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本是高山》這部以現實人物為原型的電影，引起了這么大的爭議，批評和否定的意見這么多，應該是投資人和創作團隊沒有意料到的。

　　所以，我們在上文說，他們高估了自己，低估了自己對觀眾的了解。

　　現在人們的精神生活對主旋律電影確實有很高的需求，但不是什么電影和主旋律沾邊，就一定獲得好票房的。

　　陳凱歌導演的抗美援朝題材電影，遭遇票房滑鐵盧，已經給一些摩拳擦掌要進入主旋律電影領域分一杯羹的人敲響了警鐘。

　　現在的中國觀眾越來越有鑒賞能力。再靠過去那些偏門，比如演員陣容豪華，宣發力度足夠，就能爛片也能得到好票房，是越來越難了。

　　但這么多的批評會不會讓這些影視投資人和主創團隊認真反思呢？很難。

　　因為他們從來不喜歡反思自己。作品出了問題，他們首先會認為是觀眾的欣賞水平出了問題，不是他們自己的問題。

　　比如陳凱歌，就因為《無極》懟了不少人。

　　他既懟觀眾，說是觀眾看不懂電影并放言稱十年之后才能看懂。

　　也對圈內人，比如在一次節目當中，因為李誠儒一句《霸王別姬》之后的作品沒有看他的作品，擔心形式大于內容之類的話，就反懟李成儒“是封閉世界里走出來的”。

　　對網絡惡搞更是不能忍。惡搞視頻《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在網絡上傳播，引來陳凱歌的怒斥：人不能無恥到這種地步！

　　《無極》到今天在豆瓣上的評分也只有5.4。這都18年過去了，觀眾還是看不出《無極》就是部好電影。

　　懟天懟地，看到他反思過自己沒有？

　　這種現象，并非孤立存在。噴觀眾是垃圾的馮小剛，更不要指望反思自己了。

　　即便如張藝謀，確實在奧運會等開幕式體現出高水平，但他的電影走出以前的自己了嗎？《英雄》前后死了那么多人，等到有機會面對秦王了，放棄了。《滿江紅》也是死了那么多人，等抓到秦檜了，又放棄了，改為讓他當眾念《滿江紅》了事，都是一顆圣母心在蕩漾。而且，《滿江紅》的能殺而不殺，邏輯上比《英雄》的合理性更差了，說明圣母心更嚴重了。

　　涉及到個人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要他們改變自己，太難了。

　　所以，這些被認為是電影圈江湖大佬的人，他們拍的抗美援朝題材，哪一個真正表現出志愿軍面對世界最強對手，還能戰而勝之的原因了？

　　是題材限制了他們的能力發揮嗎？為什么《能文能武李延年》就能得到好評？有一篇分析文章的題目就道出了好評如潮的最重要原因，“因為它道出了我軍軍魂和無往不勝之源”。

　　讓觀眾理解了志愿軍指戰員為什么而戰，為什么能勝利？為什么而死，為什么不怕死？

　　做不到這一點，都配不上這么好的題材。

　　這么好的題材，都拍不出好電影，只能說明是他們水平問題。

　　更深準確一點說，是他們的價值觀決定了他們的藝術天花板。

　　二

　　這些有好題材也拍不好主旋律電影的人，大概都不認同，也不理解教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什么要強調文藝工作者必須從根本上解決立場、態度問題，闡明革命文藝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根本方向。

　　這他們如何能服氣？否則，他們也不會懟觀眾看不懂，罵觀眾垃圾了。

　　他們已經習慣高高在上俯視群眾了，讓他們向群眾學習，為人民服務？那不得感覺委屈死？

　　好像是偉人說過，舊中國留給新中國有兩大包袱，一百萬特務和幾十萬舊知識分子。

　　特務依靠群眾揪出就行,但是舊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卻大傷腦筋。

　　現在的演藝圈導演啊編劇什么的，如果也算知識分子的話，他們有很多，可比當年的舊知識分子更難改造。當時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雖然達到錢學森境界的人很少，但因為恨國而吃里爬外的也極少。你讓他們在抗美援朝的題材上，給美國飛行員披上人性的光輝，塑造的形象之正面讓美國人都滿意到不行，還跟給侵華日軍以人性化的藝術改造，那極少有這樣的。

　　他們的下限再低，也不會低到這個程度。何況，當時的老百姓也絕對不允許有這樣的知識分子存在。

　　當年的知識分子待遇之高，老百姓仰望都望不到。

　　錢鐘書的夫人楊絳，真名楊季康，職位是中國社科院外文所三級研究員，工資241.5元。

　　那個時代，那么難。人口快速增長，要解決增長的這么多張嘴吃飯的問題，還要積累資金，為實現國家工業化做持續的投入。在這種情況下，還堅持給知識分子這么高的收入。

　　這是不重視知識分子？

　　但為什么一些文史類知識分子對那個時代的怨言，比普通的工人農民要大得多呢？顯得他們更吃虧一樣？而像錢學森、于敏這樣真正為國家做出大貢獻的人，反而沒那么多怨言呢？

　　這里面就有一個知識分子是否愿意改變自己思想的問題。

　　有些知識分子為什么叫舊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們人雖然已經生活在新中國，但思想還停留在舊社會。所以，讓他們帶著高工資，去工廠、農村體驗生活，深入生活，也能找到更多創作的源泉，同時希望他們不脫離群眾，改變看不起勞動人民，以勞動為恥的舊觀念。

　　但這一點，就讓他們產生了太大的怨恨，讓他們感覺肉體上受折磨，精神上受迫害。

　　他們被動地接受，內心極度地排斥。

　　錢學森在1957年發表過一篇《知識分子需要不斷地改造》，就談到舊知識分子的思想問題：

　　“在舊社會里，認得幾個字就好像有意想不到的魔力，‘讀書人’是了不起的。”

　　“那時候的皇帝，不管他‘土’的還不是‘土’的，要統治人民，就得靠這幫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并不多，只是全國人民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多了不值錢，而且也安插不了。但是，統治階級是有妙算的，他們總把知識分子的數目提到比‘官’的數目多一些，讓他們之間有競爭，使他們對上是搖尾乞憐，百般依順；但在他們之間，因為有競爭，那就得自吹自打，或相互標榜以抬高身價。而對下呢，對那些踏在統治者腳下的人民呢，那自然是一副官架子，說什么‘可憐的愚民’等等。所以說在舊社會里，知識分子的自高自大、自私自利是‘職業病’。他們從來也沒有把人民放在眼里。”

　　所以 ，錢學森說這樣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共同的毛病，那就是自高自大，有“天下不是別人的而是我的”這種看法。

　　果然還是知識分子最了解知識分子的毛病。

　　但錢學森與他們不同，錢學森自愿回國，放棄在美國極為優厚的待遇，是懷著真誠的建設新中國的志愿，他不但沒有歧視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毛病，而且，還以“成為勞動人民的一份子”而感覺到光榮。

　　1991年10月，錢學森被授予“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和“一級英雄模范”獎章，并應邀發表講話。我們可以從中看看他的境界與舊知識分子有什么不同：

　　“今天我還不是很激動，真正激動的是前不久我看了王任重同志為《史來賀傳》寫的序。在這個序里說，中央組織部把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和錢學森這5個人作為解放40年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當時我心情激動極了。我激動的是，我現在終于是勞動人民的一份子了，而且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分子連在一起了。”

　　他把自己能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分子”連在一起，視為自己的最高榮譽，而激動不已。

　　什么是新中國需要的新知識分子？這就是。

　　要比成就，比貢獻，那些因為要去工廠車間和鄉下田間與工人農民一起勞動，就怨恨了一輩子的文史類知識分子比，是不是有著顯而易見的新舊不同？

　　與現在的一些電影導演，因為觀眾不認可自己的作品，就譏諷觀眾看不懂，大罵觀眾垃圾，是不是更有天壤之別？

　　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差別？因為錢學森和張桂梅一樣，他們都信仰共產主義，且終身未改。

　　于敏1987年全國勞動模范名單里面，只有他的介紹最簡單，就是一句話：“于敏是核工業部科技委副主任”。除此之外，社會對他一無所知。他夫人也不知道，1988年從媒體報道的材料里面，才知道原來他家“老于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

　　于敏的志向是搞基礎理論研究，但國家需要他改行，去做氫彈理的應用研究。他沒有怨言，服從國家的安排。后來他回憶說自己研究氫彈并不是出于興趣，而是“愛國主義壓過興趣”。在巨大的成就面前，他淡泊明志：“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聊以自慰了。”

　　對別人送來的“中國氫彈之父”稱號，他一直拒絕：“這個提法不對，我受之有愧”“我只是做了應當做的工作，榮譽屬于參加核武器研制全體科技工作者、干部、工人和解放軍指戰員。”“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氫彈又不能有好幾個‘父親’”。

　　這種精神境界，豈是自封邊鋒，自稱給于敏突破氫彈理論完成傳球的“院士”可比？

　　這些屬于新中國的新知識分子，真正做到了“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么，你應該要問自己可以為國家做什么。”

　　那些恨國黨看到這里不要急，我知道你很急，這句話是你們特別崇拜的美國人特別崇拜的總統肯尼迪說的。

　　三

　　為什么新中國創造了那么多常人無法用常理解釋的奇跡，不但能夠在抗美援朝打敗武器比自己先進了很多倍的17國軍隊，而且還能夠在近乎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實現了工業化，建立了獨立而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這在別的國家完成一件就堪稱奇跡和功勛，只是新中國創造的眾多奇跡的一部分。

　　剛成立的新中國，連不多的黃金和外匯都被蔣介石搞到臺灣去了，還拆了不少機器設備生產線搬到臺灣，給大陸留下的是個標準的爛攤子。新中國，除了有人有信仰，其他都可以用貧瘠來形容。

　　“精神也能變物質”，這句話，反對辯證法的人自然是理解不了的，但在新中國，這就是事實。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享受著他們打下的和平發展環境和奠定的工業化物質基礎等條件，我們真沒資格輕視那代人的貢獻，更沒資格否定他們的信仰。

　　張桂梅為什么能拋開個人利益得失，堅持奉獻教育事業那么多年？不是一些人說的“人性的光輝”，支持她的就是共產主義信仰。

　　我對用人性來說話的人，避而遠之。

　　首先這些人，缺乏獨立思考能力，還把從眾當成個性。看到宣傳人性論的多了，他們也喜歡跟著附庸“風雅”。

　　其次，這些人極其實用主義，把人性當個框，根據需要，什么都可以往里裝。

　　他們為了否定共產主義，就說人性皆貪婪自私，所以共產主義不符合人性，注定無法成功。

　　他們為了否定張桂梅的共產主義信仰，又開始大談“人性的光輝”是她無私奉獻的動力，搞得他們自己比張桂梅更了解她自己似的。

　　這些統統不認可張桂梅老師共產主義信仰的人，能不能在人性到底是自私還是無私之間統一一下意見？

　　再次，無論是網上還是現實中，喜歡用人性分析問題的，他們有很高的概率，平時是一個自私自利到傷害別人都從不內疚的人。跟這種人做朋友，要特別小心，因為他算計了你，也不會感覺到自己對不起你，他會用“人性本來如此”來給自己的行為做合理性解釋。

　　我們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身處競爭激烈的環境，無法達到張桂梅老師那樣的境界，這都沒什么。但不能跟演藝圈的一些導演和編劇那樣，自己做不到，還要去否定人家的真實信仰；否定不了，就要進行概念偷換，把張桂梅老師的信仰偷換為“女性幫助女性”，或者什么“人性的光輝”。結果，為了自己的目的，滿足了自己的低俗，侮辱了別人的信仰。

　　我們普通人做不成高山，但我們不能否定高山的存在。更不能跟這些編劇導演一樣，非要用他們的藝術處理，把高山拉到和自己一樣低的水平。

　　在此，還特別想奉勸一下那個編劇，面對真正的高山，你沒資格說“我就是高山”，這么好的題材，被霍霍成這樣，你算個球。

　　四

　　中國發展到現在，回顧過去的歷程，是真不容易，需要記住，我們是怎么從國破家亡的狀態走到現在的。在一百多年前各種社會實驗都已失敗，中國人特別迷茫和絕望的時候，是和張桂梅相同信仰的那幫人，最終把中國帶出了低谷，帶到了高峰。當時無論是簡單的民族主義還是純粹的自由主義，都不能帶領中國走出困境。自由主義特別純的胡適，從中國人反對“二十一條”，到“九一八”爆發，他就一直反對中國人愛國，反對中國人抗戰。

　　所以中國人是最沒資格去否定張桂梅老師至今還在堅持的共產主義信仰的。

　　沒有這個，我們可能比印度強不到哪里去。印度的自然稟賦、地緣條件、外部環境，剛獨立時的工業基礎，都要比我們好。為什么我們完成了工業化，建成了世界最大最齊全、不遠的將來還是世界唯一、歷史唯一的全產業鏈經濟體？因為有一代共產主義的信仰者，把最難解決的問題，差不多都給后人解決了，當然，也把后人的苦提前吃了。

　　未來的挑戰還有很多。我們一路行至現在，面對外部的挑戰，中國人越來越樂觀，因為對手一天天弱下去，而我們一天天強起來。但面對內部的挑戰，我們絲毫不能放松警惕之心。

　　看看抗美援朝都被他們拍成那樣，張桂梅作為原型還健在，他們就敢拍成這樣，如何輕松起來？

　　這些人的觀點并不一致，但他們都在反對張桂梅堅持的信仰，他們只要有機會，就要繼續消解支撐前輩的奮斗與犧牲的精神信仰。

　　我們的軍事力量已經很強大，拿槍的敵人，對我們的威脅現在算不了什么；但是不拿槍的對手，卻讓我們防不勝防。

　　我們在物質生產正在趕超西方，但我們在精神生產方面，還遠不如人意。

　　因為掌握精神生產的很多文化“精英”，他們在思想上已經跪拜在西方面前，再也站不起來。

　　他們不但理解不了張桂梅因何而崇高，他們還要用自己的方式消解崇高。

　　這里面有認識問題，但也不都是認識問題。我們面對的還有無孔不入的思想戰認知戰。

　　五

　　到了應該重建全民信仰的時候了。物質豐富了，精神也不能貧瘠，這才是我們需要的現代化。

　　張桂梅的信仰，不但現在依然有價值，而且現實的價值比過去更高。

　　因為我們正處于人工智能突破的時代，生產力方面，我們正在接近共產主義的入口。如果能夠突破到通用人工智能的階段，人工智能就能替代大部分腦力勞動。面對機器對大部分人類體力勞動以及人工智能對大部分腦力勞動的替代，我們不進行社會經濟形態和人的精神水平的升級，僅僅一個就業問題就能讓社會崩潰。

　　實現張桂梅的生產力條件不再遙不可及，現在最大的短板是人的觀念還相差很遠；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中國人的信仰，被各種各樣的人性論拉回到叢林法則的水平。

　　民族的復興，需要更高的水平。不但要繼續做大蛋糕，而且還要解決好蛋糕的分配問題。后者比前者更難。這樣才能解決一方面是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又是消費能力不足的問題，才能解決科技越來越進步，人的工作壓力卻越來越大的問題。

　　這些都需要改變，但我們需要先從轉變觀念開始，從重建信仰開始。

　　所以，理解張桂梅，理解她的信仰，在今天，對我們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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