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華文化的故事演繹
作者：老田
文學作品實際上都是根據一定的主題思想來展開的，東方和西方都一樣，不過在主題思想上分歧比較大而已。西方近世的文學作品，許多是為了實現個人欲望不想受到任何制約和克制而展開，基本上可以說是為自由而藝術。
中國特別是在毛澤東時代，許多文學作品是為了實現共同利益和解決共同的難題個人利益必須退后而作，在西方個人利益相互分割的常態下，這種寫作被說成是“為政治（為少數統治者）而藝術”。毛澤東也反復強調我們的文藝“要為千千萬萬的工農兵服務”，教育也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雖然西方人有理由覺得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是異端，但是對中國人而言，這在久遠的中華文化傳統中并不特別具有開創性，唐代的韓愈就已經主張“文以載道”，而“代天地立心”、“為往圣繼絕學”的治學理念，其歷史也一樣久遠。這實際上體現了突出共同利益和公共秩序的中心地位，與要求個人“克己復禮”的中華文化源流一脈相承。不過中國的精英主義者倒是愿意抄襲西方人的觀點，特別樂意把它說成是文化專制和政治高壓。
不管怎么說，《紅樓夢》也是主題先行的“文化專制”的成果，也是“為天地立心”的藝術。而且作者還毫不遮掩地首先把主題思想明確表述出來，惟恐人們不知道他的苦心。
一、《紅樓夢》所演繹的主題思想
從根本上講，《紅樓夢》很好繼承了中華文化的悲觀底調，闡述了個人不能脫離社會而幸福的“專制理念”，斷言沒有人與人的真誠關懷，任何個人都沒有能力把握自我的命運和未來，即哪怕你聰明絕頂、機關算盡也是枉然。
正如民間諺語所言“《紅樓夢》中無壞人”，《紅樓夢》不是那種忠奸分明、善惡對比明顯的淺薄的警世之作，也基本上走出了“善惡到頭終有報”的俗套。惟其如此，《紅樓夢》也能夠非常理想地承接中華文化的深刻信息，演繹事關全人類命運和未來的睿智思想。
據筆者體認，中華文化產生于氏族社會解體的時代，其悲觀底調是中國哲人在思考道德自覺喪失、個體利益和群體利益出現分化之后，認定此后實現社會整合困難因此社會也不免于爭端頻仍，所以在社會上實現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相應地缺乏可以依靠的力量。最終由于沒有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實現，人們也將無法更好地實現自身的利益和合理地把握自己的命運，而人口中弱勢階層的命運就更加值得關注和同情。正是對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和弱勢階層利益實現上的憂慮，決定了中華文化的悲觀底調和缺乏所謂的樂觀向上的精神。而這樣的難題直到今天也仍然沒有解決方案，個人利益和整體利益的分化、局部利益和全體利益的不同，仍然空前嚴重地困擾著今天的人們。
對整體利益棄置不問，對全人類的長遠利益漠不關心，放任個人主義和精英主義，才是真正的“致命的自負”。如果考慮到兩次世界大戰這樣的事實，結合今天的武器進步，這種致命的自負的惡果在今天，已經足以破壞人類的種群延續過程和毀滅全人類。這很容易讓人回想到愛恩斯坦的著名預言：“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人們會用什么武器，但是我可以肯定第四次世界大戰人們一定是用棍子”。
無論實現整體利益有多么困難，也應該“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無論克制個人主義多么難以實現，我們也不能不盡力克制。因為沒有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實現，個人的根本利益也無從落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誰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個人的智慧與努力，無論多么杰出，都無法抵消周圍許多人的不合作所帶來的消極后果，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真誠關懷，人世間就再也沒有福地洞天，甚至連在平和安樂中得盡天年都很困難。
二、為什么是用親情愛情故事進行演繹
從理論上講，父母親情、親戚朋友和夫婦之間，是最能夠體現人與人的真誠情感和利益一致，最能夠體現不算計和最少出現利益分化的人世間的最后一塊凈土。
《紅樓夢》所選擇的場景就是集中在親情愛情上，然而僅僅就是相互不合作和相互漠視對方的切身利益，其結果就已經產生個人命運無所歸依的無助，事態的演變就大大地出乎人們的意料。因此父子親情、夫婦之愛和功名利祿，對個人的人生而言都是那么空洞無助，好就是了，了就是好。富貴的作用有限（在解決了衣食住行之后還有什么意義？），帝鄉不可期，神仙一樣是極其虛妄的，而且是最后一種虛妄。
《紅樓夢》沒有大奸大惡之徒，也沒有大慈大悲的菩薩轉世，一切都是淡淡的、從容的和非常生活化的場景和人物，正是在這樣的場景上演人生無常的劇情。這里沒有壞人應該受到天理報應，也沒有好人受到人們的格外崇敬，其中的壞事你我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要去做一做，其中的好事也難免可能實踐幾回，《紅樓夢》中人物的命運，也因此好象與現實中個人命運，發生格外密切的關系。
三、非難所謂愛情故事
1、 愛情是如何產生的？
愛情是適應市場社會需要而產生的，是兩性關系中的消費主義。
正是由于市場社會的競爭性，人與人之間的一切溫情脈脈的面紗被徹底揭開，赤裸裸的金錢和利益關系，又存在著天然的相互排斥和互為消長的關系，人走入社會猶如走進不可預知的叢林，心理的家園產生恒久失落。愛情的一切一切言語和規律，都寄托的是人們對真誠關懷的最后企望，所以弗洛姆宣稱：“迄今為止，愛是人生目的最好的解釋”。
臺灣的瓊瑤對此應有比較深的領悟，所以針對人們特別是少男少女的愿望，生產了許多愛情故事書去賺他們的銀子還有眼淚。正是這樣一種需求的存在，刺激了一種愛情故事產業。臺灣的白先勇先生評論說：“可以考慮編一個電腦程序來自動地生產瓊瑤那樣的作品”。
迄今為止，許多人特別是西方人或者是西化的中國人，還固執地認定《紅樓夢》是一個悲劇愛情故事。以此而論，曹雪芹和瓊瑤不僅可以相提并論，而且根據白先勇的說法進行類推，《紅樓夢》也可以用電腦來復制和再生。
2、 愛情是如何破產的？
愛情一般總是以甜言蜜語進行，還加上鮮花禮物和約會。總之程式化的愛情以消費主義開始，最后也在消費主義上破產。
固然無私的愛情是寄托了人們心底的最大最真誠的愿望，然而程式化的愛情語言，則是更加接近于消費主義。可以認定，自從有了甜言蜜語，自從有了海誓山盟，婚姻就失去了穩定性和可靠性。自從中國人開始模仿西方人說“我愛你”的時候，大陸的離婚率就急劇上升。在小姐們喜歡甜言蜜語和鮮花禮物的時候，先生們也開始喜歡沾花惹草，這兩者在本質上都是消費主義起作用的結果，都是把欲望放在理智之先的結果。基本上可以作為一個規律，在鮮花銷量大的地方，離婚率必然就高；反之在大陸農村鮮花沒有市場，離婚率也相應地低得多。
正是由于消費主義入侵愛情，愛情本身也成為一種市場需要，最終無法完成人們所寄予的真誠愿望。因此不完美的愛情才更有吸引力，而進行到底的愛情終于不免于消費主義的破壞。《紅樓夢》對林賈的結局處理，無疑增加了故事的魅力。而進行到底的愛情故事，即便有兒孫滿堂的結局，也往往難免“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的遺憾。
《紅樓夢》中一大群才貌雙全的美女終于不免于悲劇命運，也許有西方那種“把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悲劇套路，從而也難免產生同樣的藝術效果。
3、 《紅樓夢》為何成了絕響？
《紅樓夢》在語言藝術上的特色，在人物刻畫上的成功，決不是后人無法企及的。但是《紅樓夢》在文化傳承上的成功，則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沒有深刻和豐富內涵的文學作品，是沒有可能經受住時間和大眾的苛刻檢驗的，正如孔子所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總之，作為文學作品的《紅樓夢》，是有可能重生的，不斷地有人大言要寫出《紅樓夢》第二（如王朔），至少就文學作品而言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在西方叢林法則為中國文化精英所樂于信奉的今天，在消費主義和精英主義成為所謂先進意識形態代表的時代，要在文化上承接如此深刻的信息，則根本沒有可能。而西方人對《紅樓夢》的理解，則停留在一本并不太好的愛情小說的層次上，更遑及其他。除非在幾個世紀之后，人們終于體認到需要協調相處的重要性，并在實際中實行之，換言之就是中華文化在世界上占據主導地位的時候，才能夠真正有《紅樓夢》的后繼之作。
對《紅樓夢》的研究已經持續了上百年，恐怕還會一直繼續下去，在對中華傳統文化極力攘斥成為時髦的今天，人們究竟從中領會了什么樣的歷史意味呢？“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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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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