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國家安全，已不是生存意義而是發展意義上的概念；當今中國的發展已不僅僅是國家內部的歷史運動，而是一種與世界緊密聯系一體的歷史運動。發展利益之所在，便是今日中國國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對國家核心利益的威脅便是對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從這個意義上看，與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國家安全觀念不同，中國新世紀的國家安全應當主要是一個以維護中國發展權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對中國國家安全的關注，應當從傳統的維護本土安全，轉變為維護已走向世界的中國政治和經濟利益安全；對中國國家安全系數評估基點，不應再主要建立在本土安全而應建立由本土輻射于世界的國家利益安全之上；最后，維護中國國家安全，也應當從封閉的和獨守家門的模式，轉變為積極進取和開放的模式；從制陸權為主的作戰方式轉變為集制空權和制海權為一體的現代作戰方式。總之，利益決定觀念及其實現手段。中國的發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國的安全觀及其實現手段就應輻射到哪里。

　　筆者在研究中國海權的初期曾把海權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為當時中國海權處于起步階段，需要矯枉過正。筆者在2014年出版的《論中國海權》（第三版）[1]和《印度與印度洋——基于中國地緣政治視角》[2]兩書中，鑒于中國海上力量已有長足推進，對這一立場已有適度回調。在上述兩書中，筆者提出絕對的制海權要依托于絕對的制陸權；反之，絕對的制陸權也要依托于絕對的制海權。在陸權和海權的邊際地帶，制陸權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權；同樣，制海權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陸權。占據較大版圖的制陸權可以在較大范圍內影響（反作用）周邊的制海權；同樣，占據較廣闊海域的制海權也可以影響（反作用）制陸權。比如，在印度洋地區，因占領了印度半島，近代英國在此地區擁有比當代美國更大的制海權；同樣，由于擁有廣闊海域的制海權，近代英國曾使陸權霸主沙俄帝國多面受敵，疲于應對。馬漢也曾論述過海權與陸權的這種相互作用的關系，他說：“海權和陸權都不是單獨存在的東西，而是彼此相輔相成。就是說，陸上強國也需要推進至海邊以利用海洋為己服務，而海上強國也必須以陸地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3]但他并沒有從整體予以強調，更沒有形成理論概括，出于美國國情的需要，馬漢更多強調的是遠海。大概還是出于國情的考慮，蘇聯海軍元帥戈爾什科夫則強調陸軍的作用：

　　歷史經驗也證明：每一軍種都能對勝利各自作出一定的、往往是很有份量的貢獻。純粹的陸戰和純粹的海戰幾乎是不存在的。然而，有一個原理是不變的：在戰役或者整個戰爭中，只有陸軍才能鞏固勝利的成果，它以自己實際的參與來確保勝利成為事實。[4]

　　結合中國國情，我更傾向于戈爾什科夫的意見。近代以來的，除了日本外，海上來的國家均未對中國東部實行過有效占領?？箲鹌陂g，日本至所以能夠在相當的時期內可以控制中國東部地區的原因，就是日本擁有依托關東軍的強大的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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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筆者在這兩部著作中指出：“近代以來的歷史經驗表明，絕對的制陸權來自絕對的制海權，而絕對的制海權同樣也來自絕對的制陸權；而沒有陸戰的勝利，海戰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張文木：《論中國海權》（第三版），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頁。

　　[2 ]“作為世界海權大國的英國在印度洋的這一實踐經驗豐富了我們的海權學說，這就是：沒有制陸權的制海權是不完整的；同樣，沒有制海權的制陸權也是不完整的。可以這么說，沒有絕對的制陸權就沒有絕對的制海權；反之，沒有絕對的制海權，也就沒有絕對的制陸權。”張文木：《印度與印度洋——基于中國地緣政治視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230頁。

　　[3]［美］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頁。

　　[4] ［蘇］謝·格·戈爾什科夫著，濟司、二部譯：《國家的海上威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7年版，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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