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該文是張文茂同志近來讀史的一些思考。文中提出的主要觀點：我國與西方歷史發展的根本區別是早以形成的大一統格局；中華大一統格局形成經歷了炎黃時代的部落聯盟、夏商周時代的分封制和秦漢以來的郡縣制三個階段，是一個不斷升級完善的過程；而中華傳統文化正是這一歷史過程的集中反映。在豐富的優秀傳統文中，張文茂認為最核心的概念是公與道，認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本質特征是講公不講私，信道不信教（宗教）。張文茂認為：弄清這些問題，是有現實意義的。

　　中華大一統和傳統文化的公與道

　　---關于歷史和傳統文化幾個問題的隨想

　　張文茂

　　東西方文化的不同，源自于古代不同文明的歷史演變軌跡。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走的是大一統的發展道路，而方自古以來就維持小國林立、各自為政的格局。不同的土壤產生不同的文化基因，雖然各有所長，可以相互借鑒，但卻不能簡單照搬抄襲，否則必然造成水土不服。東西方的歷史和文化到底有哪些不同?什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就是孔孟之道的仁義道德嗎?筆者談點不成熟的思考。

　　1、是否形成大一統格局，是中國與西方歷史發展的根本區別，也是中華文明五千年來綿延不絕的根本原因。

直到今天，大一統格局的鞏固和發展，仍然是中華民族反對分裂和重新復興最重要的歷史遺產之一，仍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西方和平演變中國的目標之一就是破壞大一統格局的制度和社會基礎，使中國最終走向分裂，走向多國分裂自治的碎片化。所以，在歷史研究中，必須充分重視大一統格局的形成和發展及其對中華民族歷史演進的決定性作用及重大意義。包括對炎黃時代的部落聯盟到夏商周時代的分封制，再到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大一統格局的最后形成，因為從那時開始，我國就已經走上了與西方不同的發展道路。要充分肯定秦漢以來中央集權和郡縣制的治理模式，充分肯定這是人類農耕社會國家和社會治理模式最成熟的標志，是遠遠高于西方同期社會發展水平和治理水平的先進方式。決不可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簡單化地用封建獨裁的結論加以否定。

　　我國大一統格局的形成有一個不斷演進的歷史過程，大體經歷三個歷史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炎黃到堯舜禹時期，是以炎黃部族為中心形成部落聯盟階段，也是華夏農耕文明中心內核的形成時期。這一時期與西方的區別是我們在中原地區形成了文明中心，在地里空間上逐漸形成了向心的吸引力，并且在改造自然(如治理水患)的斗爭中加強了各部落之間聯系，強化了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第二個階段是夏禹建立奴隸制國家以后的夏商周的歷史時期，是農耕文明由中心逐漸向外圍拓展的發展時期，部落聯盟轉變為國家形態，形成了以血緣為紐帶的封邦建國的分封制治理模式，并產生了周禮這樣早期成熟的文化形態;第三個階段是從秦統一中國到滿清滅亡的封建社會，形成了中央集權下郡縣制治理模式，成為我國封建制度兩千多年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社會治理模式。雖然不同歷史時期的制度和政策還有很多變革，但其基本制度特征沒有質的改變，正如毛澤東所言：“百代都行秦政法”，“莫從子厚返文王”。

　　如果說西周的分封制到春秋戰國時代走向禮崩樂壞是一個自然的歷史發展過程，那么，漢初的部分分封制最后鬧出尾大不掉的吳楚“七國之亂”，西晉的分封鬧出“八王之亂”，唐朝后期的藩鎮割據鬧出“安史之亂”，這些都是開中央集權郡縣制歷史倒車必然失敗的鐵證。就是曾經征服半個歐洲的成吉思汗帝國，不是也由于分封而最后只剩下一個元帝國了嗎!

　　先進的古代農耕生產方式、優秀的傳統文化和中央集權郡縣制的政治制度，是大一統格局存在和鞏固的經濟、文化和政治原因。歷史上中原華夏文明之所以能夠不斷向外圍擴展，同時外圍游牧民族又能夠不斷融入中原文明，根本原因是中原農耕文明的生產力水平遠遠高于外圍游牧民族，像一塊巨大的磁鐵吸引著外圍民族，結果形成一種熔煉效應，使更多的游牧民族進入這個大熔爐，結果不但不能中斷華夏文明，反而使這一文明發展越來越大、越來越強，最終形成一個由多民族構成而又不可分裂的大一統的中華民族。

　　充分重視和研究中華民族從古至今的大一統格局的意義在于：從歷史上看，恰恰是大一統格局的形成和發展，才保證了中華文明五千年來的綿延不絕，沒有像其他古文明那樣被域外勢力所滅亡。從現實來看，大一統格局的鞏固和發展，仍然是中華民族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全球化的發展中立于不敗之地和重新復興的根本條件。這個問題甚至比主義的問題還要基本。因為退一萬步講，就是我們真的城頭變幻了大王旗，放棄了社會主義，美國也仍然要將你視為重大威脅。因為在他們看來，大一統的中國塊頭太大，終究是個威脅。美國和西方對前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態度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2、“公道”應該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

　　正是因為大一統格局的形成和發展是中華民族與西方歷史演進的根本區別，所以，中華傳統文化必然是在這一特定土壤中產生并與這一發展趨勢相適應的文化。并且，這種傳統文化反過來又成為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的精神食糧和文化血脈。從三皇五帝時期形成的華夏文明到周禮和春秋時期的諸子百家，再到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三綱五常的儒學，再到宋代的程朱理學，幾千年傳承下來，雖然有很多糟粕，但其基本面都是維護大一統格局并為其服務的，這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相反的漢奸文化歷來都被視為大逆不道的敗類和丑類，杭州岳王廟中跪著的秦檜夫妻就是此類漢奸文化的典型符號。但是，在紛繁復雜的傳統文化體系中，到底哪些屬于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呢?是周代的禮義文化還是春秋時期的孔孟之道?是漢代以后的三綱五常還是宋明的理學?我認為這些都不能代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和文史學者鄭彪先生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概括為“正義”兩個字，并對正和義進行了詮釋，筆者讀后很受啟發。但細想起來仍覺得不甚滿意。如果說有無大一統格局是東西方歷史發展的根本區別，那么，中華民族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根本區別就是“講公不講私，信道不信教(宗教)”，而西方文化正相反。所以筆者認為，用“公道”兩個字來概括也許更貼切些。可能仍不準確，只好拋磚引玉，供大家討論、思考。

　　公者，“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一般是指公共的、共同的利益優先。整體大于局部，集體大于個人，先公后私，大公無私，這才是與大一統格局相適應的文化形態，也是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崇尚的傳統美德。而西方卻相反，沒有大一統，叢林法則，各自為政，崇尚個人主義，提倡自私自利。所以個體高于集體，局部高于全局，發展到現在是人權高于國家主權。從古至今，多少有識之士想統一歐洲，不論是軍事手段(如拿破侖)還是和平手段(如現在的歐盟)，都難以實現，簡單說，就是西方沒有大一統的文化土壤，只有自由，沒有集中。而中華傳統文化卻是建立在大一統格局的社會基礎之上，天下為公，更多的是強調集中統一。在這里，“公”可以有三個層面的含義：第一個層次是每個人在處理人際關系時都適用的公平、公正的行為準則;如一視同仁，不偏不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第二個層次是掌握公權力的人必須遵守天下為公、不可徇私枉法的為官、為政之道;而對于不掌握公權力的人，則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大局和公共意識。第三個層次是公的最高層次，即世界大同的理想目標，是公有制社會，即生產資料、公共資源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全新社會。

　　道者，規則、規矩、規律也，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有人說中國是一個講道的國度。大道之大，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但是無所不在。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地有地道。道是無處不在的，“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于江海”。它無形無象，無處不在，沒有邊際。做官有為官之道，經商有生財之道，企業有經營之道，健康有養生之道，做人有處世之道，《莊子》甚至說“盜亦有道”。只有知道、明道、得道、守道，才能立于不敗之地。所以，講道，就是任何個人都不能為所欲為，不能沒有規矩。“盜亦有道”，做強盜有做強盜的規矩，即所謂的“黑道”。而做人的人道，是 “天行健，君子以自疆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易經》中的這兩句話最能代表中華民族的精神風骨。

　　春秋時期老子用道的概念否定了上帝的存在，這是中國古代思想觀念中一個重大的進步。我國在殷商時期還是非常迷信鬼神的，正是由于老子道的學說產生，才使中華傳統文化擺脫了宗教迷信和神化的束縛，從哲學的高度思考世界起源和存在根據問題，進入了理論思維的新天地，標志著中華民族認識能力和認識水平的一個飛躍，在中國哲學史上有著重要意義。所以，道的理念首先表明中華傳統文化是非宗教化的，信道不信教，這是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區別。

　　我國古代的思想家把道看成是世界的本源，是客觀世界的運行規律。人們必須尊重客觀法則，按客觀規律辦事。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人道不可逆天道。所以，我國自古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道的觀念用在人的行為上，又以道德意識形態成為人們社會生活和行為的準則和規范。道德的基本要求是天下為公，主持公道。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把官員的公正無私、揚善抑惡視為美德。此外，中華傳統文化自古以來就有大同世界的理想訴求，這是與現代共產主義理想有著共同的文化基因，比西方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要早上兩三千年。

　　中國古代道的理念，從哲學上講，還可以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相對接。例如：把道解釋為世界的客觀法則或規律。《周易大傳·系辭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個道就是指基本規律。物質世界最基本的規律是什么呢?是作為客觀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而道最講究是陰陽的對立統一和轉化。陰與陽是道的功能和屬性，而道是二者的統一。易經是中華文化的源頭，而易經基本上可以當做一部講辯證法的哲學著作來讀。古代有《易經》，現代有《矛盾論》，這才是中華民族從古至今最璀璨的智慧明珠。

　　至于人類社會的道是什么?除了對立統一的客觀辯證法之外，還有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矛盾運動的客觀辯證法，這就是人類社會的道。明白了這個道理，什么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等等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而秦漢以來的中央集權制、郡縣制、科舉制、均田制等等，就都是封建社會歷史階段必然出現的合乎規律的現象。所以，云海孤月在《南北朝那些事》中說：“皇帝是什么?皇帝不是人，皇帝是一種制度。如果你破壞了制度，皇帝也做不成。”在大量的歷史文獻中，我們看到的都是記錄帝王將相，是皇帝那個人，而往往缺乏對皇帝這種制度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必然性的研究。

　　3、秦漢以來我國封建社會的兩個基本趨勢或規律

　　在大一統格局的基礎上，中華民族歷史演進的道路完全不同于西方，這其中有兩個不同于西方的客觀趨勢或規律一直在發揮作用：一是中原農耕文明自身的周期性演變趨勢。主要表現在土地制度上的土地兼并與平均地權的反兼并斗爭的歷史循環，推動著封建王朝的興衰更替，成為農耕社會內生性的固有矛盾。另一個是周邊外圍游牧民族不斷融入中原農耕文明的演變趨勢，表現為中原農耕文明核心區的向外拓展和外圍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的同化過程。這兩種趨勢交互作用，其結果是農耕文明得以不斷發展壯大，使眾多民族最終熔鑄成一個大一統的中華民族。所以，研究我國古代歷史發展，必須抓住土地制度演變和民族融合到大一統格局這兩條基本線索，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

　　土地制度是人與人的經濟關系在制度上的表現。這種經濟關系在特定的社會歷史階段有一定的必然性，是封建農耕社會運行和發展的經濟規律。在我國秦漢以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一直存在著土地關系上的均田與兼并集中為特征的周期性循環規律。這種周期性演變的趨勢，是根植于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的內生機制。我國遠古時期是土地氏族公社公有制，到夏商周時期實行奴隸主國家所有的國有制，所以，土地的兼并集中趨勢不能產生。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指出：古代東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并指出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了解東方古國的一把鑰匙。但是，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土地制度的大變革，到秦漢時期土地使用權已經大面積私有化，土地買賣兼并成為調節土地關系的重要機制之一，兼并和抑制兼并就成為國家的基本經濟政策選擇。

　　作為邏輯起點的以家庭為單位相對均衡的土地制度，形成了典型的以自耕農為主體的小農經濟。在傳統農耕時代，只要社會穩定，這種小農經濟很快就會得到恢復和發展，持續發展時間稍長的(一般有幾十年到近百年即可)，一般都可以發展成所謂“盛世”。但繁榮的結果是人口的增長和財富的積累。人口增長導致家庭土地的不斷細分，而財富的積累導致土地兼并和集中。土地兼并實際上是自耕農經濟向地主租佃經濟轉變的內在機制。隨著土地越來越向地主豪強手中集中，更多的自耕農轉化為租佃經營的佃農。這種生產方式的轉變，并沒有為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開辟新的道路，反而使社會兩極分化加快，階級矛盾進一步尖銳化。社會矛盾的不斷積累，最終使社會陷入崩潰，表現為農民起義或地方豪強崛起的割據戰爭，達到剪滅人口和重新洗牌的社會后果，再由新的王朝重新建立秩序，開始下一輪循環。均田薄賦、經濟發展，人口增長、土地兼并，動亂分裂、改朝換代是這一周期性演變的基本脈絡。這一點與馬克思分析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生產過剩的周期性經濟規律的道理是一樣的，都是其自身生產方式的客觀的、必然的表現形式。秦漢以來的各封建王朝，不但沒有一個超過夏商周各代的歷史延續時間，甚至沒有超過300百年的，這與土地問題上的循環演變規律有著直接的關系。只要小農經濟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社會基礎還存在，這一周期性循環的規律就不會消亡。只有當近現代工業革命帶來新的生產方式以后，這種循環才能終結。有的學者為了演繹西方自由化理論和農村土地私有化的合理性，連我國封建社會土地兼并導致社會周期性循環的趨勢都加以否定，是自欺欺人的。

　　而外圍游牧民族融入中原農耕文明的趨勢，本質上是后進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融入先進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的進化過程，并非是簡單的漢化。這一進程有兩種實現形式，一是中原政權征服外圍蠻夷，使其融入中原文明。如商周時期楚國對荊楚地區的開發和秦國對西部和巴蜀地區的開發等。一是外圍民族入主中原，在統治中原的過程中最終被中原農耕文明同化。魏晉以后的南北朝、唐以后的五代十國、北宋時期的遼、金、再到蒙元和滿清時期，都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歷史階段。其中北魏時期馮太后和其孫子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極具代表性。而游牧民族能否入主中原，又往往與中原農耕民族自身周期性演變的階段相關。每當中原農耕民族自身陷入周期性的動蕩階段，恰恰又是外圍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最好時機;而在中原農耕民族的興盛時期，如漢武帝時期、唐朝前期等，恰恰又是北方游牧民族戰敗退走的時期。

　　在歷史的這種反復演變中，從消極的角度看，雖然游牧民族的每一次入主中原都會對農耕文明帶來很大的破壞，這似乎是一種歷史的大倒退。但是，從積極的角度看，這種反復一方面使中原農耕文明不斷增加新血液，增加寶貴的陽剛之氣和豪邁的血性，以克服農耕文明常有的陰柔和懦弱的頹廢風氣。在這個意義上，外圍少數民族一樣對中華民族的成長作出了正面的、積極的貢獻。另一方面，這種反復又是中華民族發展壯大的歷史宿命，是中原華夏文明不可推托的歷史使命。古老的中原華夏文明注定要承擔起這樣的歷史責任：即把周邊兄弟游牧民族一個一個地融入先進農耕文明，最終形成一個大中華共同體，否則就會像其他古代文明一樣被野蠻民族所中斷乃至滅亡，這才是中華文明不同于西方的根本原因。正是這一沉重而偉大的歷史使命的存在，才決定了我國不太容易首先發生近代的工業革命，先于西方完成由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跨越。但是，也正是這一歷史使命的完成，使中華民族避免了歐洲和中東地區長期碎片化的多國割據態勢，始終保持著大一統的發展格局。只有大一統的中華民族，才能在資本全球化的惡性發展中具有抗衡的能力，才能保證我國在工業文明后來居上的基礎上，最終避免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給人類帶來的災難，通過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式帶領人類走向光明的未來。

　　201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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