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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是三民主義的倡導者,是國民黨的國父,連戰等國民黨的后繼者,于50年后重訪大陸,首站祭拜中山先生,是向世人表明他們是孫中山先生思想的承繼者,今天的國民黨是承繼了孫中山先生遺志的國民黨。

這不由讓人想起毛澤東的遭遇,我們看不到后來的繼任者們去虔誠地祭拜的身影,在毛澤東誕辰及逝世紀念日里,我們看不到官方的紀念活動!看不到任何后繼者的關于毛澤東的只言片語。其實毛澤東的紀念堂就在北京,就在天安門,就在后繼者的眼皮底下。

與官方的對毛澤東的冷處理相比,民間以各種形式對毛澤東的祭拜卻熱浪滾滾,于1977年建成的毛主席紀念堂,每天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敬仰者達萬人,看看那綿綿不絕的前來拜祭的人的長流,就知道什么是人心向背,什么是活在人民心中,什么是人民的領袖。

據7月21日　《廣州日報》“面對持續通脹壓力，廣東東莞向低收入人群發放一次性臨時生活補貼，符合條件的市民每人補貼1000元。此舉被普遍認為是政府與民同患難、藏富于民的一個良好開端。”不曾想，第二天，又看到一條新聞“北京7月22日電(記者李麗輝)今年上半年全國稅收收入穩定較快增長，累計完成32553億元(不包括關稅、耕地占用稅和契稅，未扣減出口退稅)，比上年同期增長30.5%，增收7606億元。”這下才恍然大悟。如果按超出一倍計算，東莞向低收入30萬人“發紅包”，財政支出3 億元。這樣看來，今年全國增收的7606億元稅，夠給7億多中國人“發紅包”。中國有沒有那么多窮人，人民代表給不給低收入者“發紅包”，那就看“以人為本”的先進代表，有沒有“大愛之心”了。一升一降一紅包，盡顯“執政為民”的先進資本，苛政的慈愛風采，仁政的兇殘水平。

按照中國目前公布的稅收增速，這種善舉必然會越來越多。大善人的帽子會戴在哪位財主的頭上，那就看誰的“八字”好了。

中國共產黨是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耕者有其田也是共產黨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如果丟掉了耕者有其田，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就會受到削弱；如果丟掉了耕者有其田，就會造成大量無依無靠、一無所有的流民出現，就會導致天下大亂，甚至是亡國亡黨。但是中國的耕者有其田制度，現在正在以改革的名義進行削弱，并且造成了嚴重后果。近期的云南孟連7.19群體事件給我國的土地改革敲響了警鐘。我國一些地方的土地使用權幾十年的轉讓，實際上是變相的土地私有制，是違背我國憲法的，是在搞耕者無其田，必然會造成腐敗分子掠奪土地，造成農民的土地權益被剝奪，形成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如果剝奪了農民土地，不管是采取掠奪手段，還是欺騙手段，或者是經濟手段，都是非法的，都必然會遭到農民的造反和反抗。

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從這本書里可以看出邁斯納真是把研究毛澤東作為他畢生的事業，姑且暫不談書的內容，就憑感受他的干勁，在旅途中我進一步強化了這樣的觀念：毛澤東是一個無與倫比的被研究者。莫里斯•邁斯納對毛澤東的研究簡直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他比我們中國人還要重視研究毛澤東，難道他是為了中國的利益這樣做？

在毛澤東身上，反映著時代的焦點問題，其意義遠遠超出了中國這個范疇，也遠不會因為他的去世而不存在，因此研究毛澤東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學術大課題。不管你喜歡他，還是不喜歡他，你都不能不面對他的影響，這是沒有辦法的現實存在，因此唯有積極主動地去關注國際上研究毛澤東的動態，才是正確的選擇。

毛澤東的一生，完成了鑄造社會良知和智慧眼睛的任務，成了中國人民心中永遠的神靈。

但中國的主流“精英”呢？個個都是攻擊毛澤東的能手，個個都使出吃奶的勁來，明里暗里朝毛澤東拍磚頭，試圖打碎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立下的執政為民的宗旨和人民民主、平等的參與、管理、創造、分享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的價值秩序，試圖構建一個沒有靈魂，只有獸欲橫行，資本自由掠奪，等級森嚴的封建資本專制制度。

在這種最無助、最無望的日子里，能與這些名字：張宏良，仲大軍，俞可平，胡偉武，張文木，江涌，高梁，盧麒元，潘老師，曹建海，左大培，翟玉忠，劉永佶，還有那個叫言路的寫詩的小子等等，等等，不期而遇，從此，我發現，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在“精英”們苦心經營了近三十年之后，他們渴望消滅的良知、道德、責任、信仰，并沒有完全消滅。在這個世界上，還有那么一些不知趣的人，為信仰、為理想、為國家、為民眾、為真理、為社會的良知與道德，苦苦的思索，苦苦的奮斗......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一個在火紅的毛澤東時代沒有用過的詞突然冒了出來，這就是“刁民”論，冒出這樣的論點的不是別人，卻是前國家商務部副部長龍永圖先生。

人們很有些迷茫的是，為什么在毛澤東時代，沒聽說誰是“刁民”？那個時代，把百姓說成是國家的主人，是在當家作主，這一當家作主了，怎么就沒有“刁民”了呢？那個時代，大都住著平房，是真正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那個時代，各家各戶咋不裝防盜門防盜網？“刁民”躲到哪里去了呢？那個時代，工人就喊老大哥，農民就喊農民伯伯或者農民兄弟，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習人民解放軍，解放軍學習全國人民，軍民團結如一人，怎么現在就聽到到處“刁民”“刁民”呢？并且還有像龍永圖這樣的官不是官，民不是民的人提出所謂“對待刁民政府要硬氣”的謬論呢？

李銳最近在《炎黃春秋》上發表了一篇《毛澤東與反右派斗爭》的文章，無中生有污蔑毛澤東：“從早年開始，他就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大知識分子帶有很深的成見了．．．．．．”造謠說：“《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有將知識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論述。”咬定毛曾認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屬于一個范疇”，而 “將知識分子劃歸資產階級范疇，就是劃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也就是劃入需要加以打擊的社會成分”，居心叵測地結論：反右運動就是“整肅知識分子”。

眾所周知，毛澤東歷來強調民眾的大聯合，群眾路線，強調知識分子要為工農兵服務，與工農兵相結合。在毛澤東生前，李銳也是熱衷贊同這一路線和方向的，也認為這是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成長的真正愛護；而毛逝世后的李銳翻手為云，竟又能以極端的態度和立場，要“從早年開始”，徹底否定毛澤東與最廣大知識分子血肉相連的真誠關系。

７月１６日，成都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已建成的新行政中心按南部新區產業發展定位妥善處置變現的決定，處置變現所得收入全部用于受災群眾安置和災后重建。決定一出，樓還沒有賣出去，錢還沒有發到災區人民手上，各大媒體已經競相報道，好評已經滾滾而來。建設親民、愛民的和諧政府似乎一夜之間變得簡單了：只需要占用全民所有的２５５畝土地，花掉人民上交１２億稅款，蓋一個總建筑面積３７萬平方米的豪華辦公中心，然后宣稱要把它給賣了，就賣出一個好政府了。這也就不由得令納稅人們發問：之前都干嘛去了？

成都市宣布賣樓的第二天，從四川省又傳來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四川省財政廳宣布，向極重災區的６個市（州）下撥災后學校維修加固資金３７５０萬元，這是成都市行政辦公中心造價的三十二分之一！

中國貪官炒熱美國房價，在美國開設地下錢莊、投資空殼公司、以個人名義在美國注冊公司，然后用中國資金在美國購買物產作為抵押轉移巨額贓款……而可憐我中國人，自己國家的人跑到國外，帳都算不清，就這點本事，有關部門還談什么反腐敗，就連這次美國公布中國有外逃貪官一千多人，還是人家美國說的，而去年中國有關方面還辟謠說中國百姓瞎說，只逃了200多人，不知道為何一年之內冒出了800多，難道去年一年就逃了800多，中國當局渾然不覺？足可以看出無能的人只能把事實真相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根本就是挨罵的角。

楊佳事件中楊佳以外的原因出在哪里？當然不是南方報系們所提出的“制度問題”或者“政治體制問題”。中國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警察法》第3條規定：“人民警察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維護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無論是中國的國體和中國的法律，都決定了人民警察不能更不應該象外國警察那樣將人民作為假想敵、潛在的犯罪嫌疑人，不能把自己定位為鎮壓者而不是服務者。

面對反對聲，我們要冷靜反思，因為即便是別有用心者的反對聲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我們正確的東西，另一種是把我們也反對的東西編一頂帽子扣在我們頭上。后者更有欺騙性，如果我們簡單地對把對方的言論全盤否定，甚至是為我們也反對的東西辯護起來，那才是上了大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