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員身上，有一種中國人特有的“松弛感”，他簡簡單單往那里一站，看起來就特別輕松、樂觀、自信，從來就沒有什么“天塌下來的事情”值得去焦慮。

　　在那些歷史的瞬間，他絕對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個，隨和、親切、卻又帶著光，哪怕斜靠在門口，蹲在路邊，抽著煙……都遮不住他身上的那種“松弛”的力量。

　　他這人從來不一本正經、端端正正緊繃著，總是隨隨便便靠在椅子上，叉開一條腿松松垮垮站著，手要么叉著腰、要么別在背后，怎么舒服怎么來！就像鄰居家的一個農民大叔一樣。

　　史沫特萊說他經常穿著延安農民的老棉襖和大襠褲，大大咧咧在延安的土地上溜達，和路邊的農民聊天，給小紅軍講字，給別人點煙；斯諾說他經常工作到凌晨，然后睡到日上三竿，然后一邊寫作一邊和別人談話，時不時當著客人的面掀開衣服捉虱子……他是個非常放松的人。

　　那些決定整個民族命運，決定偉大事業前途的判斷和決策，就是這樣“松弛”的狀態下拿出來的。他用一生的思考、實踐，把歷史、當下和未來都看透了，做起事來，就如庖丁解牛一般游刃有余。

　　打過拳的都知道，放松才有力量，他說過：“把拳頭收回來，打出去才更有力”！

　　他不把帝國主義放在眼里，也不把什么“末日武器”放在眼里，他始終相信人民的力量，相信唯物主義的無堅不摧，他在戰略上輕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

　　他說“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但也告訴大家“想要把紙老虎打成死老虎，得講究拳法，得一拳一拳去打，急不得”。

　　70年代，尼克松見過他，也見過某島主，他說倆人區別很大，他和別人會面的時候，隨意得很，像一大袋土豆擺放在椅子上；某島主則是畢恭畢敬，掛著尿袋都要坐得筆直。

　　基辛格、尼克松和他聊天的時候，都是畢恭畢敬規規矩矩像個小學生，他卻像個老師一樣——“國家大事你和恩來他們去談，我們來聊一點哲學。”

　　今天很多人說，在國外如何一眼看出“中國人”，很簡單，看他的站姿，如果他背著手、叉著腰、松松垮垮叉著一條腿站著……八九就是中國人，我很懷疑，咱們這種氣質，是1949年之后，從他那兒學來的，這個是真正自信、強大、不卑不亢的民族才會有的氣質。

　　教員從來就沒有什么“內耗”，他這個人從來都是自洽的，在歷史的沖波逆折中，在那些驚天動地的戰略決斷中，他從容淡定得仿佛少年時在長江里游泳。

　　他的詩詞里也是這么寫的：

　　“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今日得寬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他寫文章、做演講從來不高高在上、擺弄高頭講章、也不用什么專業、生僻的“學術詞匯”，而是通俗、樸素地說大白話……他講話，官僚們可能不愛聽，因為如芒刺在背，文青小資們可能不愛聽，因為只擊他們脆弱的靈魂。

　　但是勞動人民、普通戰士、孩子們愛聽，因為太有趣、太生動、太有用了。

　　“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

　　“讀死書，就不如殺豬，因為豬會跑，會叫，會反抗，書只會躺在那里等你讀，又不會反抗。”

　　“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動派，你不打他就不會倒；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他的學問，專治天下所有的中二病、幼稚病、文青癌，讓那些不接地氣的小資廢柴、空喊口號的機會主義者、自憐自怨傷春悲秋的病秧子都得到及時治療，變成腳踏實地的唯物主義者。

　　他的語言或許不是民國大師中最美的，雖然他能寫一手出色的古文和古詩詞，他寧可用最下里巴人的語言講道理，無論什么他的朋友還是敵人，看了他的文章，都會心悅誠服，怒而指責自己的同事：“你看，人家寫的文章”。

　　作為一個普通人，讀到他的某些文章時，甚至會汗流浹背，因為句句如刀，錐心刺骨，每一條都戳中了你脆弱虛偽的靈魂，打碎了你那顆自私自卑傲慢的玻璃心，讓你獲得真正的覺悟、解脫和進步。

　　感覺那個身材高大的長衫青年，那個頭發亂蓬蓬、穿著老棉襖大檔褲、走路搖搖擺擺的農民、那個額頭寬闊、身軀厚重像一只海象的中年人，那個像一大袋土豆隨意扔在椅子上的慈祥老人，正在對你笑。

　　他說：“我勸同志們讀一點書，免得上了知識分子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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