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為了貫徹落實毛主席“三線建設要抓緊”和“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指示精神,4萬多人的會戰隊伍聚集荊門,展開了一場建設戰備煉油廠的大會戰。由于會戰隊伍來自四面八方,互不相識,除軍代表身著軍裝有明顯的標志以外,其他人就分不清誰是干部、誰是工人。然而,要分清也不難,那就是誰最能吃苦、誰干勁最大、誰身上的泥最多,誰就是干部。
一
1970年3月,我從部隊轉業來到荊門時,荊門還是一個小山城,戰區內路不通、水不通、電不通。幾萬人住在一片荒無人煙的山崗上,搭建蘆席棚棲身,席棚里鋪鋪相連,擁擠不堪,還有不少人露宿荒野。老天也和我們作對,陰雨綿綿,滿地泥濘,寒風刺骨。在這種環境下,參加會戰的各級干部,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同工人甘苦與共,把方便讓給別人,把困難留給自己,不搞特殊化。
我到荊門報到以后,被分配到八分部九團,當時沒有住房,在竹皮河的山坡上露宿了兩晚上,有一名領導發現以后,把我叫到一個席棚里,將鋪位讓給了我。他說,你們單位還在襄樊,暫時來不了荊門,你先住在這里,和大家一起工作。
過了幾天,我發現與我們同住在一個席棚里的還有一個六十開外的瘦老頭,身穿破棉襖,白天同我們一起搭席棚,搬運席子和竹桿,干活總是一聲不響,平時也很少說話,大家都稱他老師傅。吃飯的時候,大家都爭搶著去裝飯,而他總是站在一旁,等大家裝完飯以后,才慢條斯里地去裝,待他裝完飯,菜盆里的菜已被一搶而光。我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心里想,這老師傅可能天天都是餓著肚皮。后來我才發現,團長韓德成同志經常晚上來看他,有時請他到團部深夜才回來。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國家建委主任谷牧同志(后任國務院副總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70年4月,我被調到土方機械連擔任副指導員,連隊主要擔負著土方施工任務。當時,為了加快施工進度確保煉油廠“十一”出油,八分部在分子篩車間的山坡上設立了前線指揮所。為了掌握施工進度,指揮員們蹲在現場,與大家同吃、同住、同勞動。他們幾乎24小時在前線,哪里有工人,哪里就有領導;哪里有困難,哪里就有領導;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領導。副指揮長葉忠貴、施宗林、副參謀長李春甫等把床鋪搬進現場。有時深夜回到席棚里,沒有水喝,就忍著,沒有水洗潄,就穿著一身臟衣服在床上打個盹,第二天清晨又直奔施工現場。
有一次,我到前線指揮所參加施工調度會,副指揮長葉忠貴帶我們去催化工地學習六局三公司的土方施工經驗,大家剛進入鉑重整工地的山坡上,催化工地的炮聲響了,剎那間,工地的上空亂石四處飛,六局三公司一名連長被飛石擊中頭部,當即倒地。在這緊急時刻,我們四處躲避,而葉副指揮長不顧個人安危,奮不顧身地撲向連長,雙手緊緊按住其傷口,并大聲疾呼:“你們快躲、快躲!”這一幕,是我在荊門石化終身難忘的情景。這就是會戰時期的領導干部。
會戰初期,無論工人,還是干部,都翻山越嶺步行到工地。當時八分部機關只有兩臺吉普車和一臺破爛不堪的華沙車。客觀上公路不通,主觀上領導為了與工人同甘共苦,有車也不坐。指揮長姬永興,大家都稱他“夜貓子”,當時他住八分部機關,每天都深入施工現場,遠至輕油罐區和原油罐區,近至常減壓、催化、焦化工地,天天翻山越嶺,從不坐車。就是每天晚飯以后,他也要到工地巡視。
有一天晚上,我和楊洪來等在原油泵房工地推土方,深夜零點以后,姬永興同志也拄個木棍翻越三座山來到施工現場,從破棉襖里掏出煙,給了我們每人一支,我們十分感動。七十年代中期,煉廠初步建成,條件大大改善,不少廠領導仍然不乘車,堅持騎自行車或步行進溝。
二
1972年,我從基層調到機關。在廠政治部工作期間,與領導接觸更多,聯系也更加頻繁,我親眼目睹了廠領導嚴于律己、率先垂范的好作風。給我印象最深的有這么幾件事:
一個是帶頭干。在裝置收尾和系統配套工程中,各級領導干部帶頭大干,不管前線和后線,不管什么任務,只要是收尾工程需要的,只要是上級安排的,都愉快接受,堅決完成,從不討價還價。他們既當指揮員,又當戰斗員,堅持早上班,晚下班,日日夜夜和工人戰斗在一起,凡是要求群眾干的,自己干在前,凡是艱苦的地方,干部首先頂上去。
不少領導干部和機關干部把行李搬進車間,吃在現場,住在現場,有家不歸,極大地激發了廣大職工的勞動熱情。為了進一步加快施工進度,李春甫、孫玉寶、萬德錄等領導堅持晝夜在現場指揮,廠部在現場設立了前線政工組,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到現場,宣傳鼓動到現場;供應部門堅持送料到現場;后勤部門堅持送飯、送醫送藥到現場,保證了收尾工程的順利完成。
在抓好裝置收尾和系統配套工程的同時,廠黨委還把農業生產列入了重要議事日程,由副政委王若堅帶領一百多名知青和各車間抽出的部分職工住在潛江農場。為了搞好3000多畝水田和旱地的灌溉,挖水溝的任務相當繁重,王若堅在安排任務時,總是以身作則,要求知青和職工只挖20米,他自己卻挖40米,往往還挑選不好挖的地段。職工和知青在王副政委的行為感召下,個個接受任務愉快,干勁十足,盡管又苦又累,手板磨破了皮,大家毫無怨言。
廠部機關干部為了響應廠黨委大打農業翻身仗的號召,也帶頭種了水稻、地瓜和大量蔬菜,并規定機關科室每人要向食堂上交蔬菜200斤。政治部辦公室的同志們,在姜馬鈞和劉茂躍的帶領下,白天到施工現場了解情況,同工人一起干活,晚上回來以后,還要到菜地灌水澆肥。為了解決肥源問題,姜馬鈞、劉茂躍就領著大家手拿糞勺,肩挑糞桶,到各個公共廁所去收集糞便,不但打掃了公共廁所的衛生,又積足了肥料,保證了蔬菜上交任務的超額完成,我所在的政治部還成了蔬菜種植的先進集體。
一個是帶頭不干。由于搶抓裝置收尾的配套工程,有的單位一度忽視了廢舊材料的管理。有的人就違反廠規,拿工地的廢舊鋼材、木材,做家具,亂搭亂建等。廠黨委要求各級干部嚴格遵守紀律,凡是不準群眾干的,干部更不得干。為此,首先整頓機關作風,對機關人員私拿公物做家具、亂搭亂建等問題從嚴處理。
有人發現廠部一名干部在機修廠后面搭起了一間私房,廠黨委立即召開全廠干部現場會,對這名干部進行了嚴肅批評并調離廠部機關。政委馬芝田的小孩在外面拾回去一塊舊木板,馬政委還在全廠干部大會上作了自我檢查。機關這次整頓,在全廠振動很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接著又在全廠開展了以整頓廠容廠貌為中心的五整頓活動。廠黨委在機關組織了百人工作團,由副政委王再義、政治部副主任文光輝帶隊,深入廠區各處,除雜草、清水溝、拆席棚、回收散失建材和廢鋼鐵。在五整頓過程中,由于少數職工一時不理解,阻力重重。
有一次,我們拆席棚時,遇到一家釘子戶,拿著斧子出來砍人,文光輝首先沖上去,擋住了斧子,并說:“要砍你首先砍我,是我指示他們拆的,與他們無關,今天你家的席棚我們是拆定了,不讓拆也得拆。”通過文光輝的耐心說服,這一家很配合地拆除了違章席棚。
再一個就是關心部下,體貼職工生活。在建廠會戰中,各級領導干部都非常關心部下,如政治部辦公室的任務相當繁重,黨委和行政的主要文字材料全由政治部辦公室負責,除年終總結、月總結外,還有崗位責任制大檢查、設備大檢查和安全大檢查總結材料都由辦公室負責,同時每周還撰寫《政工簡報》、《領導參考》兩至三期。辦公室人員白天下基層調查研究,了解生產情況,晚上回來寫材料,經常加班加點,有時幾天幾夜不能睡覺,領導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每當我們加班加點的時候,政治部副主任姜馬鈞、文光輝總是陪伴在身旁,為我們準備夜餐,有時還把家里的好酒拿到辦公室來。到零點的時候,他會準時地叫喊:“同志們,辛苦了,大家休息一會,填填肚子再說吧!”當我們喝著酒,吃著熱乎乎的夜餐時,心里無不感動。每逢過年過節,領導對單身職工也十分關切,在過春節的幾天里,馬芝田、孫玉寶、王再義、文光輝、萬德錄等領導,總是要把我們辦公室的同志請到他們家吃飯。尤其是孫玉寶同志,親自下廚,教我們怎么做菜,他做的什么菜最好吃,要我們嘗嘗這個,嘗嘗那個,還要我們給他打分。那種領導和群眾親密無間的形象,在這些干部的身上,得到充分體現。
三
隨著煉廠的建成和不斷完善,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逐步好轉,廠黨委及時要求各級領導干部防微杜漸,反驕破滿,繼續保持良好作風。
1975年,在全國創建大慶式企業的活動中,廠黨委每季度都要對各級領導班子的情況作一次分析,并針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整改。
一是廠黨委班子成員約法三章,從自己抓起,從細小的問題抓起。堅持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不搞特殊化;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不做官當老爺;堅持“三老四嚴”的作風,不驕傲自滿,不說假話,做到思想公開,缺點公開,工作公開,生活公開。領導班子成員之間,不包庇不護短,嚴格按照規章制度辦事。
二是堅持嚴、細、準、狠的作風。廠黨委要求機關干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抓主要矛盾。解決問題決心要大,要抓死、抓實、抓細。在大打設備翻身仗過程中,針對裝置及系統跑、冒、滴、漏等低標準,政治部副主任姜馬鈞帶領機關30多人分別到分子篩泵房、供排水一循泵房、鉑重整氫壓機室蹲點勞動,按照規格要求,精雕細刻。
在勞動過程中,同志們堅持早上班,晚下班,高標準,嚴要求,對每一臺設備,每一個螺栓,每寸管線、每個墻角都不放過,許多同志的手磨出了血泡,也沒有一個叫苦的,通過幾個月的艱苦奮戰,終于刻出了3個樣板,達到了臺臺設備完好,個個螺栓發亮,螺扣整齊劃一;周邊無垃圾、無雜草;墻上無污垢,無蜘蛛網;地面無油污,無破損。隨后,廠黨委組織全廠各單位到3個點上參觀,召開現場會,要求各單位都要按照3個樣板的標準干,很快在全廠掀起了學大慶,爭上游,大搞精雕細刻、實現高標準的熱潮。先后在全廠刻出了樣板設備84臺、完好泵房25個,常減壓、催化、分子篩、鉑重整等7套裝置達到了無泄漏的標準。
三是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這樣不僅能接近群眾,了解群眾,體貼群眾疾苦,又能發現生產中的問題。廠黨委把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作為一項重要制度來抓,并列入班子建設和機關作風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規定機關工作人員和班子成員除每年輪流到農場勞動外,還要到基層蹲點勞動30天。各機關科室根據規定,年初就對每個人勞動時間作出了具體安排。
為了這一制度的落實,廠領導率先垂范,首先派出副總機械師梁廼麟在裝卸車間倒班勞動兩個月,政治部辦公室也派出副主任鄭鴻猷在常減壓裝置倒班勞動達三個月。各機關科室也分別派出干部到基層勞動。除保障上述兩項勞動制度的落實外,廠領導根據生產的需要,還經常組織一些突擊性義務勞動,如組織機關工作人員清洗油罐、清洗換熱器,到罐區除草,幫助裝置清理邊溝等。通過這些活動,促進了機關作風建設,拉近了機關與基層的距離,加強了上下級的團結。
四是講團結、講風格、讓名利。會戰時期的干部,不計較報酬多少、不分職位高低、不講份內份外,不分前方后方,一心撲在工作上。那時,干部的待遇很低,廠長的工資不如一個八級工,機關科長的工資不如五級工。盡管干部待遇很低,但各級干部仍然顧大局,講貢獻,講團結,講風格。調整工資時,大家總是互推互讓,誰也不肯要,只能由領導硬定。
1975年,我廠第一次調整工資時,廠部機關300多人按0.5%的比例分得兩名指標,這兩名指標落實給誰成了老大難。當時我是政治部機關支部書記和廠機關總支委員,為此事先后召開了10多次總支擴大會,按機關干部推薦作出決定,可是誰都不愿接受。在1979年第二次調整工資時,仍然如此,機關干部紛紛表態,指標少,以后再說,還是互相推讓。李春甫、王鶴峰同志首先表態調整工資不要考慮他們,然后從科室長到每個機關干部都表示要把指標讓給工資偏低和家庭困難的同志,沒有一人向組織伸手。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