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黨大” 還是“法大” 的通信

# # 先生好！

先生“黨大”、“法大”之精論，已拜讀。這個論爭，由來已久，呈上幾點淺見，敬請教正。

一、“黨大”是本質

人類文明幾千年，是階級斗爭和階級壓迫的歷史；而“黨爭”則是階級斗爭的高度抽象和集中體現。階級斗爭的成敗，總是表現為黨爭（集團、派系等）的成敗。

“法”，只是黨爭（階級斗爭之抽象）的工具。列寧說：“法”是政黨領導階級戰爭取得革命勝利的成果，而不是前提。古希臘伯里克利變法，古羅馬十二銅表法，古中華商君法等，都是新興階級以新法確定革命成果；至于今日安倍修憲，那是為了日本右翼政黨大資本集團的利益；委內瑞拉的馬杜羅其實也是修憲，那是為了左派政黨的利益。

不論修憲，還是護憲，都是階級利益或其抽象——政黨利益的需要。而能否“修”，能否“護”，則取決于政黨實力的消長。

“知識精英”們論“法大”，分明視“法大”為工具。比如：提取憲法中言論、出版、結社等權利的具體條款，虛化憲法的社會主義本質——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不是絕對的，而只能立基 “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前提。

“知識精英”抹去這個前提，將矛頭（應該說正確地）指向黨內貪腐、進而將共產黨普泛化的信仰迷失，導向抽象的民主、人權、自由，以貌似為萬民護法的“普世價值”說，將“法”中內在的社會主義“黨大”，置換為資本主義“黨大”。

最典型的案例是1956年毛澤東鼓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其前提是推動社會主義進步，強調不涉及政治的“和風細雨”、“學術爭鳴”；而章伯鈞、羅隆基偏要在政治上進攻，挖社會主義的“根”，立資本主義的“法”。

能讓毛澤東不反擊？

倒是響當當的右派茅于軾先生“光明磊落”，他不遮掩對社會主義的敵視，公然向毛澤東隔歷史時空叫陣：我就是資產階級右派。（當然這是中國資本主義大行而茅老先生春風得意后的“勇敢”。）

姑且不論反右是“毛”對還是“茅”對，其間尖銳的階級對立——“黨爭”，誰能否定！能說毛澤東“反右”制造了大冤案？

說到底，變法、護法，是陣地爭奪。“法大”，終究要受“黨大”左右。

二、“法大”是形式

在階級社會，“法”從來是階級斗爭的的高度集中——政黨斗爭的工具。執政前，提出自己的政綱（“準法”） 批判以至否定統治階級的“法”； 若參與執政，則利用統治階級的“法”確定自己的合法地位或鼓吹“修憲”，為自己爭得更多權利；執政之后，便將自己的政綱明確地訴諸國之大法，依憑“法”貫徹自己的政治主張，捍衛自己的階級利益。

“法大”是形式，因為面對全國各階層人民，所以便在一個大框架里，盡可塞進抽象的“人權”、“民主” “自由”。 新興階級（革命政黨）借此向舊勢力爭奪地盤，如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人權宣言”向封建勢力奪權，如毛澤東重慶談判主張的“聯合政府”向特權資本集團奪權；舊勢力同樣借此向新勢力爭奪地盤，如“普世價值”或“市場經濟”名義下資本特權集團的瘋狂掠奪。

便是今日先生的“法大”之說，其實也是視“法大”為工具的良苦用心，那就是立足毛澤東以無產階級政黨學說訂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法，向今日中國共產黨問責：我們如何直面今日現實——馬列主義幾乎成了招牌，社會主義步步退讓，無產階級專政被大批白色、黑色、“紅色”特權資本集團竊占要位， “黨大”則被一手遮天的大貪官、中貪官、小貪官，乃至村貪官侵蝕得千瘡百孔。

如此，以“法大”問責，說到底，就是以“黨大”這個本質問責，也就是以毛澤東等老一代革命家用千百萬烈士的鮮血凝結在“法大”中的靈魂——黨綱，問責！

“法大”是形式。沒有形式，“黨大”便沒了依托，只能如《共產黨宣言》在科學共產主義誕生之初的精彩述說：一個紅色幽靈，飄飄蕩蕩。

“法大”作為工具的重要意義，在于“黨大”只有通過“法大”實現自我，也就是要得到全國大多數人的認同；沒有以法的確立得到國人的支持，便談不上黨對全國的領導，黨便失去了法理地位。則“黨大”只能在自欺欺人中萎縮。

# #先生的的“問責”，在我看來，當是代言真正共產黨人的自我問責。

然而，“黨大”被質疑，“法大”等獨善其身嗎？毛澤東的那個“法”，雖墨跡依然，靈魂剩下多少？

三、“黨大”與“法大”是對立的同一體。

“黨大”與“法大”，是“本質”和“形式”，相輔相成，誰也離不開誰。

簡言之，“法”是統治階級利益的體現，統治階級表現為政黨的統治，政黨“護憲”護的是自己政黨及其所代言的階級利益，政黨“修憲”修的是不再適合自己政黨及其所代言的階級利益。

然而，“護”也罷，“修”也罷，既然政黨要統治一個國家，就必須得到這個國家多數公民的認同，否則便是竹籃打水。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政黨利益及其代言的階級利益，就必須（哪怕是勉強）與人民利益趨于一致。“法大”便是這個“一致”的政治形態。

那么，如何與人民利益一致？

這就存在一個導向問題：

改革開放引進資本主義“物質文明”，也引進資本主義“精神文明”。以資本為導向，人人拜金。如柏拉圖2400年前所批判：“在把‘致富’和‘保富’看作是人生最光彩的事情的、外表體面的人身上，我們看到了真正的道德缺陷；在這種城市里，‘商業巨頭’占主要地位并給整個社會定下了風尚。”（A·泰勒：《柏拉圖——生平及其著作》）

柏拉圖慨嘆：“最簡單的事實，一個人看到另一個人變富時，就會跟他攀比，于是眾多的公民都成了財迷。”（《理想國》）

這種風尚，將早期資產階級革命的光榮——“人人生而平等”，最終畸化為：人人生而具有剝削別人的“平等”。但絕大多數人享受不到這個“平等”，只能遭受被剝削的“平等”，如此資本特權集團掠奪世界財富便“撈來”了法理根據。

這是資本主義“黨大”與“法大”的對立同一。

不能否認，天真善良的“知識精英”確實希望以“法大”的抽象實現全民的“普世價值”，人人民主、自由、人權，如胡耀邦；然而，他們必將落入別有用心的“知識精英”的窠臼：既然主張私有制和私有觀念，既然發展資本主義，那就不可避免地在“剝削平等”的振振有詞中，認同貧富分化，固化特權剝削，形成極少數壟斷資本集團的“黨大”以及維護特權利益的“法大”。

順便說一句，先生提到毛澤東“無法無天”， 那是他在主觀上，以激進的革命思維，期望徹底否定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法”，鏟除資本猖獗下的偽人權、偽平等、偽自由，建立沒有特權剝削的公天下社會。

實在說，毛澤東不僅厭棄資產階級的“法”，就是對社會主義的保留“資產階級法權”的“法”，他也不滿意。他不免有著超越歷史發展程度的空想；然而，他卻為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也為世界文明進步，指引著方向。

不當之處，敬請教正！

                                         北京市寫作學會 薛遒

                                            2017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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