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馬恩搞無產階級革命,沒有料到自己親手創造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死后被他們的接班人篡奪領導權,變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是不以馬恩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們的黨開始是革命的,他們一死變成反革命的了。蘇聯也不列寧的意志為轉移,他也沒料到會出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更沒料到蘇聯會“衛星升天,紅旗落地”!
事物不斷地走向反面。不僅是量變,而且要起質變;只有量變,不起質變,就是形而上學。鑒于社會主義歷史發展的規律和當時中國社會的現實,毛主席認為,我們也存在修正主義的危險。他說“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還有可能是部分分化。”
鑒于這些情況,毛主席說:“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
當前,西方有些學者和一些反毛者喜歡把毛主席發動“大革命”的原因歸結為“權力斗爭”。面對這個問題,著名的黨史專家金沖及做出了回答:
金沖及說“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他為什么要那樣做?八屆十中全會以后,毛主席最憂慮幾種現象:
一是中央領導層中出現的重大分歧,特別是農村工作中“包產到戶”的主張得到不少中央領導人支持,被他認為是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表現,引起他對這些領導人的嚴重不信任。
二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出現的黑暗面,特別是干部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官僚主義盛行,黨的內部出現官僚主義者階層。
三是文化教育領域內,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仍占著優勢和掌握著領導權。
這就使得毛主席不得不思考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徹底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管理國家的權利問題了: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不在城鄉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國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義,它的危險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義要大得多,改變顏色也快得多。只要把上面的問題解決了,下面的問題不難慢慢地收拾。
西方有些學者喜歡把毛主席發動“大革命”的原因歸結為“權力斗爭”。這種看法,客氣一點說是主觀臆測之詞,就是無稽之談,并不符合實際:
一來,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主席的巨大威望和“權力”挑戰;
二來,毛主席當時如果要打倒某個或某些人并不困難,根本用不著“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進行這樣一場“大革命”。
三來,毛主席當時是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領袖,他思考的問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的問題,根本不是這些人臆測的所謂個人的“”權力斗爭“”問題。不但沒這個需要也沒這個必要更不是這個境界。
從這一點,我們也不難看出,毛主席晚年的心境是多么的悲涼,不僅不被理解,反而被誤解。
那場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是一場群眾運動。說是群眾運動就是實踐群眾路線,進行群眾路線教育,讓群眾真正地自下而上地組織起來,發動起來,監督黨員干部,防止革命意志衰退。
那場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是一場大民主運動。說是大民主運動,就是采用了屬于群眾發明創造的民主形式,大鳴大放大字報等來揭發社會黑暗、腐敗變質分子,維護自身當家做主的權利。
那場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是一場興無滅資的思想改造運動。說是思想改造,就是那場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世界觀的改造,就是觸及靈魂的運動。就是要大興無產階級世界觀,消滅人們思想中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就是要興無滅資。
那場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是一場破私立公的運動。說是破私立公,這是從經濟基礎層面來談的,因為我們都知道,一定的經濟生產和交換方式決定了一定的社會結構及其精神和政治文化的東西。所以,那場運動就是要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破除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基礎,真正地為無產階級專政筑牢經濟基礎。
那場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是一場全國性的演習。那場文化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一方面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從革命中發現自己的力量和不成熟的地方;另一方方面,是炸出敵人的伎倆。轉移斗爭目標、黑白顛倒、以假亂真、偷梁換柱,以人民名義斗人民,耍陰謀、造謠言、搞破壞。讓群眾懂得了”右派可能利用毛主席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毛主席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
那場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是一場群眾教育運動。說是群眾教育,就是在斗爭中讓群眾懂得要實現革命勝利,只有實現群眾的大聯合,而大聯合的前提是: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須經過斗爭。不經過斗爭的大聯合是不能奏效的。那場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也讓群眾知道了要關心國家、世界的大事。
因此,今后要不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真正關心國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觀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任何革命都不是一帆風順的,總得結論是: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這就是毛主席留給我們的大問題,值得警惕,更值得反思!
謹以此文再表達對毛主席、教員誕辰131周年的無限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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