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氏璧的故事是很著名的，二千多年前，韓非子拿這個故事來比喻了懷才不遇的悲劇。和氏璧是自然之寶，但玉藏于璞之中，“法術之士”或“智法之士”懷國家所需之寶，當他們的理論主張（所謂“帝王之術”）藏而未露之時，也只是璞而已，是“帝王之璞”。

和氏抱璞懷璧不遇，以至被斷了兩足，與當時“智法之士”很難受到重視，并且會受到迫害，有某種相似之處，可以用來作比喻。　　

“智法之士”的典型人物是吳起與商鞅，他們用他們的一套理論主張對治理國家作出了杰出貢獻，結果卻遭到了最悲慘的結局。　　

如果說，和氏抱璞懷璧不遇，是含著悲劇意味的種子，那么這粒種子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竟然長成了吳起與商鞅的悲劇的大樹。　　

韓非子發現了和氏璧故事的文化價值就是它的悲劇性，并且正好可以對應于吳起商鞅的故事，就寫成了《和氏》這篇不長的文章。　　

和氏璧故事涉及三代楚王（武王，文王，成王），而不僅是一代楚王。前兩代楚王都信了“玉人”（能鑒別玉石加工玉石的專業人士），認為和氏獻來的是石而不是玉，于是“以為誑”，即犯了欺騙的罪，于是將和氏斷足，獻了兩次，斷了二足，第一次被斷左足，第二次被斷右足。失去兩足的和氏的悲憤可想而知，他“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血。”　　

斷足就是“刖”，是一種刑法，當時的刑法還有“肢解”、“車裂”之類，用于吳起商鞅者即是。這些，豈不也是“法治”？看來，是國家總得要使用一定刑法來治理，把刑法像青銅器一樣放進博物館的時代，距離人類還十分遙遠，但人類應當一步一步地接近這個目標。在還不可能“刑措不用”的年代，問題只在于，刑法用于哪一方面？為哪一方面所用？　　

韓非子所說的“法術之士”或“智法之士”，并不是狹隘指懂刑法用刑法的人，而是指吳起商鞅這些用他們的一套來治朝廷、治社會、治經濟、治軍隊、治文化，讓國家走上耕戰強國之路以立足或爭霸于天下的人士，他們的一套名之曰“以法治國”，是指一條政治路線，與“禮治”正好相反，他們認為“禮治”那一套不管用，而且是誤國、害國的。與“禮治”不同而對立的一套是“法治”。“禮治”、“法治”是較大概念，在關系上，它們是對立對應的。所以，韓非子筆下所稱的“法治”，不可等同于我們今天的“依法治國”。　　

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于耕農，而游士危于戰陣。則法術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禍也。　　

就是說，如果君主采用了“智法之士”的主張，就會得罪到上上下下這些自私惡劣而有一定能量的人。韓非子看到了這種尖銳嚴重的對立，他主張的以“法治”為標幟的“帝王之術”的實行，必然唯有在這種對立之中開辟自己的前進之路，障礙很大，困難重重，須得披荊斬棘，而不可能是直情遂意的。一旦“人主”向往往以“禮治”為標幟的那一方傾斜，那么這一邊就其道不行了：　　

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　　

情況有時確實就是這樣，于是舉出了吳起商鞅的事例：　　

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裁絕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于楚。　　

吳起可真慘。商鞅也是這樣，其法讓秦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結果秦孝公一死，商鞅被秦國“車裂”。韓非子總結說：　　

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　　

韓非子舉出這樣的歷史經驗，是為了說明他的國家當前的情況：　　

當今之世，大臣貪重，細民安亂。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而明己之法術哉？　　

韓非子對他當時現實情況的估計一點也不樂觀，歷史的結局證明，韓非子的憂慮沒有夸大，戰國七雄之中，唯有“秦王掃六合”，一統天下，而其它六國，都被風卷殘葉一樣滅亡了。　　

正如賈誼《過秦論》所說，秦始皇是“奮六世之余烈”，秦國經過了六代君主的“法治”，才給秦始皇打下了“振長策而馭宇內”的基礎。而這基礎，最初是秦孝公時代打下來的，“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斗諸侯”，內政外交是貫徹了商鞅制定的這一套。雖然商鞅慘遭不幸，但他奠定的基礎仍在，秦國總的來說也并沒有丟掉商鞅所制的國策。　　

后人，包括司馬遷，在評說到商鞅時，認為他之遭不幸，有他自身性格行為過于苛刻寡恩的一面，而如果在行其“法”的同時，能寬厚一些（意即兼顧到“禮”），就不至于有那種悲慘的結局，而如果秦惠文王不那樣殘酷絕決地對待商鞅（也兼顧到“禮”），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他，才是最為恰當的處理。這些，都是后人所說的“禮”的空話，如果對立雙方都能這樣冷靜、理智、有“禮”，當然很好，但歷史卻往往不是這樣的。所以，“禮”一方面被視為虛偽無用，沒有人會真正采用它，它只成了偽飾而已，另一方面確實又成為揮之不去的一種理想境界，孔子成了這一理想的思想家而為人尊崇景仰，另一方面又為人垢病。一切怎不令后人感慨系之。　　

歷史總是既作為經驗，也作為教訓，而存在著，真正人道的路曲折而漫長。　　

韓非子把吳起商鞅視為自己的主張的英勇而不幸的前輩，把和氏抱璞懷玉而遭刖雙足引以為譬喻，他的悲憤可想而知。《和氏》篇實為《孤憤》篇的一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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