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被尊稱為毛主席，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是解放軍和共和國的締造者。正確評價毛澤東，是正確評價共產黨、解放軍和共和國的基礎。在輿論爭奪日益激烈的今天，對他的評價，自然出現針鋒相對的情況。

　　評價歷史人物，不能脫離歷史環境。

　　首先看國際環境。

　　毛澤東的時代，世界高度一體化，三個世界的金字塔的格局已經初步成型。處于頂端的是大英帝國，南非、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等海外殖民地，處于獨立或半獨立的狀態，仍在英國卵翼下。中層的是美國、德國、沙俄(蘇聯)、法國、日本、意大利等國。當時的國際環境，類似中國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國際之間是赤裸裸的叢林法則，殖民或被殖民，沒有中間路線。殖民國家之間爭奪殖民地，被殖民國家希望擺脫外來統治，各國之間動輒兵戎相見。利益關系，錯綜復雜。

　　對弱國來說，想擺脫這種不利的環境就要迅速完成工業化，建立重工業，有能力生產現代化的武器。不然，強國的軍隊殺到弱國的國都之下(比如鴉片戰爭，比如八國聯軍進北京)，弱國只能簽署城下之盟。一方船堅炮利，一方只有大刀長矛，那就不會有平等的外交。買來的武器是靠不住的，且不說戰事危急的時候，隨時可能被切斷武器供給(比如抗日戰爭期間德國迫于日本的壓力，停止給國民政府提供武器)，就是購買這些武器的開支，也是一個農業國無力長期承擔的。(多說一句，利用武器控制第三世界國家，直到今天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做法。尼科拉斯凱奇的電影《戰爭之王》之中，為什么國際刑警拿軍火販子沒有辦法?這是因為軍火販子代表的是各國政治利益。)穩妥、可靠的解決的辦法，只能是自己生產。

　　自己生產武器，就需要有完成工業化。農業國完成工業化，需要一大筆錢。添機器，買設備，制造工業母機，采礦、修路，建設現代化的基礎設施，都需要巨額的資金。其實，這些資金就是大量的農業剩余產品。因為大量農業人口要脫離農業生產轉為工業生產，農業不但要養活這些工人，還要用農產品去為他們換回工業設備和原料。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個過程必然是非常痛苦的。不論是農民還是工人的待遇都被壓低到極限，勞動強度則被提高到極限。經常有大批工人和農民死于高強度勞動和營養不良。不僅如此，工人還經常面臨周期性的失業。社會治安極差，資本家推行嚴刑峻法。美洲一些國家，恢復了奴隸制，殘酷壓榨奴隸。我們看《簡愛》、《悲慘世界》、《霧都孤兒》、《根》、《阿信》、《野麥嶺》、《苔絲》、《望鄉》，都能從側面看當時勞動者的悲慘生活的影子，比如：冉阿讓因為偷了一個面包，就被判刑五年;昆塔·肯特被奴隸販子從家鄉活捉，運往美國，開始奴隸生涯;童年的阿信為了能吃到米飯，去給木材場作女傭，阿信的姐姐因為勞累過度在紡織廠染上肺結核;阿崎婆為了有飯吃，不至餓死，去南洋賣淫……

　　對殖民地國家來說，這個過程更加困難。殖民地的負擔越重，宗主國的負擔就越輕。宗主國要用各種手段把殖民地壓榨干凈，殖民地國家要向宗主國貢獻巨額資金，這種利潤可能是直接稅收(比如印度向英國貢獻稅收)，可能是戰爭賠款(比如中國的庚子賠款)，可能是看不到的貿易剪刀差(提高農產品價格提高工業品價格)，可能是巨額貸款的利息(比如償為還各種戰債借的貸款都有巨額利息)。好象有無數根抽血的管子，插在殖民地國家的血管上。宗主國勞動者遭遇的不幸，殖民地國家的勞動者都要遭遇，而且要更悲慘。

　　那個時代，侵略別國，建立殖民地，從其它國家抽血，“強吃弱，快吃慢”，弱肉強食是各國公開的游戲規則。決定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是外交，決定外交關系的是戰爭，決定戰爭的是武器，決定武器的是工業基礎，建立工業基礎需要巨額的資金，弱國、被打敗的殖民地國家拿不出那么多資金。由于所處的不利的經濟地位，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直到今天，仍然沒有擺脫經濟殖民地的身份。它們在政治上也許獨立了，但是在經濟上仍然源源不斷地給宗主國輸血。這些國家掌權的統治者，往往與宗主國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讀《拉丁美洲切開的血管》可以清除地看到這一點。

　　殖民地國家要擺脫不利的地位，爬上全球金字塔的中上層，往往要做三件事：一是要打敗殖民者，改變不利的經濟地位，拔除血管上抽血的管子;二是要完成本國的資本積累;三是殖民擴張，建立、爭奪殖民地。完成這三步，基本都要大規模流血。以美國為例，這三步分別對應獨立戰爭，南北戰爭，印第安戰爭、美墨戰爭、美西戰爭。中國的悲劇讓日本震驚。明治維新以后，日本一邊向歐美帝國主義國家貢獻利潤，一邊迅速向東亞擴張轉嫁危機。看過《坂上之云》的人，都能很清楚地看到日本當時的危機感。當然，日本的“云”，就是其它國家的“淚”。與之類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擔任墨西哥總統的迪亞斯曾感嘆：“可憐的墨西哥，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所謂“經濟對外開放，尊重國際法(或國際公約)，就能共同發展”，是違背歷史的胡扯。

　　種族主義一直是西方國家的主導思想。《坂上之云》之中，日后的海軍中將秋山真之問英語老師，英國紳士是不是都是正義的化身，富有騎士精神。他的老師回答，英國人的俠義和騎士精神，是針對本國同階級的人的，對其它民族的人，他們認為是低等的，是不適用騎士精神的。他的老師，還舉了自己幼年被賣到美國，險些成為奴隸的例子作為佐證。后來，師徒二人在美國旅游時，老師還給秋山真之講了美國白人利用印第安人自相殘殺，奪取印第安人土地的歷史。在種族主義者心中，落后國家的居民是劣等民族，是沒有資格和優秀民族平起平坐的。種族主義，這是西方文明從希臘、羅馬時代就流傳下來的傳統，被打敗的民族的人民成為奴隸，“奴隸是欲望壓倒理性的人”。從《我的奮斗》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印第安人、猶太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的命運，看到了大東亞共榮圈和偽滿洲國，看到了種族主義的理論基礎，想到了美國60年代仍然在實行種族隔離。(多說一句，種族屠殺和壓迫一直存在，直到今天也使如此，不過只有納粹戳穿了那層窗戶紙，赤裸裸地說出來。 “普世價值”是近幾年才喊出了的宣傳工具，如同當年英國自詡的紳士精神，切不可當真。須知，一邊喊人權，一邊扔炸彈是常態。當年比今天更加直白，無所顧忌而已。)

　　從鴉片戰爭失去香港開始，中國的版圖不斷萎縮。沙俄在東北劃去150余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日本先后占據了澎湖列島、臺灣和東北，外蒙古則趁辛亥革命脫離中央政府，英國在中印邊境單方面劃定麥克馬洪線。與外蒙古類似，西藏也趁辛亥革命之機，驅逐了中央官員，處于事實上的獨立狀態，隨時可能步外蒙古的后塵。與之類似的，還有新疆。各國在這些領土上建立了穩固的殖民統治，不經歷激烈的戰爭，中國已經難以收回。瓜分蠶食并未到此為止，各大強國紛紛在沿海各大城市設立租界，勢力范圍延伸到中國內地。凡是設立租界，劃分勢力范圍的地區，外國人便具有高人一等的地位。租界是外國勢力對中國殖民的橋頭堡，隨時可能變成進一步殖民的前哨基地。勢力范圍則隨時可能被割裂出去，變成直接殖民地。比如，在日本屢次發動侵華戰爭中，首先投入戰斗的兵力，往往就是租界(或其勢力范圍，比如滿洲鐵路沿線)的日本駐軍。

　　中國遭受長期壓迫，隨時有亡族滅種的危險，這就是毛澤東的時代的異常險惡國際環境。

　　再看國內環境。

　　從1840年開始，中國就陷入了長達百年的混亂之中。滿清在屢次對外戰爭中，屢屢失利，無力鎮壓各地起義。農民負擔加重，鋌而走險。各地督撫截流財源，擁兵自重。各種原因結合在一起，再也無法形成統一的暴力，打擊各地獨立的武裝。于是，土匪、民變此起彼伏。每次動亂，都是一次巨大的內耗，大量人口死于非命，大批財產毀于一旦。1911年，滿清垮臺，中國陷入了更大的動亂之中。中華民國只是名義的存在，由于軍閥割據，各自為政，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個巨大松散的邦聯。軍閥為了爭權奪利，彼此征戰不休。這種大規模的兵荒馬亂，是否在同盟會的預料之中呢?也許預料到了，也許未必。總之，中央政權失去了絕對武力，各地軍閥彼此征戰吞并。于是，“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軍閥混戰的武器、糧餉、兵員，必然來自民間，成為民間的沉重負擔。這些負擔的絕大多數，必然落在農民身上。《白鹿原》中朱先生對劉軍長說：“你的士兵在白鹿原射雞(擊)征糧及糧臺失火將記入本志;你的團長進駐本縣嚇跑縣長，這在本縣史跡中絕無僅有，本志肯定錄記。”朱先生能說出這樣的話，是需要很大的膽量的。除了軍閥，還有遍地的土匪。《白鹿原》中的三觀廟的和尚和黑娃，《紅高粱》中的神槍三炮，《智取威虎山》中的八大金剛，或多或少都有現實的影子。曾任軍統上海區長的“軍統四兇”之一的陳恭澍(其他三人分別是趙理君、王天木、沈醉)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記述了自己早年指揮民團剿匪，差點被土匪活捉剝皮。各種幫派力量也迅速膨脹，比如張嘯林、黃金榮、杜月笙控制上海，袁文會、劉廣海控制天津，袍哥勢利控制四川。這些幫派控制黃、賭、毒。中央政府垮臺，失去統一的權威之后，各種暴力集團處于競爭之中。各個暴力集團的選擇就是盡可能快、盡可能多地從百姓身上搜刮，然后壯大實力，盡快擴張。

　　那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時代。沒有統一的權威，暴力散落在民間，社會治安自然好不了。殺人越貨，販賣人口，綁架撕票，在那個時代都不是大事。各個軍閥沒有義務為其他軍閥維持治安。在河北境內殺了人，如果被通緝，跑到山西境內就沒事了。何況，多數情況下，根本就不會被通緝。殺人都不算什么，何況其它重罪。大量進口武器源源不斷地從租界流入內地。世界上流行的輕武器，在中國基本都能見到。那個時代的少爺小姐，隨時都有被綁票的危險，并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一不留神就可能被綁票、撕票。當然，等待小姐的也可能不是撕票，而是輪奸。(多說一句，土匪、黑幫在解放后才被陸續剿滅干凈，這是后話。)稍有實力的財主，都要買幾支槍防身，實力更強的還要養洋槍隊、保鏢隊，蓋碉樓。這些洋槍隊和保鏢隊的用處當然不僅僅是防身，也用于欺壓百姓，稱霸一方。那個時代，中國民間是高度自治的。不過，絕大多數人沒有任何自治權力，權力控制在極少數民間財主手中。軍閥的一切征收，比如錢、糧、男丁，都要通過鄉紳。這些鄉紳雁過拔毛。《讓子彈飛》中的黃四郎是虛構的，但是卻不是憑空捏造的。

　　這時，中國進入亂世，成為一個大叢林，所有人陷入與所有人之間的戰爭。叢林金字塔的頂層是外國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頂層是外國人。《精武門》之中，租界的中國巡捕偏袒日本人，因為在中國的外國人，高中國人一等，巡捕雖然是中國人，但也不過是外國人的打手。大批中國人染上毒品，被外國人蔑稱為“東亞病夫”。李小龍扮演的陳真去日本人的虹口道場，踢館，逼日本人吃下“東亞病夫”文字的段落，多數人應該不陌生。外國人下面是軍閥、財閥、買辦，其次是地主、資本家、黑幫、土匪，最底層是大量的農民和城市貧民。

　　前途茫茫，人心惶惶。社會中的所有人都朝不保夕，都在茍且偷生，在為了活下去不擇手段。因為沒有統一的政權，殺人越貨之后，很容易潛逃，法律形同虛設。有錢就能買槍，有槍就是草頭王，就能搶錢。沒有錢，沒有槍，就只能被人魚肉。這樣的亂世之中，只要能活下去，損人利己又何妨?整個社會個人主義至上，個人利益至上。主流風氣，日益敗壞，大多數成員都按照極度的利己主義原則行事，或主動或被動的自私自利，全社會變成一盤散沙。國人內部，勾心斗角，四分五裂，很容易被外部勢力(比如日軍)各個擊破。抗日期間，陣亡的國軍將領不少。其中，很多人是死于其他國軍的袖手旁觀，或者臨陣潰逃。所謂，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每一名國軍將領都清楚，自己側翼的友軍基本都是潛在的“豬隊友”——有利可圖時會一擁而上，遇到強敵、硬仗便一哄而散。當然，投敵的國軍將領也不少——只要和日本人合作有利可圖，投敵叛變又何妨?讀陳恭澍的回憶錄，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時任上海區長軍統上校)的雙重標準：他的手下被日本人逮捕后，如果沒有被處決，投靠了日本就一定要追殺到底;他自己被日本人逮捕后，卻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為借口主動投降;他的老上司王天木叛變，導致大批手下被日本憲兵逮捕、槍斃，在淪陷區的軍統組織幾乎被剿滅干凈，他也沒有譴責——他自己也叛變了，有什么理由譴責和自己一樣叛變的老上司呢?只要能活下去，活得更好，當漢奸也沒有什么不可以的。那個時代，只要有錢有槍，有權有勢，作漢奸也會有人追捧。(多說一句，許多漢奸，比如王天木、陳恭澍、胡蘭成，最終都在臺灣安度晚年，善終。)

　　從1840年開始，中國逐步淪為殖民地。大量向國外貢獻巨額資金。當時中國主要人口在農村，支柱產業是農業，這些資金必然直接或間接來自農村，直接表現就是農村凋敝。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重重災難加在農民身上。農民或者逃荒，或者造反，或者去城市打工，或者陷入聽天由命的麻木之中。《故鄉》中的閏土，曾經是一個樸實、健康、活潑、機靈、勇敢、聰明能干、見多識廣、害羞的農村少年。多年后再次見到“我”的時候，已經是一個精神麻木的木頭人了(原型章閏水1934年死于旱災導致的饑餓)。婦女的苦難尤其深重。《祝福》中祥林嫂被當作商品賣來賣去，《白鹿原》中的田小娥、《茶館》中的康順子也經歷過被當作商品買賣的過程。還有一些年輕女孩子，或者因為拐騙，或者因為父母實在無力撫養被賣掉，幾經輾轉被賣進妓院。大批農村勞力進入城市，試圖找到糊口的工作，等待他們的是殘酷血汗工廠。《包身工》中，許多農村女孩子為了不被餓死，被連哄帶騙地成了包身工，進入紡織廠，其中很多人在很短的時間內變死于營養不良和積勞成疾。至于少數民族底層勞動者的命運就更加悲慘，當我們今天看到一些解放前遺留下來的西藏喇嘛(活佛)使用過的密宗法器的時候，不要忘記這些法器是用什么做的。阿來的《塵埃落定》是站在土司的視角敘述故事，不過有心人可以把視角轉換到農奴的角度，細心想想那會是什么樣的世界。除此之外，《烏鴉與麻雀》、《七十二家房客》、《駱駝祥子》、《龍須溝》、《四世同堂》、《林家鋪子》、《家春秋》、《三毛流浪記》、《上海妓女》、《危險的歡愉》都反映了那個時代普通人的生活。其實，只要留心，就不難看出其中的苦難。

　　如何讓中國脫離苦難?這是許多仁人志士都思考的問題。許多人為此不惜獻出生命。曇花一現的戊戌變法歸于失敗。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并沒有建立起類似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而是造成了軍閥割據，這是許多人始料未及的。中國曾經試圖效法西方政體，結果是一團糟。高陽的《八大胡同》中，臭名昭著的豬仔議員們行賄受賄、討價還價，將金錢美色演變成交易的砝碼，更將奪取民國政權作為爭強斗富的手段。各地軍閥對北洋政府陽奉陰違，你搞你的憲政、選舉，我搞我的內戰，每個軍閥的背后都有境外勢力的支持。何況，即使當時的中國鏟除了軍閥，建立了統一政權又如何?治安也許會好一些，稅收也許會少一些，但是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不會改變，中國仍然要向宗主國貢獻大量利潤，多數人仍然注定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再進一步，如果中國脫離了殖民地的命運，多數勞動者的生活就會顯著改善了嗎?不會的。看看其它帝國主義國家勞動者的生活就會知道，即使中國通過大量對外擴張戰爭，爬上世界金字塔的頂端，多數人的生活也不過十勉強維持而已。何況，這個爬上金字塔頂端的過程需要大量的鐵和血，要戰勝其它已經處在世界金字塔頂端的國家，以當時中國的國力，完全是癡心妄想。

　　一個戰亂不斷，無法無天，所有人都自私自利，人民苦難深重的國家，一個不能仿效西方國家老路的國家，還有前途嗎?這是當時，每一個憂國憂民的中國人都焦慮的問題。

　　這就是毛澤東所處的國內環境，也是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開創偉大事業的基礎。脫離這個基礎看問題，必然有失公允，難以正確衡量毛澤東走過的歷程。現在許多媒體宣傳蔣介石領導的“黃金的十年”，否定當年的亂世，完全是不負責任的胡說。畢竟，大量的公允的歷史書籍和文學作品還在，讀者還能在字里行間，點點滴滴之間體會到當時中國的貧弱、社會的動蕩和民眾的苦難。即使在“黃金十年”，中國也是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也是殖民地國家，多數人的生活也是苦難深重的，便是在陳恭澍那樣極端反共的人的回憶錄中，也能看出這一點——畢竟在陳恭澍寫回憶錄的年代，許多人還在世，極端胡說八道，只能使自己的回憶錄喪失公信力——“辣手書生”雖然做人沒有底線，但是仍然清楚這一點。在認為蔣介石領導的中國是黃金年代的人，往往眼界有限也懶于擴展視野，缺乏邏輯思維能力，是媒體的灌輸對象。至于這樣宣傳目的是什么，后面會分析。

　　后記:

　　本文在介紹歷史背景時大量采用文藝作品。一是因為多數人對這些文藝作品遠比歷史書籍熟悉;二是因為歷史書籍往往有傾向性，廣泛流傳的文藝作品則往往獲得多數人認可，相對公允。第一條理由無須解釋，第二條理由可能有爭議。有人可能會說文藝作品不如歷史書籍嚴肅、可靠。其實，歷史書籍也未必可靠，因為“我們所讀的歷史，盡管基于事實，但是嚴格地說，根本不是事實，只是一系列已經接受下來的判斷。假如你沒有首先掌握歷史學家本人從事歷史研究的立場，你就不能完全理解或鑒賞歷史學家的著作。歷史學家的立場，其本身是根植于一個社會與歷史背景之中的，也就是說，洗腦筋的人，自己的腦筋也被洗過了。而且，歷史學家的立場也是會隨著時間和當時歷史境地而改變的。”考慮到這一點，相比那些站在特定政治立場上，剪輯、編纂的所謂歷史揭秘(比如《炎黃春秋》上常見的“歷史”文章)，文藝作品也許更可靠一些。本文希望給讀者一個感性的認識，并不想糾纏于對歷史反復的考證與爭吵中，考慮到這種考證和爭吵的背景，就會知道這種考證和爭吵除了把讀者弄糊涂，不會有任何積極的結果。不過，與歷史書籍不同，通過文藝作品看歷史時代，往往需要從字里行間的縫隙中才能觀察到當時的歷史風貌，需要讀者多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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