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發動這場群眾大運動的最根本原因是，防止修正主義上臺，復辟資本主義。何為修正主義，前面已講過。什么是修正主義？

　　這場群眾大運動不只在中國影響深遠，而且對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影響深遠，不只第三世界國家革命者響應，而且在美國、日本、歐洲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效仿，比如爭取民主的日本赤軍、反抗壓迫的美國黑豹黨。

　　毛主席作為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生都在踐行著為了人民群眾的幸福、為了無產階級的利益奮斗終身。他晚年領導的這場群眾大運動，對于更深入的理解馬列主義，理解修正主義，理解無產階級專政，有著重要意義。

　　那毛主席為何要發動這場大運動？歷史客觀背景是什么呢？今天我們來好好聊聊。

　　1

　　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毛主席諄諄告誡全黨“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打江山易，守江山難。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如何防止黨不墮落、不失革命性，如何保持同人民群眾、同勞動者心連心，這是一個難題，也是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必然要去踐行，工農群眾對自己的黨的一項基本要求。

　　樹欲靜而風不止，船欲穩而浪不停。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一些黨員就開始忘記群眾，迅速蛻化變質，在糖衣炮彈面前打了大敗仗、當了俘虜，成為舊社會中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爺。

　　面對“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的嚴峻形勢，毛主席見微知著，堅持“功不抵罪、罪不否功”的原則，部署“三反運動”（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劉青山、張子善是這個時期的反面教材。

　　劉青山（曾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被捕前任中共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張子善（曾任中共天津地委副書記、天津專區專員，被捕前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倆人都是三十年代初期入黨，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既有苦勞、又有功勞”的高級干部。但是，在掌權以后，他們就居功自傲，貪圖享樂，利用職權大肆貪污盜用公款公物（包括治河款、救濟糧、救災糧等），違法金額共計171億多元（舊幣，折現幣171萬多元），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舉行公審大會，隨后河北省人民法院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判處劉青山、張子善死刑。

　　毛主席對待這類案件時，旗幟鮮明地指出：腐敗分子是“叛徒和毒蟲”。“大貪污犯是人民的敵人。他們已經不是我們的同志和朋友，故應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將他們肅清，而不應有絲毫的留戀或同情”。“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我建議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如果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國家還沒辦法治他們，那么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

　　革命勝利了，國內經濟飛速提高，對于當時的一些黨員來說，漸漸忘記了自己為什么而革命，開始思考如何享樂，如何通過手中的權力為自己、為兒女和親戚鋪路。

　　毛主席的一貫作風就是，發動人民群眾去監督和檢舉貪污腐敗、以權謀私者，官老爺敢貪污，敢徇私舞弊，是不可能躲過廣大人民群眾的眼睛。貪污腐敗的問題容易識別，但路線問題，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往往混在正確道路中，讓普通人辨別不出。

　　2

　　1956年起，毛主席開始退居二線，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一線主持工作。

　　1956年9月24日，毛主席在與南斯拉夫代表的談話中說：“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龍套。你們看，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我就是跑龍套，而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

　　劉少奇，1954年當選人大常委會委員長，1959年4月，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

　　鄧小平，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組織部部長。1956年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zong書記。

　　隨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從1958年起，逐漸出現共產風、浮夸風、說假話等嚴重問題。

　　1958年9月，一位中央大領導視察江蘇。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這位大領導參觀了豐產圩的四畝試驗田，他親自彎下身子去數了一下稻棵，并且問鄉黨委書記：‘可以打多少?’ 回答說：‘可以打一萬斤’。大領導笑著說：一萬斤還能再多么? 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人民日報》1958年9月30日)

　　1958年10月8日，另幾位中央大領導視察天津專區霸縣勝芳公社的豐產稻田，開心的站在豐產田密集的稻子上合影。畝產幾萬斤的稻田，托著領導們“高高的”笑臉。

　　1958年在農村開始實行的人民公社，刮起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把富社財富無償提供給窮社，損害富社積極性，不承認生產隊?之間的客觀差別，貧富隊拉平，在公社?范圍內實行平均分配?；二是＂共＂各種＂產＂，把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糧食等，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

　　“共產風”，一是違背了價值法則、等價交換的原則，二是違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搞絕對平均主義，破壞了生產隊集體所有制，損害了農民生產積極性。

　　毛主席多次對平均主義思潮進行批評，在1959年初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更是強調：“必須首先檢查和糾正自己的兩種傾向，即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所謂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

　　1958年11月9日，毛主席在《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中講到：“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范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

　　面對報紙、媒體假話空話漫天飛，他認為：“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我們老是要數字，種了多少，產了多少，天天統計，天天上報，橫直就是那樣，你瞎指揮，我就亂報，結果就浮夸起來了，一點也不實在。”

　　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同吳冷西（新華通訊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在《記者頭腦要冷靜》的談話中講到：“我對隱瞞產量是寄予同情的。當然，不說實話，是不好的。但是為什么瞞產?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點，值得同情。瞞產，除了不老實這一點以外，沒有什么不好。隱瞞了產量，糧食依然還在。瞞產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對發展生產沒有大不了的壞處。

　　虛報不好，比瞞產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多報的數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

　　記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說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靜的頭腦，要作比較。”

　　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批評造假：“作假問題要專搞一條，不要同工作方法寫在一起，否則人家不注意。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有一個公社，自己只有一百頭豬，為了應付參觀，借來了二百頭大豬，參觀后又送回去。有一百頭就是一百頭，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干什么？過去打仗發捷報，講俘虜多少、繳獲多少，也有這樣的事，虛報戰績，以壯聲勢，老百姓看了舒服，敵人看了好笑，欺騙不了的。”

　　1959年2月毛主席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批評“共產風”：“天天搞共產，實際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紅幫為搶，青幫叫偷，對下面不要去講搶，搶和偷科學名詞叫做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

　　1959年4月29日的《黨內通信》，毛主席要求下發至省、地、縣、社、隊、小隊，他在通信中說道：“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那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只有三百斤的，今年增產一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產二百斤、三百斤的也就算成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一般總不可能的。”

　　由此看出，?農村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時期，毛主席是一直在極力強調，并號召人民群眾和黨員干部反對共產風、浮夸風和說假話等問題，這在中央領導同志中是第一位提出和反對的。而其他負責一線的中央領導干部在這時期，在他們的文集中是沒有留下任何反對以上問題的講話或談話。

　　3

　　毛主席認為農業的出路在于機械化，而要想機械化就得集中土地。分田單干——三農問題的根源他認為只有走社會主義，走集體制的人民公社才能快速實現農業現代化，才能使農民富裕。但一些中央領導同志和地方領導干部不認同此看法。

　　1961年，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給幾位中央領導寫了信，詳細分析了包產到戶的好處與壞處，并認為好處明顯多于壞處，中央和地方許多領導都對包產到戶予以支持，曾希圣通過文件發安徽省委討論。同時向毛主席匯報推行責任田（"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包工包產責任制）問題，毛主席謹慎同意，可以小范圍實驗。

　　田家英（毛澤東秘書，1954年后，兼任國家主席辦公廳、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奉毛主席指示到湖南幾個地方作農村工作調查。1962年4月田家英返回北京匯報說，農民群眾對分田到戶呼聲很高，很迫切。

　　田家英向劉少奇匯報了上述情況，認為實行包產到戶有利于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劉少奇表示贊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主席報告此事。毛主席表示不同意實行包產到戶。

　　幾位中央領導點頭同意推行責任田。劉少奇在與陳云討論分田到戶問題時，劉少奇說：“工業的政策已經退了，農業也該退，可以推行包產到戶。”

　　6月份，鄧小平聽取田家英的匯報，明確給出贊成的意見，鄧小平說：“安徽省的同志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到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試試看。不管白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辦法有利于恢復生產，就用哪一種辦法。”

　　1961年12月，毛主席向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表示改變對“責任田”的看法，他認為有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就不要再搞“責任田”了。

　　1962年6月，陳云在上海看到關于安徽農民搞責任田的材料，認定這是特殊時期必須要采取的方式，陳云研究出了“分田到戶”制度，也就是重新分田給一家一戶。

　　返回北京后，陳云與周總理、劉少奇、鄧小平等交換意見，大家贊同陳云所提的“分田到戶”。

　　7月6日，陳云就“分田到戶”制度向毛主席做了詳細陳述，陳云說：“分田到戶可以提高農民的積極性，恢復農業的產量，不會影響征購，也不會產生兩極分化，分田四年就可恢復，否則至少需要八年。”

　　田家英不肯聽從毛主席的意見。他在劉少奇、鄧小平的指示下，給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復農業生產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繼續放寬政策，不搞“一刀切”。

　　隨著形勢的發展，包產到戶大有從安徽省一省小范圍實驗到走向全國開展，毛主席強烈反對。他說："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莊呢？"

　　毛主席嚴厲批評田家英，對田家英建議的關于讓一部分農民實行包產到戶的主張，提出了兩個非常尖銳的問題：這個意見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這些意見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點名批評田家英，他把“單干風”看做是修正主義路線的重要表現，嚴厲批評了“分田到戶”制度。

　　在毛主席看來，實行包產到戶制度，是制度和政策的倒退，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是走集體化共同富裕，而是重新回到封建小農經濟，這會造成農村倆級分化，有著復辟資本主義的巨大風險。

　　原則問題上，他對于田家英毫不留情，劉少奇則在會上替他說了一些話。田家英做了檢查，承認是自己個人錯誤，不涉及他人，為此田家英失去毛主席信任。

　　可以看出1962年夏秋間，中央領導層對當時形勢以及需要采取的措施，在認識上存在很大分歧，尤其是在關于農村土地問題上，路線明顯不同。

　　4

　　從國際形勢看，蘇聯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道路，引發毛主席對"反修防修"的戰略思考。

　　赫魯曉夫在如何評價斯大林、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等問題上，使得毛主席明確地認識到，蘇聯的中央現被已經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他認為南斯拉夫和蘇聯都已變成"修正主義"，而且中國黨內存在著一個"資產階級"。

　　1958年11月30日，赫魯曉夫在與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表示了對人民公社的反對。他說："中國人正在組織公社。在蘇聯30年前就曾有過，對這個我們膩了。可是中國人嘛，就讓他們去嘗試吧。當他們碰得頭破血流時，就會有經驗了。

　　中國黨內的分田單干思想和行動，與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觀點一致，這促使毛主席認為必須重新在國內提起階級斗爭。

　　1962年八屆十中的全會，毛主席聯系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道路（嘴上喊著一切依靠人民群眾，實際處處欺騙和愚弄工農群眾，時刻不停地損害工農群眾的利益）和對國內形勢的觀察，反復提出階級斗爭問題。

　　在修改全會公報時，毛主席加寫了一段話，強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

　　“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于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階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他認定，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不在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他說:“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點了頭，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  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都會改變顏色。”

　　毛主席告誡全黨："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

　　1963年5月，毛主席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制定出了《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前十條”)，認為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情況，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正在猖狂進攻，要求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把反革命氣焰壓下去。

　　同年9月，中央召開北京工作會議，鄧小平、譚震林、田家英執筆起草了《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文件（簡稱“后十條”）。11月14日，劉少奇主持會議，正式通過了修改后的“后十條”，并轉發。“后十條”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同時，規定在依靠基層組織和干部的同時，清理下面“四不清”的干部、地主和富農等基層人員。

　　1964年5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決定成立“五反”“四清”運動指揮部。8月初，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正式決定由劉少奇掛帥“五反”“四清”運動指揮部。劉少奇主持了對《后十條》的全面修改，為中央起草和批轉了一系列關于四清運動的文件，如：桃園經驗、北大社教試點經驗等。

　　結尾

　　隨著“四清”運動的深入，劉少奇等與毛主席等在怎樣認識運動的主要矛盾、怎樣概括運動的性質，以及怎樣更好地開展運動等方面，分歧逐漸公開化了。

　　怎樣認識四清運動的主要矛盾和概括四清運動的性質：

　　劉少奇堅持認為，“四清”與“四不清”，是四清運動的主要矛盾；毛主席則認為，四清運動是一場深刻的群眾運動，是國內主要矛盾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斗爭的性質的體現的一部分，因此，應該以國內主要矛盾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斗爭的性質來概括四清運動的主要矛盾和性質。

　　運動中，如何正確對待干部和群眾：

　　劉少奇認為，運動清的重點是黨內、國家干部中間，以及勞動人民中間的“四不清”問題，不能只搞黨內干部的問題，不同意提“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同意毛澤東對干部和群眾的兩個95％的估計，認為毛澤東的估計偏右；“四不清”的干部，實際上比估計的多，“比例大得多”，運動的矛頭是“四不清”干部、基層工作人員和老百姓。毛主席則認為，運動的重點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擴大打擊面，簡而言之，運動重點是清理官老爺，認為劉少奇是忽略主要矛盾，把斗爭矛頭指向“小人物”。

　　1964年8月30日，毛主席對劉少奇派一萬多人工作隊下去等做法提了意見，指出：“王光美（劉少奇夫人）在河北桃園大隊實際上是少奇同志親自指揮，王光美每月匯報一次，河北省就沒有一個人能指揮。”與會者仍然同意劉少奇的部署，于9月18日將《后十條修正草案》與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兩份文件下發。

　　桃園經驗是王光美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帶領工作隊在河北省撫寧縣桃園大隊蹲點開展四清運動后總結出來的經驗。通過開展背靠背的揭發斗爭，逼供信和體罰、互相檢舉揭發等方式搞運動群眾式的“四不清”運動。

　　1965年1月14日，毛主席親自主持中央會議，通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對劉少奇一系列錯誤觀點進行了否定，將指責劉少奇的觀點納入《二十三條》。

　　強調四清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與毛主席在怎樣認識運動的主要矛盾、怎樣概括運動的性質，以及怎樣更好地開展運動等方面，分歧開始公開化。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20日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10月10日，毛主席在同大區第一書記談話時明確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現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對不對，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義。”

　　10月12日，毛主席又在會議上說，“中國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就要造反，不造反，犯錯誤”。這天，當彭真在會上講話時，毛主席插話說了幾句很重的話：“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干!”

　　毛主席認為他和劉少奇的分歧，是關系到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中國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重大問題。僅僅“四清”運動已經不能承載這個重大問題的解決，他轉而醞釀新的運動，這就是后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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