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1年前的今天，1893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一個農民家庭。”
今天我們再一次緬懷紀念一位世紀偉人——毛澤東！
從青年時代主編《湘江評論》開始，到后來成為領袖人物，毛澤東為傳媒寫過大量社論、政論、雜感。
解放戰爭期間，新華社播發的《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別了，司徒雷登》《將革命進行到底》《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名篇，都出自毛澤東之手。
因此，毛澤東也被稱為“級別最高的記者”。
01
毛澤東在青少年時期，就與傳媒結緣。
回望他的一生與傳媒與新聞記者行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早在1914年11月5日，毛澤東在一篇題為《讀書會的商榷》的文章中提出：“報是人人要看的東西，是‘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的好辦法。”當時傳統媒介報刊是縱覽天下事的最佳渠道。
毛對有益傳媒這一精神食糧的心儀和珍視，貫穿于其波瀾壯闊的一生。
1910年，毛澤東在東山小學讀書時，得到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合訂本。
《新民叢報》是1902年在橫濱創辦的一家保皇派報刊，它宣傳了民主改良思想，批判了封建制度，并介紹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發展的系列觀點。
毛澤東第一次與報刊內容面對面，讓他興奮不已。
對西方進步文化和各種新思潮的介紹，對他有重大影響。
梁啟超的代表作《論報館有益于國是》中，提出的“去塞求通”的觀點及“報館有耳目喉舌的作用”對他也有所觸動。
毛尤喜沒有八股味“筆下常帶感情”的梁氏文章，對梁氏文章反復讀，甚至背下來。
毛青年時代作文都“習梁啟超式的文體”，進入湖南第一師范時，他的作文竟然是“康梁體式”，老師袁老先生評價他的文章“盡是報館味”。
閱讀報紙讓他嘗到甜頭，也許這是毛澤東最早對報紙產生興趣的動因之一。
1911年，他接觸著名資產階級改良派人士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開始了解中國大事，“感到中國人不能守著老樣子不變了”。
特別是，他從《盛世危言》中第一次接觸并認識“報紙”這一概念。
在這本書中，鄭觀應提出廣設報紙，以求“民隱悉通，民情悉達”的辦報主張，這讓有著強烈探索意念的毛澤東對報紙的作用有了一定的認知。
在湖南長沙第一師范學校圖書館里，有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報紙，毛澤東每天都要去看一、兩個鐘頭。
第一師范的同學稱他為“時事通”，同學們有問題，隨時請教毛澤東，總是“找他一談就解決了”
毛澤東說：“我在長沙師范學校的幾年，總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塊錢——里面包括我許多次的報名費！在這筆錢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報紙上，因為訂閱費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報攤買書、買雜志。我父親責罵我浪費。他說這是把錢揮霍在廢紙上，可是我養成了讀報的習慣，從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岡山為止，我從來沒有中斷過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報。”
1915年9月，辛亥革命時陳獨秀創辦，一年后改為《新青年》，陳獨秀曾撰文強調“倫理的覺悟是吾人最后的覺悟”。
毛澤東對此特別崇尚。《新青年》中李大釗撰寫的評論，打動了毛澤東。
1918年8月，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參加了北大新聞學研究會的活動。
02
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宗旨為“研究新聞學理，增長新聞經驗，以謀新聞事業的發展”。
研究內容是“新聞之采集、新聞之編輯、新聞之造題、新聞通訊法、新聞紙與通訊社之組織”、“新聞學之根本知識”。
突出新聞學理論的研究，強調實踐，重視培養動手能力。
研究會延聘在美國攻讀過新聞學的教授徐寶磺講授《新聞學大意》，聘請具有豐富辦報經驗，以采訪聞名于世的《京報》社長邵飄萍，給學員講授新聞工作實踐中的一些問題和他多年來從事采訪活動的體會、經驗。
毛澤東獲得了由蔡元培校長發給的聽講半年證書。
毛澤東師從當時最著名的新聞學家，接受過系統的新聞學理論和業務培訓，獲得了新聞學的基礎知識和業務能力。
在此期間，毛澤東接受了中西方新聞學基礎理論教育，學習了現代傳媒理念，初步掌握了采訪寫作、出版發行的“十八般武藝”。
很快，年僅26歲的青年毛澤東回到長沙著手辦報，專門指出辦報“不談金錢、不談女人、不談家庭瑣事”，狠狠箍住時代的痛點，直指時局！
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為新民學會創辦了《湘江評論》報紙，他親自擔任編輯和主筆。
心中藏著“洪荒之力”的青年毛澤東一開始就把雜志宗旨定位成了：鞭撻時弊、鼓吹革命、宣傳新思想！
《湘江評論》是湖南學生聯合會的機關報，是以評論為主的四開四版的小型報紙，辟有西方大事評述、東方大事評述、世界雜評、湘江雜評、放言、新文藝等欄目。
《湘江評論》要出版的前幾天，預約的稿子常不能收齊，毛澤東只好自己動筆趕寫。他白天事情既多，來找他談問題的人也是此來彼去，寫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氣的熏蒸，不顧蚊子的叮擾，揮汗疾書，夜半還不得休息。
文章寫好了，他還要自己編輯、自己排版、自己校對，有時還得自己到街上去叫賣。就在這種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探索卻進入最活躍的狀態。
《湘江評論》鋒芒犀利，用白話文充分表達了追求世界進步思想的主旨，對湖南的革命運動起了很大的指導作用，影響到江南各省以至于全國。
影響力越來越大之后，《湘江評論》也引起了反動派的仇視。1919年8月，第五期剛剛印出、還未發行之時，湖南軍閥張敬堯就派軍警查封了《湘江評論》，同時勒令解散湖南學生聯合會。
《湘江評論》在全國影響極大。讀者把它比作“湘江的怒吼”。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就大聲疾呼：“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在這里，他就旗幟鮮明地提出和宣傳了革命的正確主張，號召廣大群眾行動起來，聯合起來，團結一致，共同與地主、軍閥、資本家作斗爭。
《湘江評論》創刊號印2000份，當天銷售一空，后加印2000份。從第二期改印5000份，深受讀者歡迎。
創刊號寄到北京后，李大釗評價它是全國最有分量、見解最深的報刊。
北京的《晨報》也予以介紹，說它“內容完備”、“魄力非常充足”。
26歲的毛澤東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報上各種通電和新聞里，他的社會活動能力和政治才干越來越引人注意。
同年8月，《湘江評論》被湖南軍閥張敬堯查封。
9月中旬，毛澤東接手主編《新湖南》。全面革新，提出四條宗旨：“批評社會，改造思想，介紹學術，討論問題。”之后，他到北京組織了“平民通訊社”，自任社長，向北京、上海、漢口等地報刊供稿。
他還指導《湖南通俗報》的出版，任長沙《大公報》館外撰述員。
03
1919年11月8日至10日，湖南《大公報》連續三天刊登特別啟事：“本報添約毛潤之先生為館外撰述員。”此后的三年中，毛澤東同湖南《大公報》建立了良好關系，為該報撰寫了不少文章。
早期的湖南《大公報》在省內享有盛名，無論是在反對袁世凱稱帝、反對張勛復辟以及反對軍閥黑暗統治的斗爭中，還是在傳播新文化、宣傳新思想的過程中，都起到過積極的作用。其公正、敢言、開放的風格與青年毛澤東的個性非常相合。
1916年7月25日，毛澤東在給蕭子升的信中寫道：“湘城報紙近七八家，《大公報》殊有精神，以仄于篇幅，不能多載新聞。”
以此可見，湖南《大公報》是一份有思想、敢說話的報紙。
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新湖南》先后被查封之后，毛澤東暫時不能通過自己主辦刊物來宣傳新思潮，動員人民群眾與反動軍閥作斗爭了。
但湖南的五四運動正在深入發展, 人民群眾還有待于繼續宣傳發動，這樣的客觀形勢和環境促使毛澤東決定利用湖南《大公報》這一宣傳陣地。
《大公報》的很多工作人員都是湘潭人，如主筆龍兼公、張平子，編輯龔介眉，總經理朱矯等，毛澤東與這些同鄉交往甚密。
毛澤東充分利用“館外撰述員”的有利條件，在湖南《大公報》，發表了大量文章，包括消息、時評、雜感、通信等等。
毛澤東1919年在湖南《大公報》發表文章13篇，1920年18篇，1921年1篇、1922年2篇，一共34篇。
主要是圍繞兩個大事件展開的：即1919年的“新娘趙五貞自殺事件”和1920年的“湖南自治運動”。
1923年，毛澤東與李達共同創辦并主編湖南自修大學校刊《新時代》。1925年，毛澤東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創辦并主編了國共合作下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機關刊物《政治周報》，這是毛澤東親自創辦和主編的最后一個刊物。
他于1926年3月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7年3月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名篇。
他還相繼在《新青年》《女界鐘》《申報》《大公報》《民國日報》上發表文章數十篇，引起廣泛關注。
04
毛澤東怎樣寫新聞？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講政治，有高度，有氣勢，留下了時代印痕；二是語言生動、簡潔，有個性。
說到底是殺雞用牛刀，冰山露一角，這是一個政治家、文學家在借媒體的一角來做文章。
他寫的新聞文章，旗幟鮮明，尖銳潑辣，分析精辟，準確明了，生動形象，邏輯嚴謹，知識廣博，氣勢磅礴，以理服人，以情動人。
毛澤東古文底子深，長期以電文指導戰爭和工作，惜墨如金，數字如珠。如“錦州攻克，長春解放，該敵走投無路，全部猬集黑山、北鎮、打虎山地區，企圖逃跑。我軍迅移錦州得勝之師回頭圍殲，飛將軍從天而降，使該敵逃跑也來不及”。
毛澤東多次強調新聞真實性原則，多次提出新聞基本要素必須真實，親自動手改正或者指出錯別字。
毛澤東說：“我寫文章從來不叫別人代勞，有了病不能寫就用嘴說嘛！”
毛澤東強調寫文章要深入調查研究，“用事實說話”，“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 ，“嚴禁扯謊”。
例如，紅軍繳槍一千說有一萬，白軍本有一萬說只一千……”如實報道戰爭或者自然災害等，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 ，并且“要分析，不要片面性” 。
毛澤東注重新聞事實選擇切合群眾的生活，又強調新聞的通俗性和趣味性等等，“登消息的次序，本鄉的，本區的，本縣的，本省的，本國的，外國的，由近及遠” 。
“應當學會不用書本上的公式而用為群眾事業而奮斗的戰士們的語言來和群眾講話，這些戰士們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思想，都反映出千百萬群眾的思想和情緒” ，這樣的新聞才真實才有味道。
文章要掃掉“黨八股”的文風，應準確、鮮明、生動，“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沒味道，不起勁” 。甚至在標題、導語和新聞的排版、字體等方面，毛澤東都給出了切合實際的中肯意見。
毛澤東的新聞作品特點是充分運用了群眾的語言，特別是廣為人知的成語，從而容易為群眾接受。
毛澤東認為，寫文章要有群眾觀點，心里始終裝著讀者。
毛澤東說：“你講話是講給別人聽的，寫文章是給別人看的，不是給你自己看嘛！”“要想到對方的心理狀態。”
“當著自己寫文章的時候，不要老是想著‘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讀者處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態度。”
對于在寫作過程中如何站在讀者的角度想問題，毛澤東有多方面的闡述。“標題要醒目些，使讀者愛看。”
毛的文章很少有重復的詞句，有些相同的事實，也能用不同的詞匯準確地表達。
在文章的語言上，毛澤東主張要照顧讀者的心理，“要通俗，使工農都能接受”。
他強調，文章不僅要講清道理，而且語言要生動活潑，做到“理情并茂”，這樣的文章才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說：“文章要尖銳，刀利才能裁紙”，但是文章也不能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可以把軟和硬兩個東西統一起來。文章寫得通俗、親切，由小講到大，由近講到遠，引人入勝，這就很好。”他稱贊魯迅的文章既不太軟也不太硬，不難看。
05
毛還特意指出，寫文章實事求是的基礎是要有追求真理的科學態度，要認真開展調查研究。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強調“注重調查”“反對瞎說”“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
只有經過認真調查研究，才可以把握住問題的本質聯系，在這個基礎上寫出來的文章，也才能有毛澤東所說的“長江大河、勢如破竹之勢”。
毛澤東指出：“寫大文章不是大筆一揮，滔滔不絕，要根據下級和群眾的意見，要有材料有分析，過細研究才行。”
他稱贊中國古代《水經注》的作者酈道元是“一位了不起的人”，認為酈道元很會調查研究，說：“他不到處跑怎么能寫得那么好？”寫文章之前，最好到處去跑跑，把寫文章建立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
對照毛澤東農村調查的扎實作風，我們也看到了現在部分年輕記者的浮躁作風。
一些記者不是“雙腳跑新聞”，而是“上網扒新聞”，捕風捉影，道聽途說，偏聽偏信，缺乏核實新聞真實性的踏實作風和最基本的求真唯實的態度。
另有一些媒體和記者，為追求所謂轟動效應，搶奪第一手獨家新聞，竭盡所能吸引眼球，不惜炮制虛假新聞。
新聞采訪和調查一樣采訪要全面，要多層次、多方位、多渠道地了解情況。
要綜合運用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具體與抽象以及比較、分類、統計、推理等手段，對調查中掌握的材料進行深入分析、思考和研究，做到透過現象把握本質，找出規律性和普遍性的東西，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
06
毛澤東針對有些報紙發的文章，脫離實際和群眾需要的做法批評說：報紙的領導有正確的領導，有不正確的領導。正確的領導按客觀情況辦事，符合實際，群眾歡迎；不正確的領導，不按客觀情況辦事，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使編報的人感到不自由，編出來的報紙群眾不愛看，這個領導一定是教條主義的領導。在辦報問題上，要反對教條主義。
為此，毛澤東要求，報紙的領導者和具體工作人員要注意加強調查研究，“應該經常到下邊去，呼吸新鮮空氣”。這里的“呼吸新鮮空氣”顯然是毛澤東的一個比喻，其意在通過調查研究，盡可能全面地了解社會實踐中的鮮活情況。
媒體記者處在新聞第一線，采寫新聞報道最忌缺乏分析和思考，沒有原則和立場，人云亦云。
毛澤東著重談到一點：記者要善于分析，“要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人家講什么，就宣傳什么，要經過考慮”。
事物的情況總是復雜多變的，再加上人們各自看問題的角度、掌握的情況不一。
人們對事物的認識也往往有差異甚至迥然不同，這就需要多方比較，辯證分析，得出盡可能客觀和全面的認識，防止片面性。
毛澤東指出：“記者要善于運用這種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認為全好，看到壞的就認為全壞。如果別人說全好，那你就問一問：是不是全好？如果別人說全壞，那你就問一問：一點好處沒有嗎？”
他要求新聞記者學會運用唯物辯證法，如果掌握了辯證法，沒有貨色，不會分析問題，講不出道理，沒有說服力的文章就會逐漸減少。
在辦報做媒體過程中，毛澤東還尤其強調要處理好褒和貶、搶和壓、冷和熱、軟和硬的辯證關系，何時褒、何時貶，何時搶、何時壓，何時冷、何時熱，何時軟、何時硬，都需要從實際出發，經過分析和比較，作出正確判斷。
毛澤東曾明確指出，報上的文章，“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可以把軟和硬兩個東西統一起來。文章寫得通俗、親切，由小講到大，由近講到遠，引人入勝，這就很好。板起面孔辦報不好。……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此外，用語是“軟”還是“硬”，還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報紙刊發的文章，要讓一般讀者愛讀、讀得懂，如果過于專業，一般讀者讀不懂，就會影響效果。
1957年，毛澤東同新聞出版界的代表談話時指出，“你們的報紙搞得活潑，登些琴棋書畫之類，我也愛看”。“太過于專業化，有時就容易枯燥，人家看的興趣就少。搞專業的人也要看專業之外的東西”
做媒體不但要務實還要務虛，要發好議論、寫好評論。
毛澤東多次說：“搞新聞工作，光務實，不務虛，不好。有了看法，有了意見，就要找機會、找題目發揮。”
他主張，要在新聞和消息中插幾句議論進去，使看的人明白這件事的意義。
當然，寫評論要結合情況和政治形勢，要寫得深刻但又不失活潑，不要刻板，形式要多樣化。
他還認為：“政論應該像政論，但并不排斥抒情。”有些地方需要適當作些抒情，以感染讀者，引起讀者共鳴。
毛澤東認為，報紙是每天出版的，它每天都要用幾萬字去影響幾百萬讀者，因此，報紙上的文字應該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
古人說得好：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實際上，文風不好，不但讀者不愿意看，而且還會造成有害的風氣，不利于思想文化，也不利于政治經濟。反過來講，如果辦出來的報紙，讀者了了無幾，那么，報紙的功用還談何發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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