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生于1926年，今年94歲高齡了，還能夠拄著拐杖在村口走動走動，能夠自己洗漱，每餐可以吃一小碗煮爛的面條。

　　她不喜歡住樓房，一直住在農村老家。每年的今天，她都會做一頓餃子，煮好后盛出的第一碗，恭恭敬敬地供在堂屋正中毛主席畫像前。

　　就像她在過年初一、十五的時候一樣。

　　她很小的時候就被賣給人家當童養媳，后來那一家因為交不起租子，又拿她給地主家抵了租。

　　在地主家里當丫頭，年紀小力氣薄，干不了重活，只能干些洗衣做飯，端茶倒水的事情。

　　她回憶起來，唯一的印象就是經常挨打，被打大嘴巴，抽鞭子。

　　有兩次挨打記憶最深刻，一次洗碗，不小心碰壞了一個白瓷茶壺蓋上的紐子，被管家婆教訓“長長記性”，拿鞋底子抽她的臉，滿嘴流血，腮幫子腫的像饅頭，吃飯都張不開嘴，喝了好幾天刷鍋水泡糠窩窩。

　　還有一次是十冬臘月在村頭的渠邊洗衣服，渠水里全是冰渣子，手凍僵了，指頭凍腫的像胡蘿卜，抓不住衣服，順水漂走了一件，回去后，被吊在房梁上打了二十鞭子，餓了三天。

　　到后來，只要主家和管家婆一揚手，外婆就條件反射，手腳僵硬動彈不得，縮在墻角發抖，像一只待宰的雞。

　　因為手腳笨，長的又瘦又矮又丑，地主說養著浪費糧食，外婆十多歲又被賣給了一個開磨房磨豆腐的。

　　在磨坊里有十幾個跟她年齡差不多的少年少女，天天都跟驢子一樣干活，磨坊主就拿一個大棒子坐在門口監工，一是防著偷懶，二是防著她們餓極了偷吃豆渣。

　　聽哪一座磨盤推的慢了不響了，上去就是一棒子打在脊梁上。一棒子就是一道血棱子。

　　那些疤痕現在還留在外婆的脊背上，只不過都變成黑色的了，橫七豎八的看著就叫人瘆得慌。

　　驢子晚上還能歇歇，她們一群少年人晚上干完活還要喂牲口，牲口消停了她們才能睡。

　　外婆后來被賣給一個游鄉的貨郎當兒媳婦，貨郎的兒子就是我親外公了，結了婚我媽剛滿三歲，又遇上國民黨抓壯丁，外公被抓了壯丁，從此一去杳無音訊。

　　兒子被拉了壯丁，老貨郎去阻攔，被打了兩槍托，又急又嚇，沒兩天就死了。

　　我外婆無依無靠，被貨郎家的親戚掃地出門，占了她們的房屋和幾畝薄地。

　　外婆帶著才三歲的孩子討了飯。

　　過了幾個月，有一天鄉里大集，就把我母親領到了一個廟里，對我母親說，乖孩子你在廟里等著，媽去給你買水煎包吃。就走了。

　　我母親在廟里等到天黑，喉嚨都哭啞了，也沒有等到外婆回來。

　　還是我現在的外公從廟前面過，聽見哭聲，進去看是一個小女孩兒，挺可憐的，就問是哪個村的，家里大人叫什么名字。然后抱著我母親給送回去了。

　　結果我親外公家的親戚們，沒有一個說愿意收下孩子的。

　　現在的外公是共產黨員，見他們這樣冷漠，也寒了心，就說孩子我養了，不過你們得立下字據，請街坊四鄰做個見證，以后就跟孩子沒有任何關系了。

　　他還是民兵排長，在收養了我母親的時候，還沒有結婚。幾個月后領著擔架隊支前，被國民黨的炮彈炸死在戰場上。

　　那是48年的冬天。

　　我母親作為烈士的遺孤，受到了村里、鄉里很好的照顧，解放后上了學讀了書，高小畢業后還回到村里當了小學老師。

　　后來經村干部介紹，跟同樣是烈士后代的我父親結婚，陸續有了我們兄弟三個。

　　我母親跟外婆的重逢也很有戲劇性，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人民公社抽調學校的老師們協助普查登記，我母親也在其列。

　　登記的村子就包括貨郎家的村子，那些親戚們看見我母親的名字，居然還認得。告訴我母親說，外婆當年沒有走多遠，在臨鄉又找了一家人家嫁了。后來還回來找過幾回孩子。

　　又告訴我母親她的地址。

　　后來沒多久，外婆果然也找來了。

　　只不過母親那時候不愿意認她，說我沒有母親，只有一個父親，是烈士。

　　外婆大哭了一場，說當年不是我心狠，是真的活不下去了。

　　后來外婆就常來，但是母親始終就是不認她。

　　外婆沒辦法，就找了公社去說這事， 在公社黨支部的調解下，母親算是認下來了，但一直也沒有怎么來往。

　　一直過了很多年，母親心里的冰才有所松動，才肯去看望外婆，也讓我們常去探望，漸漸地恢復了母女感情。

　　我們也逐漸地從她們的口中，知道了這些陳年往事。

　　外婆吃了半輩子苦，新中國成立后過的也不錯，有了自己的新家人，新生活。

　　對她這樣高壽的老人，村子里每個月還發著生活補貼，逢節日都有慰問品送上門，兒孫們也孝順，晚年生活也很順心如意。

　　再也沒有人敢欺負她，把她趕出門去了。

　　在我外婆，我母親這兩代人的心里，毛主席不僅僅是人民領袖，還實實在在的是她們的大救星，他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真的是萬家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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