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總路線的基本點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

設社會主義。只要路線正確，貫徹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

省，就一定能把事情辦好。建設速度是客觀的，凡是能辦到的要爭

取，辦不到的不要勉強，要波浪式的前進。急與緩是對立的統一。”

話說1958年2月18日，即舊歷年的大年初一。《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毛澤東審定的《反浪費反保守是當前整風運動中的中心任務》的社論。社論中說：

“整風運動在全國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里，目前出現了一個新的洪峰。這就是以反浪費反保守為中心，掀起了一個新的鳴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費反保守的大鳴大放中，中央各國家機關貼出了25萬張大字報；北京市31個企業20天的統計，職工們就貼出了20萬張大字報，提出43萬條意見。運動聲勢浩大，鋒芒集中在一個方向：貫徹多快好省勤儉建國的方針，促進生產和工作的大躍進。”“燦爛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結成豐滿的經濟之果。這是完全合乎規律的發展。”

2月18日下午，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在京的政治局成員、中央委員，還有中央各部黨員部長或副部長，共計119人。

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傳達南寧會議精神和討論《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此前，毛澤東在2月17日給劉少奇的信中曾說：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中央內部的整風”。話休絮煩。

且說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一開始就說：

“今天的會議就叫團拜會。”

接著，他說：

“我們在南寧開會，有華東、中南、華南3個地區的人參加。東北找了個歐陽欽，華北找了個劉仁，西北是張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們準備到成都，大概是3月上旬，去談一談。因為《六十條》里有一條，一年要抓4次。東北我沒去過，就是有一年路過，那不算去。華北的山西也沒有去過，綏遠也沒有去過，河北的事情我也過問不多，西北根本沒有去過，西南沒有去過。所以我這幾天又到了濟南，又到了沈陽，又到了撫順，又到了長春，這就多了一點了。等幾天我還要跑。”

“今年是一個很大的生產高潮。以前沒有解放，一部分上層建筑，一些環節，有錯誤、缺點，生產關系上不完善。因為整風，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壞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較好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平等了，能講話了，可以貼大字報了，老爺氣少了，這樣，群眾就高興了，就來了一個生產高潮。現在這個高漲的群眾情緒，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沒有見過。1956年春季是有一個高漲，但是沒有現在這一次高漲。”“我贊成這個冒進。這個冒進好嘛！這使農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氣剛剛上來，1956年夏季就來一巴掌。11月二中全會以后就好一些了，因為二中全會也算擋了擋。沒有幾個月情況就改變了。冒是有點冒，而不應該提什么反冒進的口號。有一點冒是難免的。

同志們，今年下半年，你們就會看到，要有一個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進還要利害，為了對付這個情況，我們怎么辦？處在這個大的群眾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產黨要采取態度。”“以后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反冒進這個口號不好，吃虧，打擊群眾。反右傾這個口號為什么不會打擊群眾呢？反右傾所打擊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氣（官氣、暮氣、驕氣、嬌氣），一些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這些東西應該加以打擊。”

接下來，毛澤東著重講了打掉官氣、以平等的態度待人、改進領導方法的問題，他說：

“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不論你官多大，無非是當主席，當總理，當部長，當省長，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個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樣，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擁護。”

他還說：

“在北京做官，官氣比較重，下去的時候很要注意，不要學‘巡按出朝，地動山搖’那一套。”“要消滅官僚主義，消除資產階級作風，要使得大家感到，現在是真正的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關系。以前，我們的相互關系，如在基層，廠長、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和職工中間，并不平等，群眾把他們稱為‘官’，黨、政、工、團是‘四大領袖’。而現在，經過大鳴大放大辯論，情況就改變了。群眾看到，這些人可以批評，他們也真改正缺點。于是群眾也紛紛起來改進工作，落后的職工批判了自己過去只為人民幣服務、只為‘五大件’服務的錯誤態度。經過運動，他們認識到應該為人民服務了。于是勞動熱情高漲，干勁十足。這樣，我們解決‘相互關系’這個中間問題，就進一步鞏固了所有制，同時也使得分配問題容易得到解決。”

毛澤東最后說：

“群眾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革命熱情。所以，我們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要適應這種情況。工作方法要改變，不改變就不能繼續前進。”

毛澤東講話結束后，大家對《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發表了意見，同意下發征求各省和各部門的意見。

陳云在發言中就反冒進中財貿工作的問題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在財貿工作中，對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傾盆大雨”和“本本主義”的辦法。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再次講話，回顧了《農業四十條》的形成過程，他說：

“四十條，開頭無所謂四十條，不曉得怎么在杭州一次會上七議八議提出十五條，然后天津一次會加了兩條，十七條。在1956年1月知識分子會議上講了一下，然后，再到第2次杭州會議（指毛澤東1956年1月3日至9日在杭州召開的會議——筆者注。）才形成四十條。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島會議上有各省同志參加，中央也有同志參加，提出修改意見。然后經過去年9月三中全會，大家覺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見，加以修改，就形成現在這個草案。”

據陶魯笳回憶，毛澤東還說：

“寫一個文件沒有實際工作經驗是寫不出來的。《農業40條》是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七議八議議出來的。其中只有1條‘除4害’是我的，其余都是別人的。”

毛澤東又談到了《論十大關系》，他說：

“那個十大關系怎么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1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34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漸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系怎么會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也是個大事。我是歷來主張虛君共和的，中央要辦一些事，但是不要辦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辦，他們比我們辦得好，要相信他們。現在的情況是下面比較活潑，中央部門中的官氣、暮氣、驕氣、嬌氣就多些。我就有這么個企圖，在南寧會議上，覺得要把這些氣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資格出現。”

他還談到了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的起草過程，他說：

“那個東西在訪蘇前就開始寫了，因為沒有寫完，帶到莫斯科去了。‘閑來無事江邊望’，有點閑工夫，就在我們代表團中間先讀一讀。回來又經過斟酌，政治局還有一些同志看過才發表的。多快好省，這是代表中央的，是黨的一個路線，是我們搞建設的一個路線。”

毛澤東再一次肯定了周恩來1957年6月26日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他還說：

“雖然總理有那篇報告，但是這個問題人們還不那么了解，所以南寧會議還是要放一炮的。這個炮，我看不過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緊張。何必那么十分緊張。南寧會議我們就講了的，就是這么一件事，一個時期，一個問題。1956年反冒進，這是個什么事情呢？這是大家在正確的路線之下，在個別問題上意見不一致，這么一種性質。”

2月20日，也就是在正月初三這一天，毛澤東給楊開英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在1958年2月，43歲的楊開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上說，經人介紹，她與化工部橡膠工藝設計院工程師李輝由相識到相愛，已經結為伴侶，由大連調來北京，在第69中學任教務主任。她的病情也有所好轉。

毛澤東看罷信十分高興，提筆在回信中寫道：

友妹：

來信收到，很高興。結婚了，病也好了，為你祝賀。好像是在1956年，聽了胡覺民同志說你又窮又病，曾付一信，并寄了一點錢給你，不知收到否？我還好。江青有一點病。謝謝你的問候。祝你努力為人民服務，同時注意身體。并問李同志好！

毛澤東

2月2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說：

“一股風一來，本來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說成不好的；本來是基本上一個好的人，可以說他是壞人。比如我們對于秦始皇，他的名譽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沒有人講他好的，自從資本主義興起來，秦始皇又有名譽了。但是，共產主義者不是每個人都說秦始皇有點什么好處，不是每個人都估計得那么恰當。這個人大概缺點甚多，有3個指頭。主要罵他的一條是焚書坑儒。我跟好多人說過，跟章士釗也說過，我說：你們講共產黨等于秦始皇，不對，超過一百倍。所以，一個古人，幾千年評價不下來，當作教訓談談這個問題，同志們可以想一想。”

1958年初，毛澤東一直惦記著西柏坡鄉親們種稻子直播的事，他給西柏坡村黨支部寫了一封信，說他們村種稻技術落后，讓農業部邀請他們派人去涿縣參觀學習，秋后把收成情況直接給他匯報。

西柏坡村黨支部看了毛澤東的來信，后來派兩個人去學習了一個星期，回到西柏坡后全村所種稻子都改成了插秧。

1958年3月4日，毛澤東乘專機離開北京，經西安，于下午飛抵成都。這是他第一次到成都來，準備在這里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毛澤東有個習慣，他在外出時總是喜歡隨身攜帶幾大箱子的書籍，而且他每到一地，還要借一些地方志之類的書籍來看。如果時間允許的話，他還要興之所至地下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不喜歡刻意安排的視察活動。這不僅是出于他那無拘無束的個性，更主要的是他相信只有這樣，才能看到真實的情況。毛澤東這次到了成都，立即借來了《四川省志》、《蜀本記》、《華陽國志》等書籍。

3月5日下午，毛澤東興致勃勃地去郊區農村察看了莊稼的長勢。他聽說成都量具刀具廠就在附近，提出要去看看，還交代說：

“不要告訴工廠黨委了，他們很忙，請一位工人帶路就行，只看一個車間就走。”

此時已經是下午4點多，量具刃具廠備料車間主任王站明，正趴在那兒寫材料，一個工人跑來說：毛主席已經到了車間門口。王站明不相信，他說：毛主席怎么可能到我們這兒來？工人說：這是千真萬確！王站明這才慌了，急忙跑出門去，只見幾輛小汽車果然停在車間門口，毛澤東穿一身銀灰色制服站在那里。王站明迎上前去，毛澤東握著他的手，含笑問道：

“你是車間主任嗎？”

王站明說是。毛澤東說：

“我看看你們的車間，可以嗎？”

王站明被毛澤東謙虛和氣的話感動了，他激動得說不出話，只是點頭微笑。毛澤東進了車間，指著正在操作的鍛工，比劃著問：

“你會干這個嗎？”

王站明說：我是車工。毛澤東看著鍛工謝欽榮操作著150公斤重的空氣錘，一起一落，火紅的鍛件迸發出火化，四處飛濺。王站明介紹說：這臺機床是沈陽制造的，邊上那一臺大的是太原的產品，都是國產，效率很高。毛澤東聽著很高興，不住地點頭。

毛澤東來到調直臺前，問：

“這是什么？怎么用？”

王站明一邊介紹，一邊上臺示范操作，旋轉上邊的把手，把一根微微彎曲的鐵棒壓直。

工人們漸漸地圍攏上來，毛澤東握著一位青年工人的手，問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紀？這位工人激動地說：

“我叫吳朝武，今年19歲了。”

毛澤東看完了備料車間，走到銑刀車間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此時，廠黨委書記和廠長聞訊也趕來了，毛澤東向他們解釋說，怕影響他們工作才沒有通知他們。毛澤東看著車間黑板報上的生產躍進保證書，回頭問道：

“什么是文明生產？”

廠長回答說：

“文明生產就是要貫徹對機器的維護保養，做到安全、清潔、衛生和生產有秩序。”

毛澤東稱贊道：

“很好。”

3月7日下午4時，杜甫草堂的工作人員突然跑來對負責人林延年說：

“快去接待吧，有客人來草堂參觀，已經從草堂寺進來了。”

“是哪一位客人沒從大門進而從草堂這邊過來了？”

林延年一邊猜想，一邊走向浣花祠甬道，只見有一群人已經穿過了花徑，為首一人，身材高大魁偉，踏過小橋，步上柴門的臺階，往工部祠而去。林延年仔細一看，那人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不由得為之一愣，趕緊往工部祠迎候。

毛澤東看了杜甫草堂題詠的詩句石刻，看了題壁，瀏覽了祠內杜甫的泥塑、石刻像，然后來到詩史堂，他問林延年：

“這是什么地方？”

林延年說：

“這是詩史堂，是后人為紀念杜甫而修的。”

毛澤東站在詩史堂正中一尊古銅色的杜甫全身塑像前，一面端詳著，一面點燃一支煙，慢慢地吸著。他又走進杜詩版本展覽室，仔細地觀看一部用雪白的宣紙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林延年告訴毛澤東說：

“這是最近上海收集到的版本，發行到成都來的。”

毛澤東問：

“有多少本？”

“發行到成都來的約有10多部。”

“太少了。”毛澤東看了諸多版本后，自言自語地說：“是政治詩。”

他又來到“大廨”前面，在一排欄桿前找了一個帶有靠背的“飛來椅”，坐下來休息。他吐著煙，四下環顧，突然又站起身，走到通堂式的敞廳前，看懸掛的一副對聯，以輕微的聲音念著上聯：

“異代不同時，問如此江山，龍蜷虎臥幾詩客；”

他自言自語地說：

“是集杜句。”

接著又看下聯，看完了，指著對聯，微笑著說：

“好聯！”

毛澤東想到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忍不住誦道：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他還笑著說：

“看來，高級知識分子的住宿困難問題，是古已有之的。”

毛澤東又觀看了二門和劉備殿的楹聯。他對陪同的負責人說：

“你們走在前頭，你們年輕，應該多看些。武侯祠內楹聯隨處可見，以諸葛亮殿前清末趙藩所題最負盛名。”

他在眾人的簇擁下，來到了諸葛亮殿前，非常認真地觀看著他所說的這幅楹聯，還反復地吟誦：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第二天，毛澤東派人到杜甫草堂借來了楹聯書10余種。

后來，毛澤東在成都會議期間，還借閱了各種版本杜甫詩集共12部108本。他還為會議期間編印的唐宋詩人有關四川的詩詞集擬題，并親自校勘稿樣。編入的詩詞里，有杜甫詩14首。

3月9日，毛澤東在成都郊外金牛壩賓館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1958年經濟發展計劃及發展地方工業、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等問題。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大部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書記處的個別書記，東北、華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第一書記，中南和華東個別省委書記，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他們是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李富春、羅榮桓、陳伯達、薄一波、譚震林、胡喬木、田家英、黃歐東、吳德、歐陽欽、張德生、張仲良、汪鋒、王恩茂、林鐵、陶魯笳、烏蘭夫、劉仁、黃火青、李井泉、周林、謝富治、柯慶施、王任重、陶鑄。后來又增加了王鶴壽、彭濤、滕代遠。

會議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個小別墅里，其他人員住在4層樓的賓館里。

3月9日這一天，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了25個問題讓大家討論。這25個問題，可以說是從政治到經濟，從理論原則到工作方法，都談到了。但他講話的重點，仍是放在對1956年反冒進的批判上。毛澤東說：

“現在有兩種方法，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在南寧會議上批判了反冒進的錯誤。究竟采用哪一種？我看應采用‘冒進’，很多問題都可以這樣提。也就是采用1958年‘大躍進’這個方法好。執行計劃，一種方法是10年計劃20年搞完，一種方法是10年計劃二三年搞完，哪種方法好？是1956年的‘馬克思主義’好，還是1958年的‘冒進’好？” 

他尖銳地批評了經濟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他說：

“少奇同志在南寧會議談了規章制度問題。規章制度從蘇聯搬來了一大批，如搬蘇聯的警衛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負責同志的活動，前呼后擁，不許參觀，不許上館子，不許上街買鞋。陳云同志讓他親戚煮飯，警衛部門認為不得了。”“搬蘇聯的很多，害人不淺。那些規章制度束縛生產力，制造浪費，制造官僚主義。”“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忘記了歷史上的教條主義的教訓。”“蘇聯的經驗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把蘇聯經驗孤立起來，不看中國實際，就是不擇其善者而從之。”

由于毛澤東定的調子很高，成都會議一開始就比較緊張。

毛澤東鑒于通縣1956年農業生產高指標的教訓，在講話中告誡與會者們說：

“要躍進，但不要空喊，指標很高，實現不了。通縣原來畝產150斤，1956年提出要在一年內躍為800斤，沒有實現，是主觀主義。這也無大害處，屁股不要打那么重。現在躍進，有無虛報和不切實際的毛病？現在不要去潑冷水，而是要提倡實報、喊實，要有具體措施，保證口號的實現。”

毛澤東針對河南省要苦戰1年，實現458、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的計劃，還有遼寧省要在1年內實現3自給，即糧、菜、肉本省自給的計劃，說道：

“也許你遼寧是對的，我懷疑是錯誤的，你是馬克思主義，我是機會主義。河南今年辦4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部能做到，可不可以還是提5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卡死。否則這個省登報，那個省登報，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1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以長一點為好。我就是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陣風，不要看河南說1年完成，你也說1年完成。就讓河南今年試一年，靈了，讓它當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1年，有什么要緊。此事關系重大，我到武昌時要找吳芝圃談談。1955年合作化高潮時，周小舟看見別的省1年實現高級社，緊張得不得了。其實不要緊。李井泉就是從容不迫，四川實現高級化，不是55年，也不是56年，而是57年，不是也蠻好嗎？”

“現在報紙宣傳報道上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余地。”

毛澤東提倡干部要講真話，他說：

“屈原是敢講真話的人，敢為原則而斗爭，雖然不得志。”

毛澤東還說：

“報紙如何辦？中央、省、專區的報紙如何改變面貌，辦得生動活潑？《人民日報》提出23條，有躍進的可能。我們組織和指導工作，主要依靠報紙，單是開會，效果有限。”

3月10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講到了堅持原則與獨創精神，進一步批評教條主義，他說：

“學習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有獨創精神，學習與獨創相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全國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經濟工作和文教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軍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條，但基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經濟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主要表現在重工業、計劃工作、銀行工作和統計工作方面，特別是重工業和計劃方面，因為我們不懂，完全沒有經驗，橫豎自己不懂得，只好搬。”“商業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觸較多，批轉文件較多。輕工業中的教條主義也少些。社會主義革命和農業合作化未受教條主義影響。”

關于教條主義產生的原因，毛澤東分析說：

“1、重工業的設計、施工、安裝，自己都不行，沒有經驗，沒有專家，部長是外行，只好抄外國的，抄了也不會鑒別。2、對蘇聯和中國的情況都不了解。對蘇聯的經驗、情況、歷史發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學他們。3、精神上受到壓力。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揭掉蓋子，破除迷信，去掉壓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菩薩比人大好多倍，是為了嚇人。戲臺上的英雄豪杰一出來，與眾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樣的人。中國人當奴隸慣了，似乎還要當下去，中國藝術家畫我和斯大林的像，總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地屈服于蘇聯的精神壓力。馬列主義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應該平等待人。但是，赫魯曉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還有一些人屈服于這種壓力，要打倒個人崇拜。我們不贊成，他們不掛像，我們掛像。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們的同志認識到，老祖宗也有缺點，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樣迷信。對蘇聯的經驗，一切好的應接受，不好的應拒絕。現在，我們已學會了一些本領，對蘇聯有了些了解，對自己也了解了。4、不懂得比較法，不懂得樹立對立面。對許多規章制度，我們許多同志不去設想有沒有另外一種方案，擇其合乎中國情況者應用，不適合者另擬，也不做分析，不動腦筋，不加比較。”

他又說：

“1956年4月的《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在十大關系中，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這5條是主要的。”“1957年，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中，講了工農業同時并舉、中國工業化的道路、農業合作化等問題。這一年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風、反右派、群眾性的對我們的批評，對人們思想的啟發很大。”“1958年，在杭州、南寧、成都開了3次會。會上大家提了許多意見，開動腦筋，總結8年的經驗，對思想有很大啟發。南寧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國務院各部門的規章制度，可以改，而且應當該。怎樣改呢？一個辦法是和群眾見面，一個辦法是搞大字報。另一個問題是地方分權，現在已經開始實行。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同時存在，能集的則集，能分的則分，這是去年三中全會后定下來的。”

關于個人崇拜問題，他說：

“有些人對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里，為什么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這就不對了。

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于個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我們黨在歷史上就是強調個人作用和集體領導相結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的很干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

從這一天開始，成都會議聽取各省市區黨委負責人匯報，毛澤東在中間有許多插話。在烏蘭夫發言時，毛澤東先后插話說：

“蒙漢兩族要親密合作，要相信馬克思主義。各族要互相相信，不管什么民族，要看真理在誰方面，馬克思是猶太人，斯大林是少數民族。蔣介石是漢人，但很壞，我們要堅決反對。不要一定是本省人執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這族或那族，只問哪個有沒有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有多少？這一點要向少數民族同志講清楚。”

“漢族開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許多民族混合進來的。漢人在歷史上征服過少數民族，把他們趕上山。應該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民族問題。究竟是吃民族主義的飯，還是吃共產主義的飯？首先應當吃共產主義的飯，地方要，但不要地方主義。”

3月15日前后，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到總路線時，他提醒吳冷西說：

“《人民日報》2月3日的社論題目叫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這兩句話很好，但還不夠。廣大干部和群眾的干勁，在去年反擊右派以后，早就鼓起來了，現在的問題是鼓得夠不夠，責任在領導。這里有一個數量問題，是鼓起三分、五分還是七分、八分？領導的責任是因勢利導，使干部和群眾的干勁鼓得足足的。所以，我們的總路線應該叫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總路線’，這就比較完全了。”

3月16日下午6點10分，一輛小車沿著成都至灌縣的公路開到郫縣合興鄉，左轉彎駛上鄉村馬路，在距離紅光社辦公處500米的地方停了下來。從車上下來的有毛澤東和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等人。郫縣縣委書記劉致臺、農村工作部長潘兆清、紅光社社長周桂林和副社長劉賢松，快步向前迎接。毛澤東和他們一一握手，說道：

“這里是一片青枝綠葉啊！”

李井泉一眾人等陪同毛澤東，走上一條小路，毛澤東說：

“我們先看一戶人家好不好？”

周桂林說：好。于是，毛澤東向著一戶人家走去，他指著路邊的一堆泥，問道：

“這是肥料嗎？”

周桂林說：

“這是社員們最近從成都推回來的塘泥，是很好的肥料。”

毛澤東又指著路邊的菜園問：

“這是些什么菜？”

劉賢松回答說：

“這是社員的自留地，種的是萵筍、蓮花白。”

毛澤東一行人來到溫老太太家里，圍坐在一張方桌四周的板凳上。毛澤東就坐在這位60多歲的老太太對面，他用四川話對老太太說：

“我們擺一擺龍門陣好不好？你家入社沒有？”

老太太沒有認出毛澤東，她還以為是外省來的干部，就回答說，入了。

“什么時候入的？”

“1954年。”

“你們一個人1年分多少糧食？”

“分幾百斤。”

劉賢松說補充說：

“分450斤。”

毛澤東對溫老太太說：

“他們說的不算，你們分多少？夠吃嗎？”

溫老太太說：

“我們1年1人分四五百斤糧食，不浪費就夠吃了。”

“你認不認得你們社長？”

“怎么不認得？這是周社長，那是劉社長，還有兩個社長。”

“社長欺不欺負你們？”

“我們幾個社長見人都是笑瞇瞇的，欺負啥子喲。”

“你知不知道除4害？”

“知道。我們是除7害。”

“你們除哪7害？”

“麻雀，老鼠，蒼蠅，蚊子，跳蚤，臭蟲，還有偷油婆。”

“為什么要除7害呢？”

“麻雀、老鼠要偷糧食吃，蚊子、跳蚤、臭蟲吸人血，蒼蠅腿桿上有細菌。”

“偷油婆呢？偷油婆有什么害處？”

“偷油婆到處爬，腳上也有細菌，它爬過的東西還有臭氣，吃了要發嘔。”

“你還懂得科學知識哩！”

毛澤東說罷，想看一看偷油婆是個什么樣子，幾個干部就圍著碗柜找了一遍，沒有找到。毛澤東也在碗柜前看了一下，他說：

“再看看你的房間好不好？”

這間房子不算大，毛澤東環視了一下，房間里很整潔，家具也齊全。他走出房間，笑著問身邊的人：

“這家是地主還是富農啊？”

溫老太太接過話頭說：

“我們是貧農。”

說得毛澤東和大家都笑了。毛澤東走到院子里，看到豬圈里只有1頭豬，就說：

“如果喂兩頭就好了。”

毛澤東出了溫老太太的家，問起滅蚊滅蠅的方法，周桂林介紹說：

“茅坑里生沙蟲子，把打破碗花花鍘碎丟到茅坑里，就可以殺死沙蟲子，以后用這糞水澆煙，可以治土蠶子，也可以治螟蟲。”

毛澤東問：

“什么叫打破碗花花？現在有沒有？”

周桂林讓人扯來一株帶花的野草，毛澤東看了看說：

“它并沒有打破碗，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

潘兆清介紹說：

“這種花有毒，從前為了防止孩子們摘它，農民就對孩子們說，摘了這種花，就要打破碗，打破碗就吃不成飯，打破碗花花就這樣得了名。”

毛澤東高興地說：

“這是一個重大發現，是群眾的一個創造，好辦法，要推廣。打破碗花花多不多？”

大家說：

“多得很，溝邊、河邊、墳地邊，到處都有。”

省農業廳駐紅光社的處長梁禹久插話說：

“打破碗花花在書上叫野棉花，有毒，可以殺蟲。”

毛澤東說：

“你這一說，接觸了科學道理。你今天動手寫稿，明天寫成，后天審稿，再后天登報。”

毛澤東來到麥田邊，他蹲下身子，左手握著一墩麥苗，右手一根一根地數它的分蘗，問道：

“一棵麥子能發幾根？”

周桂林說：

“一般發三四根。”

毛澤東走到馬路上，從大衣口袋里掏出中華牌香煙，遞給同行者每人一支，他自己也點燃了一支，吸了一口，問劉致臺說：

“你是哪里人？”

“山西人。”

毛澤東又問潘兆清：

“你呢？”

“我是本地人。”

“你們本地人與外地人打架不打架？”

大家都說：不打架！毛澤東高興地笑了。他又問周桂林說：

“你們社里有沒有女社長？”

周桂林說，有啊。女社長肖紹群就在附近的人群中，周桂林派人把她叫了來。肖紹群激動地向毛澤東問好。毛澤東又問，你們鄉里有沒有女鄉長？劉致臺說沒有，他指著一位女干部介紹說：

“她是鄉婦聯主任游福群。”

毛澤東問游福群：

“你們三八節開會沒有？”

游福群說：

“三八節開了婦女積極分子大會。”

毛澤東又指著劉致臺、潘兆清，笑著問游福群：

“斗爭他們沒有？三八節女人斗爭男人。”

下午7點20分，毛澤東與眾人一一握手告別，乘車回了成都。

3月19日，是各地方黨委負責人匯報的最后一天。

3月20日，毛澤東聽了幾天匯報后在成都會議上第3次發表講話。關于匯報中提到的改良農具的群眾運動，他說：

“這是技術革命的萌芽，是一個偉大的革命。群眾性的創造是無窮無盡的，是從下而上搞起來的。我們發現了好的東西，就要加以總結推廣。”

他鼓勵與會者們說：

“要有創造精神，去掉各種怕的思想，要辦刊物，要敢于到中央來工作。”

他還說，陳伯達“過去死也不肯辦一個理論刊物，膽子太小，這次才振作精神，下決心辦。”

對于河南省提出1年實現“四、五、八”，實現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毛澤東說：

“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報。各省不要一陣風，說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讓河南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如果一年實現‘四、五、八’，消滅文盲，也可能缺點很大，起碼是工作粗糙，群眾過分緊張。我們的總路線的基本點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貫徹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就一定能把事情辦好。只要總路線正確，那么1年、2年、3年乃至5年完成‘四十條’，那也不能算沒有面子，不算不榮譽。建設速度是客觀的，

凡是根據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能辦到的，就應當多快好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但辦不到的不勉強，要波浪式的前進。急與緩是對立的統一。現在有股風，10級臺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有些高指標，沒有措施，那就不好。“

他還說：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基本點已經有了，但還在創造中。現在已經使得少數人覺得這條路線是正確的。可能還有很多人是將信將疑，或者說是不自覺的。對于我們來說，從理論上和若干工作的實踐上（例如工農業有相當的增產，工作也有相當的成績，多數人心情舒暢），認為這條路線是正確的。但四十條還沒有實現，15年趕上英國還只是口號，一五六項尚未全部建成，‘四、五、八’大部分尚未證實，全國工業化尚未實現。第2個五年計劃搞幾十萬項，縣縣都辦起工業來，結果如何？會不會生產過剩？在我的腦筋里存在問題。是好，還是天下大亂，我現在沒有把握。所以，現在要開會，要每年抓4次，看到有問題就調節一下。這個路線開始形成，由于兩個原因，根本的是群眾斗爭的創造，其次是領導機關反映了這些創造。總路線開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備，尚待證實，不可以說已經最后完成了。”

毛澤東講完話從會議廳出來，吳冷西趕上去問：

“主席，這次會議討論不討論《人民日報》的23條？”

毛澤東想了一下說：

“這次會議討論很多問題，光印發的工農商方面文件就有兩大堆。文教方面的人沒有來，《人民日報》的問題以后有機會再討論。”

3月21日，毛澤東乘坐一輛黑色轎車，在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的陪同下，去視察都江堰。

上午11點，幾輛小轎車駛進灌縣離堆公園，毛澤東穿著一身灰色中山裝，下了車。李井泉將地委書記宋文彬、縣委書記陳彬和都江堰管理處處長張建中，介紹給毛澤東。然后，眾人又乘車去都江堰。

車隊爬上玉壘山山腰，毛澤東下了車，他拿著望遠鏡，望著山下滾滾的岷江，俯瞰著都江堰的雄姿。這是一座古代水利工程，已有2200多年的歷史，規模宏大，聞名中外。毛澤東環顧四周，說：

“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

他指著都江堰問李井泉：

“每年維修給不給民工錢？”

李井泉說，要給的。毛澤東說：

“這就好，共產黨是要給人民錢的，做了工不給錢還叫什么共產黨！修一次需要多少民工啊？”

張建中回答說：

“大概要100萬民工。”

“今后應該改用機器修，用卷揚機，掘土機，這樣就省人力了。” 毛澤東說罷，又指著索橋下的都江魚嘴對張建中說：“今后還要想辦法，用現代化的工程，把泥沙控制起來。”

毛澤東一行人又乘車回到離堆公園，步行來到公園西頭的伏龍觀，這是建筑在離堆上的李冰祀祠。毛澤東在伏龍觀仔細地觀看了都江堰水利工程沙盤模型和都江灌溉區域圖。張建中介紹了飛沙堰溢洪排沙的情況，毛澤東指著飛沙堰說：

“在這里修個閘不是更好嗎？是不是？”

大家都說：

“毛主席考慮得真周到，很好。”

張建中指著內江對毛澤東介紹說：

“都江堰每年都要修，就在這里挖泥淘沙。”

毛澤東說：

“那100萬年以后，成都平原的泥沙就沒處堆了。”

一句風趣話，逗得大家都笑了。張建中說：

“將來岷江上游修水庫，泥沙就會減少。”

毛澤東點點頭。他來到伏龍觀背后的寶瓶口。寶瓶口就是鑿開玉壘山形成的口子，它是內江的咽喉，是都江堰主要水利工程之一。四川之所以成為天府之國，全靠了此水的澆灌。毛澤東手扶木欄桿，俯視著滔滔江水，問道：

“這里有多深？”

張建中回答說：

“這里有8米深。”

“有沒有人下去游過？”

“沒有。”

“我想下去。”

毛澤東此話一出，大家都吃了一驚。毛澤東看看眾人的表情，自信地微微一笑。他知道大家不會讓他下去，吁了一口氣，有一種英雄不能用武的無奈。他又指著離堆問：

“這巖石會不會被水沖毀？”

“不會的，這是粒巖，很堅硬。”

毛澤東笑著問道：

“100萬年以后，可能要被沖毀吧？”

這一下可把大家問住了。

中午時分，毛澤東一行人來到井福街一家飯館用餐。入座后，毛澤東掏出一包香煙，給在座的每人一支，他也點上一支，吸了一口說：

“今天誰請客？”

李井泉說，我請客。宋文彬也說，我請客。毛澤東哈哈一笑，說：

“還是由我來請吧。”

按照毛澤東的意思，這頓午飯非常簡單，主菜是豆花和回鍋肉。吃過飯，毛澤東對服務人員和廚師張金良親切地說：

“謝謝，你們辛苦了。”

毛澤東在灌縣視察的消息不脛而走，整個縣城傳得沸沸揚揚。不少人從四面八方涌向井福街，把井福街堵了個水泄不通。人們高呼著“毛主席萬歲”，一個勁地往前擠，都想看一看毛澤東。毛澤東出了飯館，微笑著向群眾頻頻招手，在保衛人員的簇擁下，上車離開了灌縣縣城。

在返回成都的路上，行至灌縣新城鄉蓮花1社，毛澤東看見公路邊在田里勞動的社員，就讓車停下來，下了車，跨過路邊的小石橋，直奔莊稼地。正在鋤草的冉貴全第一個看見毛澤東，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毛主席住在北京城里，怎么會來到這里？正在疑惑間，毛澤東像一個熟識的鄉親一樣和他打招呼了：

“要把草鋤干凈哩！”

說著走進麥田，蹲下去拔雜草，問冉貴全：

“每畝能收多少斤？”

冉貴全還沒有反應過來，毛澤東伸出4個手指，說：

“400斤？”

冉貴全這才說：

“差不多，每畝四百二三十斤。”

“割了麥子種什么？”

“種水稻。”

“水稻每畝收多少斤？”

“600多斤。”

毛澤東轉向李井泉說：

“400多加600多，就是1000多，這可了不起。”

他又轉向冉貴全問：

“糧食多了怎么辦？”

冉貴全毫不猶豫地說：

“賣給國家。”

“賣給國家你們贊成不贊成？”

“當然贊成！”

毛澤東哈哈一笑，逗趣地說：

“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贊成吧？”

冉貴全吭哧吭哧正想說什么，毛澤東已經上了田埂。社員高渤然迎面走來，毛澤東迎上去打招呼，還問他今年多大了，孩子讀沒讀書？高渤然說今年已經58歲了，兩個孩子都上了學。毛澤東高興地拍著他的肩膀，說：

“好哇！”

毛澤東沿著田埂走過去，跨進一塊苕菜地，問幾個女社員說：

“你們摘什么？”

王應崗回答說：

“摘苕菜。”

“我幫你們摘點好不好？”毛澤東說著彎下腰，摘了一些嫩綠的苕菜尖尖遞給王應崗，問：“這行不行？”

王應崗連忙站起來，雙手接過，兩聲說：行，行！

其她幾個女社員也停下了手中的活，想和毛澤東說話，可又激動得說不出來。毛澤東走出苕菜地，沿著一條雜草叢生的干溝朝前走，幾個孩子嬉笑著跟在他身邊跑。毛澤東停下腳步，問一個孩子：

“你認得‘打破碗花花’嗎？”

那個孩子叫任國民，他說：認得。毛澤東彎下腰隨手摘了一株“打破碗花花”，遞給他，說：

“你敢不敢拿？”

“敢拿！”

任國民毫不猶豫地伸手接了去。毛澤東看著這個勇敢的孩子，由衷的笑了。他返回到公路上，準備上車，地里的社員們都擁上來送行。毛澤東很愉快地和大家握手告別。一個社員握著他的手激動地說：

“一輩子也難得這樣的機會哩！”

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發給與會者每人一本由他編輯的書：《蘇報案》。此書共編入4篇文章，《革命軍》是其中之一。他一生對章太炎、鄒容的革命精神和筆鋒犀利的文章深為贊佩，在1958年2月、1961年7月、1963年3月和7月間，先后4次閱讀過那些文章。他還收藏有一本鄒容的《革命軍》，在扉頁鄒容的肖像旁，親筆書寫著章太炎獄中贈鄒容的那首詩：“鄒容吾小友，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當摻手，乾坤只兩頭。”

且說毛澤東在這一天的講話中說：

“要提高風格，振作精神，要有勢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氣勢。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抓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們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現象，是奴隸狀態的表現，像京劇《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站慣了不敢坐。對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創造出來的，不能抄書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們腦子鎮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問題。”

毛澤東提議將會議延長兩三天，專門談談思想問題，解放思想，提高風格。他還說：

“不要怕教授。有些同志進城以來相當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學問，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自古以來，創新思想、新學派的人，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不是二三十歲的時候就搞起來？耶穌開始有什么學問？釋迦牟尼19歲創佛教，學問是后來慢慢學來的。孫中山年輕時有什么學問，不過高中程度。馬克思開始創立辯證唯物論，年紀也很輕，他的學問也是后來學的。馬克思開始著書的時候，只有20歲，寫《共產黨宣言》時，不過30歲左右，學派已經形成了。那時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當時資產階級博學家，如李嘉圖、亞當.斯密、黑格爾等。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四川有個鄒容，他寫了一本書，叫《革命軍》，我臨從北京來，還找這本書看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個民主革命的簡單綱領。他只有17歲到日本，寫書的時候大概是十八九歲。20歲時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為他寫了一篇文章，叫《駁康有為書》。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兩句：‘載恬小丑，不辨菽麥’，直接罵了皇帝。這個時候，章太炎年紀還不大，大概三十幾歲。康有為亦如此。劉師培成名時不過20歲，死時也才30歲。王弼注《老子》的時候，不過十幾歲，死時才22歲。顏淵死時只32歲。青年人抓住一個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過他們的。梁啟超青年時也是所向披靡。”

毛澤東又說：

“有話不說，就很危險。要選擇說話的機會，不講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反魏忠賢的那些人，不講策略，自己被消滅，當時落得皇帝不喜歡。歷史上講真話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賈誼等，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為原則而斗爭的。不敢講話無非是：一怕封為機會主義，二怕撤職，三怕開除黨籍，四怕老婆離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殺頭。六怕不好。難道為了這些就不說話了嗎？我看只要準備好了這幾條，看破紅塵，什么都不怕了。我們應當造成一種環境，使人敢于說話。我的企圖是要人們敢說，振奮精神，勢如破竹，把顧慮解除，把沉悶的空氣沖破。”

毛澤東講話結束后，歐陽欽、陶鑄、李先念、林鐵也先后發了言。

從3月24日起，成都會議的安排是上午召開大組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毛澤東不出席。在大組會議上，大家漫談思想，結果又走向總結1956年反冒進的教訓，發言的人差不多都作了自我批評，各大協作區區長都講了，政治局委員也講了，周恩來、劉少奇、陳云、鄧小平都談了經驗教訓，彭德懷也說很受啟發。

3月25日下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從思想方法問題談起，他說：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第一是唯物論，第二是辯證法。我們許多同志對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進不是什么責任問題，不要說得太多了，我也不愿聽了。不要老作自我批評，作為方法問題的一個例子來講是可以的。”

“唯物論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我們的主觀世界只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主觀反映客觀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實，在實踐中反復無數次，才能形成觀點。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兩個觀點，并無大量事實作根據，是不鞏固的。”“要真真實實地聽下級的話，個別交談，小范圍交談。省委解決問題如此，中央也如此。”

“反冒進也是一種客觀反映。反映什么呢？主持反冒進的同志，是把個別的、特殊的東西，誤認為一般的、全面地東西。只聽少數人的意見，而不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意見，把特殊當作一般來反。辯證法是研究主流與支流、本質與現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過去發生反冒進等錯誤，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質，把支流當主流，把次要矛盾當作主要的矛盾來解決。國務院開會對個別問題解決得多，但有時沒有抓住本質問題。

我們許多同志不注意理論。究竟思想、觀點、理論從何而來？就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客觀世界所固有的規律，人們反映它，不過是比較地合乎客觀情況。任何規律即是事物的一個側面，是許多個別事物的抽象，離開客觀的具體事物，哪還有什么規律？

這次會議把過去許多問題提出商量解決了。也就是說，這次會議抓住了本質和主流，克服了國務院、中央政治局工作中的缺點。”

毛澤東稱贊冶金部黨組吸收部分大企業的十幾個人開會，談了幾天解決了許多重要問題。他還說：

“兩種因素加在一起就起變化，空氣就不同了。中央開會，有地方同志參加，除省委書記外，再加若干地、縣委書記，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書記談還不夠，還要找地、縣委書記，學校、合作社的人談談，一竿子到底。為什么要提出這個問題呢？就是要打掉官氣。當了‘老爺’不愿向人請教，這種自以為是的態度，各級都有。越是向人請教的多，提出來的東西，就比較有把握些，但還不能說是正確的，因為沒有證明。許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建設路線，究竟對不對？還要看5年。”

“1956年發生的幾件事沒有料到，就是國際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國內是反冒進。今后還要準備發生預料不到的事情。我看要把過高的指標壓縮一下，要確實可靠。過高的指標不要登報。河南今年4件事都想完成，也許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講也謹慎些，給群眾留點余地，也要給下級和自己留有余地。我們一些同志在熱潮下面被沖昏了頭腦，提出一些辦不到的口號。我并不是想消滅空氣，而只是要求壓縮空氣，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些；不是想下馬，而是要搞措施。”

正是：金玉良言，唯物辯證。諄諄教誨，耳提面命。惜乎惜哉！對牛彈琴，苦心白用！

再說毛澤東最后又批評衛生部說：

“他們替《人民日報》寫的關于除四害的社論，寫了很久還是沒有寫好，替中央起草的除四害指示根本不能用。衛生部不衛生，思想上并不相信四害真的可以除掉。后來還是喬木同地方上的同志合作，才把中央指示寫成了，社論也寫好了。”

他還批評《人民日報》社的教條主義說：

“《人民日報》過去學真理報，照搬洋教條一套，連標題也模仿，不獨立思考，像3歲孩子一樣，處處要人扶，否則就喪魂失魄，沒有主見，沒有獨創，連中國人辦報的好傳統（如講究版面的編排和標題等）也丟掉了。后來才有所改變。”

毛澤東講話結束后，張德生、胡喬木、柯慶施、鄧小平、陶魯笳、周恩來、薄一波、滕代遠、劉少奇、彭德懷也先后就思想方法和理論問題發了言。

3月26日，成都會議就要結束了，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這次會議開得很好，但事先未準備虛實并舉，實業多了一點，虛業少了一點。這也有好處，一次解決大批問題，而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談的，也就比較合乎實際。”“過去我們太實了。要引導各級領導同志關心思想、政治、理論問題，紅與專相結合。”

“現在有些問題，還是不摸底，農業比較清楚，工業、商業、文教不清楚。”“煤、電、油、機械、建筑、地質、交通、郵電、輕工業、商業沒有接觸，財貿還有文教歷來沒有摸過。林業也沒有摸過。今年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書記處都摸一摸。”

“希望各省第一書記，恐怕還要加上一個書記及其他某些同志，從繁忙工作中解放一點出來，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重大問題。比如吳冷西同志，我們談過幾次，要他學大公報的張季鸞，到處串門子，打聽消息，聊聊天，看看市場，參加這樣的會議。中央的報紙也好，省市的報紙也好，總主筆不能每天沉埋在那些事務工作里頭，必須解放一點。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總而言之，少管一點事，少管一點就能多管一點。”

成都會議先后討論制定了37個文件，準備提交給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在這些文件中，主要有《關于1958年計劃和預算第二本帳的意見》、《關于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關于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并為大社的意見》等等。

在成都會議結束的這天晚上，田家英在吃晚飯時告訴吳冷西說：

“主席說，你送給他的《<人民日報>苦戰三年工作綱要》23條，這次會議來不及討論了。主席說他將去武漢，要你隨他一道去重慶，下三峽，將在武昌議一議《人民日報》的問題。”

欲知毛澤東在武昌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如何召開，且看下一章詳細敘述。

再版《毛澤東大傳》實體書，一套全5冊共十卷，417萬字。

只收工本費190元包郵,淘寶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東方直心，聯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