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黨建學科前沿報告(2011—2012年度) 上

　　一、黨建黨史學科建設動態追蹤

　　2011年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時，胡錦濤總書記代表中共中央發表了重要講話。這兩次講話對推進中共黨史研究和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具有重大意義。2012年則是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70周年。圍繞著深入學習這些重要講話，黨建黨史學界從各個方面對中國共產黨在90年來取得的輝煌成就和寶貴經驗進行總結，深入推進黨的建設科學化、黨的純潔性等問題的研究，使本年度的黨史黨建學科發展呈現出新氣象。

　　(一)重要著作簡介

　　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毛澤東思想年編(一九二一——一九七五)》《鄧小平思想年編(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和《毛澤東思想形成與發展大事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與發展大事記(一九七八——二○一一)》，2011年7月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增補和修訂了《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這些文獻的出版為黨史黨建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翔實的資料。圍繞建黨90周年，學術界也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有重要影響的主要有以下幾種：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是凝聚了幾代黨史工作者心血和智慧，歷時16年而完成的力作，共計98.8萬字。該書以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中央有關重要文獻為依據，充分吸收改革開放30多年來黨史學界重要研究成果，全面準確地反映了我們黨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29年的不平凡歷程。該書既充分肯定這29年取得的偉大成就，強調不能因為犯過錯誤而否定這段歷史，不能用支流否定主流，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搞歷史虛無主義;同時又不回避失誤，科學分析犯錯誤原因，對于深入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史工作的意見》和全國黨史工作會議精神，對于廣大黨員干部尤其是高中級領導干部正確認識黨的歷史，進一步統一思想、提高素質，將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歷時40年主持編纂、國家出版基金資助、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民國史》在2011年出版。全書共36冊，以展現中華民國(1912年-1949年)的重大歷史進程、重要人物活動和大事備覽為主體，是整體反映中華民國歷史全貌的一部民國通史。該書繼承了中國古代修史的傳統，以紀、傳、編年為主要形式，分為三個部分：《中華民國史》(全16冊)，《中華民國大事記》(全12冊)，《中華民國史人物傳》(全8冊)。該套書充分占有材料，如實記敘歷史，尊重歷史事實，還原歷史本原，評價公允平實，文字力求簡練;在基于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大大突破了以往民國史研究對于史料利用的不足，對若干問題的研究有所深入，有所突破，將有力推動民國史研究的繼續深入發展。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與廣東社會科學院孫中山研究所共同策劃出版的大型叢書《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文庫》。此套叢書由中國國家出版資金資助、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共收錄有關辛亥革命研究著作30種、34分冊，總字數近1400萬。該文庫內容涉及辛亥革命的百年記憶與詮釋，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研究，辛亥革命時期的商人、商團和商會研究，辛亥革命時期精英文化研究，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官紳商學關系研究等，以及相關辛亥人物的文集。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作總序，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沈躍躍擔任編委會主任，相關領導、專家和學者擔任編委會成員的“新時期黨的建設科學化書系”(黨建讀物出版社2011年版)，是國家出版基金規劃管理辦公室重點資助項目，和新聞出版總署“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該書系歷時三年打造完成，具有較高的學術性、權威性和可操作性，是從事黨建研究和組織工作重要的參考資料。該書系圍繞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從科學理論、科學制度、科學方法三個方面，分為三輯，共計25種圖書。

　　(二)熱點聚焦

　　1.《黨史》二卷的出版及評價

　　201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黨史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2011年1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一問世就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話題。《黨史》第二卷研究的是新中國成立后29年的歷史。這段歷史因為熱點話題較多，特別是關系到對建國后毛澤東的評價，更關注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未來走向，因此討論熱烈，個別問題更是形成交鋒。

　　學術界和社會各界普遍肯定《黨史》第二卷的出版具有重大積極作用：

　　《黨史》第二卷是一部反映建國后前29年黨的歷史的信史。這部黨史基本著作，以大量歷史資料為依據，吸收近30年來黨史學界重要研究成果，全面記載了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段歷史，實事求是地反映了29年的歷史真實，緊緊把握了這段歷史的主題和主線，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重大歷史事件，經濟、政治、文化等建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思想理論等等，作了比較準確的記述、精辟的分析和公正的評價。

　　《黨史》第二卷為全黨、全社會學習1949-1978年黨的歷史提供了權威的教材，對于黨員干部尤其是高中級領導干部正確認識黨的歷史，進一步統一思想、提高素質，將發揮重要作用。《黨史》第二卷是經中共中央批準的權威黨史基本著作，以《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論斷為指導，吸收了多年來黨史研究的積極成果，以翔實的材料，大大豐富和充實了《歷史決議》的內容。這部黨史的出版，對于正確認識和了解這段歷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黨史》第二卷針對廣大群眾所關心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了闡述，可以解疑釋惑。《黨史》第二卷向社會展示了真實的歷史，并把這段歷史與當今中國的發展貫通起來。在當前社會上對這段歷史眾說紛紜，甚至有人否定、歪曲這段歷史的情況下，《黨史》第二卷以大量翔實的史料和準確的判斷，向社會展示真實的歷史，展示對當代中國發展規律的看法，這本身就可以解疑釋惑。

　　《黨史》第二卷有助于糾正對新中國最初29年的誤導和偏見，對丑化領袖人物的現象可以“正本清源”。多年來，境內外出版和發表了大量關于建國后前29年歷史的專著和文章。大部分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符合或者基本符合歷史的真實，對于人們有教育意義。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專著和文章，否定和丑化黨的歷史，否定和丑化黨的領袖人物，刻意渲染和夸大黨的缺點和錯誤，把黨的歷史說得一團漆黑。他們使用造謠誹謗、無中生有、斷章取義、以偏概全、顛倒是非等種種手段，在群眾中散布對中國共產黨的不信任感。《黨史》第二卷的出版，將真實的歷史呈現在讀者面前，可以糾正對新中國最初29年的誤導和偏見，起到澄清事實、正本清源、以正視聽的作用。

　　《黨史》第二卷出版后，關于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關于“文革”的評價、關于建國后毛澤東的評價、關于華國鋒的評價等問題受到輿論界普遍關注。特別在以下兩個問題上，社會上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爭議和說法。

　　一是關于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爭論。圍繞《黨史》第二卷公布的“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在互聯網上出現了激烈爭論。一些自由化分子為此大做文章，認為《黨史》第二卷公布的數字證實了他們過去的判斷，認為共產黨也不得不正視“歷史的真實”，共產黨“早晚會讓步”。一些極“左”的人極力攻擊《黨史》第二卷，認為是“造謠”，中了“敵人的奸計”。

　　二是關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爭議。《黨史》第二卷遵循的主要是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黨史》第二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決議》的豐富和展開。今年是《決議》通過30年，《黨史》第二卷的出版，引發了對《決議》的爭論。一種看法是：《決議》是當時歷史條件的產物，對毛澤東的評價是適應當時政治斗爭的需要;社會的發展證明，《決議》已經適應不了形勢的發展，應該廢止《決議》，建議黨中央作出新的決議，特別是對毛澤東的評價，認為毛澤東的功過不應該是“三七開”。一種看法認為：《決議》是解決黨內若干重大是非問題的決議，不能作為黨史編年的提綱;《黨史》第二卷按照《決議》擬定的框架，沒有反映出建國后前29年成績是主要的，沒有反映出這一時期黨史的本質和主流。

　　2.紀念鄧小平南方談話20年

　　2012年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在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發揮了關鍵作用。在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之際，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部率先在1月召開了“南方談話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研討會，后來理論界又召開了各種研討會，出版了一些回憶性書籍，再現了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歷史背景和歷史細節，深入探討了南方談話在中國改革開放史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發展中的重大意義，并聯系現實探討了鄧小平南方談話對推動當前改革開放的指導意義。這些研討會對深化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對推進中國改革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同時要看到，由于對南方談話的理解不同，更重要地是由于對現實問題的判斷不同，對南方談話的思想和意義的理解也出現了不同。有的學者強調要重點挖掘南方談話關于“共同富裕”的思想，指出要完整準確理解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論思想;有的強調南方談話的改革思想，特別是反“左”思想。這些理解都有道理。同時要說明完整準確南方談話的必要性，說明不能根據現實需要去裁剪鄧小平理論。

　　3.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中國近現代文藝史和中國近現代文化發展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之際，理論界召開了紀念會和研討會，其中以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全國毛澤東文藝研究會5月15日在北京舉辦的理論研討會為代表，深入研討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重要現實意義，駁斥了新時期以來各種對《講話》的錯誤觀點。理論界的主流看法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科學性、人民性和實踐性的辯證統一，創造性地闡釋了文藝與人民、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生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指導和推動了文藝事業蓬勃發展，是推進文藝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綱領，在今天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之際，仍然具有重大現實指導意義。大家強調在學習和貫徹《講話》精神時，要注意幾個區別：一是要把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基本原理同個別不夠科學的提法加以區別;二是把毛澤東文藝思想同對它的曲解加以區別;三是把毛澤東文藝思想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加以區別。

　　4.黨的建設科學化研究進一步深化

　　自從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黨的建設科學化”這個命題以來，引起了學術界對其的高度關注，目前國內學者對黨建科學化的研究雖處于起步階段，但還是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且研究有持續升溫之勢。2011年來對黨的建設科學化的研究內容主要有：

　　關于黨的建設科學化基本內涵。目前學術界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規律說，持這種視角的學者注重對黨的建設科學化“科學”層面的理解，把科學等同于客觀規律。二是聯系說，持這種視角的學者把黨的建設科學化視作由各種要素、環節、層面所構成的有機整體，側重于從各種要素的有機聯系來把握。三是過程說，持這種視角的學者側重于對黨的建設科學化“化”的解讀，把“化”理解為一種過程或機制。四是價值說，持這種視角的學者把黨的建設科學化視為一種執政理念、價值與原則。五是綜合說，有的學者主張對黨的建設科學化進行全面的、多維度的考量。

　　關于黨的建設科學化的基本特征。有學者總結概括為：合乎規律性、價值導向性、時間檢驗性和長期漸進性。有學者提出，主要是規律性、人民性、實踐性、整體性、制度性、民主性和創新性。也有學者認為，黨的建設科學化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科學化是一個長期實踐的過程，是黨的建設不斷積累的過程。二是遵循客觀規律，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去解釋和回答黨的領導所面臨的重點問題、熱點問題，從基本理論、制度體制、方式方法上繼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三是黨的建設科學化是一個過程。也有學者認為，黨建科學化有著自身鮮明的價值特征，包括內容體系的科學性、目的指向的人民性、繼承創新的開放性、政治參與的民主性、實踐操作的指導性。

　　關于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的路徑選擇。有的學者認為，一方面，對以往黨的建設的方法進行系統的總結、歸納，而不是抽象籠統地講繼承。另一方面，積極探索適合新形勢需要的新的方法，體現民主發展要求，符合開放性社會特點。也有學者提出，要把黨的建設科學化落實到黨的自身建設各方面，即通過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實現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科學化;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發揮黨員和執政骨干的作用，實現黨的組織建設科學化;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實現黨內民主建設科學化;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實現黨的作風建設科學化;加快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實現反腐倡廉建設科學化。還有學者指出，要按照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的部署，認真研究黨的建設的新情況新問題，分析黨的建設諸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因素，抓住影響黨建工作成效的關節點，以改革的勇氣、創新的精神自覺推進黨的建設科學化，等等。

　　雖然對“黨的建設科學化”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一是重復研究現象比較嚴重，二是對一些具體領域的研究理論深度不夠，三是研究方法和手段相對單一。今后應加大以下方面的研究：一是加強對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推進黨的建設科學化方面所作出的貢獻的深度研究，深刻把握理論發展的歷史脈絡。二是應深化學理分析，加強黨的建設科學化與黨建理論創新、實踐創新以及與黨的建設現代化之間內在關系的深入探究。三是拓展理論視野，加強對國外政黨在推進政黨建設科學化方面經驗教訓的比較研究，合理吸納其中的有益成分。四是應創新研究范式與方法，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

　　二、重大問題研究進展

　　2011年以來，學術界圍繞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以及學習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和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對中國共產黨90年的輝煌歷程和寶貴經驗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對辛亥革命的意義和歷史啟示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辛亥革命研究

　　2011年是辛亥革命爆發100年。紀念辛亥革命100年，成為今年中國政界和學術界的一個熱點話題。圍繞辛亥革命的研究和宣傳，出現了一大批成果。

　　2011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紀念大會，胡錦濤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高度評價了辛亥革命的重大意義。胡錦濤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辛亥革命的爆發，是當時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振興中華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也是當時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而前赴后繼頑強斗爭的集中體現。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雖然由于歷史進程和社會條件的制約，辛亥革命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改變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但它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為中華民族發展進步探索了道路，開啟了中國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辛亥革命永遠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揭示了辛亥革命爆發的根源，闡述了辛亥革命的重大意義，對推進和深化辛亥革命研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辛亥革命史研究再次成為2011年學術界的熱點。學術界圍繞辛亥革命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出版了眾多帶有總結性、前瞻性的成果，深化了辛亥革命研究，并對百年辛亥革命研究進行了總結。與以往側重于將辛亥革命作為一個革命運動研究其發生、發展、取得勝利、遭受挫折的過程不同，今天的學者更著眼于整個清末民初時期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對外關系等各種社會力量的表現和變化以及辛亥革命發生的原因，即從側重單個革命到著眼于整個社會的研究。這也是學者們不約而同地提出要以整體史觀、長程視野結合歷史重大問題來考察辛亥本身及其前后歷史的原因。2011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提出要盤點“三個一百年”，即一百年革命的歷史背景、一百年革命歷史本身與未來一百年的展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論題為三個：辛亥革命歷史記憶史的研究;對中國大一統國家體制在辛亥革命之后延續與再造的歷史反思;辛亥革命性質判定的新一輪討論。值得重視的是，雖然各位學者對辛亥革命性質判定的討論在總體上仍堅持既有觀點，但又都對其中一些觀點如“資產階級革命說”、“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說”、“民主共和革命說”等的理論依據作出了更詳細有力的證明，為學界更全面、深入地研究辛亥革命提供了扎實的基礎。估量一場偉大革命的意義，有如觀山，要保持適當的距離，才能看得清它的輪廓。百年之后看辛亥革命，人們發現其意義確實非同尋常。盤點“三個一百年”、反思中國大一統國家體制的延續與再造，都是對辛亥革命意義的追尋。任何對歷史事件的闡釋，都帶有闡釋者所處時代的印痕，都隱含著闡釋者所關心的時代問題。對于辛亥革命與清末新政關系的討論，對于辛亥革命民族民主革命性質的討論，對于辛亥革命為何成功很快、代價很小問題的討論，都帶有鮮明的時代特點，也將辛亥革命史研究帶入了新的境界。

　　在學術會議方面，2011年10月12—15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湖北省政府聯合主辦，中國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湖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聯合承辦的“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會議。此次會議的主題為“辛亥革命與百年中國”。參加開幕式的中外學者共有180余人，其中，中國大陸學者約130余人，中國香港、澳門、臺灣地區學者20人，來自新加坡、日本、韓國、蒙古、澳大利亞、法國、俄羅斯及美國的學者計30人。研討會分四個小組展開了討論，分組討論會歷時三天，共有36場之多。與會專家學者對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問題，辛亥革命涉外問題與國際社會，孫中山先生及其他相關歷史人物，中國社會自辛亥革命以來的進步與發展，辛亥革命百年來的學術史研究等專題展開了深入研討。

　　由于學術資料的豐富，特別是研究視角的創新，在學術觀點方面，圍繞辛亥革命研究，學術界提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觀點。

　　關于辛亥革命性質的爭論。針對有的學者提出的“把辛亥革命定性為資本主義革命是不正確的”這一認識，有學者認為，不能因為當時孫中山主張中國實行社會主義，主張由分權制向集權制、多黨制向一黨制、地方自治向中央集權轉變，主張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而否定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把辛亥革命定性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點也沒有貶低其偉大意義的意思，相反，這是很崇高、偉大、光彩的。因為在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前，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思想是當時最進步、革命的思想，是推動中國社會前進的動力。而楊天石則認為，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這個看法未必準確。因為辛亥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滿洲貴族的統治，最要緊的任務是救亡，而不是為了發展資本主義。同時，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后會馬上和工人階級產生矛盾沖突，而孫中山特別講到，要讓中國的工人階級避免受剝削的痛苦。辛亥革命的性質應是民主共和革命，領導力量是“共和知識分子”或“平民知識分子”。[1]還有學者認為，各方對辛亥革命性質的討論，基本都是從領導者性質入手，但從政體轉型角度來看，辛亥革命的一個基本面是共和制和君主制的較量。

　　關于辛亥革命的動力和歷史必然性。李文海認為，辛亥革命的發生并非偶然，既不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影響”激起的“騷動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數人“極端感情”或“革命狂熱”煽動下的“幼稚與瘋狂”，而是社會矛盾運動的產物，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社會根源。[2]還有學者認為，辛亥革命的發生受到多種因素影響，革命運動是原動力，立憲運動是助推手，清末新政是催化劑。同時認為，過多強調立憲運動、清末新政的改良性質和責難革命的破壞作用，不利于研究的深入。

　　關于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與意義。金沖及認為，過去很長時間，人們對辛亥革命認識不夠，講消極和失敗的方面較多，講歷史意義和對中國歷史的推動作用較少。現在已經過去一百年，我們自然可以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做出更冷靜、更全面、更客觀的評價。[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馬勇給予辛亥革命較高評價，認為是參與各方共同努力相互讓步的結果，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成功案例，是中國智慧的最高體現。[4]楊天石認為，辛亥革命為“振興中華”這篇大文章開了個好頭，寫好了第一段。李文海認為，辛亥革命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趕跑皇帝，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更在于在兩個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上對傳統思想作了根本性顛覆。一是曾被認為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專制獨裁政治，被宣布是罪惡和黑暗的，“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公開聲稱“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這是對以往政治是非的一個根本顛覆。二是過去被認為是卑賤的、可以任意生殺予奪的“愚民”、“草民”，被宣布為國家的主人。這是又一個根本顛覆。這兩條雖然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沒有立即實現，但至少在法律、觀念上得到了認可，成為絕大多數人的共識。[5]

　　關于辛亥革命的遺產。章開沅認為，應該正確對待辛亥革命遺產中的正面和負面因素，不可只講一面，回避另一面，還應努力講夠講透。例如，“共和國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之類話語就存在講夠但未講透的問題。同時，他還主張放大眼界，將海峽兩岸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民主進程，這樣可以獲得更多真知灼見。[6]姜義華認為，辛亥革命在形式上打破了王朝體系，但貫穿于王朝體系運行中的各項基本原則，并沒有隨之湮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響著20世紀中國的政治生活，這是一份不可回避的歷史遺產。諸如，大一統國家體系之類的基本原則，我們應將其與現代化緊密結合，與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緊密結合，方能繼續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7]民間學者傅國涌認為，辛亥革命給予我們最大的遺產，就是盡量避免走彎路，少付出一些沉重代價，以節制、漸進的卻是堅定的方式走出一條新路，建立起一個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權利，讓每個中國人都活得既富足又有尊嚴的制度。[8]

　　關于辛亥革命與中國現代化。有學者認為，以辛亥革命為分水嶺，之前中國的現代化模式主要是接受、理解外來的現代化理念，以此顛覆不利于實現現代化的傳統因素，而革命后自然轉變為更多考慮中國現代化的實際條件，規劃符合中國革命自身需要的現實方案。吳劍杰認為，混亂和無序是大變革的常態。但無序也是一種序，并且是走向新的有序的必經階段。民國即使變成一塊空招牌，但有與沒有也不大一樣，因為民主共和的觀念已深入人心，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想要砸掉這塊招牌的人無一例外都身敗名裂。辛亥革命真正意義上開啟了中國近代政治民主化、現代化的進程，后來孫中山發動的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實際上都是在不同時代條件下以不同方式延續和推進這一進程。這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辛亥革命帶給人們社會生活、價值理念以及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進步，都是現代化因素的不斷積累。關于辛亥革命是否促進了經濟現代化，有學者認為，將轉變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功勞算到辛亥革命頭上不太恰當，辛亥革命的突出之處只是在于政府比較徹底地放棄了對經濟的干預，使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得以延續、加強。有學者通過分析1895—1926年宏觀經濟數據，則認為辛亥革命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經濟、特別是實業經濟的發展，同時推動了教育的進步，并認為辛亥革命振興實業、教育革新的理念對未來中國產生了積極導向作用。

　　關于辛亥革命與中國政治發展。有學者認為，辛亥革命對于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意義，在于開啟了中國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新篇章，重構了中國社會的階級階層結構，開始了根除封建專制主義消極影響的進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總預演和必要過渡階段。關于辛亥革命后為什么民主政治沒能實行的問題，許耀桐認為，關鍵在于在工業化浪潮下，當時中國的執政者或者執政黨沒有進行民主實踐的意愿和決心，以及作為民主政治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經濟市場化也較為欠缺。[9]王先明認為，無論從革命主體還是從革命話語而言，辛亥革命都是20世紀的革命之源。孫中山“不斷革命”的遺囑成為一種歷史正當性的標志。但民國之后，革命話語日漸“普泛化”，其真實本義卻常常被淡化或者異化。有學者認為，辛亥革命發生前后，人們所接受的“共和”觀念遠非現代意義上的“共和”。對“共和”詞義理解的含混與類型化，使國人較為廣泛地將其與民主等同，與革命相連，視立憲法、開議會為標志。在革命的各個階段，這些理解起到了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作用。高瑞泉認為，辛亥革命第一次在國家根本大法層面上肯定了“平等”的價值，并承諾將其轉變為社會政治法律方面的制度安排。但孫中山主張機會平等，反對實質平等或結果平等，其經濟平等的訴求遠比政治平等的要求激進，同時主張依賴“全能政府”來實現平等。[10]

　　關于孫中山思想的價值。林家有認為，對于孫中山的評價不應僅停留在革命先行者的層面，真實的孫中山還是中國近代化事業建設的先驅。劉學照認為，孫中山是20世紀中國第一位具有“百年發展思想”、提出全面建設現代中國方略的革命家，也是中國第一位自覺出于歷史實踐需要用現代科學思想重新詮釋傳統知行話語的思想家。今日重新解讀其“行易知難”說，應該據歷史、憑事實，重新煥發其“學問革命”的歷史本義與尚理想、重實行的人文主義精神。宋志明認為，孫中山以現代視角和開放心態看待并轉化傳統，使之適應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預見到了儒學的現代價值，在厘清儒學范疇、構想現代儒者人格方面均有重要建樹，對于現代新儒學思潮的興起具有前導和先驅的作用。[11]章開沅認為，孫中山及其后繼者設計的多種具體方案很難解決當前社會的深層次復雜問題，但“一手抓土地流轉(平均地權)，一手抓投資調控(節制資本)”的思路仍有啟發作用。他晚年對世界主義，特別是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關系的思考，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仍發人深省。當前，“全球地方關系”或“全球地方化”等理念,與孫中山的思路正相呼應。[12]

　　關于孫中山思想的內在矛盾。張海鵬認為，孫中山思想的內在矛盾已為學術界注意，其民生主義思想的內在矛盾就較為明顯。例如，呼喚社會主義，又極力預防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高度評價馬克思主義，卻又明確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剩余價值理論和階級斗爭學說，極力反對用階級斗爭的手段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有時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最高理想，但有時又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放在民生主義之內;同情勞工階級，但又反對無產階級成為未來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從世界觀角度看，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確有同唯物史觀相抗衡的一面，但在現實政治中，又與唯物史觀、科學社會主義有相親近的一面。[13]

　　關于辛亥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金沖及認為，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共產黨誕生創造了適宜的社會條件。同時，辛亥革命沒有明確科學的革命綱領，沒有充分地依靠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沒有一個堅強的革命核心力量，所以，中國共產黨能夠建立起來也正是吸取了辛亥革命的教訓。[14]李文海認為，辛亥革命導致的思想解放，為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政治和社會學說的傳播提供了環境和條件;辛亥革命追求資產階級共和國夢想的破滅，促使人們在懷疑和失望中另覓新路，為選擇社會主義打下了思想基礎;辛亥革命后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壯大了無產階級的力量，為中國共產黨成立準備了階級基礎;同時，辛亥革命還為中國共產黨成立準備了干部條件。[15]有學者認為，正是因為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了，中國社會既前進又更加混亂了，人民開始覺醒但生活又未得到根本改善，所以才出現了辛亥革命爆發十年后就產生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現象。這是辛亥革命后特殊的歷史環境給予了創建中國共產黨的特殊歷史契機。

　　針對近些年和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出現的一些不正確觀點，為了引導學術界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和評價辛亥革命，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研究》編輯部組織了兩次專訪，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朱佳木研究員和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海鵬研究員，在第9期和第10期分別以《實事求是地評價和研究辛亥革命》、《把辛亥革命開辟的中華民族復興大業進行到底》為題予以發表。兩次長篇訪談，駁斥了那種認為辛亥革命爆發是偶然的、辛亥革命是妥協的產物、辛亥革命搞糟了、中國共產黨不是辛亥革命的真正繼承者等錯誤觀點，認為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階級分析法，才能還原辛亥革命的本來歷史面目，正確評價辛亥革命。

　　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年中，各種媒體在傳播辛亥革命知識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歷史學會原會長金沖及認為，天津市委宣傳部、天津電視臺拍攝的41集電視劇《辛亥革命》是最好的一部。這部電視劇真正抓住了中國近代無數志士仁人，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惜犧牲一切而努力奮斗的精神，應該說是緊緊抓住了中華魂。 [16]

　　學術界圍繞紀念辛亥革命100年，取得了一系列帶有總結性的成果，大量資料被整理出版，研究視野更開闊，結論更加平實，逐步還原辛亥革命的歷史面貌。同時，也應該看到，辛亥革命研究中出現了一些偏離馬克思主義的苗頭，研究更加碎化，缺乏宏觀的整體性的研究。一些成果貌似新，實際上是炒現飯，為求新而求新，存在嘩眾取寵之嫌。如何推進辛亥革命研究，應該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前提下，像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教授提出的，紀念辛亥革命要看三個“一百年”，即辛亥革命前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和未來的一百年。他認為，“必須以更為超越的心態、廣博的胸懷，把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整體，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長時段的宏觀考察與分析，才可以談得上史學的創新。”[1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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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李文海：《辛亥百年的歷史思考》，《人民日報》2011年9月20日。

　　[3]金沖及：《辛亥革命對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重大歷史意義》，《紅旗文稿》2011年第19期。

　　[4]馬勇：《一個王朝的隱退》，《南風窗》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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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傅國涌：《百年辛亥，我們往哪里去?》，《辛亥革命網》2011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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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王為衡：《建黨90周年、辛亥百年研究之新論》，《北京日報》2011年12月27日。

　　[11]王為衡：《建黨90周年、辛亥百年研究之新論》，《北京日報》2011年12月27日。

　　[12]章開沅：《反思與紀念：辛亥要談三個一百年》，《同舟共進》2011年第10期。

　　[13]李義天 、馮雷：《辛亥革命與百年中國的復興之路——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教授訪談》，《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1年第5期。

　　[14]金沖及：《從辛亥革命到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黨的文獻》2011年第4期。

　　[15]李文海：《辛亥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光明日報》2011年9月19日。

　　[16]金沖及：《〈辛亥革命〉是一部體現中華魂的好作品》，《今晚報》2011年10月10日。

　　[17]章開沅：《反思與紀念：辛亥要談三個一百年》，載《同舟共進》2011年第10期。

　　(執筆：陳志剛、龔云、戴立興撰寫初稿，金民卿做了補充、修改和完善。)

　　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黨建黨史研究學科

　　(二)中國共產黨90年的歷史經驗總結

　　201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辦了紀念建黨90周年慶祝大會。胡錦濤總書記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高屋建瓴地總結了黨的90年歷史，總結了黨的經驗和成就。胡錦濤指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中國人民在救亡圖存斗爭中頑強求索的必然產物。從此，中國革命有了正確前進方向，中國人民有了強大精神力量，中國命運有了光明發展前景。9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書寫了人類發展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麗史詩，集中體現為完成和推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緊緊依靠人民進行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創、堅持、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90年取得的成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胡錦濤強調，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為此，必須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不斷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提高全黨思想政治水平;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用人標準，把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國家事業中來;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理念，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自覺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斷推進黨的建設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是中共黨史研究和黨建研究的重大成果，為中共黨史研究和黨建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指明了方向。

　　圍繞著評價中國共產黨在90年中的歷史作用、地位、進程，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總結歷史的寶貴經驗，學術界從多個角度多個方面進行了探討。

　　1.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和領導作用

　　沙健孫分析指出，近代以來，中國面臨著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即現代化這樣兩項根本性的歷史任務。只有能夠把這兩項歷史任務自覺地擔當起來并帶領人民為此而進行勝利斗爭的政治力量，才能成為中國人民的合格的領導者。黨的這種領導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帶領人民為獨立和富強進行的長期斗爭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國人民經過反復檢驗、比較之后作出的歷史性選擇。沙健孫總結說，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為中國的獨立和富強進行勝利的斗爭，主要有四個原因。一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不僅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整個中華民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二是因為先進理論的指導，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路線，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制定出切合實際的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為人民的斗爭指明方向。三是因為其群眾路線，中國共產黨的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去，把人民群眾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成為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四是因為黨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努力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從而經受了各種考驗，使自己所領導的事業不斷發展壯大。[1]

　　總體來說，中國共產黨的地位不是自封的，是人民群眾選擇的結果，是歷史選擇的結果。90年來，我們黨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依靠人民共同奮斗的結果，人民是真正的英雄。90年來黨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是我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

　　2.關于中國共產黨在90 年的奮斗歷程所取得的豐功偉績

　　對中國共產黨90年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學術界從各個方面進行了高度評價。趙曜以“兩次革命”、“兩次飛躍”來概括。第一次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第二次革命是改革開放。第一次理論飛躍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產生了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是在改革開放中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2]陳述則更為具體地指出，有六個方面的偉大成就：其一，建立新中國，開辟中國歷史新紀元;其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其三，創新中華文明，形成了以人為本、與時俱進、社會和諧、和平發展為特征的中華新文明;其四，開辟“中國道路”，即舉世矚目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發展道路”;其五，創立了植根于中華文明、立足于中國國情、適應于人類發展規律的新型國家;其六，全面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和新的偉大工程，鍛造了中國特色的新型執政黨。[3]

　　也有學者圍繞著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為中華民族復興作出的重大貢獻進行探索和概括。朱佳木在接受《學習時報》的采訪時認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通過不懈探索發展道路、構建基本制度、營造內外環境以及加強自身建設，使中華民族擁有了有利于偉大復興的基本條件：一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完全符合中國的實際，是中華民族復興最可靠的途徑。二是建立了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法律體系，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強大的法制保障。三是開展了有利于中華民族復興的一系列社會穩定工作。四是培育了有利于中華民族復興的民族精神和社會風氣。五是堅持了有利于中華民族復興的不間斷的執政黨自身建設。黨通過整風、組織整頓和思想教育活動等一系列措施，經受住了長期執政、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的考驗。六是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強調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推動國際秩序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中國的發展營造了相對安全和寬松的外部條件。[4]

　　對于中國共產黨執政60多年，取得如此輝煌成就的原因，學者們也進行了深刻的分析。謝春濤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四個方面：一是執政后一直領導中國人民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致力于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提法成為全黨的統一意志，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普遍支持。二是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三是把改革、發展與穩定結合起來。四是中國共產黨認識到“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始終把懲治與預防腐敗置于關乎黨和社會主義歷史命運的高度。[5]金民卿特別強調，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沒有共產主義的信念，沒有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些勝利都是不可能的。[6]

　　總體來說，對中國共產黨90年輝煌成就，學者們更加注重從整體的角度來評價，這和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時一些學者比較重視改革開放的成就、貶抑建國后30年探索的成就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毋庸置疑，歷史是連續的，不可分割的。中國共產黨90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同人民一道頑強拼搏、持續奮斗的結果。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早在90年前就已經確定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人民在建國后的探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了奠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人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人民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十六大以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人民進一步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3.關于中國共產黨90年的寶貴經驗和啟示

　　90年來，中國共產黨積累了許多寶貴的歷史經驗，科學總結這些經驗對于我們推進黨的建設科學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趙曜歸納了六條：一是堅持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二是堅持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三是在每一個歷史階段都制定了指導各項工作的基本路線;四是不斷推進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五是有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六是始終堅持群眾路線。

　　歐陽淞則認為，中國共產黨的90 年歷史，不僅展現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輝煌，也蘊含著十分豐富而又彌足珍貴的啟示。必須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為黨和人民事業勝利發展提供強大思想保證。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從實際出發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領導人民不斷開創通往美好未來的康莊大道。必須始終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中汲取推動事業發展的不竭動力，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不斷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7]

　　也有學者從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的角度總結了黨的經驗。如文宏把黨執政合法性的主要經驗概括為四個方面:善于將主流意識形態與時代背景相結合，確保意識形態領域的先進性;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通過提升執政績效贏得民眾擁護;不斷擴充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確保擁有廣泛的組織力量支撐;強化黨的自身制度建設，不斷摸索和開發體制內合法資源。[8]

　　總的來說，中國共產黨90年來的輝煌歷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需要從各個方面進行總結，而且不但要總結成功的經驗，還需要研究失誤和挫折的教訓，以資借鑒。無疑，在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改革開放的成就的因果聯系，以及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上，學者們基本上達成了肯定性共識，但是在進一步理解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經驗，在如何推進改革開放，在哪個方向使改革取得新突破，按照什么順序推進改革開放等問題上，則還存在爭論、分歧，還需要加以深入的探討。

　　4.關于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90年歷程中的曲折和失誤

　　歷史活動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歷史是復雜的、曲折的。在中國共產黨90年的偉大實踐中，無論是革命還是社會主義建設，中國共產黨都犯過不少錯誤，甚至犯過幾次嚴重的、長時間的、全局性的錯誤;她所領導的斗爭也經歷過許多的曲折，甚至遭受過嚴重的失敗。如何正確看待這90年曲折的歷史。

　　沙健孫指出，在黨的歷史上，錯誤和挫折只是局部的、暫時的現象，并不是它的本質和主流、主題和主線。中國共產黨不但善于從成功的經驗中學習，而且也善于從錯誤中學習，并汲取教訓。中國人民并沒有因為中國共產黨也可能犯錯誤而與它疏離。即使在黨犯錯誤的時候，由于它的性質和宗旨都沒有改變，廣大人民群眾仍然把它看作是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仍然對它表示信任并寄予希望，與它同心同德、共渡難關。[9]

　　中共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張全景特別強調，90年來，我們大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強調改革開放成就的同時，不能否定新中國前29年的顯著成就，正是這個成就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新中國前29年，有正確，有失誤，經歷了一些挫折甚至是嚴重失誤，這也是事實。要客觀地分析前29年的成績和失誤，尊重事實，不帶偏見。要正確分析產生錯誤的原因。當時許多失誤造成的損失令人痛心，但那時在探索中付出的代價，有的是難以避免的。回顧歷史是為了汲取經驗教訓，把握規律，把后來的事情辦好。絕不能以回顧歷史為名，歪曲黨的歷史，玷污黨的領袖，否認黨的領導。要堅持實事求是，一分為二，全面正確地評價歷史，不能情緒化。只有這樣，才能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得出客觀、公正、全面的結論。[10]朱佳木也指出，國史研究者在研究國史經驗時應當注意掌握幾個基本方法。第一，既要研究新中國不同時期的經驗，又要把各個歷史時期的經驗聯系起來研究。第二，既要研究新中國各個領域的歷史經驗，又要從宏觀層面對歷史經驗作綜合的研究。第三，既要研究新中國歷史中的成功經驗，又要注意對失誤和挫折的經驗進行研究。第四，既要用今天的眼光研究新中國歷史的經驗，又要把經驗放到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研究。[11]

　　歷史前進的道路不是直線式的，而是蜿蜒曲折的。每個時代都面臨著不同的問題，也都有其時代的局限。中國共產黨的90年，雖然每一個階段都有一些挫折和失誤，但成就是主要的，是主流。黨史研究必須堅持黨性和科學性的統一，要牢牢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

　　(三)黨的建設90年的經驗總結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大黨，也是一個老黨。長期以來，我們黨圍繞“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進行艱辛探索，積累了成功經驗，也有過失誤的教訓。認真總結和用好黨加強自身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并結合新的實踐不斷豐富和發展，是黨建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是不斷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的重要途徑。為紀念建黨90周年，圍繞黨的建設經驗，一些領導、專家和學者撰寫了大量總結文章。

　　關于黨取得成功的經驗，習近平強調，中國共產黨90年來所以能夠不斷發展壯大，所以能夠帶領人民創造舉世矚目的偉業，一個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終堅持科學理論的指導，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和基本理論的與時俱進。[12]石仲泉認為黨取得成功的原因是：“黨具有代表最廣大人民最大利益的先進性，黨具有著重思想建設的優良傳統性，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正確性，黨具有善于學習、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創造性，黨具有既善于堅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錯誤的對人民、對民族的高度負責性和黨具有廣泛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的博大包容性。”[13]柳建輝教授則認為，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國情相結合，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是總結黨的成功實踐得出的一條根本經驗;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是總結黨的成功實踐得出的一條基本經驗;始終依靠人民群眾，誠心誠意為人民謀利益，從人民群眾中汲取前進的不竭力量，是總結黨的成功實踐得出的一條重要經驗;始終自覺地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永葆黨的生機和活力，是總結黨的成功實踐得出的一條主要經驗。[14]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黨建研討會”上，與會同志一致認為，“中國共產黨90年來之所以能夠帶領人民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把黨的建設偉大工程與黨領導的偉大事業緊密結合起來，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不斷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堅持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持黨的建設的目標、主線和總體布局，堅持把制度建設貫穿于其他各方面建設之中，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堅持突出重點、統籌推進，成為大家研討交流中對90年黨的建設主要經驗的共識。”[15]在由中央黨校、全國黨建研究會和重慶市委聯合主辦的“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黨建理論與實踐研討會”上，黨建專家學者從黨的領導地位、理想信念、群眾路線、基層黨建、反腐倡廉等方面對黨的建設成功經驗進行了總結。[16]中國社科院李偉研究員分析指出，中國共產黨在90年的風雨歷程中，積累了豐富的黨的建設經驗，主要有四方面：堅持一個鮮明徹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綱;正確處理與資產階級的關系;重視思想教育;貫徹民主集中制。這四點歷史經驗，對于新的歷史時期的黨的建設，有著更為直接的意義。[17]吳向偉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同開創、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結合起來，在黨的建設方面體現出理論性與實踐性、繼承性與創新性、時代性與民族性、科學性與價值性辯證統一等四個主要特征。[18]

　　關于黨的建設“主線”的經驗的研究得到加強。一是，論述了執政能力建設與先進性建設的重要性及兩者之間的關系。有學者認為，以先進性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為黨的建設主線，不僅為黨的歷史方位、歷史使命和新的環境所決定，也更有益于在黨的建設實踐中明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的根本性問題，能夠體現思想理論建設、理想信念教育和宗旨意識培育在黨的建設中的指導作用，并具有在黨建實際工作中堅持用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標準推進組織、隊伍和人才建設的導向作用和按照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規律做好黨的建設實際工作的重要啟示作用。[19]先進性建設是執政能力建設的前提;執政能力建設是先進性建設的內在要求與具體體現。“黨的先進性建設與執政能力建設同為黨的建設的‘主線’，兩者之間緊密聯系，互為條件，缺一不可。”[20]二是，論述了執政能力建設的經驗。有學者在分析科學發展觀與執政能力建設之間關系時認為，科學發展觀的確立，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必然要求。科學發展觀是黨的執政理念、執政能力的深層次升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是科學發展觀的現實實踐要求;科學發展觀與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是個有機的統一。因此，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必須在執政理論上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斷實現理論創新;必須牢固樹立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思想，不斷強化為民服務的意識;必須不斷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并把它看做是取得和鞏固執政地位的關鍵所在;必須在不斷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的同時，還要始終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21]三是，論述了先進性建設的經驗。學者普遍認為，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必須始終堅持以先進的理論為指導，必須緊緊結合黨在各個時期的使命任務，必須不斷擴大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必須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必須把黨員的先進性建設作為基礎工程抓實抓好。姚桓教授認為我們黨保持了先進性的經驗是：始終堅持理論創新，以思想理論建設引領各方面建設，創造性地解決了在中國特殊條件下建設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問題;把階級性、先進性與代表性、群眾性結合起來，把鞏固黨的階級基礎同擴大群眾基礎統一起來，使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最先進的政治力量;把發展黨的先進性與回答時代挑戰緊密結合起來，在解放、發展生產力，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體現黨的先進性。[22]

　　關于黨的“五個方面”建設的經驗的研究全面深化。

　　——在思想建設方面，習近平同志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黨建研討會”上作了系統論述，他深刻概括了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的形成過程、科學內涵、精神實質和歷史貢獻，總結了黨的指導思想和基本理論與時俱進的深刻啟示，即：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定要以科學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正確處理堅持和發展、一脈相承和與時俱進的辯證統一關系;一定要胸懷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堅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和創造;一定要以寬廣的眼光密切觀察世界局勢的發展變化，積極借鑒吸收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一定要堅持不懈地用黨的理論創新成果武裝黨員干部頭腦，不斷提高全黨的思想理論水平。[23]

　　——在組織建設方面，李源潮同志提出，我們黨組織工作取得成功的歷史經驗是：必須以發展著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始終堅持組織工作的正確方向;必須緊緊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推進組織工作，在服務大局中體現組織工作價值;必須把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組織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努力讓全黨滿意、讓人民滿意;必須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斷推進組織工作改革創新;必須把制度建設貫穿組織工作各個方面，努力提高組織工作的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水平。[24]

　　——在作風建設方面，全國黨建研究會顧問尚文認為，90年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基本經驗是：必須從黨的生死存亡的戰略高度重視和加強作風建設;必須圍繞黨的政治路線和中心任務加強作風建設;必須堅持以科學的思想理論為指導推進作風建設;必須堅持以密切黨群關系為核心加強作風建設;必須堅持教育和制度相結合，把制度建設貫穿于作風建設全過程。[25]有學者認為，作風建設的核心是密切黨與群眾的血肉聯系，在黨的歷程中，我們黨始終把黨群關系建設作為政黨建設目標的重要構成，并矢志不渝;始終把黨群關系建設作為黨的建設整體布局的靈魂內容，作為聯結黨的各方面建設的樞紐;始終把黨群關系建設作為檢驗黨的建設水平和成效的最具價值的核心指標，作為判斷真假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試金石。[26]在“中越兩黨理論研討會”上，劉云山回顧總結了中國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團結帶領人民群眾不懈奮斗的實踐歷程和寶貴經驗，闡述了進一步加強和改進群眾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舉措。強調順利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要求我們牢固樹立群眾觀點，切實打牢做好群眾工作的思想基礎;始終站穩群眾立場，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深入貫徹群眾路線，不斷從人民群眾中汲取事業發展的智慧和力量;改進創新方式方法，努力增強群眾工作針對性和實效性;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有效提高群眾工作規范化制度化水平。[27]

　　——在制度建設方面，李錫炎教授認為，90年來黨在民主集中制的內涵上把民主與集中的主從關系提升到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辯證關系，創造性地繼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理論。他認為，在民主集中制的內涵上把民主與集中的主從關系提升到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辯證關系，創造性地繼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理論;在民主集中制的定位上從狹義的組織制度提高到黨的根本制度，對加強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提出了新的基本要求;在民主集中制的建設上把理論原則轉化為具體的制度規范，推進民主集中制建設的科學化、規范化、具體化;推進民主集中制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使馬克思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理論實現了飛躍發展。[28]

　　——在反腐倡廉建設方面，專家學者普遍認為，在新時期黨建工作的“五位一體”格局中，反腐倡廉建設處于基礎性的關鍵地位。各種消極腐敗現象仍未從根本上得到遏制，給黨和人民的利益造成嚴重損害。要不斷深化對反腐倡廉建設規律的認識，不斷加強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提高反腐倡廉建設制度化、法制化和科學化水平。[29]中央紀委邵景均研究員認為，90年的經驗主要有，始終高度重視反腐敗斗爭，不斷加強和改善對反腐敗斗爭的領導;始終堅持依靠人民，標本兼治反腐敗;始終堅持從實際出發，靈活制定反腐敗方針政策;始終堅持邊實踐邊總結，注重以發展的科學理論指導反腐敗斗爭實踐。[30]這些重要思想，有效地推進了反腐倡廉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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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黨延文：《總結成就經驗，推進黨的建設》，《人民日報》2011年09月17日07版。

　　[30]邵景均：《中國共產黨90年反腐敗的基本經驗》，《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1年第3期。

　　(執筆：陳志剛、龔云、戴立興撰寫初稿，金民卿做了補充、修改和完善。)

　　三、存在的問題與學科展望

　　總體來看，由于適逢建黨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2011年學術界圍繞著黨建黨史以及辛亥革命等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持續的研討，一些重要文獻、大部頭著作、叢書爭先恐后獻禮，期刊雜志也紛紛設立專欄加以討論，有重要影響的成果紛至沓來，黨史黨建學科和黨史宣傳教育取得了重大成就，為“十二五”黨史學科發展開了好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但是，就黨史研究來說，也存在幾點需要引起注意的問題：

　　第一，“兩熱兩冷”：“體制內熱、體制外冷”，“黨務干部熱、黨員群眾冷”。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是2011年的熱點話題。但要看到，關注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的主要是體制內，而體制外的廣大群眾，包括學術界，興趣不是很大。因為從上到下各級部門都把紀念建黨90周年作為2011年的重大政治任務，所以作為一項重要工作，體制內的干部和學者，給予了高度關注。普通百姓卻并沒有多大熱情和興趣，相形之下冷清許多。這與建黨70年時相比，形成鮮明的對比。學術界除了黨史學界，關注點主要在辛亥革命100年。體制內關注紀念建黨90周年的主要是各級黨務部門和黨務干部，廣大普通黨員對自己的政黨過90華誕表現出不應有的冷漠。雖然六部門發文要求學習《黨史》第二卷，號召得多，落實得不夠，黨員的積極性、熱情度不高。

　　第二，熱衷于對黨的歷史上犯過錯誤的領導人和敏感事件的研究。黨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的90年。在紀念建黨90周年時，如何落實中央領導關于深化“黨史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研究，應該成為黨史學界的重要任務。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認識黨的偉大，增強對黨的認同度，回應社會上對黨的一些錯誤認識。對黨的歷史上犯過錯誤的領導人和敏感事件的研究，是黨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但面對黨的豐富歷史，許多重大的事件和重要問題迫切需要研究，一味將精力關注在黨的歷史上犯過錯誤的領導人和敏感事件，作所謂的“翻案”文章，視為學術“創新”，制造一些轟動效應，忽視政治后果，無疑偏離了黨史研究的主要方向，無法更好地總結黨的經驗，存在嘩眾取寵之嫌。

　　第三，熱衷于對黨的歷史的微觀研究，回避對黨的歷史的重大問題的宏觀研究。毋庸諱言，目前黨史學界對黨史研究的內容更豐富了。隨著各類文獻資料的出版，特別是各類回憶錄的出版，對黨史的細節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可以豐富對黨史的認識。但一些黨史學者受西方后現代主義史學思潮的影響，沉迷于對黨史上細節問題的研究，回避所謂“宏大敘事”，并且用一些細節去顛覆所謂的“傳統”觀點，當作“創新”，視為學術研究新進展。這類研究導致了黨史研究的碎片化，使人們對一些重大問題產生了錯誤認識。這類研究，雖然有一定學術價值，卻忽視了黨史研究的政治性。應該看到，當前從事黨史研究的主要是體制內的各類黨史工作者。黨史研究不能僅從個人興趣出發，更不能從所謂小集團利益出發，應該從黨的根本利益出發，“服務中心、圍繞大局”，服務于黨的事業，有助于推進黨的事業和黨的建設。研究細節是必要的，但應該圍繞一些重大的問題去進行細節研究，更應該將更多精力投入到關系到黨的命運和黨的事業的重大問題研究，將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

　　第四，忽視用階級分析法去分析國共之爭。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采取了冷漠乃至否定的態度，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報以冷熱嘲諷的態度。因為現實中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所以對歷史上國共之爭就不愿用階級分析法去分析，視過去的黨史史觀是“土匪史觀”，認為建國前的國共之爭是“兄弟之爭”，沒有是非，沒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這種做法忽視了國共兩黨的階級本質的差異，將會使民眾產生錯誤的認識，導致非常嚴重的政治后果，也無助于國共進行新的合作。

　　黨史學科在中國是一門重要的學科，是加強執政黨建設的一個重要領域，需要各方面高度重視。黨史學界應該以中央關于黨史工作的最新精神為指導，提高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水平，充分占有歷史資料，拿出科學性強、社會效益大、群眾喜聞樂見的成果，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為增強群眾對黨的認同度，提高黨的國際形象服務。

　　就黨建研究來說，為了慶祝建黨90周年，學術界在2011年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圍繞黨的建設科學化、創先爭優等問題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對創先爭優活動的實踐總結多，理論提升少;二是對黨建科學化研究簡單套用新名詞多，理論框架、觀點創新少;三是對90年黨建經驗從單個方面建設總結的多，上升到總體性、規律性認識的少。比如，每個時期都有獨特的黨的建設特點，都有獨特的黨的建設經驗，應當深入挖掘我們黨關于革命時期、關于執政時期黨的建設的經驗。同時，要如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那樣，將90年黨的建設規律、經驗高度概括為幾條來研究。

　　2012年，要倍加珍惜和自覺運用黨90年的經驗，從中汲取營養、智慧和力量，努力把黨的建設繼續推向前進。第一，緊緊圍繞迎接黨的十八大和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開展研究和宣傳活動。第二，著重研究新形勢下執政黨建設重大問題，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深化認識。比如，開展好新形勢下防止和消除“四個危險”研究、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研究、黨員干部模范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研究、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與加強領導班子思想政治建設研究以及黨的建設與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研究、創先爭優的實踐與理論研究，等等。第三，努力探索黨的建設規律，對黨的建設科學化重大命題要有新認識。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這一重大命題和重大任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必須深入研究這個重大命題，認真落實這項重大任務。第四，積極借鑒國外政黨的經驗教訓，擴展黨建研究的視野和領域。在黨的建設方法上，一些政黨在自身管理和活動中運用網絡信息技術越來越普遍，運用“媒體公關”來增進黨的親和力和號召力;在健全黨內管理制度上，一些政黨著力完善黨內決策機制和程序，利用新媒體完善輿論監督機制等，都值得我們借鑒。

　　四、中國社科院“黨史黨建”學科2011年來研究情況簡介

　　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史黨建學科，是中國社科院重點建設的學科之一，學科建設依托中國社科院馬研院黨史黨建研究室展開，現有研究員2人，副研究員2人，同時邀請一些相關專家作為學科建設的支持力量。鑒于學科成立時間較晚但研究內容十分重要的特點，該學科把黨的基本理論建設、基層組織建設、中國近代史和中國共產黨史作為研究重點，力求形成比較優勢和自身特色。

　　(一)2011年來的主要工作

　　1.學術活動

　　2011年來，黨建黨史學科成員每人選擇一個專題做一場學術報告，共5場。此外，學科成員還應邀到各地進行學術和理論宣傳，特別是圍繞著建黨90周年、學習胡錦濤總書記“7.1”講話，以及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進行解讀和宣傳，累計三十多場。

　　積極開展國內學術交流。參與舉辦了首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論壇”、第二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論壇;學科成員積極參加各種學術活動，進行學術交流，努力擴大黨建黨史學科的影響力。

　　努力拓展對外學術交流。參與舉辦了“第一屆中日社會主義學者論壇”，邀請了5位日本社會主義學者就有關問題進行了研討。2011年11月，金民卿等赴英國做為期9天的學術訪問。12月21日，戴立興等赴越南進行學術訪問，與越南社會科學院學者進行了交流。金民卿、陳志剛、龔云等曾多次同日本、美國等國學者進行交流。

　　2.國情調研

　　為了深入了解黨的建設的各項創新成果，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方針，積極開展國情調研活動。一年來，學科成員到浙江、重慶、北京、新疆、河南、湖南、山東等地，圍繞著基層黨建，反腐倡廉建設，進行調研。金民卿參與中國社科院同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合作的重大課題研究，承擔其中第二子課題“國有企業政治優勢轉化”研究;金民卿主持了“波海洋文化發展及其實施路徑”課題研究，陳志剛等參加。龔云、戴立興參加趙智奎主持的山東萊蕪鋼鐵集團發展模式和黨的建設國情調研課題。龔云參加并負責中組部2011年重點調研課題“非公黨組織作用功能定位”研究，完成的核心觀點通過社科院要報上報中央領導。

　　3.學術影響

　　2012年3月21-22日，金民卿應邀參加全國非公有制企業黨建會議，并在中組部召開的討論會上發言。金民卿在發言中認為：全國非公有制企業黨建會議在理論上有幾個重要突破。一是深刻闡述了加強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重要意義，明確了非公企業黨建在黨建工作整體布局中的定位;二是明確了非公企業黨組織“兩大作用”的功能定位，消除了人們長期以來的理論困惑;三是深刻分析了非公企業黨建工作存在的問題，抓住了工作實踐和理論研究的要害;四是從兩個覆蓋、兩個作用、兩支隊伍、體制機制等方面，進一步明確了非公企業黨建的工作體系。在非公黨建的工作中，有幾個方面的關系特別需要注意：非公企業的所有制性質同黨的政治屬性、階級性質以及黨的奮斗目標的關系;黨員出資人的階級屬性、社會地位同黨員的理想信仰之間的關系;非公企業黨組織在服務企業發展、服務職工切身利益、服務黨的工作大局之間的關系，特別是當非公企業的利益同職工群眾的利益發生矛盾之時;非公企業中黨員的個人利益同黨的利益之間的關系，尤其是黨員為了黨的利益而遭遇企業歧視乃至解雇時。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非公黨建工作，特別需要加強信仰引領、思想領導和價值觀引導，這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需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與時俱進;需要根據非公企業的具體情況，特別是不同企業的組成方式、出資人的不同情況、員工的不同來源和構成等，制定具體化的工作對策;需要根據當代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現狀，打造非公黨建工作的多層次依托、多元化載體，創新多樣化的非公黨組織設置模式;把非公黨建同農村黨建、國企黨建有機結合起來，相互促進，有效互動，共同推進黨的建設的全面發展。發言得到了中組部有關領導的肯定，并在《光明日報》、《中國組織人事報》等刊出。

　　2012年5月。龔云負責的中組部2011年重點調研課題調研報告《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功能定位問題研究報告》獲中組部2011年度組織工作全國重點課題成果二等獎。

　　2011年7月，為了深入學習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金民卿、陳志剛等在7月1日以后多次接受北京人民廣播電臺、中國社會科學網等媒體采訪。此后，金民卿、陳志剛、龔云、戴立興等，還把學習講話精神同學習宣傳黨的基本理論結合起來，撰寫13篇理論文章，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網、人民網，并被眾多網站轉載。十七屆六中全會后，又組織人員寫作相關文章7篇，這些文章在中央及各級媒體公開發表，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反響。

　　12月，龔云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時期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的成就與經驗》獲中國社會科學網紀念建黨90周年征文二等獎。陳志剛撰寫的《反腐倡廉的文化維度與制度維度》獲“第六屆反腐倡廉南通論壇”紀念建黨90周年征文三等獎。陳志剛參與的中組部委托課題“黨員隊伍規模的組成要素、評判標準研究報告”獲中組部一等獎。

　　(二)2011年的主要科研成果介紹

　　2011年來，圍繞著建黨90周年，基層黨建，反復倡廉建設，作風建設等相關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出版了學術專著4部(金民卿、李建國主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報告NO.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程恩富主編，金民卿副主編：《遵義會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陳志剛：《全球化與現代性的超越》，重慶出版社2011年;李紅巖、龔云：《中國道路》，黃山書社2012年)，完成教育部課題1項(龔云：“建國后毛澤東對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完成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課題1項(陳志剛：“政治文明中的社會主義公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啟動資金課題2項，在國家核心期刊和網絡上發表論文60多篇。申報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1項(戴立興：“毛澤東群眾觀及其當代意義研究”，課題批準號：11BDJ025)。申報獲批2012年中國社科院重大課題1項(金民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進程與哲學分析”)。此外，龔云參加了2012年全國黨建研究會重點課題“化解‘四個危險’”研究，作為主要執筆人完成“黨化解‘四個危險’歷史經驗”文章的寫作;參加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委托課題“國有資產完全完整與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課題，并負責統稿工作。龔云、陳志剛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起草了論文“中國共產黨90年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的成就與經驗”。

　　2011年來，比較有影響的著作有：

　　學科帶頭人金民卿發表了論文20余篇。其中：《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思想價值與當代思考》(《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2期)指出：南方談話系統總結了改革開放10多年的經驗教訓，回答了實踐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開拓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一座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里程碑;成功回答了社會主義本質問題，系統論述了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標志著鄧小平理論的體系化系統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歷史性飛躍提供了理論生長點和理論創新空間，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國需要怎樣的思想沉淀——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啟示》(《人民論壇》2012年第22期)指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獲得豐富理論成果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遵循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科學機制。從內在邏輯上講，吸收與內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起點，結合與轉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鍵環節，突破與創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走向。以理論創新主體為核心，社會實踐基礎、思想發展邏輯、理論研究客體、理論發展條件等要素之間的互動關系和程序，構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科學機制，這些機制主要包括信仰引領、實踐動力、集體智慧、思想交鋒等。《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實現途徑》(《前線》2012年第6期)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同社會大眾之間并不直接貫通，這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內在張力和邏輯起點;知識分子自身的馬克思主義化，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可能性理論主體，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第一個邏輯環節;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大眾化，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同社會大眾之間聯系的現實性過渡環節，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現實性理論主體;社會大眾實現自身的馬克思主義化并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付諸實踐，才真正實現了科學理論向群眾意志的轉化，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邏輯進程得以完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步探索及其當代啟示》(《井岡山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指出：井岡山時期，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領導中國革命實踐、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開始，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上真正邁出的第一步。井岡山時期的探索啟示人們：從中國實際出發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核心內容;不斷把中國經驗上升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內涵之一;同錯誤思想進行不懈的交鋒和斗爭，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的重要路徑;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全黨和教育群眾，始終是黨不可忽視的重要任務;堅定的理想信念，是黨的事業不斷發展前進的重要基礎。《列寧的馬克思主義觀及其啟示》(《高校理論戰線》2012年第2期)一文，結合目前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的看法，系統梳理列寧的馬克思主義觀：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的、革命的世界觀，是內容豐富而邏輯嚴密的思想體系，不能把它庸俗化為非階級性的理論、支離破碎的個別詞句或習慣性的常識體系;是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科學方法和行動指南，不能教條主義、封閉僵化地對待;需要通過理論灌輸來武裝群眾，并在斗爭中不斷發展，不能自發主義、修正主義地對待。

　　陳志剛撰寫的《現代性視閾中的中國共產黨90年的輝煌成就》(《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7期)指出：在現代性的視域中，中國共產黨的90年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不斷探索獨特社會主義現代性模式的、充滿艱辛曲折的90年。雖然當代中國現代性的建構仍是一個未完成的工程，90年來仍然存在很多問題，但成就也是巨大的。在90年的三個歷史階段中，在第一階段擺脫了資本主義殖民體系，實現民族獨立;在第二階段廢除資本邏輯、打破蘇聯壓制，初步探索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在第三階段超越新自由主義教條，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科學發展新路，使中華民族走上了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中國共產黨的三個歷史階段，是一脈相承的，這個“脈”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只有把90年作為一段連續的歷史來把握，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們選擇一種不同于西方的現代性模式的歷史必然性，才能正確地把握中國共產黨90年歷史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黨的建設科學化的四個向度》(《前線》2011年第4期)指出：不斷提高黨的建設的科學化水平，必須適應世情、國情、黨情的變化，從戰略的高度把握四個向度。黨的建設的科學化，本質上就是要求黨的活動符合政黨活動的規律。規律化是黨的建設科學化的核心。黨的建設的科學化，必須以現代化為取向，根據不斷發展變化的形勢，根據社會現代化的發展進程，而調整自己的結構、功能、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制度建設是實現黨的建設科學化的關鍵環節和重要保證。黨的建設科學化不是為科學而科學，黨的建設科學化必須以為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價值追求和歸宿。是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也是檢驗黨的建設是否真正符合科學化的根本標準。

　　龔云作為第二作者出版的國務院新聞辦2011年重大外宣課題、2012年重大走出去項目《中國道路》(黃山書社2012年1月中文版、8月英文版)，是一本向外國讀者講述中國道路的重要著作。這本書站在外國讀者的視角，講述了中國人民自鴉片戰爭以來為救國圖強所做的探索及所走過的道路，回答了中國的和平發展會給世界帶來什么影響之類的問題，以爭取世界的理解和支持，培育良好國際環境，為我國總的和平發展戰略服務。這本書出版后得到好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云山同志向出版社調閱一套，國務院新聞辦三局局長張雁彬認為該書是對外宣傳的精品力作。

　　執筆：陳志剛、龔云、戴立興撰寫初稿，金民卿做了補充、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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