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為促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友好關系奔走呼號了一生。1937年，在保安的窯洞里，斯諾與毛澤東一見如故，相識、相知，結下了終生不渝的偉大友誼。中國革命勝利后，斯諾又三次訪問新中國。斯諾既是毛澤東的摯友，又是諍友。國際上贊譽斯諾是“最了解中國和毛澤東的美國人”。

　　窯洞里的預言家

　　斯諾在初訪陜北蘇區見到毛澤東前，曾把中國社會的進步，國家統一富強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蔣介石身上。在經歷了“九一八”、“一•二八”事變、“一二•九”運動后，斯諾看到國民黨蔣介石對日本侵略者妥協投降，對中國人民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迫害愛國進步人士，鎮壓抗日救亡學生的反動面目。他認為：蔣介石“既不是大政治家，也不是杰出的將領”，而是一個“只關心保持自己的權力，而不是挽救中國”的軍閥。

　　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斯諾，對多年來國民黨報刊上連篇累牘地宣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是“殺人放火”的“赤匪”的恐怖故事有許多疑問，誰能相信只對搶劫和殺人有興趣的“赤匪”，竟然得到老百姓的擁護，能夠對抗蔣介石的強大軍隊的“圍剿”達10年之久呢?國民黨政府下令通緝的“頭號赤匪”毛澤東究竟是什么樣的人物?

　　為了弄清真相，在宋慶齡和中共華北局的幫助下，斯諾于1936年7月上旬秘密進入陜北蘇區，在保安見到了毛澤東。

　　在保安，斯諾看到領導窮苦農民和紅軍士兵打土豪、分田地，沒收萬千金銀財寶的毛澤東的生活和普通士兵沒有多大差別。同士兵穿一樣的粗布軍裝，衣領上綴著同士兵一樣的紅布領章，沒有任何官階標志。毛澤東的伙食同士兵一樣是粗糧饅頭蘸辣椒，菜里偶然有幾片肉，也是為了招待斯諾一起進餐。毛澤東的這一切，同國民黨高官顯貴們的豪華生活有天壤之別。斯諾認為，紅軍這種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生活，所激發的精神力量，大概是蔣介石的強大軍隊無法消滅毛澤東率領的弱小紅軍的一個重要緣由。

　　在談到中國如何反對日本侵略時，毛澤東對當時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地理、人口、文化，敵我雙方的情況及國際形勢等各個方面作了精辟的分析。他用大量事實，旁征博引，論述了打敗日本侵略者的各種因素和必備條件，特別強調了建立國內和國際的抗日統一戰線。

　　毛澤東預言：日本不僅妄圖霸占中國，還想占領西方國家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地，獨占西南太平洋，甚至進攻美國。在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過程中，中國人民將遭受長期的痛苦和巨大犧牲，但中國在持久抗戰中的力量將逐漸增長，日本在戰爭的長期消耗中，會最終崩潰。中國必將取得最后的勝利。

　　當時，在斯諾眼里，毛澤東的種種預言，“既有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他的一切觀點的依據，也有主觀臆想的成分”。他聯想到美國思想家愛默生曾說過的：“每個人在出生之前，都是一個未知數。”“在我們看到成功之前，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在以后的十幾年里，斯諾目睹了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建立了新中國之后，他在《復始之旅》一書里回憶起當年在保安同毛澤東的談話，稱毛澤東是“窯洞里的預言家”。他寫道：“如果說我初次見到他時覺得他古怪，他那絕對的自信卻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具有那種馬克•吐溫稱之為‘握有4張王牌的基督徒的那種鎮靜和自信’。他的王牌是亞洲的馬克思主義、他對中國歷史的淵博知識、他對中國人民的無限信任和他將泥腿子培養為將軍的實際經驗。他那循序漸進的論證使我相信了它是‘可能的現實’。”

　　他的生平是整整一代人的橫斷面

　　在保安時，斯諾多次提出為毛澤東作傳。然而，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時，總是談共產黨，談蘇維埃運動，談紅軍的成長，談5次反“圍剿”，談那些普通紅軍戰士的英雄故事，把長征的勝利完全歸功于黨的正確領導，并提到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彭德懷、林彪、賀龍、劉伯承等許多革命戰友的通力合作。毛澤東不斷贊揚他的同志和戰友，而絕口不談自己。他始終認為，在革命中個人是無關緊要的。

　　斯諾竭力說服毛澤東：“人們讀了你的文章、言論和聲明，就想知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在一定程度上，這比其他問題上所提供的情況更重要。”他還告訴毛澤東：“外邊有許多關于你死亡的各種傳說，有的人說你是個無知的農民，有人說你是個狂熱分子，還有人說你是一個患肺結核垂死的人，甚至有一個叫彼得•弗萊明的人，寫了一本名為《孤家寡人》的書，向全世界散布上述種種謠言，你也應該辟謠。”

　　毛澤東不大相信有必要談論個人的經歷，他對斯諾所說的外界有許多人把時間花在對他個人的種種猜測上感到意外。斯諾鍥而不舍，不厭其煩地勸說，最后毛澤東接受了斯諾的要求。

　　從毛澤東富于戲劇性的經歷中，斯諾覺得在毛澤東身上有一種天賦的力量，一種強大的自然活力。斯諾認為，毛澤東生平的歷史是中國整整一代人的一個豐富的橫斷面，是了解中國國內動向原委的一個指南。這不僅是毛澤東個人的歷史，也是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共產主義為什么能贏得成千上萬中國青年男女的擁護和支持的記錄，是一個關心人類集體命運的盛衰的客觀史料記載。

　　斯諾記錄毛澤東生平自述的英文稿，于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后，作為《毛澤東自傳》在上海出版的英文雜志《Asia》上分期連載。其素材被稱為“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文獻”。

　　斯諾在根據這段經歷整理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中寫道：

　　不要以為毛澤東是中國的救世主，這是瞎話。永遠不會有任何的一個中國的救世主。但是不可否認的，你在他身上能感覺到一種確定命運的力量。它不是某種過激和潤滑的東西，而是一種堅強的基本活力。在這個人身上，有一個特點，滋長到不可測摸的程度，那就是他綜合地體現千百萬中國人特別是農民的迫切要求。這些農民是貧窮困苦的，營養不足，被人剝削，目不識丁，可是他們卻溫柔和善，寬宏大量，勇猛驚人，而且現在是很有反抗精神的人類。他們在中國人民中占大多數。假如這些要求和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振興中國的動力的話，那么，在這種深刻莊重的意義下，毛澤東確實有成為中國偉人的可能。

　　在這篇文章中配發了斯諾為站在保安窯洞前頭戴紅星軍帽的毛澤東拍攝的那張后來廣為流傳的著名照片。斯諾寫的照片說明文字稱毛澤東：無論在職業生涯還是人格方面，都以其寬闊的胸懷，辦事認真，具有民主精神，對窮人和被蹂躪者富于同情，因而同亞伯拉罕-林肯多少相像。毛澤東自奉甚簡，衣食住皆與士兵相同。

　　公認的領袖，人民中的平常人

　　1937年，日本侵略者發動七七事變，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1938年夏天，武漢失守前三個月，斯諾作為英國《每日先驅報》戰地記者，由香港乘飛機來到國民黨政府遷移的所在地武漢。首先采訪了作為中國抗戰領袖的蔣介石。

　　采訪蔣介石，沒能使斯諾對中國的抗戰前途得到滿意的回答。斯諾又先后訪問在武漢的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葉挺、項英等中共和八路軍、新四軍的領導人。周恩來把毛澤東在1938年五六月間在延安所作的《論持久戰》的講演文本送給斯諾。斯諾連夜捧讀。毛澤東對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和敵我雙方基本情況的精辟分析，對當時國內的“亡國論”、“速勝論”和輕視游擊戰爭等錯誤思想的有力批駁，對抗日戰爭的全部發展過程的科學預見，使斯諾猶如撥開烏云見晴天，看到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光明前景。

　　1939年9月下旬，斯諾赴延安與毛澤東重聚。3年前，毛澤東在保安窯洞里向斯諾講過的一些重要的政治預言，諸如，中國的內戰停止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磕磕絆絆中建立了起來，共產黨和紅軍不僅存在，并正在抗戰中發展壯大都正在變成現實。

　　此時斯諾眼中的毛澤東已是公認的領袖，但他絕不是一個獨裁者，他的一切決定，都是經過集體討論和判斷的結果。在延安時期，沒有人把毛澤東當成神，他是一個杰出的革命領袖，但依然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斯諾寫道：

　　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農民和知識分子素質的奇異摻雜，也有偉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識的混合。他的革命樂觀主義始終不動搖;他永遠自信共產黨最后必在中國勝利，他還是徹夜工作到天明。

　　在延安會見毛澤東時，斯諾把一本《西行漫記》贈給毛澤東。毛澤東在為斯諾舉行的歡迎晚會上舉起這本書說：“這是一本真實地報道我們的情況，介紹我們黨的政策的書。斯諾先生是在沒有別人愿意來的時候到我們這里來，了解我們的情況，并通過提供事實幫助了我們。”毛澤東贊譽斯諾“是頭一個為統一戰線所必需的，建立友好關系工作鋪路的人”。

　　1939年9月對延安的這次訪問，讓斯諾從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下的抗日軍民身上看到中國人民熱情澎湃的高昂斗志和踏踏實實、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面貌。“增強了我對未來的希望和信心。這是中國僅有的地方，只有在這里，人們才能感受到健全與合理的制度，感到中國人民必將獲得最后的勝利”。毛澤東做了許多偉大的事情

　　1960年，斯諾第一次訪問新中國，中國革命勝利，人民得到解放后，十多年來各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年10月1日，斯諾應邀到天安門城樓上出席新中國成立11周年慶祝大會，觀看了閱兵式和群眾大游行的盛況。斯諾認為：經過幾十年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而形成如今這巨大洪流般的隊伍，毛主席是隊伍中第一號英雄人物。

　　1960年10月22日，斯諾來到毛澤東在中南海豐澤園的家里。此時的“毛澤東同中共的其他高級干部一樣，穿一套質料一般的銀灰色的中山裝，腳上穿的是一雙需要擦油的棕色皮鞋。據說，這雙皮鞋，是他從新中國開國大典那天穿起，至今10多年了，卻不肯換一雙新的”。

　　斯諾盛贊中國的變化時，毛澤東把手一揮說：“中國有變化，但是還沒有基本變化。中國的變化在革命方面是基本變化了。至于建設方面，現在才剛剛開始。……只能說有所改變，但還沒有基本改變。”

　　斯諾聽毛澤東這樣說，覺得他今天同在保安、延安時期一樣坦率而真誠。

　　毛澤東招待斯諾的是湖南式烹飪的家常便飯。但是毛澤東不吃肉菜，專揀青菜和紅辣椒吃。斯諾并不知道，此時正值中國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同其他中共領導人已經不吃肉了。斯諾問毛澤東還是這么愛吃辣椒，只聽得毛澤東心情沉重地說：“人民還不能吃飽。”

　　飯后，他們繼續交談。談到分別20多年來國際上所發生的事情，也談到中國的現實與外界的看法，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當時，西方世界有意歪曲毛澤東的“槍桿子里出政權”的理論，把毛澤東宣傳成“好戰分子”、偽君子。

　　和毛澤東深入交談后，斯諾認為：毛澤東的立場既非中立，亦非被動，更絕未有贊成侵略外國的紀錄。毛澤東認為革命戰爭主要是抵抗侵略的行動。當人民受到武裝的壓迫者征服時，他們自然會以暴力反抗。斯諾深知，由于毛澤東生活于飽受外來侵略與不停的內戰蹂躪的中國，況且他本人更是反革命暴力的受害者，曾經犧牲了妻子、兒子、兄弟等6位親人，生活的經歷也使他合理地認為所有的革命行動都是“和平的沖鋒號”。斯諾還認為：多少年以來，西方在亞洲所占的優勢并沒有帶來和平，而只是侵略。毛澤東為中國總結了這個歷史教訓，說“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種通俗的說法，不應曲解。事實證明，直到中國人學會有效地運用現代化武器之后，西方才開始尊敬他，“害怕”他。所以，中國不可能首先放下槍桿子。毛澤東真正看到，革命給中國帶來內部和平。

　　在新中國考察訪問后，斯諾用大量事實駁斥了西方國家對毛澤東的種種誣蔑不實的宣傳。他寫道：

　　毛澤東在群眾中的形象，絕對不是一個劊子手。他不但是一個黨的領袖，而且更是一個公認的名副其實的導師、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桂冠詩人、民族英雄，全民族的領導以及歷史上最大的人民救星。在“百花齊放”時期，顯示了毛是有敵人的，但他是唯一敢將報刊及論壇公開給民眾反映意見的共產黨領袖。

　　1964年10月，斯諾第二次訪問中國。在斯諾結束訪問即將離開中國前，1965年1月9日傍晚，毛澤東宴請斯諾，喬冠華及其夫人龔澎作陪。飯后，毛澤東同斯諾進行了4個小時的長談，按當時毛澤東的話說，這次“天南海北”“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整個交談十分輕松愉快。交談開始時，來了一位攝影記者，拍了一個電視短片，這是毛澤東應斯諾的請求而拍攝的，這次毛澤東與斯諾會見和1960年那次不一樣，那次未發消息，這次不僅發了消息，還在《人民日報》上登載了毛澤東同斯諾會見的大幅照片。把斯諾稱為“《西行漫記》的美國作者”。按照斯諾的話說：“這顯然加重了這件事的分量，使它絕不僅是重敘舊誼。在我看來，毛澤東很可能想通過這種方式，把中國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特別是對越南問題的看法通知美國。”

　　這次交談結束，斯諾告辭，毛澤東送他到門口，盡管斯諾一再辭謝，毛澤東仍在門口目送斯諾上了車。在零度以下的北京冬夜，沒穿大衣，毛澤東站在那里，向斯諾揮手告別。可見毛澤東對斯諾的情誼之深，非同一般。斯諾把這次在中國的訪問，寫成《漫長的革命》一書出版。

　　一個偉大的戰略家

　　斯諾1964年10月再次訪問中國后的第二年，毛澤東于1966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神州大地上開始了一場持續十年的大動亂。1970年的訪問是斯諾最后一次訪華。此次來訪前，他剛做過手術，身體仍很虛弱，但陷入“文革”動亂的中國使他寢食難安，放心不下。就這樣，斯諾拖著疾病纏身、疲憊不堪的身體，在中國東奔西走訪問了近半年的時間。

　　斯諾回到北京后，應邀出席新中國成立21周年慶祝大會，斯諾俯視天安門廣場，看到青年們高舉著一幅幅毛澤東畫像和一塊塊毛澤東語錄牌，高抬著毛澤東的巨大塑像的游行隊伍通過天安門前時，人們爭相擁向金水橋畔，翹首仰望天安門上的毛澤東。人群爆發出“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的口號聲，直沖云霄……

　　站在毛澤東身旁的斯諾見此情景，他禁不住指著游行隊伍問毛澤東：“你覺得這些怎么樣?你的印象如何?”

　　毛澤東皺著眉，搖了搖頭。接著又說，“很好。”但也承認“不滿意目前的狀況”。這是指什么意思，斯諾想接著問，但涌過來的游行隊伍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歡呼聲把他們的交談打斷了。

　　毛澤東于1970年12月18日清晨，將斯諾請到中南海游泳池旁的住處，同他進行了長達5個小時的交談。

　　談話中，斯諾提到在1965年1月同毛澤東的談話的報道中，他寫了毛澤東承認中國確實有“個人崇拜”，而且有理由要有一點兒“個人崇拜”。斯諾對毛澤東說：“因為我寫了這一點，有些人曾批評過我。”他坦率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毛澤東告訴斯諾：我們并不期望每一個人在每一個問題上都同意我們所講的。你有權保留自己的看法，最好是保持自己的獨立判斷。

　　毛澤東還說：就是你寫了在中國有“個人崇拜”又怎么樣呢?有這樣一回事嘛。為什么就不能寫呢?它是事實嘛。

　　聽了毛澤東這番話，斯諾說：“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喊擁護毛的口號最響，揮動旗子最起勁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說的，在打著紅旗反紅旗?”

　　毛澤東點點頭說：“這些人分三種：一種是真心實意的;第二種是隨大流的——因為別人喊‘萬歲’，他們也就跟著喊;第三種人是偽君子。你沒有受這一套的騙是對的。”

　　毛澤東還自問自答地說：“但是，難道美國人就沒有自己的個人崇拜嗎?你們的國都就是以開國總統華盛頓命名的嘛。”

　　斯諾補充說：“在美國每個州里都還有以華盛頓命名的市鎮。”

　　毛澤東接過話說：“你們美國各州的州長、各屆總統和內閣各個成員，沒有一些人去崇拜他，他怎么能干下去呢?總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總有人愿意崇拜別人。”

　　毛澤東轉而問斯諾，“如果沒有人讀你的書和文章，你會高興嗎?總要有點個人崇拜嘛”!

　　毛澤東要斯諾放心，稱時間會冷卻“個人崇拜”。他說：“我不喜歡這一切。我們準備結束它。”

　　談到這里，斯諾想起，兩個月前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曾說他對目前的狀況“不滿意”，他請毛澤東解釋一下是什么意思。

　　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東西我很不贊成。一個是講假話，口里說要文斗不要武斗，實際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腳，還不肯承認;一個是捉了俘虜虐待。一個人不講真話，建立不起信任。誰信任你啊?朋友之間也是這樣。比如：我們35年前第一次見面到現在，總沒有變嘛，總是以朋友相待。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對我也不講假話。”

　　此次談話中，毛澤東在談到中美關系時說，中美兩國之間的關系要跟尼克松總統解決。如果尼克松想來北京，他要斯諾給尼克松捎個口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了。作為一個旅行者來也行，作為總統來也行。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我相信不會同尼克松吵架。

　　毛澤東還向斯諾透露，尼克松的使者可能即將前來。

　　聽了這一席話，斯諾為毛澤東以一個偉大戰略家的眼光，博大的胸懷，高瞻遠矚，審時度勢，作出要打開中美關系的決策而深受感動和鼓舞。斯諾曾說，“我從來沒有想過毛澤東會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并認為，“毛澤東和其他中國領袖對美國都存有一個直接而消極的印象”的原因，完全是由于美國當局采取敵視新中國的錯誤政策造成的。

　　1971年7月，斯諾寫給路易•艾黎的信中說：“全世界現在看到毛主席是個偉人。他當然是。但我的任務是，使人們看到他不是妖魔而是人。這樣做很有必要，因為那些常常是文字拙劣的宣傳中，他的作為使人覺得是有威脅性的。”

　　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代》周刊發表了斯諾這位與毛澤東相識40年，成為他唯一知己的異國朋友從哲學的高度對他的一段評價：

　　毛澤東能同時運用時間、空間、策略、正確和錯誤這些相互矛盾的概念;他能用行動表達出合乎現實情況的判斷，似乎這才是唯一的真理，因為他始終知道對立面是一個必需的組成部分。

　　(作者是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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