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實際上帶來了兩個重要結果。其一是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創造了奇跡;其二是中國經濟的資本化，中國經濟已成資本化的市場經濟，市場已經為資本所控制，價格信號只能反映資本的需求，而掩蓋和壓抑實體經濟本身的需求。第一個結果已經引發全球的矚目，第二個結果卻被忽視了。

　　中國經濟之所以出現了資本化，進入了資本化時代，原因在于中國出現了資本過剩，這些過剩的資本超越了實體經濟對資本的需求，脫離出實體經濟，自成一個體系。因為資本的本性是逐利，而逐利是要通過低買高賣來實現，或者說通過炒作資產來實現，所以，資本過剩會導致對以房地產為主的各類社會資產的過渡購買，使得這些資產的價格迅速上漲，形成資產泡沫，房地產泡沫。當今時代的貨幣是信用貨幣，這進一步加劇了過剩資本對資產的過渡購買程度，因為大家都擔心通脹，一定要把過剩的現金換成某種資產，以期保值增值。

　　當過剩資本的過渡購買推高房地產等資產的價格時，市場整體的價格機制就發生了扭曲和失靈。扭曲是說，當被資本瘋狂追逐的資產的價格急劇攀升時，其他商品的價格是維持原狀，甚至降低的，這樣就使得價值估值標準和價值導向發生了扭曲，資本所需求的就值錢，資本所不需求的就不值錢。失靈是說，資產價格的上漲所反映只是資本的需求，而非實體經濟本身的需求，實體經濟本身的需求并不支持支撐這樣的上漲。也就是說市場的扭曲和失靈是針對實體經濟來說，過剩資本則是市場扭曲和失靈的制造者。

　　這樣以來，整個經濟就分化為相對獨立的兩塊，一塊是資本的，一塊是實體的。按現在的經濟流行語，整個經濟可以分為兩側：資本側和實體側。所流行的供給側和需求側的分法并沒有涵蓋當前經濟的全部，因為這兩者都屬于實體側，忽視和遺漏了資本側。

　　但資本和實體兩側的經濟又是在共用同一套價格體系，實體側部分不得不接受因資本側而扭曲和失靈的價格。如果被資本追逐的資產并不為實體經濟一般所實際需要，即便價格扭曲了失靈了，也沒什么，譬如對某些金融資產，某些藝術品。但事實是，被資本追逐的主要資產是房地產，為實體側經濟的生產和生活所必須，這樣以來，有實際需求的企業和消費者就必須接受被資本所扭曲和失靈的房價，被迫接受一個被高房價所急劇拉升的運營和生活成本，倍感壓抑和壓迫。

　　當前中國的主要矛盾就是資本側與實體側之間的矛盾，資本側壓迫實體側。也可以把這種壓迫稱之為資本壓迫。同時，資本壓迫也是資本的危害在當今時代的主要表現形式。馬克思認為資本的危害表現在資本剝削，這是資本的危害在那個時代的表現形式。隨著社會的發展，資本的危害在形式上已經發生了變化，由資本剝削轉變為資本壓迫。

　　資本壓迫與資本剝削的不同主要表現在兩點。一是，矛盾的雙方不同。資本壓迫的矛盾雙方是經濟體的實體側和資本側，而資本剝削的矛盾雙方則是企業內部的資方和勞方。二是，矛盾的機制不同。資本壓迫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的，通過影響價格實現的，而資本剝削則是通過企業指令實現的，因為談判力強勢，資方有意壓低勞方的工資，獲取“剩余價值”。資本壓迫比資本剝削更有迷惑性、欺騙性，因為它是市場化的，貌似公平合理的、公開透明的。

　　馬克思非常重視資本對經濟的影響和危害，為此他寫出了《資本論》。他認為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導致資本過剩，資本過剩必然會導致生產過剩，這又進一步導致資本的收益率會持續降低，直至為零為負。馬克思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在資本主義框架內是無解，解除之道唯有資本主義本身的破壞和消滅。

　　然而歷史事實證明不僅資本主義并沒有消滅，而且更重要的是，資本的收益率也沒有出現持續的下降。恰恰相反，《21世紀資本論》這本書給出的長歷史跨度的數據顯示，資本的長期收益率一直維持在一個高于GDP增長率的高水平。

　　馬克思的失誤在于，他忽視了資本過剩后所發生的資本化，忽視了資本側經濟的出現和存在，未能對經濟的整體做出實體側和資本側的區分。當產能過剩時，實體經濟內的資本收益率固然為降低為零為負，但是，過剩資本會離開當時的實體經濟，而發展出一個資本側經濟來，在這里它的收益率是很高的。

　　2008年以來，尤其是2012年以來，中國的實體經濟是蕭條的，其中的資本收益率相當一部分為零為負，但是，中國的房地產卻持續火熱火爆，房價打著滾的漲，這里的資本的收益率當然高的嚇人。中國的房價與實體經濟顯然是背離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受過剩資本推動的，房子是當前中國過剩資本最主要的追逐對象。以此，不難看出資本收益率在資本側和實體側的反差。

　　實際上，除了過渡購買國內資產外，過剩資本脫離當前的實體經濟還有另外兩個途徑，一個是流向海外，另一個是投資創新產業。創新性產業盡管也屬實體經濟，但是不屬當前的舊實體經濟，所以，投資創新產業也是對當前舊實體經濟的脫離。這三個途徑可以稱為過剩資本脫離當前實體經濟的“一體兩翼”，過渡購買本國資產是一體，是最主要的途徑，流向海外和投資創新產業是兩翼，相對不是那么重要。“一體兩翼”也是資本側經濟的基本結構。這都會讓資本在實體經濟不振的情況下依然維持一個很高的收益率，同時也為資本主義的繼續存在提供空間。

　　按說，在資本過剩的情況下，資本流向海外是一個好事，因為這樣它不會炒作本國的資產，制造對實體經濟的價格扭曲和資本壓迫。但是事實并非如此，如果不加控制，往往會出現資本流出的過度，也會危害本國的實體經濟。

　　舉兩個例子。一個是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資本過度外流導致美國經濟去工業化、去實體化。一度這被認為是美國經濟先進性的表現，而2008年的次債危機終于讓真相浮出水面，這種產業空心化導致美國中下層的收入在此后的30多年里停止增長，甚至出現下降。這種局面催生了民粹主義，打出“%1vs99%”口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特朗普的上臺都與此有關。另一個例子是發生在去年的中國，資本的快速處境導致外匯儲備急劇下降，引發人民幣匯率危機。

　　過剩資本去投資創新產業，看起來也是正能量的，但是其問題依然會導致過度。也舉兩個例子。一個是2000年左右美國出現的互聯網泡沫，納斯達克股市崩盤。另一個是當下中國的以共享單車為代表的共享經濟。沒有過剩資本的支撐，這樣的商業模式很難想象會出現。所以，過剩資本也不完全是惡的，也有善的一面。但是顯然，中國的共享經濟里邊已經出現投資過度，出現泡沫了。

　　馬克思盡管沒能對經濟做出資本側和實體側的區分，這導致他理論解釋和預測的失效，但是，他卻是高度重視資本在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把資本當成了經濟的核心，這是馬克思區別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地方。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僅也沒有能夠做出資本側和實體側的區分，而且也忽視了資本的作用，忽視了資本的危害，忽視了資本之惡。

　　當中國經濟進入資本化時代后，我們需要重拾《資本論》的基本視角，同時又要正確區分經濟的資本側和實體側。當前中國經濟的關鍵問題在資本，在資本側，而不在實體側，需求側和供給側都屬于實體側。所以，中國經濟政策的重要應該放在資本側上，放在“資本管理”上。資本管理的目的是化解資本側和實體側之間的矛盾，修復印資本影響而扭曲和失靈的價值體系，最大程度地降低資本壓迫。

　　我們可以把區分和重視資本側的經濟學稱之為資本側經濟學，或者“新資本學派”。當前的中國經濟最需要這樣的經濟學。

　　“資本化”和“資本主義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說中國國經濟已經資本化了，并不是說中國經濟已經資本主義化了。兩者的不同表現在資本的控制力不同。資本的控制力體現在三個層面：經濟層面、政治層面、人格層面。在資本主義中，資本對這三個層面均實現了控制。而在當下的中國，資本僅僅實現了對經濟層面的控制。政治和人格盡管也遭遇到資本的影響，但是遠未實現控制，而且也永遠不可能實現，這是由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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