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艱苦卓絕的戰爭年代，一代偉人毛澤東雖然多次遇險，但每次都能化險為夷。毛澤東的每一次脫險，有的是全憑自己的沉著冷靜機智，有的是因友人的幫助，有的是因戰友的告知，有的是因警衛戰士的保護等等。

　　在長沙是怎樣脫險的

　　1923年，毛澤東接連發表《省憲下之湖南》（7月1日）和《“省憲經”與趙恒惕》（8月15日），尖銳地批評了湖南省省長趙恒惕堅持所謂的“湖南省憲法”只不過是想維持其軍閥統治，揭露了他對農民運動的壓迫。兩篇檄文刺痛了趙恒惕。于是趙恒惕政府封閉了湖南自修大學，鎮壓了水口山工人運動，并開始緝捕毛澤東。毛澤東長沙脫險，是湖南省警察廳廳長劉武為他傳遞了信息。

　　劉武，原名劉策成，1883年3月生于湖南新邵縣（原屬寶慶）。1916年劉策成任湖南第一師范歷史教員時，是毛澤東的老師。他在日記中曾寫道：“毛潤之，意氣銳，思非凡，天縱奇才也。”劉策成與趙恒惕有姻親關系，趙恒惕的侄女是劉策成的兒媳婦。趙恒惕為鞏固自己的統治，1923 年10月任命劉策成為湖南省警察廳廳長。劉策成在任湖南省警察廳廳長期間，以名“劉武”著稱。因為劉武任警察廳廳長后，常參加趙恒惕政府的上層會議，知道趙恒惕的動向，所以才能把趙恒惕策劃逮捕毛澤東的消息透露出來。具體的承辦人，是與劉武私交甚密、時任長沙城東區警察署（所）署長的王建屏（又名王欽安）。劉武在趙恒惕召開的警務工作會議上，接受抓捕毛澤東的任務后，立即單獨召見王建屏。劉武對王建屏說：趙恒惕要緝捕毛澤東，而毛澤東是我的學生，你設法把這信息傳給他，既能使毛澤東脫險，又能使我向趙省長圓滿交差。為人正直的王建屏，就把此事交給兩個隨身警衛。兩個警衛當夜前往清水塘通報毛澤東。毛澤東不在家，倆人又趕到倉后街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會址，面告毛澤東。第二天清晨（具體脫險時間約在1923年12月28日至31日之間），毛澤東離開長沙后，王建屏才開始在城內四處搜捕，并把聲勢造得很大，這是做給政府看，更是做給趙恒惕看。搜捕連續進行了好幾天，最后不了了之。綜上所述，完全可以這樣說，劉武是透露趙恒惕企圖逮捕毛澤東的信息傳遞者，也是毛澤東在長沙脫險的救助者。

　　許多年后，有位記者在臺灣采訪趙恒惕，問他當時為何沒有殺掉毛澤東？趙恒惕苦笑著說：“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他的能量太大了。”（羅斯·特里爾《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頁）趙恒惕至死也不知道是他的姻親劉武透露的“機密”，更不知道東區警察署署長王建屏玩弄的“交差”游戲。

　　新中國成立之初，劉武寫信給毛澤東，回憶師生情誼，希望獲得一個從事文史工作的工作崗位。在毛澤東的過問下，1951年6月，中央文史館下達聘書：“特聘：臺端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史研究館館員。此致劉武先生。總理周恩來。”7月，劉武全家遷居北京。劉武后來成為近代莊子研究學者，1953年，其所著《莊子集解內篇補正》一書正式出版，成為如今研究莊子最為權威的著作之一。1957年9月，劉武在北京病逝，終年74歲。

　　在張家坊是怎樣脫險的

　　1927年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起義前夕，毛澤東竟遇到了一場生死考驗，那就是在被捕后機智脫險。

　　1927年9月5日，擔任起義軍前敵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在中共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等的護送下，從安源出發，經瀏陽奔赴銅鼓，去組織中國工農革命軍第3團舉行起義。一行人在9月7日晚上來到了瀏陽境內的張家坊住宿。9月8日清晨，毛澤東在住處被搜查的民團團丁懷疑是“共黨分子”而押往民團總部。路上毛澤東情急智生，把口袋里的一把銀元拿出來賄賂團丁，要求釋放他。團丁見錢心軟，有意釋放，而民團小隊長卻不同意。在走到離民團總部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毛澤東趁團丁不注意，抽身向田野跑去，并跳進一水塘躲在蒿草中。團丁散開搜索時，有幾次毛澤東差點被發現。團丁一直搜到天黑也沒找著，只好走了。毛澤東見團丁走了，才爬出水塘上了路。路上他遇上一農民，并在農民家住了一宿。第二天（9月9日）清早，毛澤東在那位農民的引領下啟程趕往銅鼓縣城。到達銅鼓縣城肖家祠與那位農民分手時，毛澤東詢問他的名字，他仍然不肯講。隨后毛澤東趕到銅鼓鎮中國工農革命軍第3團集結地，“吹響了”秋收起義的號角。

　　1936年在陜北，毛澤東面對美國記者斯諾，是這樣敘述他當時的“歷險記”的：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奔走于漢陽礦工和農民赤衛隊之間的時候，我被一些同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好幾百嫌疑分子被槍殺。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但是我從一個同志那里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傭兵，我遭到槍決，于他們并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不允許。于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二百碼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里去。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碰到他們。雖然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希望，覺得我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我還是沒有被發現。最后，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后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里的時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毛澤東上井岡山后的第二年，派地下交通員專程到排埠詢訪那位農民，才知道他姓陳，名帷德，又叫陳九興。交通員撬開雨傘頂取出一張白紙，往碗里一過，紙上就顯出字來了。內容是毛澤東稱那位農民為“救命恩人”，要他到井岡山去。后來陳帷德還參加過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地方工作。

　　在贛南是怎樣脫險的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在瑞金葉坪村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決定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并選舉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在江西寧都小源召開（史稱“寧都會議”）。在會上，毛澤東受到錯誤批評后，便違心地提出請“病假”的要求。會議批準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寧都會議后，毛澤東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前往福建長汀養病。同年冬，毛澤東到贛南進行調查研究。一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會，有關人士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王盛榮火速通知毛澤東參加。王盛榮當即帶了一個排，星夜兼程奔赴贛南。誰知下午剛到毛澤東住的村外，就聽到村里槍聲大作。原來，毛澤東的警衛人員與反動民團交上了火。王盛榮手提駁殼槍，順著槍聲拼命沖進村里，找到了毛澤東。那一時刻太危險了，幾個團丁正端著帶刺刀的長槍逼近毛澤東。王盛榮在團丁后面大喝一聲，趁團丁回頭之際，舉槍打死了他們。解圍后，王盛榮拉著毛澤東就走。毛澤東當時正鬧痔瘡，走不動路。王盛榮只好與剛剛趕到的紅軍戰士架著毛澤東，連拉帶拖，掩護著毛澤東突出重圍。

　　新中國成立后，王盛榮曾任重工業部副部長、中南工業部副部長等職。后在政治運動中受到沖擊。1979年10月24日，中共湖北省紀委和省委組織部分別發出文件，撤銷了當年處分王盛榮的決定，恢復其原來的級別和待遇。2006年9月1日，王盛榮在武昌病逝，終年99歲。

　　在巴西是怎樣脫險的

　　1935年6月，中央紅軍（亦稱“紅一方面軍”）長征到達四川省懋功地區，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會師后，黨中央提出的戰略方針是：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以促進全國抗日形勢的發展。當時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倚仗人多槍多，向黨鬧獨立，提出向川康發展的意見。為了解決這個重大問題，6月下旬黨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會議，否定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通過了《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確定》。中央為了團結紅四方面軍北上抗日，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7月，中央在蘆花鎮開會，決定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改為紅一、四方面軍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總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8月8日，沙窩會議后，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將紅一方面軍的第5軍（由紅5軍團改稱）、第32軍（由紅9軍團改稱）和紅四方面軍的第9、第31、第33軍組成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紅軍總政委張國燾、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率領北上；將紅一方面軍的第1軍（由紅1軍團改稱）、第3軍（由紅3軍團改稱）和紅四方面軍的第4、第30軍組成右路軍，由黨中央和毛澤東率領，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參謀長葉劍英指揮，同時并進北上。9月8日、9日，張國燾公開反對黨中央北上的方針，連續兩次電令徐向前、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并提出“徹底開展黨內斗爭”，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當時，右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正在開會，新任總政治部主任陳昌浩在作報告。葉劍英在看到電報后，識破了張國燾的陰謀，感到事關重大，借故離開會場，帶著電報跑向黨中央駐地，把電報交給毛澤東。毛澤東看了電報，感到情況緊急，立即用鉛筆把電報抄下，并告訴葉劍英處境危險，要趕快回去，務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葉劍英迅速跑回原地，若無其事地走進會場。

　　葉劍英走后，毛澤東立即與張聞天、博古（秦邦憲）等緊急磋商，大家一致認為，張國燾既然已經背著中央，下達命令要右路軍南下，再繼續說服等待張國燾率領部隊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會招致不堪設想的后果。為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武裝沖突，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率領紅一方面軍1、3軍迅速離開巴西（今四川若爾蓋縣巴西鎮）單獨北上。9月10日凌晨兩點，葉劍英率軍委縱隊借機從潘洲趕到阿西（今四川若爾蓋縣阿西鎮），與毛澤東等率領的右路軍會合。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沒忘記葉劍英關鍵時刻送電報之事。有一次，毛澤東摸著自己的腦袋，對人風趣地說：“葉劍英同志在關鍵的時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沒有他，就沒有這個了。他救了黨，救了紅軍，救了我們這些人。”

　　在延安是怎樣脫險的

　　1941年9月的一天，陜西省綏德地區一位國民黨副專員從西安返回途中到延安后提出了一個要求：即希望與毛澤東會面。有關方面把這位副專員的要求報告給毛澤東后，毛澤東不但同意與其會面，而且還要請其吃飯。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第二天早飯后，延安交際處處長派人到大邊溝青年食堂訂餐。上午11時許，毛澤東帶著陳伯達和政研室的兩位書記員，由葉子龍（毛澤東的秘書）和蔣澤民（保衛參謀）跟隨，乘車去接見那位副專員，然后一起去大邊溝青年食堂吃飯。快要走到青年食堂的時候，蔣澤民從車窗里看到食堂東廳前的場地上聚集著一大群人，五六名警衛戰士在那里站崗值勤，維持秩序。蔣澤民仔細一看這一大群人都是當地人，而且多是年輕人，沒有發現值得懷疑的人，于是就下車走到毛澤東乘坐的車旁拉開車門請毛澤東下車。毛澤東先下了車，緊跟著，那位副專員和陳伯達、葉子龍等也都下了車。蔣澤民緊走兩步，站在一個臺階上，冷靜地觀察著熱情的人群，突然發現站在人群后面的一個青年人，倒背著雙手，正在往前擠。別人都在鼓掌，或是舉起雙手歡呼，可這個青年人為何倒背著手呢？蔣澤民立刻警惕起來，向旁邊橫跨一步，換個角度向這個青年人身后望去，只見此人的手里拎著一根一米多長的木棒。再仔細一看，蔣澤民發現此人不像是普通的青年農民：面孔白白凈凈的，衣服平平展展的，尤其是那雙眼睛賊溜溜的。因此蔣澤民快步沖到毛澤東的身邊，側身隨毛澤東走動，而兩眼卻在監視那個青年人的一舉一動。

　　就在毛澤東向食堂走去，馬上就要跨進門口的一剎那，那個青年人一個箭步躥到門前，猛地掄起手中的木棒，向毛澤東的后腦袋狠狠砸去。而此時毛澤東絲毫沒有察覺到，仍然向前走著。

　　就在這命懸一線時，蔣澤民猛地抬起右臂，一下擋住砸向毛澤東后腦袋的木棒，只聽“砰”的一聲，木棒重重地砸到蔣澤民的右臂上。蔣澤民的右臂頓時失去了知覺。就在這時，警衛班的馮永貴帶領兩個戰士飛快趕到，制服了刺客。

　　經過反復查證，此刺客是潛入延安的國民黨特工，只不過是個外圍人員，尚未配備槍支，主要任務是刺殺中共中央領導人。這個特工邀功心切，就手拿木棒行刺。此后，蔣澤民被調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擔任周恩來的副官。毛澤東抵達重慶談判后，蔣澤民改任毛澤東的副官。

　　新中國成立后，蔣澤民曾任解放軍總后勤部車船部副部長等職。2012年6月17日，蔣澤民在沈陽病逝，終年99歲。

　　在墩兒梁是怎樣脫險的

　　1947年初，胡宗南受蔣介石派遣，率數十萬大軍氣勢洶洶地向延安發起重點進攻。為了誘敵深入，在運動中尋找殲敵良機，黨中央決定將中共機關撤出延安。為了保密，中央軍委化名“昆侖縱隊”。當時毛澤東曾說：“我們不可能固守一城一池，今天放棄延安，就意味著將來解放南京、上海，解放全中國。在胡宗南的強大攻勢下，現在守延安則失延安，暫時離開延安則得延安。”同年3月18日下午，當毛澤東率部撤離延安時，為了保密，毛澤東用“離開才能得勝利”的意思，取“離得勝”的諧音“李德勝”為代號。6月初，國民黨在美軍代號“X1”偵察機的協助下，確定了轉戰陜北的中共中央在王家灣的概略位置，并決定由胡宗南率大軍偷襲。因一個多月前，潛伏在胡宗南身邊、擔任胡宗南秘書的我黨地下工作者熊向暉被派往美國學習，致使中央對胡宗南的行動一無所知。6月8日，胡宗南的屬下、國民黨整編第29軍軍長劉戡率領四個半旅北進，先頭部隊到了距離王家灣不足十里的寺灣村時才被我軍發現。而此時，跟隨毛澤東的作戰部隊只有四個警衛連，二百多人。在這樣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等只能帶著部隊從王家灣轉移。6月10日清晨，毛澤東等從山口子進去，到了小河村。剛想歇歇腳，偵察員就來報告，劉戡的部隊已竄到了王家灣，離小河村只隔十來里路。毛澤東決定繼續向西轉移。

　　劉戡的部隊漫山遍野地搜索，雖配有美制儀器，能測出附近電臺發出的電波，但是，中央機關的電臺早已關閉，致使敵人只能到處瞎摸。6月10日午夜，隊伍來到一個名叫墩兒梁的山梁下。本來毛澤東等的行軍路線是要越過墩兒梁往西走，沒想到敵人的先頭部隊正好順著大墩山口往東邊開來，于是兩支隊伍就在山梁上險些迎面遭遇。走在前面最先發現敵情的偵察員十分機警，連忙趴下來沒有驚動敵人。敵人的先頭部隊過去后，敵人的大部隊就開過來了，隊伍里晃動著亂糟糟的手電光，還有人打著火把，足足走了半個多小時還沒有過完。隱蔽在溝底的毛澤東等人，能聽見敵人長官訓罵的聲音，還有武器碰撞的聲音和騾馬發出的嘶鳴。此時，若有人不慎弄出什么響動或一牲口受驚嘶叫，一場遭遇戰就在所難免，后果是不堪設想的。距離胡宗南搜查部隊僅有一百米的光禿禿的墩兒梁下不但沒有一個避風躲雨的地方，就連一塊可以坐的石頭也找不到，毛澤東等只能披著雨衣站在雨地里。

　　由于天黑路滑雨急，敵人始終沒有發現墩兒梁下的毛澤東等人，因此就朝著相反的方向越走越遠。于是毛澤東這才帶領部隊迅速行動起來，登上山岡，越過墩兒梁，朝著西南方向的天賜灣奔去。

　　在城南莊是怎樣脫險的

　　1948年3月21日，毛澤東率部從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出發，東渡黃河于4月13日傍晚安全到達河北阜平縣城南莊。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親自帶人將毛澤東一行接到司令部，并把自己住的兩間房子騰出來請毛澤東住。為了保證毛澤東的絕對安全，聶榮臻指示保衛部門嚴格加強防范工作，保衛部門很快采取了嚴密的保衛措施。司令部機關除有關工作人員外，任何人不得隨意接近毛澤東的住處。進出毛澤東辦公地點的人員都要經過嚴格審查。就連給毛澤東做飯菜也另辟爐灶，單獨進行，人員嚴格控制，無關人員更不得接近。此外，聶榮臻還規定在毛澤東休息睡覺的時候，除非特殊情況，盡量不要干擾他。毛澤東住下后，十分滿意。

　　1948年5月18日清晨，國民黨軍飛機突然轟炸城南莊。這時，聶榮臻正在吃早飯，聽到了機群的轟鳴聲，他首先想到的是毛澤東的安全。他不顧個人安危，放下飯碗，飛快地跑到毛澤東住的房間。喜歡夜間工作的毛澤東此時還在睡覺。聶榮臻用很輕又非常急切的聲音說：“主席，敵機來轟炸了，請你趕快到防空洞去。”毛澤東坐了起來，鎮靜而又風趣地說：“不要緊，沒什么了不起，無非是投下點鋼鐵，正好打幾把鋤頭開荒。”說罷，仍坐在床上。這時，聶榮臻當機立斷，讓跟隨的警衛人員趕快取來擔架，并同隨后趕來的軍區參謀長趙爾陸一起把毛澤東扶上擔架，一行人不由分說一溜小跑地把毛澤東抬進了防空洞。當毛澤東等人剛進防空洞，敵機扔下的炸彈就爆炸了。一枚落在毛澤東住的院子里，一枚落在房后山坡上。彈片和沖擊波不僅把房子的門窗玻璃都震碎了，還把房間里的兩個暖水瓶擊破了。當天晚上，為了確保毛澤東的安全，聶榮臻請毛澤東轉移到離城南莊不遠的花山村。

　　敵機的炸彈為什么投得如此準確？直到山西省的大同市、河北省的保定市解放后，才從敵偽檔案中查清敵機轟炸城南莊的來龍去脈。原來晉察冀軍區司令部管理處在王快鎮開設了一個大豐煙廠。煙廠經理孟建德被國民黨特務組織收買。以后孟建德又將其同鄉、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小伙房司務長劉從文拉入特務組織。倆人均被任命為上尉諜報員。毛澤東到達城南莊后，聶榮臻指派專人為他做飯，防范十分嚴密。劉從文雖然無法接近，但這個特務從種種跡象分析一定是大人物到了，于是便送情報讓敵人派飛機來轟炸城南莊。在敵特分子電臺的指揮下，敵機向毛澤東的住處扔了炸彈。事情真相大白后，由華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張致祥主持召開了公審大會，槍斃了罪大惡極的特務分子孟建德、劉從文和另一名特務劉金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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