一段如此短暫的人生軌跡,將會向后來人講述什么呢?
“這是焦書記的魂”
每天凌晨,河南省蘭考縣朱莊村72歲的老黨員魏善民,都會來到離家一公里的一棵泡桐樹旁,揮舞著笤帚認真清掃著樹下每寸土地。
老人30多年來每天都來這里清掃這棵泡桐樹。
在蘭考,人們把這棵泡桐樹稱為“焦桐”,因為它是焦裕祿親手種下的。
對72歲的老人魏善民而言,“焦桐”的每片葉子與枝丫,都是那么的熟悉:家中兩代人近40年的“照顧”,見證了它從弱小到挺拔,并時時懷念著與它一起走過的日子。
1963年前,“焦桐”所在的這片泡桐林,還是蘭考縣的風沙口,每當刮風,揚沙四起,兩米外的人和物一律模糊不清。那時,魏善民剛20歲出頭,“那會兒都窮,因為風沙大,沒有姑娘愿意嫁過來。”
那年3月,新來的縣委書記焦裕祿把朱莊列為發(fā)展泡桐治理風沙的重點大隊之一,并親自帶領村民在沙土地上開始了翻淤壓沙“貼膏藥”,種植泡桐樹。
第一批共種了多少樹,老人已經記不清,但卻記得這棵“焦桐”。因為它是那批樹中最矮的一棵。魏善民說,當時有人提議把這棵最低的苗扔了,可焦書記不愿意,他說這棵苗的根長,能長起來,扔了可惜。不過,因個頭“不合群”,這棵“特殊”的樹苗,最終沒有種到成行樹木之中,而是由焦裕祿親手種在了一旁。
泡桐十幾年一個生長周期,長成后被賣掉,如今的這片泡桐林,已是第三批樹了,可唯獨曾經最“弱小”的樹苗一直生長至今。“這是焦裕祿種的樹,我們會保護好它。”
傳來傳去,這句“這是焦裕祿種的樹”在當?shù)厝说目陬^就簡化成了“焦桐”。
當初,為了方便給樹林澆水,大隊在林中打了機井,魏善民的父親是看井人。朱莊村干部張雙力說,老先生看井的時候,也順帶照顧“焦桐”,沒事就會澆澆水,定期撒肥料,樹朝哪邊彎,他就在哪邊多撒些肥料,以保證樹干的筆直。到后來,由于村民愛護得好,當年的樹苗已長成了如今需3人合抱的參天大樹。而魏善民的父親,也一直照顧著它,直到他臨終的前一年。
“老父親干不動了,讓我繼續(xù)看樹,這樹在我們眼里,就是焦書記的魂,必須照顧好。”魏善民接過父親的班兒,繼續(xù)照看“焦桐”,這一看就是30多年。
“等我老得掃不動了,就讓俺三兒來干,他也是黨員,必須接好這個班。”魏善民說。
在蘭考工作475天只留下四張照片
焦裕祿在蘭考任縣委書記期間,劉俊生在縣委辦公室任新聞干事,焦裕祿下鄉(xiāng)時總是說:“拿著你的照相機,跟我到下邊轉一轉。”劉俊生認為:焦裕祿想讓自己給他照相,可是當鏡頭對住他時,他不是把身子躲開,就是搖搖頭,擺擺手,不讓照相,這使劉俊生很不解。
9月的一天,焦裕祿到城關公社胡集大隊朱莊檢查工作。一旁的劉俊生說出了自己心中的疑問:“焦書記,每次跟你下鄉(xiāng),你都告訴我?guī)险障鄼C,為什么不讓我給你照相呢?”焦裕祿說:“下鄉(xiāng)讓你帶著照相機,是讓你多給群眾拍些鏡頭,對他們是鼓舞,又很有意義!”劉俊生說:“要是把你和群眾在一起勞動的鏡頭拍下來,群眾一定會說,咱和縣委書記一起照了相!這不是對他們更大的鼓舞嗎!”焦書記聽后,笑笑說:“你找理由想給我照相,那么,今天就照一張吧。我愛泡桐,就在泡桐樹旁給我們照個相吧。”
焦裕祿平時很少照相,他在蘭考工作475天,只留下了4張照片,其中3張還是趁著他不防時偷拍的。焦裕祿逝世后,連個標準像都沒留下。
開追悼會時,用的還是1949年的照片。
縣長發(fā)言跑題了
焦裕祿的事跡最初是從一次全省性會議上發(fā)言開始的。
1964年5月下旬,也就是焦裕祿剛剛去世不久,河南省召開了一個全省性的沙區(qū)造林工作會議。按照會議議程,上午由4位沙區(qū)造林先進縣的縣長發(fā)言,每人發(fā)言40分鐘。
第二位發(fā)言的是蘭考縣的縣長。但縣長在發(fā)言過程中卻跑題了,“沙區(qū)造林”越講越少,而帶領人們進行“沙區(qū)造林”的焦裕祿事跡越講越多,他把“沙區(qū)造林”經驗交流會講成了焦裕祿事跡報告會。
人們深受焦裕祿事跡感動,沒有一個人提醒這位發(fā)言跑題的縣長。一個小時過去了,主持會議的副省長王維祥并沒有讓他停下來,反而讓他繼續(xù)講,不受時間限制。
縣長一口氣講了兩個半小時,全場400多人都聽得泣不成聲。王維祥副省長立即宣布轉換會議主題,下午全體討論焦裕祿事跡。
會議結束后,河南省委做出向優(yōu)秀共產黨員焦裕祿同志學習的決定。4個月后,新華社的記者到蘭考進行采訪,1966年2月,《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fā)表了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引起全國轟動,才在各地掀起了學習焦裕祿的熱潮。
“焦裕祿”打動了記者
2009年初次參觀焦裕祿陵園時,習近平同志就提起,在1966年2月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穆青等同志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時,“我上初中,當時政治課老師讀報,讀著讀著我們也流淚了。”
而這篇將焦裕祿推向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大通訊,它的產生又何嘗不是筆者與逝者心靈的相擁相融,構成了這篇重要稿件獨具魅力的情感力量。
開封———杞縣———睢縣———寧陵———民權,穆青一行乘坐的吉普車一路走過。按照新華社記者周原的安排,他們在這些地方只是短暫停留。
1965年12月17日上午,穆青一行走進蘭考縣委大院。
劉俊生,還有焦裕祿的秘書李忠修有些緊張,他們拿出了珍藏的焦裕祿的三件遺物,一雙舊棉鞋,一雙破襪子,一把破藤椅,還有焦裕祿生前僅有的幾張照片。
時光在這一刻倒流……
大家的心被撞擊著!撕扯著!震撼著!一屋子人包括幾位記者早已哭成淚人。穆青悲慟得不能夠自拔,他站起身,在屋子里不停地來回走動,眼淚抹了一把又一把。
窗外夜幕降臨,穆青心里翻江倒海。周原推門進屋,穆青劈頭吼道:“寫!現(xiàn)在就寫!立即就寫!這么一個縣委書記很少見到。他這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群眾又這么熱愛他、懷念他,在他身上體現(xiàn)了一個共產黨員全部的優(yōu)秀品質。不把他寫出來,我們就對不起人民!”他接著說,“今晚繼續(xù)召開座談會,把縣委了解焦裕祿的人召集起來繼續(xù)談。”當晚,參加座談的人除了劉俊生、李忠修,還有除“三害”辦公室主任卓興隆,經常跟焦裕祿下鄉(xiāng)的張士,以及陪焦裕祿看病的趙文選等。哭聲、談話聲一直持續(xù)到深夜……
第二天,穆青一行先是去了黃河拐彎處的險地東壩頭,之后又去了韓莊、張莊等村子。蘭考成為穆青一行人情感無法承受之地,他們在這里吃不下、睡不著,開口就感動,去哪兒都想流淚。最終,穆青決定,離開蘭考,去距此地最近的開封寫稿。
穆青給每個記者分配了任務,周原寫焦裕祿通訊初稿,馮建寫一路跑下來的豫東抗災全景通訊,另外兩個人寫評論。穆青不停地在幾個房間走動,像個“監(jiān)工”。半夜他走進周原的房間,看到稿紙上有一句話:“他心里裝著全體蘭考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不禁擊掌叫絕:“好!這樣的話多來幾句!”
一天一夜沒有停筆,12000字的初稿,周原揮淚一氣呵成。穆青、馮建帶著這份初稿回到北京。
穆青首先向當時的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匯報。那天吳冷西很忙,他對穆青說:“沒空。”“只要半個小時。”穆青堅持。聽完匯報后,吳冷西連聲說:“寫!發(fā)!”同時,吳冷西讓他先在新華社內部做個報告。結果那場報告,臺上的穆青泣不成聲,臺下的觀眾哭成一片。
稿子先由馮建修改,再由穆青修改。第7稿改好,穆青再拿出給吳冷西看。吳冷西通過。
穆青讓人把稿子打出清樣,寄給周原,讓他帶著稿子到蘭考校對。一再囑咐:“必須保證全部事實絕對無誤。”
周原帶著稿子到蘭考,正趕上縣委召開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干部會議。縣長張欽禮拿著稿子在大會上念,剛一念就流淚不止,念不下去了。卓興隆接過來念,他哭得更厲害。周原只好自己念,中間幾次哽咽無語。就這樣,一篇稿子換了三個人才念完。在場2000多名干部哭成一片。最后除訂正了幾個人名地點,大家都認為事實全部準確,一致舉手通過。
稿子終于完成了。1966年2月6日,新華社向全國播發(fā)了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
“焦裕祿”震撼了播音員
第一個受到震撼的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資深播音員齊越。
下午4點多,他匆匆走進錄音室。他過去播錄過各種重要的文章,都是一氣呵成。而眼前的1萬多字的通訊卻讓他幾次讀不下去,聲音由悲壯變得顫抖、哽咽、哭泣,最后索性放聲痛哭起來……齊越擦了下眼淚,走出錄音室,深深換了口氣,勉強抑制住情緒。他重新坐在話筒前,終于以從未有過的激昂、悲壯、真摯的感情將《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廣播出去,傳向千山萬水,傳給億萬聽眾。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2月7日上午10點向全國全世界播出了長達70分鐘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21點重播,撤銷原來的文藝節(jié)目和專題節(jié)目。2月8日和9日又重播,這在我國廣播史上是罕見的。
與此同時,2月7日,《人民日報》及全國各大報紙,以頭版頭條突出發(fā)表了《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隨后,中央各部委,全國各大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qū),各大軍區(qū),乃至各地市、縣都紛紛發(fā)文件,作出向焦裕祿學習的決定。
焦裕祿打動了千千萬萬人民群眾。
通訊發(fā)表后,當時的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讀后深受感動,并于當年6月間用黎農筆名在越南《人民報》上發(fā)表文章頌揚焦裕祿。那時胡志明已是76歲高齡。
胡志明在文章中向越南人民介紹了焦裕祿崇高的革命品德與艱苦奮斗精神,他在文章中說,焦裕祿逝世時才42歲,他的生命是短暫的,但是他為了完成黨交付的任務而傾盡了自己的全部精力。胡志明給他這篇文章冠上《中國經驗》的標題,他把焦裕祿的革命精神升華為中國經驗,這不僅是對焦裕祿,而且也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贊譽。
“焦裕祿的孩子不搞特殊”
焦守云是焦裕祿的次女,1953年出生,父親去世那年,她11歲。“我們站在父親的‘光環(huán)’下,就更要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貧。‘焦裕祿的孩子’這個身份在生活中就像一把尺子,度量著我們的日常行為。這么多年來,我們一家沒有一個在人生的道路上被別人說三道四。”焦守云說道。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家風不正則政風難平,焦裕祿精神與焦氏家風一脈相承。焦裕祿從小就教育孩子熱愛勞動、艱苦樸素。但在子女心里,記得最清楚的一句話是——“千萬不能搞特殊!”簡簡單單幾個字,并不惹眼,但這條家訓,焦家上上下下20多口人都記得。
焦裕祿的大女兒焦守鳳初中畢業(yè)沒考上高中,在家閑著沒事干,有人介紹她去當小學教員,有人介紹她去郵政局當話務員,也有人介紹她去當營業(yè)員。但是焦裕祿都沒有同意。他說:“年輕人應干點臟活、累活,要找一個體力勞動比較重的職業(yè)去鍛煉鍛煉。”最后,焦守鳳到縣食品加工廠當臨時工。上班那天,焦裕祿帶著女兒對加工廠廠長張樹森交代:“我的女兒在這里做臨時工,你們不要以為我是縣委書記,另眼相待,應該對她嚴格要求。請把她安排在醬菜組,這對改造她的思想有好處。”
11歲的兒子焦國慶擠在禮堂門口想看戲,把門的老肖知道了國慶是焦書記的兒子,沒要票就讓他進去了。國慶看完戲回到家,焦裕祿問清了他看“白戲”的情況,十分生氣地說:“你小小年紀可不能養(yǎng)成占便宜的習慣。看‘白戲’是剝削別人的勞動果實。”說著從兜里掏出兩角錢,讓國慶第二天一早把戲票錢送去了。
一天早晨,焦裕祿帶著二兒子躍進到中山南街路西理發(fā)店理發(fā)。一會兒,6歲的焦躍進著急了,哭鬧著要走。理發(fā)師張國貞說:“先給焦書記理吧,他的工作忙。”焦裕祿看看旁邊幾個比他來得早的顧客說:“我還是等一會兒,讓來得早的同志先理吧。”
焦裕祿理完發(fā),又帶著躍進到城關糧管所買面。一位負責人連忙熱情地迎上去說:“焦書記,買糧的人很多,排隊得等一會兒,我給你代買吧。”焦裕祿回答道:“你們不要光照顧我,要想辦法讓來買糧的群眾都不排隊。還有,你們在這個地方搭個棚子,下雨淋不著群眾,天熱曬不著群眾,那不是更好嗎?”買糧的群眾都說焦書記工作忙,幾次讓出位置讓他先買,他還是堅持站了半個多小時的隊,才買了面。幾天后,糧管所在開票窗口前搭起了棚子。
……
“父親生前一直教育我們不能有任何特權思想。他到戲院看到群眾陸續(xù)入場,而前三排的位置一直空著,后來知道,這前三排都是給縣委領導留的,而中間最好的那個位置又叫‘前三排排長’,正是給書記留的,父親聽后很痛心,回來專門起草了《干部十不準》,規(guī)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搞特殊化。”
《干部十不準》是:(1)不準用國家和集體的糧食大吃大喝,請客送禮。(2)不準參加封建迷信活動。(3)不準賭博。(4)不準揮霍浪費糧食,用糧食做酒做糖。(5)不準用集體糧款或向社員攤派糧款演戲、演電影。誰看戲誰拿錢,誰吃飯誰拿糧。(6)業(yè)余劇團只能在本鄉(xiāng)、本隊演出,不準借春節(jié)演出為名,大買服裝、道具,鋪張浪費。(7)各機關、學校、企業(yè)單位的黨員干部,都要以身作則,勤儉過年,一律不準請客送禮,不準拿國家物資到生產隊換取衣、副產品,不準用公款組織晚會,不準送戲票。禮堂10排以前的戲票不能光賣給國家機關干部,要按先后順序賣票,一律不準到商業(yè)部門要特殊照顧。(8)不準利用職權到生產隊或其他部門索取物資。(9)積極搞好集體的副業(yè)生產,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不準棄農經商,不準投機倒把。(10)不準借春節(jié)之機,大辦喜事,祝壽吃喜,大放鞭炮,揮霍浪費。
焦裕祿的早期革命經歷
焦裕祿出生在山東淄博的一個小山村,自幼喪父,母子相依為命,逃過荒、要過飯、下過礦井。
抗日戰(zhàn)爭初期,日寇、漢奸和國民黨反動派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壓迫越來越殘酷,焦裕祿家中的生活也越來越困難,他的父親焦方田走投無路,被逼上吊自殺。日偽統(tǒng)治時期,焦裕祿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又被押送到撫順煤礦當苦工。焦裕祿忍受不了日寇的殘害,于1943年秋天回到家中。因無法生活下去,又逃到江蘇省宿遷縣,給一家姓胡的地主打了兩年長工。
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焦裕祿從宿遷縣回到了家鄉(xiāng)。當時他的家鄉(xiāng)雖然還沒有解放,但是,共產黨已經在這里領導群眾進行革命活動,焦裕祿主動要求當了民兵,并于1946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7年焦裕祿離開家鄉(xiāng),隨軍南下。為了在沿途做好對新解放區(qū)群眾的宣傳工作,大隊黨委要求一中隊在較短的時間里,排演一個反映河南農民在國民黨統(tǒng)治下悲慘生活的大型歌劇《血淚仇》。焦裕祿主動報名扮演劇中的主角王東才。20多天后,《血淚仇》在陽谷縣首場演出。當晚,方圓十幾里的群眾都趕來觀看,焦裕祿激昂悲憤的唱腔,嚴肅逼真的表演,深深地感染了全場觀眾。
1949年春,焦裕祿由淮海前線返回尉氏縣,被任命為大營區(qū)副區(qū)長,負責剿匪反霸工作。尉氏縣大營區(qū)是個有名的土匪窩,是個難啃的硬骨頭和極端兇險之地,曾先后有幾任領導干部被殺害,令許多上任領導望而卻步。為了徹底消滅當?shù)氐耐练撕蛧顸h殘余等反動勢力,焦裕祿對土匪黃老三采取了“欲擒故縱”的策略,分化敵人,教育多數(shù),孤立少數(shù),將惡貫滿盈的地主黃老三擒獲并判處了死刑。
“殺了黃老三,大營晴了天,睡上了安穩(wěn)覺,吃上了心靜飯。”這是那時當?shù)亓鱾鬟^的一首民謠。
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的日子
1953年,國家大規(guī)模的經濟建設開始了。這時,黨抽調大批優(yōu)秀干部,派往工業(yè)戰(zhàn)線。焦裕祿懷著無限激情,抱著實現(xiàn)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的崇高理想,從農村工作崗位,來到了洛陽礦山機器廠。
1949年前,焦裕祿只讀過幾年小學,擺在他面前的卻是一個嶄新的、十分艱巨的課題。如何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呢?他想:單憑熱情,不懂業(yè)務、技術,根本不適應現(xiàn)代化的工業(yè)生產。工廠黨委體察到焦裕祿的心思,就派他到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學習,到大連起重機廠實習,他刻苦鉆研、艱辛勞動,努力向老師傅學習。
1956年底,焦裕祿滿載學習成果,回到洛陽礦山機器廠,擔任一金工車間主任,帶領職工投入了緊張的設備安裝工作。1958年春,設備安裝雖然還沒有完全結束,但廠黨委卻已經下達了試制兩米五雙筒卷揚機的任務。當時,設備不全,人員不齊,缺乏經驗。為了突破難關,焦裕祿日夜不離車間,始終和工人勞動在一起,打水、送飯、遞工具、喊吊車,累的時候就把大衣鋪在一條長板凳上合一下眼,經過兩個月的奮戰(zhàn),我國第一臺新型兩米五雙筒卷揚機順利下線。
1962年冬,焦裕祿受黨的委派來到了蘭考,為蘭考除“三害”工作鞠躬盡瘁,將自己永遠地留在了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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