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憤》篇很有名，因為司馬遷在《老子韓非列傳》中寫道：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呼，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也。

那么韓非子有何“孤憤”？他想要怎樣？

《孤憤》篇開頭一句話，就為他認為國家最需要而他最贊賞的人，高標出一種了不起的性格特點，或者說是政治品格：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

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

我們知道，這種“明察，勁直”的品格，有可能會遭到另一種形容：

陰賊險狠，與人異趣。（蘇洵《辯奸論》）

往往可以用這樣的可怕的古語來評論、勸說，以至指責他們：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

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史記》之《商君列傳》，趙良引用來勸說商鞅。）

還是要看具體“明察”到了什么，對這些該不該“明察”？該不該“勁直”地予以矯正？

首先，韓非子針對可能有的對于“明察”而“勁直”的“智術之士，能法之士”的指責，作了一個嚴正的回答：

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

什么樣的人才是真正的“重人”？韓非子說：

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

既然如此，為什么“智術之士，能法之士”反而會被污蔑為“重人”呢？因為他們：

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奸行。

所以，他們是嚴重對立的：

智法之士與當途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

韓非子這一描述，至少可以說，反映了戰國時代諸侯國中的普遍現象，還可以向前延伸說，是春秋戰國以來各國都存在的常見現象，而不只是他所在的三晉之一的韓國才有的現象。“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

那么，“重人”是怎么“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的呢？“重人”在四個方面得到助力，叫做有“四助”，所以他們才“重”起來，“力能得其君”，“外內為之用”：

1,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外國要來辦事，也要通過他才行，要不然辦不成，于是引起與諸侯國的爭端。）

2,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為之用。（百官靠他才得上升，為他所用。）

3,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國君的左右近臣也為他所用。）

4,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知識精英也為他所用。）

造成了這樣的結果:

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這整個說的是“人主”大權旁落，奸臣盤根錯節當道的情況。

如果“人主”與“重人”本是一致的，“重人”就更“重”了，得國君之“信愛”，“官爵貴重，朋黨又眾”，舉國沒有說他不好的，那么這種情況對“智術之士”當然十分不利，有“五不勝”：

1，以疏遠與近愛信爭；

2，以新旅與習故爭；

3，以反主意與同好爭；

4，以輕賤與貴重爭；

5，以一口與一國爭；

不利的情況還不止此，“智術之士”往往成年累月很難見到“人主”，而“當途之人”正好相反，他們能“旦暮獨說于前”。

“智術之士”處于以上所說這樣糟糕的境況下，與“當途之人”是“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焉得不危”？

于是迫害也就隨之而來：

其可以罪過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

韓非子指出：

當途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

這些人上下一起，使“國家危削”，真是“大罪”，而又“弗禁”，則為“大失”，這樣“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以上，就是韓非子的“孤憤”。對于如何消除上述嚴重弊端，從而不再使“智術之士”產生“孤憤”，他沒有拿出好辦法，唯有勸說“人主”能夠有英明的見解和相應的措施，并且用“國家危削”來對“人主”猛敲警鐘。他盡了他的所思所能。

秦始皇讀到韓非子這樣的文章，說，“嗟呼，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說明秦始皇與韓非子大有同感，說明韓非子所言確實不是孤立現象，而是普遍現象，并且是一種難以克服的頑癥，秦國也不會例外。

這些且不說它。我們要考察一下，孔夫子有沒有這種感受？他持什么態度？從這種比對中可以得到什么樣的啟示？

首先，孔子是巨儒，“禮”的大專家，其政治理想是“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追求夏商周三代強盛時那樣的“君君臣臣”，天下一統，不滿于天下的分崩離析、爭強欺弱、諸侯爭戰，這個心情和要求，不能說完全不對，只是他要通過“克己復禮”的途徑來實現，精神上雖有“唐吉訶德”式的偉大之處，事實上卻是一種倒行逆施和空想，行不通，沒有人會聽他的。

略去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從形式上看，韓非子感受到的，孔子也有感受，只是對待的態度，與韓非子是兩樣。韓非子認為“不可兩存”，非此即彼，而孔子主張的是“中庸”之道；韓非子認為不是放棄真理，就是迎刃而上，孔子認為可以有一條中間道路。

《孔子家語》的《三恕》篇，記載“伯常騫問于孔子”：

敢問正道宜行，不容于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

這里提出的，是一種“二難”或“進退兩難”的問題，并且是“士”們都會面對的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與韓非子所說的“智術之士”面對的困境，撇開具體內容，是形式一致或有相通之處。但“伯常騫”卻沒有表現出韓非子那樣的“孤憤”，他似只是左右為難、郁悶而已，應該說，這是意味深長的。

孔子如何回答？他先是大嘆“伯常騫”的這個問題提得辯證，說得明白：

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

然后就說了一大篇話，從中可以看出，這個惱人的“二難”問題，夫子也一直多方面思考著的，考慮來考慮去，還是只有遵循一條“中庸”之路為宜：

1，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

2，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

3，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不終，徑易者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敝；

4，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焉，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后，見像而勿強，陳道而勿拂。

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可見，孔子考慮來考慮去，認為取“養世”的態度最宜，就是不管“世”是什么狀況，“君子”最終要立足于“養”好自己，根據“世”的情況，來把自己“養”得安安全全逸逸當當。方法就是所謂“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后，見像而勿強，陳道而勿拂。”，要曉得輕重，有時不要走得太前，有時也不要走得太后，要察顏觀色，適可而止，聰明乖覺，真是“明哲保身”。

《家語》中這個意思，在《論語》中是可以找得到佐征的：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禮之用，和為貴。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無可無不可。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有趣的是，《家語》中的主張“中庸”的孔子，最終竟然走進了老子境界：

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

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用孔子的這些主張，可以去說服韓非子從“孤憤”中解脫出來，當時定然是有人這樣勸告過韓非子的。

孔門記載孔子的主張，還可見于《中庸》，是與《家語》一致的：

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時而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而不悔。

《大學》：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

總之，“明哲保身”一語雖不出自孔子，孔子的主張中卻是充滿這種“中庸”之道的。但是，孔子也就是“明哲保身”而已，他是講究“君子”的品格的，他與不講品格的一切劃清了界限，我們不當忘記他的名言：

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

從這句名言來說，孔子與韓非子是高度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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