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無需誰來復興

　　一說要復興中國傳統，這里邊就有兩個潛在含義。一是中國傳統已經消亡，或幾近消亡，其原因是西方現代文明的沖擊;二是中國傳統是弱小的，而擁有現代文明的我們自身則是強大的。所謂的復興中國傳統，就有強大的我們拯救弱小的中國傳統的意味。

　　對中國傳統擁有如此的認知，只能說明由于偏離中國傳統太久和太遠，現代中國人對中國傳統本身已經變得甚是無知了。

　　中國傳統一直堅實地存在著，沒有絲毫的消亡，也不可能消亡。她只會因應時代的變化，進行“損益”和“革新”，呈現出一些新的形式和面貌，僅此而已。“損益”和“革新”是中國傳統的固有元素，是她存在的常態。沒有“損益”和“革新”的變化，反而才可能意味著她真的死了、消亡了。《易經》的六十四卦中，就有損卦、益卦、革卦、鼎卦，鼎就是納新。不能因為出現了變化、革新，就說中國傳統消失了。如果這樣，那就壓根不存在什么中國傳統，因為中國的歷史一直在變化，從三皇到五帝，從三代到秦漢，從唐宋到明清，什么時候變化停息過。

　　所謂的“現代社會”，只是在重復和延續這種“損益”、“革新”，這與以往的中國歷史并沒有什么質的不同，并沒有超越中國傳統。

　　李鴻章說，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于是大家跟著信了，認為鴉片戰爭以來的這次變化，和中國歷史上以往的變化有著質的不同。事實上，這是缺乏深層歷史認認知的淺薄之論，也是一個權臣為謀求政治權勢的虛張之言。問題不嚴重，不“三千年未有”，怎么可能讓朝野恐懼，慈禧怎么可能給錢給權，李中堂又怎么可能如此拉風地去搞洋務。說“三千年未有”，事實上是李鴻章在挾洋自重，用洋人來要挾清廷，進而要挾整個國家，這是李鴻章最終成賣國賊的根源所在。李鴻章的賣國，不是在后來的對一次次喪權辱國條約的主持簽訂中才逐漸形成的，而是在他說“三千年未有”時就已經注定了。

　　李鴻章的惡劣影響，不僅僅表現在對中國國家的出賣上，更表現在對中國文明的出賣上。對國家的出賣容易被看清和清算，而對文明的出賣則難以看清、難以清算。以致大家都知道李鴻章賣國了，但是直到現在為止，“三千年未有”的論調依然盛行不衰，似乎成了研判中國近代史的標準答案。事實上，正是這種“三千年未有”的論調和思維，誤導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使他們產生了強烈的錯覺，認為中國文明的確不行了，在所謂的“西方文明”的沖擊下，要消亡了。民族自卑的心理形成了，崇洋媚外的心理形成了，挾洋自重也由李鴻章的個人行為演化為普通大眾行為。

　　殊不知，公元前3500年以來，中國歷史以500年為周期，一直都在“三千年未有”地大變著。李鴻章所謂的“三年未有的大變局”，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至少已發生12次之多。這些變化中的每一次，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單就這些特殊性來說，都可說與其余的變化有著質的不同，也都可虛張聲勢地說“三千年未有”。其實這不是什么“三千年未有”，而是李鴻章和李鴻章之流們對中國正常歷史現象的少見多怪，蜀犬吠日。

　　如果非要在中國歷史上那些所有的大變化中，找出“質的不同”一次，找出真正能當得起“三千年未有”之稱號的一次，那也輪不到李鴻章的那次，而是遠在4000年前的那次，即夏朝的出現。從無政府的社會到有政府的社會，這個變化還不夠“本質”嗎?還不夠“三千年未有”的嗎?其次是2500年前春秋戰國之變。在此期間，中國遭遇蠻夷入侵，出現“禮崩樂壞”，最終封建制崩潰，中央集權政府在中國出現，皇帝這個職業在中國出現。這也夠“本質性”的，夠“三千年未有”的吧。事實上從夏到商，從商到周，從周到秦，從漢到唐，從唐到宋，從宋到明，從明到清。哪一次變化都不小，都有“本質性”成分，都有“三千年未有”的成分。但是中國的傳統卻一直堅定地認為，從三皇五帝到唐宋元明清都是中國的傳統。中國的傳統未因為夏朝的成立而中斷，未因強秦的出現而中斷，未任何一次胡人侵華、亂華而中斷，也未因任何一次朝代的更迭和時代的變遷而中斷。

　　置身于比李鴻章時代更激烈的大變局中，孔子的態度是“信而好古”，而非驚慌失措地、別有用心地叫嚷“三千年未有”。這是孔子和李鴻章的區別所在。

　　1840年來的這次變化，只是中國漫長歷史中眾多變化中普通的一次，僅此而已。它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文明的影響，也會像以前的任何一次變化一樣，會讓中國社會的形式有所改變，會讓中國出現時代的變遷，但沒有，也不可能使中國傳統得以中斷和消亡。

　　真正強大的是中國傳統，而不是擁有所謂的現代文明的當下中國人。真正需要復興和拯救的不是中國傳統，而恰恰是“現代化”的中國人自身。放在中國歷史的整體框架下來看，當下的中國正陷入空前的困境。現代化固然讓中國的物質生活空前的豐富，但其代價是慘烈的，不僅犧牲掉了了人們的心性獨立、人格獨立，讓每個人成了物的奴隸，都成了“役于物”的“小人”，而且也破壞和污染了基本生存生活環境，水臟了、空氣臟了、食品臟了。中國已陷入空前的身心交困的狀態，用《易經》的語言來表達，中國目前正處于“困”的時代、“否”的時代、“大過”的時代。

　　現在擺在當今中國人面前的難題不是復興不復興中國傳統的問題，而是如何擺脫自身空前困境問題，如何繼續生存、生活的問題，如何重獲心性獨立和人格獨立的問題，如何學會重新做人、做真正的人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唯一的出路是，求助、求教于傳統。不是現代中國人將拯救傳統，而是傳統將拯救現代中國人。我們需要做的是，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和態度，放棄包括“進化論史觀”在內的一切成見和偏見，虛心地、認真地學習中國的傳統，弄明白她究竟是怎么回事，而非在只知其表的情況下，動輒就說復興、拯救，幼稚之至。你有什么資格去復興中國傳統，中國傳統什么時候需要人去復興?也不要動輒就說什么“重新發現”中國傳統，什么中國傳統“該重新登場了”，中國傳統一直都結結實實地、活活生生地健在著，無需去誰去重新發現，也不存在什么重新登場。

　　中國傳統不存在復興不復興的問題，而只存在時代轉換的問題。如果說中國傳統、中國文明會消亡，那也一定在整個人類消亡之后。只要有人存在，中國文明、中國傳統就會存在。不僅會存在，而且會向外傳播，直至全球“大一統”。事實上，從公元前3500年起，中國文明一直在持續不斷地向外傳播，影響和教化著世界。中國之外的文明，不妨稱之為“外中國文明”，每一次的“歷史進步”都是中國文明傳播影響的結果。5000多年來，“外中國文明”一直都在逐步朝向中國傳統“發展”著、“進步”著、“進化”著。中國傳統是“外中國文明”“進化”的動因和方向，是全球文明的軸心。

　　中國傳統為何如此強大?原因很簡單，因為她是立足于人本身的，立足于人的心性的。中國文明不是別的文明，而是人的文明，做人的文明，心性的文明。心性是人的本質。是中國傳統一次次地教導全世界的人什么是人，如何做人。

　　孔子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按照“復興中國傳統”的思維，無道了就是中國傳統要消亡了，應該出來復興、拯救才對，這位堅定的“傳統主義者”為何要袖手旁觀?“隱”不是袖手旁觀，而是對道，對中國傳統擁有絕對信心，認為他們會永遠堅固地存在，無需誰去復興和拯救。

　　無道并非道消亡了，而是進入了人偏離了道的時代。道不會因為人的偏離而消亡，人只會因進入偏離道的時代而受苦。同樣，只會出現中國人進入對中國傳統的偏離的時代，而不會出現中國傳統的消亡。中國傳統不會因為中國人的偏離而消亡，中國人只會因為進入偏離中國傳統的時代而受苦。

　　在無道的時代，并非所有的人都無道，還是有眾多有道的“隱者”在，無道的只是那些飛黃騰達的“顯者”。在偏離中國傳統的時代，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在偏離，偏離的只是在朝的、主流的精英，有眾多在野的、非主流的民眾，還是在遵循古訓生活著。所以，孔子說“禮失求諸野”。

　　(本文是“中國傳統疏證”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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