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標　　

——中國復興和全球地緣政治版圖的重塑和再造　　

王世舉　　

世界是一座復雜而巨大的生存迷宮，對于生活在其中的人類，要么仰望星空，借助天眼沖出迷局；要么抽身回視，透過歷史洞悉未來。——作者題記　　

目錄　　

引言：穿越美國霸權崩塌前的身份焦慮暨當代西方地緣戰略理論的虛妄

一，帝國的宿命：歷史的“地理動力學”　　

1，歷史的鏡鑒：國命系于地脈

1.1，兵連禍結的中東：從波斯帝國到奧斯曼帝國

1.2，地脈崩散的歐洲：從羅馬帝國到查理曼帝國

1.3，八字分脈而不聚的印度半島：從孔雀王朝到莫臥兒帝國　　

1.4，     大國解體的三種模式　　

1.5，        天垂象，地成形，道寓神州的大中華帝國

1.5.1，世界坐標下的歷史回望

 1.5.1.1，大秦帝國：開啟中華領跑世界的奠基者

1.5.1.2，大漢帝國：雄踞東方，傲視天下

 1.5.1.3，大唐帝國：兩強并立，澤被更遠　　

 1.5.1.4，大明帝國：東亞霸主，也是世界霸主

1.5.2，地脈之神：天垂象，地成形

  1.5.2.1，發現世界的中心和原點

  1.5.2.2，天然邊界：三太六江脈系

   1.5.2.2.1，發現黑龍江

   1.5.2.2.2，三太一體，六江同源，八脈合抱，二島朝迎

2，國命地脈：中國的“大一統”與世界的“小一統”

    3，從羅馬帝國和秦漢帝國的身后演變看對外戰略的“地理動力學”基石

二，大國未來：“一主四翼”的世界新格局　　

       1，中國的復興：戰略重塑，王者歸來

1.1，復興之要

1.2，構筑“四角支點”戰略

1.3，對美戰略：剪除羽翼，逐步削弱，十年弱美，二十年擒美

      1.3.1，美國的底牌和中國的目標

1.3.2，弱美策略：耗竭+斷奶

  1.3.3，立于不敗：爭取“三斗一”

1.4，對臺新思維：兄弟鬩墻，外御其侮

1.5，東北亞：結盟一個，打一個，拉一個

1.6，東南亞：結盟一個，打一個，拉一群

         1.7，大西部：結盟兩個，穩住一群

2，美國：成長的煩惱——崩潰和重組都是必然的過程

  2.1，“地理動力學”：美國將復制馬其頓帝國解體模式，一分為五

  2.2，政治制度頂層設計的天然缺陷

  2.3，美國亡國的九大隱患

3，巴西：新大陸的新勢力

       4，烏克蘭：歐洲的未來之星

5，土耳其或伊朗：穆斯林復興的備選項

6，為什么缺席俄羅斯和印度？

6.1，俄羅斯：羅馬模式的解體進程尚未走完

6.2，印度：八字分脈，傳統不改

7，關于歐盟和日本

  7.1，歐盟：地脈崩碎，前路多艱

  7.2，日本：亞洲逆子，后患仍存；天賦不足，速發速敗

8，地緣戰略“雙三角”：不是“五頭政治”，而是“一主四翼”

結語：警惕歷史亂象的重現暨新形勢下加強國家競爭和安全戰略的整合性研究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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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穿越美國霸權崩塌前的身份焦慮暨當代西方地緣戰略理論的虛妄　　

2011年，當世界歷史的腳步跨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的時候，整個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的動蕩和裂變依然在繼續。北非利比亞上空不時劃過北約的空襲戰機；伊拉克、阿富汗地區不斷地傳來恐怖爆炸的不幸消息；東亞的西太平洋地區美日、美韓軍演仍在進行；美國尚未從金融危機的蕭條中脫身；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尚未獲得根本改善。

2008年，肇始于美國華爾街的一場來勢洶涌的金融海嘯席卷世界。整個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高度虛擬化的脆弱性暴露出來，歐美傳統的發達國家紛紛陷入貿易萎縮和赤字上升的經濟衰退之中。2010年歐洲多個國家主權債務危機的陰影再次籠罩西方世界，進一步加劇了西方世界衰落的趨勢。而中國則在這場金融危機中率先復蘇，進一步檢驗了中國國勢崛起的成色，2010年中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一大制造業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以及其他新經濟體在金融危機中的率先復蘇說明世界正在加速新舊政治和經濟格局的轉換。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中美之間在亞太地區的矛盾沖突似乎正在不同尋常地加劇。美國高調宣布重返亞洲，軍演東北亞，攪局東南亞，南海海域的島礁問題風云突變，美越、美菲之間的軍事演習接二連三。尤其是進入2010年以來，中美之間在對臺軍售、貿易摩擦、人民幣匯率以及碳排放等問題上產生的直接沖突不斷地困擾著中美兩國的外交往來。

事實上，中美沖突加劇的趨勢貫穿了整個2010年，直到2011年下半年沖突似乎仍在延續，具有挑釁中國意味濃厚的美國和越南、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的軍事演習、美國高調介入南中國海的領海爭端，以及奧巴馬會見達賴、對臺軍售、對華貿易制裁和對人民幣匯率的公開指責等等，一時間山雨欲來。美國一連串的外交攻勢預示著奧巴馬政府在試探和搖擺中逐漸加快了對華經濟和軍事遏制的節奏。美國戰略重點東移亞太的趨勢更加明顯。

值得關注的是，對于志在民族復興的中國來說，剛剛過去的2010年注定是歷史的分水嶺。其一，體現戰時國家資源整合能力的中國制造業總量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這還是中國自19世紀衰落以來的第一次。其二，中國的GDP總量超越日本，坐上全球第二的位置。此外，中國的國際貿易總量已經于2009年超越德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國際貿易大國，這充分說明了經濟和貿易全球化背景之下崛起的中國已經從根本上融入了世界，其經濟觸角已經延伸到世界各地，中國吸納國際產品和拓展國際市場的能力已經今非昔比。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強勢崛起，以及近年來中國軍事實力的明顯提升，在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中元氣大傷、疲態盡顯的美國其全球霸主的地位似乎搖搖欲墜了。一時間，來自美國本土、歐洲乃至世界各地關于美國衰落甚至美國將崩潰、解體的聲音在全球范圍內此起彼伏。2010年初，剛剛結束訪華行程不久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公開演講時說：美國不做老二；美國的學者和精英政要也紛紛獻計獻策，聲稱應該和中國組成G2，實現全球共治。諸如此類，不絕于耳。不可否認，美國人的言論代表了當下美國一部分精英對美國及未來世界的看法，其言論背后的潛臺詞是美國世界霸主的地位已經難以為繼了。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暢銷書排行榜上，《美國再見》、《美國實力的衰落》、《當中國統治世界》等等來自學術界的聲音甚囂塵上。尤其是在對待中國崛起的問題上，美國人自己一方面表示愿意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一方面又宣布重返亞洲，攪局東亞。在筆者看來，面對中國經濟30年來的強勢崛起以及在此次金融危機中的抗跌表現，加之美國深陷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的泥沼脫身乏術，代價不菲，伊核和朝核問題又不見好轉，反恐戰爭依然形勢不妙，俄羅斯的爭霸雄心重新抬頭，歐元與美元的分庭抗禮之勢漸成，巴西、印度等國際政治新勢力逐漸浮出水面等等，美國對其全球霸權崩塌的焦慮已經表露無疑。可以預料，伴隨著世界大國政治勢力的進一步分化和重組，美國的這種身份焦慮仍將持續，并且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都將是美國揮之不去的夢魘，這種身份焦慮的沖擊波必將在21世紀加劇這個世界的沖突和動蕩，尤其是大洋兩岸的中美關系。

2009年1月13日，在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美國新任國務卿希拉里以一個“巧實力”的新概念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一個“巧”字集中體現了美國外交政策的風格轉換，也凸顯了美國的硬實力之殤。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使美國陷入反恐戰爭的泥沼難以脫身，高額的軍費開支讓美國難以繼續承受。據美國國會兩院經濟聯席委員會的一份報告認為，2002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在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中付出的成本總計達1.6萬億美元。2008年以來的一場金融海嘯把美國重重地拍打到岸上，美國經濟虛擬化的脆弱性暴露出來，截至2011年，其經濟復蘇的跡象仍不明顯。希拉里所謂的“巧實力”就是在“硬實力”已經無力承受的背景下，通過靈巧運用可由美國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經濟、軍事、政治和文化等各種手段，恢復美國的全球領導力。從小布什時期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到奧巴馬的撤軍計劃和希拉里拋出的“巧實力”外交，這本身就是美國擴張疲態的顯現，也是美國全球影響力下降背景下的不得已而為之。然而在筆者看來，只要美國的地緣戰略指導思想沒有改變，美國的外交霸權目標就不會改變。依筆者觀之，所謂“巧實力”，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從公然出兵的打、炸、燒、搶，轉變為旁敲側擊的恐嚇、挑唆、策反和誘捕。　　

2010年美國的軍費開支超過7000億美元，占全球軍費開支總額的一半。而美國當年聯邦財政赤字1.3萬億美元左右，軍費開支占其財政赤字的55%左右。同年，美國制造業產值則為1.952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比重僅為13.3%，這說明美國經濟的虛擬化程度已經相當嚴重。2011年1月美國聯邦債務總額超過14萬億美元，接近美國2010年全年GDP的100%。如果考慮到美國的地方債務、企業債務和私人債務，2010年美國的各類債務總額超過65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全年GDP的450%以上。如果把美國比喻成一家公司，今天的美國已經滑行在破產的邊緣。

同樣是2010年，美國國防部長近20年來首次要求壓縮軍費開支，標志著美國的擴張戰略已經難以為繼。2011年北約在利比亞的空襲行動中，美國自二戰以來的美歐集體行動中首次退居二線，可以看作是美國的擴張疲態和戰略收縮的延續。美國早已越過帝國實力巔峰，其戰車打滑和霸權崩塌將不可避免。　　

霸權失勢，格局裂變，盟主衰落，聯盟松動。　　

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對西方世界的沖擊波仍在繼續，截至2011年，西方經濟復蘇的跡象依然希望渺茫。同時，世界正在加速形成共識，那就是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衰落已經是難以逆轉的歷史趨勢。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趨勢將更加明顯。這種此消彼長的力量翻轉在中美日、中歐俄以及亞、歐、美三大洲的大國層面對世界地緣政治的沖擊已經顯現，并且在未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里仍有可能產生以下幾種可以預見的地緣政治勢力的聯動：

首先是霸權失勢，格局裂變。美國的衰落必然導致美國傳統的敵對國家勢力上升。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實力和國際地位明顯下降，布什政府時期咄咄逼人的主動進攻態勢失去根基，冷戰之后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格局不可避免地出現裂變，并失去原有的權力平衡。近年來遭遇美國遏制和打壓的傳統敵對國家如俄羅斯、伊朗、朝鮮等獲得喘息的機會，并不失時機的提升反美、抗美的外交攻勢，以獲得更大的對美博弈砝碼。典型的事例則是2008年8月俄羅斯迅速揮師南下介入有美國背景的格魯吉亞內亂，并最終支持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獨立；2010年美韓軍演背景下的俄羅斯海陸空三軍在遠東和日本海的大規模軍演；同年，俄羅斯宣布啟動20萬億盧布軍費預算的十年強軍計劃；伊朗在核開發問題上提升了對美斗爭的聲勢，盡管2010年美歐出臺了超出了聯合國制裁范圍的新的制裁措施，但伊朗政府不僅沒有屈服，其反美、反歐的聲浪更加高漲。而近在大洋對岸的朝鮮更是于2009年4月宣布退出此前進行了長達6年的朝核問題六方會談，2010年3月則發生了看似無頭案的“天安號”事件，5月，發生震驚世界的延坪島炮轟事件。朝核六方會談進入僵局。

再次是盟主衰落，聯盟松動，美國的傳統盟友將出現離心傾向。美國的衰退勢必引發自身控制力的下降，從而導致聯盟內部的關系松動。典型的事例則是日本在普天間機場上的強大的反美民意傾向以及日本民主黨“脫美入亞”的趨勢。盡管伴隨著鳩山的下臺，以及美日軍演的持續進行，美日同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加強。但是，美日同盟結構性矛盾掩蓋下的日本并不是個正常國家，而是美國在東亞地緣戰略的民主橋頭堡，甚至是美國的附庸。美日同盟的非對稱關系決定了美日之間的深層次戰略矛盾依然存在，日本脫離美國的戰略取向并未消失，未來美日同盟仍有崩潰的可能。而對于在大西洋對岸的美國另一大盟友歐盟來說，美國的衰退將為歐洲人再次點燃歐盟崛起為世界一極的希望，歐元與美元爭奪國際儲備貨幣主導權的努力仍將繼續。2011年法國和英國在針對北非利比亞的行動中率先發起空襲，并火速承認反對派政府說明歐洲躋身世界大國政治舞臺的欲望依然強烈。如果未來歐盟能繞開北約，建立一支屬于自己的武裝力量，并加快與中國、巴西等新興大國勢力的戰略合作，不排除未來歐盟在軍事上脫離由美國主導的北約集團，并形成一支真正的獨立于美國的政治勢力的可能性。

第三是中國的影響力上升和美國的影響力下降導致兩國的戰略利益交錯碰撞，中美關系可能面臨前所未有的外交危機。21世紀，中美之間到底是選擇對抗還是合作？若是對抗，是局部對抗還是全面對抗？目前還不是十分明朗，至少，全面對抗的局面尚未形成。不過可以肯定，盡管經濟的全球化已經改變了傳統的戰略博弈格局，中美兩國的經濟依賴程度已經相當深厚，但是不可忽視的是，面對中國的強勢崛起，美國絕不會安然酣睡或作壁上觀。這是戰后美國歷屆政府所推行的全球霸權地緣戰略的指導思想使然。近年來美國宣布推遲在東歐部署導彈防御體系以及宣布從伊拉克撤軍，同時加強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已經成為美國戰略重點東移的前奏。2011年6月，在新加坡出席第十屆亞洲安全會議的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表示：“美國不會因為削減軍費和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而減少對亞洲盟友的安全承諾，美國將深化和提升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和軍力”。這說明美國不會輕易放棄在亞洲地區的霸權存在。面對中國在東亞國家的權力競爭優勢日益凸顯，遏制和圍堵中國或將成為美國結束反恐戰爭之后的下一個十年戰略目標。按照這個邏輯，未來美國在亞太地區加緊對中國的圍堵和遏制應該是可以預見的。根據美國一貫的外交傳統，未來美國或將動員所有可以動員的亞太力量，包括日韓、東盟、澳大利亞、南亞和中亞等，在經濟、政治、軍事、媒體等領域通過威懾、挑唆、策反、誘騙等手段全面圍堵和遏制中國。事實上，奧巴馬政府執政以來，這一遏制戰略已經在進行，典型的例證就是2010年以來大規模的美日軍演、美韓軍演，以及美國高調介入南中國海的中國領海爭端、對臺軍售、會見達賴、對華貿易制裁和對人民幣匯率的干涉等等。

多年來，中國一直奉行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美關系緊張并非中國愿意看到的結果，而是由于美國歷屆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其一貫的乖張和暴戾及其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霸權思維使然。目前的形勢來看，未來中美矛盾沖突仍有進一步升級的可能。如果真是這樣，那么，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里，中美之間全面對抗的幾率將大大上升，而合作的幾率將大大下降。　　

一大動向或將可以檢測未來十年美國的對華戰略方向和中美沖突的可能程度，那就是2001年阿富汗戰爭打響以后美國以反恐的名義在中亞多國建立的軍事基地的存留問題。2010年奧巴馬宣布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逐步從阿富汗撤軍，2011年5月，本拉登被美國擊殺，奧巴馬在接見擊殺本拉登的突擊隊士兵時重申將如期從阿富汗撤軍。作為反恐戰爭的一大標志性事件，本拉登的死亡為美國體面地從阿富汗撤軍鋪就了臺階。既然反恐戰爭已經取得重大成就，并決定從阿富汗撤軍，那么當初以反恐為名在中亞多國建立的軍事基地也就沒有理由繼續存留下去。不過，美國2012年的大選臨近，阿富汗撤軍計劃仍存變數。2012年大選以后，如果美國的下屆政府繼續執行撤軍計劃，并且在從阿富汗撤軍的同時，愿意撤出在中亞的軍事基地，這將意味著美國從西部牽制中國的戰略意圖消失，那么，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對中國的圍堵和遏制也勢必緩解。因為在西部失去牽制力的情況下，加緊在東部的圍堵和遏制已經變得沒有意義——這不符合兵戰邏輯。相反，如果美國仍然以各種理由保留在中亞的軍事基地，毫無疑問，這將非常明確的暴露美國進駐中亞的真實目的，那就是當初美國在中亞多國設立軍事基地的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配合阿富汗的反恐，也是為了配合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整體戰略，從西部牽制和圍堵中國，并試圖控制從里海通往中國的能源運輸通道（目前美國除了在阿富汗的10萬駐軍之外，美國在中亞多國的多處空軍基地駐軍人數在6000人左右）。如此一來可以預料，未來美國在東部必然會加緊對中國的圍堵和遏制，亞太地區尤其是中國周邊地區的突發事件將接踵而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里，中美全面對抗的風險將大大上升。

冷戰之后，經濟和貿易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國際政治和經濟格局加速轉換，意識形態的對立讓位于國家戰略利益的爭奪，實用主義成為各國處理國際關系的重要出發點。毫無疑問，世界大國政治勢力博弈的基本邏輯在于，任何一方都需要并企圖通過大國實力均勢的聯動來提升自身的影響力，從而避免從世界的大國俱樂部里被排擠出局。作為當今世界政治舞臺的主角，美國、中國、歐盟和俄羅斯，這四大勢力構成了今日世界政治的四大推手。其中，美國顯然處于優勢地位。同時，由于美國在北約中的主導地位，歐盟或多或少地受制于美國的態度。這就意味著，一旦有機會擺脫美國而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勢力，那么，歐盟將不會繼續甘居美國身后，而必然走上臺前。如果上述分析符合了世界歷史大國角逐的博弈邏輯，那么接下來的第二波更大范圍的政治勢力的聯動也同樣是可以預料的了：

其一是中歐關系將獲得加強。中歐距離遙遠，中國的崛起不僅不會對歐洲產生壓力，反而是歐洲借以抵消美國影響力的戰略機遇，有利于多級世界的形成。同時，美國的衰落必然導致美元的衰落，這將加速歐元與美元爭奪國際儲備貨幣主導權的步伐，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出口國，歐盟需要中國這樣的經濟大國以歐元為儲備貨幣來穩定和提升歐元的國際地位。而中國也需要借助歐元來抵消美元的影響力。同時，通過支持歐洲來平衡美國，從而加速形成國際政治和經濟格局的多元化。2010年歐洲爆發主權債務危機，中國宣布支持歐元穩定，并連續購買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的國債，為歐元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以來，中歐關系升溫的趨勢已經顯現。

其二是中俄戰略伙伴關系將繼續提升。作為美國全球霸權戰略的受害者，中俄戰略合作加深，可以加速美國單極霸權世界的崩潰。近年來中國影響力的上升有力的抵消了美國的影響力，這有利于緩解俄羅斯來自亞太地區美國的戰略壓力。同時，由于北約東擴的步伐仍在繼續，中俄提升戰略互信，可以使俄羅斯騰出手來在西部對付北約和歐盟勢力的東進。換句話說，在美國國力衰退的背景之下，俄羅斯離間北約和扭轉俄、美攻守易勢的戰略機遇或將顯現。俄羅斯要抓住這個戰略機遇無疑也需要中國在東亞地區的配合來牽制美國。同時，一旦俄羅斯在西部出手，中國則可以集中力量在亞太地區出手對付美國。此外，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可以為俄羅斯的資源能源開發以及遠東地區的經濟開發提供資金，中俄戰略合作的范圍和層次將大大擴展，這符合雙方共同的戰略利益。

其三是中東穆斯林世界和歐洲基督教世界的關系將進一步惡化。作為世界典型的具有宗教崇拜排他性的一神教文明，具有歷史傳統的十字軍東征和圣戰運動仍將是未來兩大文明世界的對抗主流。此外，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創傷需要兩代人以上才有可能獲得平撫，戰爭的后遺癥目前尚未完全顯現，穆斯林世界對西方世界的仇恨短期內難以消弭。雖然這兩場戰爭都是以美國為首，但是一直都伴隨著歐洲人的身影。美國在世界的影響力下降，必然引發穆斯林世界反美、反歐的聲浪高漲，歐洲和穆斯林世界比鄰而居，將是首當其沖的沖突對立者。自奧斯曼帝國衰落以來，穆斯林國家在與基督教世界的交往中便一直處于守勢，中東的地緣戰略位置和能源儲備更是歐洲爭奪的目標，美國的擴張遇阻，必然引來歐洲的覬覦。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或將迎來自奧斯曼帝國解體以來最為激烈的對立沖突。2011年，中東動亂，法國和英國率先空襲利比亞，早早介入中東亂局，凸顯了歐洲借助美國擴張遇阻的戰略機遇急于在穆斯林世界伸張權力的欲望。美國人還沒有離場，歐洲人就急于進來，中東穆斯林世界與歐洲基督教世界矛盾升級的趨勢已經顯現。

其四是中國與中東穆斯林世界的關系將獲得空前提升。歐洲與中東的矛盾升級，將促使依然處于戰略守勢的穆斯林世界進一步向外部尋求戰略合作伙伴。冷戰之后，美國的超強地位令穆斯林世界向外部尋求戰略伙伴的努力大打折扣。而今，美國的戰略收縮將為穆斯林世界的復興提供戰略機遇。2010年，中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一大制造業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急劇上升，有力的吸引了穆斯林世界的外交視線。中東國家與中國的戰略合作將提升穆斯林世界的經濟戰略安全。此外，中國歷來強調和諧的外交思想也更適合成為穆斯林世界的盟友。同時，中東的能源優勢將有助于中國的能源戰略多元化。2010年伊核危機升級，伊朗外交部發言人梅赫曼帕拉斯表示，如果中國愿意的話，伊朗可以考慮通過中國進行核燃料交換。2011年，北約空襲利比亞的當口，利比亞政府宣布將終止與美國和歐洲的所有經濟合作，并把合同的機會留給中國，而反對派政府則聲稱爭取盡快派出特使前往中國解釋利比亞的政治形勢，希望與中國加強聯系。這些可以看作是穆斯林世界向中國拋出橄欖枝的最新例證。伴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未來中國將可以在中東發揮更大的平衡作用。中國與穆斯林世界的友好合作符合雙方的戰略利益。

第五是俄、歐關系可能獲得緩解。這將取決于俄羅斯和歐洲主要大國的戰略覺醒和主體意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歐洲的主要大國英國、法國等和原蘇聯曾經聯手對抗德國的瘋狂擴張，換句話說，二戰中蘇聯和歐洲的主要國家是曾經的盟友關系。然而，二戰之后，由于美蘇對抗格局的形成，歐洲事實上是在北約的框架下被美國挾持了。整個冷戰期間和冷戰之后半個多世紀的東西對抗，歐洲和俄羅斯同時處于兩極軍事對抗的陰影之下，其根源在于美國對蘇聯首先發起的“遏制”政策。1946年2月22日，任駐蘇聯代辦的喬治·凱南向美國國務院發了一封長達8000字的電文，明確提出對蘇聯實施“遏制”政策，后被美國歷屆政府采納。蘇聯解體之后，華約解散，北約仍在美國的主導之下繼續東擴，俄歐關系依然處于對立狀態，這對于歐洲和俄羅斯無疑都是一種戰略傷害。如今，美國的國勢衰落，其駕馭歐洲的能力必然下降，這意味歐洲將有機會擺脫美國而成為一支真正獨立的政治勢力，而俄歐關系的緩和也意味著歐洲和俄羅斯同時面臨從美俄對抗的緊張態勢中脫離出來，這符合雙方的戰略利益。從根本上來說，俄歐關系的緩和進程可能更加取決于歐洲，而不是俄羅斯。因為從實踐的層面來看，這一戰略方向的轉變主要取決于歐洲能否擺脫由美國主導的北約的束縛，并形成自己獨立的軍事防御力量，這無疑不僅需要如法國、德國、英國等歐洲主要大國的戰略覺醒和主體意識，同時也需要相當的財力支持。因此，歐洲是否有能力構筑自己獨立的軍事防御力量才是擺脫美國并形成一支獨立的政治勢力的關鍵。

通過上述國際政治勢力的聯動分析可知，未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里中國外交形勢將很有可能出現兩個前所未有的狀況：第一個狀況是中美對抗或將加速升級。中美兩國一升一降的權力交錯或將難以避免。可以預料，面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中國的地緣戰略壓力仍將來自亞太地區尤其是中國周邊地區的美國的遏制和圍堵。第二個狀況是在亞歐大陸，中國或將第一次迎來同是歐洲、俄羅斯和穆斯林世界三大勢力共同的朋友這一絕佳時機。這樣一來，中國將有機會以俄、歐關系調停人的身份以及中東和歐洲關系調停人的身份出現在國際政治舞臺。如果這一國際關系格局果然出現，這將意味著自蘇聯解體以來，真正的多級政治格局將從此拉開帷幕，美國的單極霸權格局將從此逐漸淡出世界，從而有機會形成中國、美國、俄羅斯、歐盟和穆斯林世界這五大地緣政治勢力整體均衡的多極化國際格局。歸根結底，國際政治格局的轉換動力源于經濟格局的轉換。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分量上升和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分量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而這正是單極霸權格局向多極化均衡格局轉換的必要條件。

盡管未來中美對抗的風險有可能進一步加劇，然而，由于美國全球影響力的下降，世界多級格局的曙光出現，以及中國在歐亞大陸西部的俄羅斯、歐洲和穆斯林世界有可能同是中國的戰略盟友，因此，二戰之后美國在亞歐大陸所推行的“均勢”策略有可能失靈。中國的最高外交戰略目標應該是審時度勢，抓住歐洲和俄羅斯期待成為世界多級格局中重要一極的心理，支持歐洲脫離北約，并聯合歐洲和俄羅斯，爭取形成“三打一”的格局。這顯然將考驗中、俄、歐三家的外交智慧。一旦形成“三打一”的格局，結果必然是三家贏，一家輸。這符合歐洲、俄羅斯和中國三家的戰略利益。如此一來，在亞太地區，清除美國在中國周邊軍事存在的戰略機遇必將顯現。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新舊勢力的交替是歷史發展的規律，世界政治版圖的裂變已經不可逆轉，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是此次裂變中的上升力量，也正因為此，中國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勢力分化和重組的擠壓也將更為沉重和艱難。21世紀，中華民族要完成漢唐以來的盛世復興，要沖出美國在亞太地區所構建的圍堵和遏制，除了低調隱忍和苦練內功之外，尚需要一套切實可行且行之有效的地緣戰略框架和外交戰略思想，而這正是當前中國復興過程中所急需解決的問題。

當代西方地緣戰略理論的虛妄無法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　　

概括的說，當代地緣戰略學的前身又叫政治地理學，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地理學是在19世紀以德國的拉采爾和瑞典的契倫為代表所形成的一門專門研究地理自然景觀和政治現象之間關系的一個分支學科。在現代意義上的地緣戰略理論誕生之前，國際關系實踐中所運用的戰略理論確切地說只能算是“外交”戰略，還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地緣”戰略。而現代意義上的地緣戰略學則是從麥金德開始的。自20世紀初英國地緣戰略學者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學說誕生以來，地緣戰略理論就正式從政治地理學中分立了出來，并形成了一門更加接近外交戰略的學術理論。此后，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學說歷經美國人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學說和馬漢海權論的演繹和補充，已經成為二戰以來美國全球霸權角力最為重要的地緣戰略指導思想。不僅如此，其影響力早已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并深刻地影響著當今世界主要大國的外交政策取向。

然而，本書不得不說的是，世易時移，伴隨著高科技武器裝備的大規模應用，當今世界流行的地緣戰略理論已經過時了。在本書看來，這一方面是因為自從地緣戰略學從政治地理學分立出來以后，地緣戰略就逐漸脫離了地理自然屬性的分析，而演變成一門政治和軍事征服目標的設定，從而也越來越不像理論科學而是越來越像宗教教義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現代高科技武器裝備的大規模應用已經改變了傳統的地緣戰略現實，從而使地緣戰略理論暴露出不堪一擊的脆弱性。因此，重新審視和評估當前的地緣戰略理論的實用性就成為地緣戰略研究的當務之急。

眾所周知，近年來世界主要大國高科技武器裝備的大規模更新和應用已經改變了傳統的地緣戰略現實。如戰略遠程導彈、戰略核潛艇、戰略轟炸機、航母戰斗群、第五代戰斗機等等這些高科技武器裝備的大量應用，已經使現代戰爭的作戰半徑大大擴大，這無異于國家安全防御空間的大大縮小，傳統的距離和空間概念已經大為改變。在現代戰爭條件下，2000公里甚至是3000公里以內的區域已經從傳統的戰爭的大后方變成了戰場的最前線，從而也遠遠超過了地域狹小國家的疆域邊界防線。這種距離和空間概念的巨大變化意味著當今世界的外交戰略和地緣戰略必須服從于軍事戰爭的前線布防戰略。至少，當前的外交戰略和地緣戰略的指導思想已經不能適應現代戰爭和地緣戰略博弈的需要而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比如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日本和韓國，由于日韓兩國與中國一衣帶水，近在咫尺，與美國卻遠隔太平洋，距離日韓最近的美國領土也是關島、夏威夷地區。這就意味著，在中美軍事對抗的情況下，如果日韓結盟美國對抗中國，那只能讓日韓處于戰場的第一線，承受最為慘烈的武力打擊。而結盟中國對抗美國則至少可以把安全防線外推至距離東京和首爾3000—6000公里以外的關島、夏威夷一線。對于像日本和韓國這樣無論是在地域上還是心理上都缺乏戰略縱深的國家而言，3000—6000公里已經是日韓兩國本土防御距離的十倍至二十倍。結盟中國無異于大大擴展了日韓兩國的安全防御空間，其中的戰略利害顯而易見。這一事例足以說明，當代高科技武器裝備的大規模應用已經改變了傳統的地緣戰略現實，距離和空間已經構成地緣戰略和外交戰略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正像從陸權論到海權論和空權論的變革都伴隨著海洋艦船和空域飛機等武器裝備和科技應用的巨大變革一樣，地緣戰略理論從來都不能脫離武器裝備和科技應用的發展步伐。因此，現代高科技武器裝備的大量應用已經改變了傳統的地緣戰略現實，也使得當今流行的地緣戰略理論暴露出不堪一擊的脆弱性，同時，現實的巨大變化也勢必將引發世界地緣戰略和外交戰略思想的巨大變革。尤其是以離岸平衡者的姿態強勢介入亞歐大陸政治權力爭奪的美國來說，在地理空間上更是具有先天性地緣戰略缺陷。很顯然，從當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基地分布現狀來看，美國人并未意識到這一點，今天的美國依然沉浸在過時的全球霸權地緣戰略理論之中。　　

1904年麥金德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宣讀了他的《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文，轟動國際。1919年麥金德在其《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文中把他的地緣戰略思想歸結為三句話，即：“誰統治了東歐，誰就統治了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就統治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統治了全世界”。此后，希特勒的政治顧問、德國的地緣政治學家豪斯霍費爾把這一結論引入德國，深深的影響了希特勒的戰爭思想，也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并成為戰后美蘇爭霸以及當代美國稱霸世界的最重要的地緣戰略指導思想之一。當今西方世界流行的地緣戰略理論中，除了馬漢的海權論幾乎與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同時誕生之外，麥金德之后的地緣戰略學者如豪斯霍費爾、斯皮克曼、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人均不同程度的受到麥金德思想的影響。其中，豪斯霍費爾一生致力于麥金德思想的傳播；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學說致力于通過控制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實現對歐亞大陸和世界島的控制，其實是脫胎于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學說；基辛格的均勢理論致力于通過在歐亞大陸建立地區均勢來維持美國的全球霸權優勢，其核心思想仍是致力于主導亞歐大陸的政治格局；布熱津斯基的地緣棋手和地緣支軸理論所追求的全方位主導亞歐大陸的戰略指導思想堪稱麥金德心臟地帶學說和斯皮克曼邊緣地帶學說的混合變體。同時，深受麥金德思想的影響，他們的地緣戰略學說無一例外的都帶有宗教式的、非常明確的統治世界的目標指向，但是卻少有歷史經驗的佐證，從而致使當代地緣戰略理論更加類似于宗教式狂熱政治目標的追求，而并非一門邏輯嚴謹的理論歸納和理論演繹的科學學科。　　

歸根結底地緣戰略學并不是一門純粹的謀略學，而是一門帶有顯著方法論特征的、基于地理空間和國家資源的戰略決策學。沒有足夠的歷史經驗的總結和歸納，又如何求證真偽？又如何能夠透過理論的推理和演繹去指導實踐？如此無法求證而又缺乏邏輯的理論與宗教信條又有何異？也難怪如美國著名的地理學家索爾·科恩所言：“‘地緣政治’缺乏科學的界限。它是一種規范性的而不是經驗性的研究”（索爾·科恩*《古代和近代的地緣政治觀點》）。在本書看來，當前的地緣戰略理論既缺少“經驗性”，也不具有足夠的“規范性”，這一堪稱當代西方地緣戰略理論的致命缺陷凸顯了西方人自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以來最為典型的政治膨脹。從麥金德、豪斯霍費爾，到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其理論實踐的結果就是，德國想稱霸世界未成，被打殘成了兩半；日本想稱霸世界未成，被打殘成美國羽翼下的殖民地；蘇聯想稱霸世界未成，結果分崩離析；今天的美國再次因為稱霸世界的權力之手伸得過長而陷入險地。　　

自文藝復興以來，科技主義和功利主義主宰了歐美的精英階層，傳統的宗教信仰被掀翻在地，百年以來，西方人既缺乏對宇宙上天的敬畏，又缺乏對人性貪欲的收斂。自由無度，狂悖不羈，叛逆性格尤其突出的美國人沒有汲取德國人的教訓。從二戰后美國的地緣戰略布局來看，其地緣戰略的指導思想雖然由麥金德心臟地帶說結合了馬漢的海權說和斯皮科曼的邊緣地帶說，但其全球霸權地緣戰略仍然沒有脫離麥金德心臟地帶學說的巢臼。尤其是二戰之后美國最為知名的地緣戰略操盤手之一的布熱津斯基堪稱麥金德的忠實門徒，其地緣棋手和地緣支軸理論更是麥金德心臟地帶學說和斯皮克曼邊緣地帶學說的混合變體（參見布熱津斯基的地緣戰略專著《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深受麥金德思想的影響，20世紀的一百年里，世界政治波詭云譎，大國博弈此起彼伏，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最為驚心動魄的戰爭、殺戮和冷戰時期核對峙的恐怖。麥金德地緣戰略學說誕生以來的一百年正是人類歷史上最為血腥、最為恐怖的一百年。

附圖：麥金德在不同時期修改的心臟地帶和邊緣地帶范圍

其中從1904年到1919年的心臟地帶范圍的變化值得玩味

更加值得深思的是，從實踐的結果來看，麥金德的“統治論”并不成立。對照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及英國的外交傳統，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學說關于“誰統治了東歐，誰就統治了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就統治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統治了全世界”的結論似乎隱藏著一個巨大的政治陰謀。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學說已經廣為人知，一戰結束之后，麥金德的“統治論”更是傳遍歐洲大陸，尤其是對德國地緣政治的影響非常深刻，并深深影響了希特勒的戰爭思想。二戰中德國曾控制了大部分東歐，結果不僅沒能控制心臟地帶和世界島，反而被打個稀爛；深受豪斯霍費爾的蠱惑，二戰中日本與德國結盟也是為了從亞歐大陸東部控制世界島，結果日本被打成美國的殖民地（霍斯豪費爾曾任德國駐日本武官，極力主張日本與德國結盟，其生存空間和泛區域理論對日本戰前的地緣戰略影響深遠，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理論既是深受豪斯霍費爾泛區域理論和麥金德心臟地帶理論的影響）；二戰后美蘇爭霸，蘇聯帝國不僅控制了整個東歐，還幾乎控制了整個心臟地帶和大部分大陸東部的邊緣地帶，結果不僅沒能控制世界島，卻反而于上世紀90年代分崩離析了；50年代和70年代美國在朝鮮半島和越南發動戰爭同樣是為了從邊緣地帶控制麥金德所謂的世界島，結果折戟沉沙、鎩羽而歸。冷戰之后，北約東擴、海灣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美國借機從東歐、高加索、中亞、東南亞等多個方向打入歐亞大陸，企圖全方位控制亞歐大陸，美國的地緣戰略布局仍然和麥金德的“統治論”具有濃厚的血統關系。然而，其結果再一次令美國陷入泥沼，難以脫身。歷史的事實證明，麥金德的“統治論”似乎是專門為政治狂人量身設定的一座宗教式陷阱，它套住了德國，套住了日本，套住了蘇聯，如今又套住了美國。　　

歷史的結論證明了麥金德“統治論”的虛妄和荒謬，然而，它的影響力卻極為深遠。正如前文所述，當代的西方地緣戰略理論或多或少，幾乎都受到麥金德思想的影響。然而，如果進一步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結合作為島嶼國家的英國在歷史上對歐洲大陸一貫采取的“均勢”外交傳統，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學說堪稱20世紀最為成功的思想蠱惑和外交伏擊。英國人不動聲色的幾句話就成功伏擊了20世紀歐亞大陸的所有大國：德國、奧匈帝國、日本、俄羅斯帝國、蘇聯帝國。值得慶幸的是，20世紀由于中國的相對衰落而未能成為麥金德理論伏擊的對象。事實上，由于中國所具有的地理位置優勢，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文的結尾部分的確曾預言地處歐亞大陸東端的中國有可能被日本組織起來從東部邊緣地帶向西滲透，并重演匈奴帝國和蒙古帝國的西進路徑，控制世界島（這是西方“黃禍論”的起源，可能也是“中國威脅論”的起源）。　　

本書這個看似陰謀論的判斷除了可以通過歷史事實的“證偽”來推理之外，從麥金德理論誕生的背景和理論本身的分析來看也并非完全沒有道理：其一，其動機完全符合英國400年來一貫的“均勢”外交傳統。數百年來，英國人深知，只要歐亞大陸紛爭不斷，內耗不止，英國就能安然無恙、漁翁得利。非常“巧合”的是，其“統治論”的起點“東歐”地區正處于當時的四大帝國的交界地帶：德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而“心臟地帶”的范圍則進一步擴展到中國邊界。在當時地緣政治學尚處于“啟蒙”的初始階段，這顯然將激起周圍強大的帝國對東歐和心臟地帶的爭奪，這樣一來，歐亞大陸的戰亂和內耗必將不止，這正是英國所期待的，結果其理論誕生后的一百多年里，歐亞大陸的政治動蕩果然如此。其二，從整個20世紀以來的歐亞大陸的政治事態演變來看，一戰、二戰、冷戰以及冷戰之后美國的全球霸權，乃至今天北約對利比亞的空襲，英國人一直是游離在世界政治舞臺的主角之外，要么是看客，要么是配角，從不充當武力行動的主角，且都從試圖稱霸的國家的外交戰略實踐中大獲其利。其三，也是最為重要的，當時的政治地理學方興未艾，主流理論幾乎都是從人口、疆域面積、地理位置、自然資源、氣候環境等地理空間和地理資源入手分析政治現象，如拉采爾、契倫等人，唯有麥金德別開生面，創造性的從自然地理結合歷史分析入手，不能不說是一大發明，但是又沒能引證足夠的歷史事實來支撐他“統治世界”的結論。其引用的歷史依據主要是阿提拉的匈奴帝國以及蒙古帝國從亞洲地區穿過圖蘭低地對歐洲的入侵。然而歷史證明它們不僅未能“統治世界”，事實上，無論是匈奴人、突厥人還是蒙古人，他們甚至連麥金德所指的“心臟地帶”也未能統治，何來“統治世界”之說？其中被其引用的唯一最接近統治“心臟地帶”的蒙古帝國的命運則與他的結論恰恰相反，正是在控制了東歐之后，蒙古帝國不僅沒能控制心臟地帶和世界島，反而分崩離析、各自為政，形成了互不隸屬且相互攻伐的四大汗國和蒙元并立：欽察汗國、窩闊臺汗國、察合臺汗國、伊爾汗國和忽必烈元朝。　　

事實是無法改變的。所有這些歷史事實都令本書作者不得不懷疑，當年作為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的麥金德爵士拋出他的心臟地帶理論就是專門為歐亞大陸的政治狂人量身設定的一座宗教式陷阱。　　

如今，繼承了麥金德衣缽，被美國人奉為經典的全球霸權地緣戰略已經再次令美國力不從心、疲態盡顯。目前，美國在全球14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海外軍事基地370余個，海外駐軍30萬人。據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一家國際研究機構披露，2010年美國軍費開支超過7000億美元，占全世界軍費開支總額的一半，而且是全球軍費增速最快的國家。其軍費開支占當年聯邦財政赤字的55%左右，“國雖大，好戰必亡”。以本人觀之，美國注定要從其霸權位置上翻身跌落，不確定的只是具體的時間問題。

歷史不會重復，但歷史存在著共性。漢唐帝國、明清帝國已成昨日記憶，羅馬帝國、蘇聯帝國早已灰飛煙滅。如果不出本書所料，21世紀的第一個50年里，美國將復制兩千多年前亞歷山大帝國的解體模式（參見本書第一章），其霸權崩塌、分崩離析的命運勢必在劫難逃。面對全球政治格局的世紀裂變和大國勢力的分化重組，今天的美國正面臨著深深的身份焦慮。然而，中國同樣需要厘定自己的身份定位。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依靠30年來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功逐漸擠入國際多邊合作組織的權力中心，在世界的影響力日益凸顯。隨著中國的國力集聚愈加強大以及面臨外部遏制的壓力愈加沉重，中國人將逐漸面對崛起之前和崛起之后的雙重拷問，即中國如何才能突破美國的戰略圍堵，實現真正的大國崛起并贏得大國應有的尊嚴，以及崛起之后的國際角色的選擇。

今天，世人似乎對中國的崛起已經沒有質疑，更多的質疑是來自對中國崛起的戰略目標以及崛起之后所扮演的國際角色的疑慮，諸如中國威脅論，對此中國將如何做出回應？中國崛起的目標指向在哪里？崛起之后的世界格局將如何演變？是重建曾經的東亞朝貢體系嗎？是控制麥金德所指的世界島嗎？是取代美國的霸權體系以強凌弱嗎？還是建立一套基于歷史事實和文明多樣化的和諧共生的、可以被世人普遍接受的更加和平、穩定和繁榮的國際政治新秩序？這些問題似乎都要給出一個合理可信的答案。否則，目標的模糊以及對未來難以把握的不確定性，將越來越令中國人面臨比美國人更加懸浮不定和糾結迷茫的身份焦慮：自信時難免狂悖，自卑時難免膽虛。

事實上，今天的中國人在自信和自卑之間身份焦慮的對立已經浮現。比如近幾年一部分國人對GDP的盲目樂觀和對GDP的肆意貶低，以及面對“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和“中國統治論”在國內引發的“肢解說”和“捧殺說”等等，雙方交鋒不斷，勢如水火。在本書看來，不過都是因為看不清中國崛起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方向何在，以及政治信仰的缺失而產生的身份認同焦慮的體現。而這種身份認同的焦慮將深深影響中國人的崛起信念和復興節奏，甚至有可能釀成大禍，打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何謂真正的崛起？中國崛起的目標何在？中國崛起的地緣戰略如何？這些問題不僅對于西方世界還是一個謎，對于今天的中國人同樣是一個謎，至少，從今天中國的外交政策層面還看不出任何端倪。很顯然，面對中國的復興之勢，已經把西方世界帶入死胡同的以統治世界為目標指向的地緣戰略理論并不適合中國，也根本無法解決今天以及未來中國面臨的地緣戰略問題。比如當前的中國如何突破美國在中國周邊地區所構建的的戰略包圍圈？又如何反制美國對亞洲事務的強勢介入？沒有，不僅當前中國的地緣戰略理論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翻遍所有當代西方地緣戰略理論，也根本找不到適用于中國的答案。此外，二戰中德國和日本的戰敗，冷戰中蘇聯的解體，以及今天美國面臨的戰略困境等等，這些當代西方地緣戰略思想指導下的國際政治格局的演變現實也凸顯了其地緣戰略理論的虛妄和尷尬。

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看，如果一種地緣戰略理論不能幫助一個國家“由弱變強”或者“以弱勝強”，或者無法維持帝國至高權力的長期存在，那么，這就不得不令人懷疑，那些帝國曾經的輝煌成就到底是帝國崛起的實力使然，還是地緣戰略理論的指導使然？換句話說，地緣戰略理論的價值精髓在于可以幫助一個國家“由弱變強”，或者“以弱勝強”。至少可以幫助帝國合理的運用實力，提升實力，而不是耗竭實力。否則，理論的實用價值何在？如果以此來衡量麥金德心臟地帶學說誕生以來的西方地緣戰略思想，很顯然，實踐的結果證明，它們不僅不具備這一功能，反而是20世紀誕生的所有大國最終幾乎都被拖入了死亡陷阱。而且，沒有一個案例可以證明某個強國是因為運用了當代西方流行的地緣戰略理論而成功實現崛起，這實在是對當代西方地緣戰略理論的極大諷刺和戲弄。

眾所周知，20世紀最新崛起的大國是美國，同時，作為二戰之后國際政治最重要的主導性力量，美國也是當代地緣戰略理論的開拓者和實踐者。麥金德和馬漢之后比較著名的地緣戰略理論幾乎都誕生在美國，并不同程度的被美國的外交政策所實踐。如斯皮克曼、亨廷頓、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人。然而，美國真正運用當代地緣戰略理論指導外交實踐是從走出“門羅主義”開始的。即開始于二戰之后喬治凱南的“遏制”政策，喬治凱南也因此被稱為現代“遏制”政策的鼻祖。自此，美國外交的擴張戰略一發而不可收，并進一步由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學說結合了馬漢的海權論和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學說開始了美國地緣戰略的全球霸權布局。然而，不能忽視兩個基本歷史事實：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已經崛起為世界第一強國，資料顯示，1880年代后期美國工業已經躍居世界第一位，1913年，美國工業生產占世界工業生產的1/3以上，其中，鋼鐵、煤炭產量分別接近于英、法、德三國產量的總和。這足以說明在走出“門羅主義”之前，甚至是在一戰之前，美國就已經崛起為世界第一強國，換句話說，美國的崛起之功與當代地緣戰略理論無關。第二，正是由于二戰之后美國的全球霸權戰略導致了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50年代和70年代美國在朝鮮半島和越南戰爭的失敗促使尼克松政府開始戰略收縮。此后，經過80年代的國力修復，90年代蘇聯解體，美國便重拾擴張戰略。然而，其結果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兩場反恐戰爭再次把美國拖入持久戰的泥沼，脫身乏術。美國崩潰、衰落的聲音此起彼伏，又直接催生了希拉里的“巧實力”外交和奧巴馬的撤軍計劃。這說明二戰之后美國的全球霸權地緣戰略并沒有扮演積聚美國國力的角色，而是在耗竭美國的實力。　　

這就為外交政策實踐提出了一個疑問，那就是一種地緣戰略理論的提出是不是僅僅是一種宗教式的政治狂熱或者僅憑政治偏好可以任意設定一個宏大的政治和軍事擴張目標？地緣戰略的意義到底是幫助一個國家合理的運用實力、積累實力，還是消耗實力？既然是“地緣”戰略，那么，它需不需要結合一個國家的地理空間、位置和國家資源為前提，并明確自身的戰略優勢和戰略劣勢？它需不需要歷史經驗的佐證以及一定的哲學思想為基石？很顯然，這些都需要。正如前文所言，歸根結底地緣戰略學并不是一門純粹的謀略學，而是一門帶有明顯方法論特征的、基于地理空間和國家資源的戰略決策學，也是一門致力于積累實力和合理運用實力的外交戰略學。　　

通過研究美國在全球的軍事基地布局可知，美國的地緣戰略已經與資源和能源戰略緊密地捆綁在了一起，正是在這種巨大的經濟和戰略利益的驅使之下，美國的兵力投射遍及世界所有資源能源富區以及重要的戰略運輸海洋航道。透過美國在全球的軍事基地分布意圖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地緣戰略理論和實踐的側重點基本上都是單向的致力于全方位主導世界格局的實力運用，而從未考慮美國的“實力邊界”在哪里，也并不關注美國在地理空間和距離上的戰略缺陷以及實力投射的成本分析。仿佛美國的實力投射可以無遠弗屆，無所不能，然而事實卻遠非如此。這顯然是一個很大的理論和實踐漏洞。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除了美國所追求的全方位主導亞歐大陸的地緣戰略目標缺乏歷史經驗的佐證之外，當代高科技武器裝備的大量更新和應用所凸顯的距離和空間因素也顯示出美國強勢介入亞洲地區權力爭奪的地緣戰略具有不可忽視的先天性軟肋（后文將有更為詳細的論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地緣戰略決不是政治理論家一廂情愿式的政治狂熱或者僅憑實力就可以設定一個宏大的政治和軍事擴張目標，否則，世界歷史也不可能是新勢力崛起的振奮和舊帝國崩潰的沮喪相互交替的歷史而早就被昔日的強大帝國終結了。在本書看來，成功而有效的地緣戰略是致力于積累實力和合理運用實力的對外決策戰略。它需要歷史經驗的佐證以及哲學思想的支撐，同時還需要國家天賦資源和地理空間條件的配合以及成本和收益分析比較。脫離歷史經驗和實力資源支撐的政治只能是實驗室政治，而政治實驗的代價無疑是慘重的。　　

多年前的一個偶然的機緣，本書作者領悟到“天人合一”思想的存在，即人和生命作為宇宙天體的一部分，人和宇宙以及地理環境可能具有密不可分的因果關系。從此開始研究人和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這期間又一個偶然的機緣發現，一個國家的命運同樣與地理環境具有密不可分的因果關系。比如自秦帝國統一中國以來，為什么在黃河、長江中下游這個區域之內中國的政治版圖可以保持兩千多年的大一統狀態？這種大一統狀態在世界范圍內這是一個偶然的現象還是一種必然？循著這一疑問，本人進一步研究了2500年以來的世界帝國史，這直接產生了本書將要論述的第一個驚天大發現，那就是帝國的命運與帝國境內的山川走勢等地理環境具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從而得出了本書所要闡述的“地理動力學”的一般原理：“地脈聚合，則國家一統；地脈崩散，則國家分裂；地脈低矮短小，則國家疆域狹小；地脈高遠宏大，則國家疆域遼闊”。自公元前6世紀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地跨亞歐非三大洲的龐大帝國波斯帝國誕生以來，在東亞、南亞、西亞和歐洲地區誕生的所有疆域遼闊的超級帝國，如亞歷山大帝國、中華帝國歷代王朝、羅馬帝國、查理曼帝國、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孔雀帝國、莫臥兒帝國以及俄羅斯帝國和蘇聯帝國等等，沒有一個帝國的命運可以逃出上述規律。這是一個極具震撼意義的世界歷史的“地理大發現”。就在本人試圖運用地球運動的力學原理來解析其中的內在聯系時，卻出乎意料的又發現了本書將論述的第二個驚天大發現，這就是世界的山川地形走勢與宇宙星系圖形以及人類的基因結構圖譜具有某種驚人的相似性。這又是一個具有震撼意義的“地理大發現”。人類和地球作為宇宙星系的一部分，這說明生命的形成、地理地貌的形成與宇宙運動規律具有相同的天體力學原理。這兩大驚天發現則直接與中國人數千年來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產生了銜接，即人和宇宙以及地理環境具有密不可分的因果關系，一個國家的命運同樣和地理環境具有密不可分的因果關系，而地理環境的形成則與宇宙運行具有相同的天體力學原理，這就意味著天、地、人、事具有不可否定的內在聯系。這就是天、地、人三位一體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石。也正是本書作為原創性國家地緣戰略理論的重要思想基石之一。

如果以“天人合一”思想和歷史的“地理動力學”的一般原理來重新審視百年以來的西方地緣政治學的話，這無疑將是對當前西方流行的地緣戰略理論產生一種顛覆性的沖擊，這是其一。其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近年來由于高科技武器裝備的大規模應用，使得距離和空間的概念大為改變，2000公里甚至是3000公里之內的區域已經從傳統的戰爭大后方轉變成現代戰爭的最前線，同時也遠遠超過了地域狹小國家的疆域邊界防線，這就意味著一個國家的地緣戰略和外交戰略必須服從于戰爭前線的軍事安全防御需要。這一安全戰略現實的改變也從另一方面使得傳統的地緣戰略理論暴露出不堪一擊的脆弱性。因此，重新審視和鑒別當今世界流行的由西方人構建的地緣戰略理論體系已經刻不容緩。

政出于人，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麥金德的地緣戰略理論誕生之前，地緣戰略學的前身又叫政治地理學或地理政治學。所謂地理政治學，毫無疑問，地理是前提，政治是后續；地理是天然形成，政治是人力所為；地理是有自然規律的，政治是符合行事邏輯的；地理是宇宙運動的體現，政治是利益糾結的驅使。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地理體現天道，政治關乎人事。但天道和人事又具有內在的、必然的聯系，也是無法人為割裂或刻意回避的。天有運道，地有脈氣，人有精神。天無道，天不運；地無氣，地不長；人無神，人不活。如果把“天、地、人”看成是“器”的范疇，那么，“道、氣、神”就是“道”的范疇。在中國的傳統哲學里，“道器”之爭，由來久矣。但是，就天、地、人三者之間的關系而言，“器”雖不同，“道”卻相承。道、氣、神三者殊途同歸，淵源一統，周流往復，運轉不衰，這才是宇宙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之間的和諧共生之象。天生萬物皆循道，而人居其中。宇宙創造了生命，地球滋養了人類。所以，人類是受宇宙、地球力量支配的。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思想、行為在根本上就擺脫不了天體力學和宇宙運動的支配，也擺脫不了地脈環境的影響，這是人的主觀意志無法超越的。猶如花草樹木無法擺脫四季循環的支配而脫離春生冬枯一樣。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華于春，粟芽于室。這就是千百年來中國人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兩千五百多年以前，東方智慧的源頭之一、哲學思想巨臂老子就悟出了天、地、人三者之間的因果關系。“政出于人，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正是本書作為原創性國家地緣戰略理論的思想基石之一，我姑且稱之為基于歷史的“地理動力學”的國家地脈戰略學。

為了使讀者能更好的理解本書所要闡述的原創性國家地脈戰略理論，以及歷史的“地理動力學”的一般原理即“地脈聚合，則國家一統；地脈崩散，則國家分裂；地脈低矮短小，則國家疆域狹小；地脈高遠宏大，則國家疆域遼闊”這個世界歷史的地理大發現，在本書的第一章里，將帶領讀者從當前這個充滿詭異和喧囂的現實世界回到過去的2500年里那個狼煙四起、帝國征伐的時代，去感受和審視在亞、歐、非三大洲人類文明最為發達的地區所誕生的那些在世界政治舞臺上投射下匆匆背影而又創造了輝煌歷史的大帝國是以怎樣的方式從其王座上跌落的過程。包括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查理曼帝國、奧斯曼帝國、孔雀帝國、莫臥兒帝國以及俄羅斯帝國和蘇聯帝國。世界政治詭譎不定，大國興衰本是常事。但是，如果2500年以來所有曾經的疆域遼闊的陸上大國都是以同一種方式分崩離析，那就不是可以簡單用“巧合”二字來概括和解釋的了，這種現象的背后必然具有某種規律性的支配力量。本章通過對亞、歐、非三大洲眾所周知的帝國崩潰方式和崩潰進程的分析將讓我們清晰地看到，所有帝國從其巔峰上跌落、解體，都是根據其鼎盛時期統治區域內部不同的地脈水系構成了帝國分崩離析的各個單元，無論其帝國的宗教信仰、語言文字、種族膚色、政治體制、人口數量、疆域面積如何相同或不同，亦或多與少、大與小，甚至是否是同一個家族統治都無關其要，重要的是所有帝國的終極命運大體都是按照其疆域內部地脈水系的分界線最終分崩離析了。換句話說，帝國的崩潰和解體與帝國的疆域大小、種族構成、人口數量、宗教信仰、語言文字、政治制度等等這些構成國家的重要元素絲毫無關，而只與地脈水系有關。其中我們還會看到，不同地脈水系的區域即使依靠武力實現了短暫的一體整合，但終究還是會沿著地脈水系的分界線分道揚鑣，而且所有陸上跨區域大國的命運都是如此。地脈水系因素也是2500年以來所有陸上大國分崩離析的唯一的一個一致性因素。

在本書形成的過程中，作者曾經陷入深深的長考，那就是如何避免墜入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巢臼。可是很遺憾，作者既無法忽視歷史事實，也不能顛倒邏輯，歷史事實的邏輯指向就是：“地脈聚合，則國家一統；地脈崩散，則國家分裂；地脈低矮短小，則國家疆域狹小；地脈高遠宏大，則國家疆域遼闊”。

同時，根據人類文明最為發達的亞歐非三大洲所誕生的所有疆域遼闊的大帝國的崩潰進程，并結合其鼎盛時期境內的地脈水系特征，本文總結出帝國解體的三種模式，即：馬其頓模式、羅馬模式和印度模式。

本章的中國部分單列一節，也是本章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將進一步結合宇宙星系圖像以及世界地理地形，通過宇宙力學和地球運動的規律來尋找地球的中心和原點，同時結合兩千多年以來的世界帝國歷史和文明演進最終論證了中國不僅是世界地理的中心和原點，同時也是人類文明的中心和原點。此外，本章節還將根據“地理動力學”的一般原理，來解釋許多現代政治學無法解釋的歷史現象，比如為什么中國的歷朝歷代都是北方統一南方？秦統六國、漢滅楚、晉統三國、隋滅陳、唐取隋、元滅宋、清亡明、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等等，無一不是北方統一南方。以及為什么中國在過去的兩千多年里一直保持著大一統狀態？為什么中華民族曾經領先世界兩千年？為什么羅馬帝國身后的歐洲形成了崩散破碎的國家形態？以及歷史為何呈現了中國的“大一統”和世界的“小一統”等等，都將在本章節里找到答案。

本章的最后部分還將根據“地理動力學”的一般原理，結合秦漢帝國和羅馬帝國身后的演變軌跡來論證國家對外戰略與“地理動力學”的一般原理之間的關系，如歐洲自查理大帝以后，歐洲的歷代強權君主如神圣羅馬帝國的腓特烈一世、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菲利普二世、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拿破侖、德國的威廉二世以及20世紀的希特勒等等，都曾經試圖通過武力重整昔日羅馬帝國的霸權地位，然而，他們都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反觀中國的歷代強權君主卻一個比一個成功，相對于歐洲的強權君主，他們的命運堪稱冰火兩重天。如秦始皇之后的劉邦、漢武帝、隋文帝、唐太宗、明太祖、明成祖、清康熙等等，凡是采取強勢擴張戰略，試圖恢復大秦帝國一統天下之威勢的強權君主幾乎都獲得了空前成功，這和歐洲試圖恢復羅馬帝國榮耀的強權君主的失敗命運迥然不同。這到底是為什么？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歷史的必然？這些都將在本書的“地理動力學”里找到答案。

預判是行動的前奏，也是對未來的思考和前瞻。拒絕思考未來，就意味著將成為世界演變的看客而使自己的行為變得毫無意義。21世紀中華民族要實現百年以來的復興理想，重回盛世巔峰，以洗刷近代的民族恥辱，就必須對未來的世界以及主要大國的政治演變做出合乎情理的前瞻性判斷，并制定相應的地緣戰略和外交戰略。本書的第二部分就是在“地理動力學”一般原理的基礎之上，結合現代政治學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元素，以及近年來高科技武器裝備的大規模應用有可能帶來的外交戰略和地緣戰略的思想變革，對當前活躍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的主要大國未來可能的走向所進行的分析和預判，并提出了21世紀中國復興的地緣戰略和外交戰略框架。總體來說，21世紀世界將有可能形成一個全新的“一主四翼”的國際政治新格局。一主，即中國；四翼，即美國、巴西、烏克蘭以及土耳其或伊朗。這一未來世界格局的判斷主要是基于兩大事實：

其一是根據具有2500年歷史經驗的佐證和“天人合一”思想支撐的“地理動力學”的一般原理，中國所在的東亞“三太六江脈系”不僅是以昆侖山脈和青藏高原為中心源頭的亞洲地脈水系群的主導性地脈水系，同時也是世界的中心和原點，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中國必然是域中獨尊的天下共主，未來的中國將比18世紀之前做得更好；美國未來必將崩潰解體，但由于其所在的密西西比河脈系作為北美地脈水系群的主導性地脈水系，則仍然具有主導北美地區政治格局的能力，因此將構成未來一主四翼的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一翼；巴西所在的亞馬遜地脈水系作為南美地脈水系群的主導性地脈水系則具有主導南美洲地緣政治格局的能力，因此將構成一主四翼中的另外一翼；烏克蘭所在的多瑙河、第聶伯河脈系作為以阿爾卑斯山脈為中心的歐洲地脈水系群的主導性地脈水系，未來則具有主導歐洲地緣政治格局的能力，因此也必將成為未來世界一主四翼格局的中的又一重要一翼；土耳其或伊朗所在的波斯灣脈系作為西亞地脈水系群的主導性地脈水系自然也就構成了中東地緣政治的中心，從而成為一主四翼中的最后的重要一翼。

其二，如果以過去100年和未來100年作為歷史的大背景，毫無疑問，二戰之后歐洲已經開始衰落，1991年蘇聯的解體代表著蘇俄帝國正式進入衰退通道，2008年的金融危機暴露美國經濟的深層次矛盾，則是可以確認美國衰落的大事件。歷史的經驗證明，一旦一個國家或社會進入衰落階段，其衰敗趨勢將難以遏制。國家或社會自有它本身的運轉規律，所謂形勢比人強，其中的任何挽救衰敗的舉措都只能是下跌中的短暫反彈，而不可能是衰敗趨勢的翻轉。2500年以來，世界歷史上誕生的那些無數超級帝國，也只有中華帝國曾經幾次在衰敗之后實現了完美翻轉，如秦漢帝國之后，經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大衰敗，隋唐帝國再次實現了強勢崛起，此后歷經五代十國、南宋、清末民國時期等幾次的大衰敗之后，分別又有北宋、明帝國以及當前的中國崛起等等。其余的任何帝國無不是一朝衰敗，便萬劫不復。而中國的這一特例在本書的第一章節里將結合中國的地理地貌進行詳細的分析，這正是中國的天賦所在。由此可見，在當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四大勢力中，中國、美國、俄羅斯和歐洲，只有中國正處于國勢上升階段。如果在未來的50年里，這一趨勢不發生根本性改變，那么，中國將繼續中華民族一貫的復興步伐。同時，巴西作為新興勢力崛起為南美洲的地區主導力量應該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此外，由于俄羅斯和歐洲的繼續衰落，在歐洲人口和面積都具有一定優勢的烏克蘭崛起為歐洲的未來之星應該也是可能的，而在中東地區的穆斯林國家中具有一定優勢的土耳其或伊朗，將崛起為中東地緣政治板塊中的一個新勢力代表同樣是完全可能的。如此一來，2050年以后，世界將形成以中國為一主，以美國、巴西、烏克蘭和伊朗為四翼的未來世界“一主四翼”的國際政治新格局就是可以預料的了。

本書的基本結論是，2020——2030年，世界將形成一個過渡性的中美兩強格局；2030——2050年，世界將逐漸向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一主四翼”格局轉變，一主即中國，四翼即美國、巴西、烏克蘭、伊朗或土耳其。

該部分的第一章作為本書最重要的內容之一，重點分析了中國的國情現狀、中國的地理空間位置、現代高科技武器裝備的應用現實，以及中國在東亞地緣政治格局中面臨的形勢和戰略優勢等等，并結合“地理動力學”的一般原理，提出了未來中國“立足亞洲，經營亞洲，面向世界，擁抱世界”的整體地緣戰略構想，即“四角支點”戰略。未來中國如何清除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如何順利進入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及歐亞大陸的縱深腹地？又如何全力打造中國作為未來“一主四翼”的新世界格局中的“一主”而必須具備的塑造世界格局的能力？以及如何通過中美戰略優勢和劣勢的對比從而確定未來10年甚至是20年里中國的對美戰略？中國又如何收服日韓、整合東亞？如何解決臺海兩岸政治紛爭等等，都將在本節中有一個全面的解析和論證。

第二章節部分主要是根據“地理動力學”的一般原理，分析了美國的地理狀況，并結合美國的經濟以及美國政治制度的頂層設計的天然缺陷，提出了未來美國將面臨的九大亡國隱患，同時指出其避免亡國震蕩的四點可能的嘗試措施等等。并得出最后結論，即如果未來美國不能很好的解決內部的制度和戰略隱患，那么，2050年之前，美國將很可能復制公元前3世紀亞歷山大帝國的解體模式，最終分崩離析，一分為五。

在接下來的第三、四、五章節中，主要是結合地理動力學的一般原理，以及巴西、烏克蘭和伊朗三國的現狀，分析了在可預見的未來它們將崛起為地區主導力量的可能性。第六章節和第七章節主要是分析了未來世界的主要大國俱樂部中為什么會缺席俄羅斯和印度，以及歐盟和日本未來可能的結局。同時也可以從側面看出，由于俄羅斯和歐盟力量的相互牽制和抵消，二者將很有可能成為未來烏克蘭崛起的催生婆，而美國由于在穆斯林世界的伊拉克、利比亞等中東地區的軍事行動中部分地消滅了伊朗的潛在對手，最終將有可能成為伊朗崛起的清道夫。第八章節則是通過中西文明對比、中國的天賦條件以及未來中國可能的全球治理模式，即中國完全可以運用“地緣戰略雙三角”構架來實現金字塔結構之下的世界政治的穩定和均衡，并分析了為什么未來世界不可能形成如亨廷頓、保羅肯尼迪以及基辛格所言的“五頭政治”或者“六頭政治”格局，而必然是一個呈現金字塔結構的以中國為“主”的“一主四翼”格局。

本書最后的結語一章主要是根據中國兩千多年以來的歷史傳統和經驗總結，提出當前中國社會改革和建設過程中可能面臨的風險。以及面對當今世界的新社會形態、國家競爭和安全防御手段和方法的轉換、“超限戰”的社會現實等，尤其是面對世界范圍內所形成的諸多矛盾，如：信息的全球化與文明價值觀差異化的矛盾；資本的全球化與人口自由流動受限的矛盾；人口增加和欲望的膨脹與資源短缺的矛盾；科技變革的加速與人類道德提升滯后的矛盾；全球性權力結構失衡的矛盾等等，提出了加強國家競爭和安全戰略整合性研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所有這些建議和提示或許對21世紀中國的偉大復興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本書的寫作過程歷時近兩年，但是書中的大部分觀點和結論則是形成于最近十多年來筆者行走世界的觀察和思考。由于個人能力和學識的不足，錯漏之處或將難免，筆者將衷心歡迎各路高手的批評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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