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政哲學之思考（一）　　

夏天的小白兔　　

談古論今侃“大仙”　　

中午去取包裹，在大門口遇到一個老鄉，他沒有別的問題，就是有點鵝掌風。　　

幾年前到處求醫，還到我們縣的一個在網上聲稱專治白癜風的人那里求治過。記的前年曾告訴過相關調理的方法，然而去年某個時候我遇到他問情況怎樣，他對我這個“大仙”不色一顧。　　

今天，在大門口又遇見了他，在等包裹的時候，順便又問他手怎么樣了，他還是開玩笑似地說：“您快成大仙了！”。　　

我真有點后悔，自己干嗎那么多嘴！　　

回頭就思考關于 “大仙”的問題。《八仙過海》這個電影和電視劇，相信很多人都看過的。其他的關于神仙的傳說也不老少。現在開始終于有點明白“仙”為何物了。　　

首先，她是得道的高人。換句話講，她是個深諳宇宙大道或者說養生規律的人，鬧市也好，常人也罷，因為普通人對于中國文明的無知，又不看書學習研究，僅僅是重視世俗的觀念而不能接受和容忍她所認知并體認的真正的理念，不得不一個人或者是志同道合的人躲進深山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　　

其次，他是悟道、得道、修道、布道，并且為道而生，不怕身后劫難的偉人。毛澤東就是這樣的人，他在近代國運多舛、民不聊生的時代，結合中外理論深深地參透了中華民族的“天機”，并終生為之奮斗。為此所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父母不能盡孝，妻、兒不能保護，兄弟們為此丟了姓名，唯一健全的兒子“也被掛爐烤鴨”（袁騰飛語）在朝鮮，甚至直到如今還是被很多人詬病的對象，好像沒有他中國早已經騰飛到了火星上去了似的。　　

還有一些大師級的“大仙”，如：陸廣莘大師，雖然他學貫中西醫，但是，狐仙們寧可給那些豬狗不如的、披著“師皮的狼”們盡情表演，也不給陸廣莘機會，你有啥辦法。　　

好在現在大仙們多了，并且他們多是五六十年代的人，曾經當過毛主席的紅衛兵或者是紅小兵，而網絡現在本身就是共產主義思想得以傳播的最佳途徑，中國醫學的根本理論基礎就是人間大道——共產主義。人與人在外貌特征上盡管是不同的，但是構成人體的器官組織、骨骼、特別是能夠使人體的各項機能得以正常發揮作用的經絡是完全相同的，故就這個經絡體系來講是具有共產主義或者說共有主義性質的，因為只要是同一類疾病，他的反應是一致的，調理疾病的技術和方法也是一樣的，并且是純天然，無污染，效果明顯。如果有點“污染”，那也是對于今天醫療保健方面的污泥濁水加以滌蕩，還我一片青山綠水、幸福家園。　　

再次，也是略懂一點華夏文明一點皮毛，利用人們普遍對于中國醫學的無知，對健康的積極追求，而去創立所謂的“新宗教”的“高人”。這種人利用人們的天真、幻想，特別是在時代變化無常的時期——人們普遍不能認可、不能接受的一些有悖社會良知的思想、風氣，而自己（眾多的個體）又無能為力，以虛幻的“事實”、空洞的說教，引誘人們創立所謂的宗教。這些“大仙”們，到頭來紛紛成了別人顛覆新中國的工具。　　

過去的朝代里，道教之所以會成為老百姓揭竿而起的組織，包括近代的義和團的英勇抗擊外來的八國聯軍，我們都可以看到中國原始“宗教”的痕跡。其實，這和中國《黃帝內經》所秉持的的醫政宗旨是根本背道而馳的。我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像西方一樣，出現這樣那樣的宗教，是和在漢朝（甚至春秋戰國以前，甚至遠古時期）對于宇宙、大地和人及其三者之間的關系——大道，都有了極為深邃的認知分不開的，要不在遙遠古代就不會出現“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　　

但是，這種對于“道”的認知與實踐的相結合是相當困難的，原因是大道無形，對于其實踐動輒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尤其是對于社會的發展進步來講更是如此。　　

當然，建立在道（規律性）的認知上的術則是立竿見影。由于人的認知“道”和“理”的程度不同，付之于實踐的深度和廣度也就必然不同，產生的結果也就有了本質的區別。　　

“揠苗助長”的故事我們都知道，然而我們歷史和現實社會生活中“揠苗助長”的事物多亦。我們的孩子不是天天在“助長”嗎？從小對英語的學習是在挖掉本民族文化之根，中小學拿掉那些魯迅、狼牙山五壯士、雷鋒等等猶如取消文化之魂；大頭“娃娃”們，應該是因“腦容量的增多”而智力超常；膽結石、腎結石的孩子和人們更應該“感謝”三酯氰胺奶粉，因為是“她”使他們成為“石人”，要知道孫悟空就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石人，看來我們需要解放思想，重新評估那些具有“創造”石人的人們，最好授予他們“諾貝爾獎石人獎”，也能填補我們在這一方面的空白。這次疫苗問題，請大家放心，沒有什么大不了的，最多也只是“揠苗助長”而已。　　

普羅的人們，誰又能不被“揠命助生”呢？大米、玉米、大豆油都是轉接因的，地溝油肯定也有轉基因的股份，雞、鴨、魚、肉、蛋都是催生的，蔬菜也是被“助長”的，所以我們的人體也實在是難以逃被“助長”命運，這樣看來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疾病也就“迎刃而解”了。　　

而非“揠苗助長”則不易也。因為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多也。事物之生長收藏，有其固有之道，而人們視之無益，棄之于野，多不耕耘。此，孔子及其弟子僅求之于儒，而棄之根本——道，帶來的負面影響不能謂之不巨。近代以來，十三伢子，好不容易找到并回歸了人間正道，然后人罔之、顧之、棄之、舍之，奸人、賤人、小人、敵人則反其道撿之、用之、恨之、怕之，故揠苗助長、陰陽混亂、六根不凈的事物焉能不現？　　

好在宇宙大道不是以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特別是不會以5%德人意志為轉移的，這一點早已為史實多次證明。故才有人們常說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兒的“河”就是“道”，無論是“河西”，還是“河東”都不能超過“河”的堤壩的界限，這種距離可以理解為人們所能承受的限度，因為中國醫政哲學的根本就源于這種天地人的三位一體的道——規律性，所以華夏文明才有了天干地支的紀年法。　　

這種紀年方法不僅僅是反映自然地規律，它同時也反映了社會及其事物發展的規律。新中國六十年來的歷史已經充分證明，圍繞社會主義制度和道路的探索，我們已經具有了正方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只要我們真正的共產黨人不是瞎子、腦殘、和極端教條主義者，就應該深刻地洞察我們的國情、族情、敵情、我情，找到進一步推進經濟、文化、社會改革，包括政治改革的著力點——現在的中國不會有任何敢于單挑或者聯合起來對中國直接進行打擊的國家，除非內部反動勢力和漢奸流氓賣國賊的幫忙——先自亂陣腳。從歷史上看，秦朝已降，任何一個統一的王朝都不是亡于外敵，而是亡于內部的腐敗和內奸。老百姓都知道一個簡單的道理——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導師們也早就發出諄諄教導：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共產黨出問題還是出在內部；赫魯曉夫就睡在身邊等等。還有一些諺語:婊子難養，家賊難防；明槍易躲，暗箭難擋。這些警句就是告訴我們，要時刻警惕那些離“河”太遠的言行。想一想，近年來我們在經濟、文化、醫療、農業、歷史、軍隊等等方面，已經出現了多少漢奸，而且最為可恥的是他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道貌岸然、嘩眾取寵、坑國害民、禍害百姓，最為可恥的是還有人如蠅逐臭，給他們提供舞臺。這些亂象表明，否極泰來，不是是不是來、會不會來，而是必定要來——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最后的一種“仙”，其實只不過是一些對中國醫學的基礎理論——：五行理論、經絡理論、陰陽理論等略知一二，對存在于民間的一些調理疾病的方法和技術掌握三四，再加上“特別能忽悠”的一些人。比如張悟本之類。這些人，多說僅僅是為了混口飯吃而已，無他而。　　

關于中國醫學為什么會造就那么多“大仙”的問題，個人以為主要原因是三個：政府相關部門，歷來（從舊社會，最早可以從1822年）就不重視，即使是口頭上重視，也往往是光說不練，看一看每年對于中西醫的投資天大的失衡——中醫占比例不足5%,就知道了。　　

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所培養的中醫生，大多是半吊子，離開機器設配根本不會看病，也看不了病，還能叫中醫生嗎？中西醫結合真地是把中醫給害苦了，弄得中醫男不男、女不女。長期的西化教育，特別是西醫是“科學的”、是可以“重復實驗”的，使人們存在著嚴重的“從眾”、“從科”心里，即使是人財兩空也在所不惜——因為空是空在了“科學上”。　　

害人的保障“城市老爺”的醫療制度，我們那些“老爺們”，絕大多數都是在積極地去“尋死”，他們雖然不是“兩空”，是人去一空（另一空是空的國家的財富），卻帶來了及其負面的效應——老百姓的從眾心理和無知，就只能是步其后塵——因為“西特勒”代表的就是“科學”。　　

魯迅先生，中傷過中醫，不過我到認為他揭露的是庸醫，而不是中國醫學。也許先生在日本學過西醫，沒有解開庸醫導致其父死亡的心結，最終因為沒有得到中醫的呵護，過早的（56歲）失去了生命；郭沫若先生也是近現代文化界先鋒人物，也長期在日本留過學，對中國醫學缺乏認真的研究，才聲稱他一輩子不看中醫。這些先生們盡管他們對新中國及其文化事業做出過貢獻，但是，我們不得不說他們對于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核心文化——中國醫學文明的無知，至今依然產生著極大的負面影響——中醫現在的悲慘命運，除了“肉食者鄙”以外，與他們也脫離不了干系。不過瑕不掩瑜，他們，特別是魯迅先生的精神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至于本人也要向郭老“學習”，就是不敢去看現在的“中醫生”，原因是他們多數是中西醫結合聯姻出的犧牲品。　　

最后，給“肉食者們”提點建議：　　

1、中國的醫學不僅僅是現在中醫院的中醫，中國醫學方方面面、十八般武藝都在民間，應該對它們進行挖掘、整理、充實、提高，不能以“科學”的名譽，先設門檻，那樣做無異是對中國醫學的有組織的趕盡殺絕。如果不敢相信中國醫學的治病效果，可以舉行民間愛好者或者中醫大家們與任何西醫大家的大比拼，通過擂臺進行比較，看看到底是西醫和中國醫學“哪個是騾子”。　　

2、對于民間的行之有效的祛病技術、方法要加以鼓勵，取消不平等的政策，如：西醫殺人合法化，而民間的行之有效的祛病技術萬一出現意外，則是罪不可赦。　　

3、加速中國醫學醫生（不是傳統郎中）的培訓。過去有一個誤區，一直強調中醫培養的特點——師徒式，其實不然。“師徒式”是僅限于傳統的落后的模式，在這一點上我們要解放思想，把我們的思想解放到中國醫學應該擁有的本來面目——十八般武器樣樣俱全。針對不同的技術特點進行培訓，以“治未病”為主，以“祛病”為輔，擴大我們的醫療服務業，這樣既能減少國家的財政負擔，又能夠增加就業，何樂而不為呢？。　　

4、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不能把中國醫學的智慧僅僅看作“去病健身”學問，她包羅萬象：包括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天文、歷法等，她是中國文明和文化之根，后來的儒家等百家學說只是在政治學、社會學和管理學等方面的一些具體論述。這些學說，特別是儒學作為中華文化的“代表”是不完善的，因為歷代統治者盡管都在大力倡導儒學，只不過是把它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離人間正道相去甚遠甚遠，故每一個朝代根本不可能擺脫歷史周期律。中華文化與文明的復興的起點和基石應該遵循人間正道，這早在幾千年前就是中國“仕”的座右銘——不為良相，即為良醫，由此看來，治人之國和祛人之病，道理是相通的。　　

如果中華民族真正地要實現崛起和復興，必須來一場“文明的復興”，但她絕不是歐洲的文藝復興，而是人間正道、宇宙大道的復興。如果說有什么可以作為我們文明的指南，可以毫不客氣的講：　　

古有《黃帝內經》，　　

今有潤芝澤東 。　　

萬法歸宗在此，　　

實踐鬼邪無蹤。　　

燕雀不是大鵬，　　

斑鳩不是雄鷹。　　

何愁百鳥朝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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