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河南的南街村，人們并不陌生。傳說中的南街村，村民個個穿綠軍裝，戴紅袖章、讀老三篇、唱語錄歌，跳忠字舞，甚至還早請示、晚匯報……等等，被視為“文革”遺風，打上了“極左”的標簽。

　　一個真實的南街村

　　其實，一個真實的、現實中的南街村與人們所“傳”的南街村大相徑庭，相去甚遠。前不久，我利用在河南鄭州大學參加學術研討會的機會，來到了臨潁縣南街村。俗話說：“百聞不如一見”。觀光是認識南街村，體驗南街村的重要途徑。坐上紅色標志的電瓶車，穿行在南街村的大街小巷，沿途觀賞南街村集團的面粉廠、方便面廠、啤酒廠、調味品廠;走入住宅區，進入村民家實地看一看南街村人的居家生活;在高新農業園區，欣賞世界各地的名貴植物花卉;在紅色游覽區，我們依次來到“毛主席韶山故居”、“井岡山黃洋界”、“遵義會議會址”、“延安寶塔”、“棗園窯洞”、“西柏坡舊址”等仿制革命圣地景觀，仿佛時空穿越，又回到了一代偉人浴血奮戰的歲月。

　　30多年前的南街村和我國大部分農村一樣，曾是地不產糧，人不果腹的貧瘠之地，1978年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72元。如今的南街村，宣傳頁上這樣介紹：地處豫中平原腹部，隸屬河南省漯河市臨潁縣城關鎮，因位于縣城的南部而得名。有常住人口848戶共3180多人。村民每人約7分土地，耕地近1000畝。有26家村營企業，2010年村資產積累就達到30億元。據估算，“南街村”品牌就值十幾個億。南街村雖有幾十億的家底兒，但沒有“私有制”的立足之地。在這個只有1.78平方公里的村莊里，幾乎看不到金錢的作用。村民的一切由村集體供給。

　　美國《波士頓環球報》記者英迪拉·拉克什馬南在一篇《共產主義盛行于中國農村》的文章里說：“在中國河南的一個既像郊區住宅開發區又像工業園區的小村莊里，每個人都能終身獲得就業機會和一套免費裝修的公寓。街道干凈整潔，治安良好。鄰居們都熱心公益事業。教育和醫療保健不同于中國的其它地方，這里都是免費的。公用設施、食品甚至連啤酒都是免費的，也許有一天，衣服也會免費。”

　　“南街村成功地將中國革命者的理想與改革派的理想結合了起來。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獲取的利潤，創建了一個帶有小鎮價值觀的終生制公社。”

　　“南街村的村民都免費住在1997年前蓋好的公寓里，各家各戶用的都是北歐風格的松木家具，都有電視和擺著毛主席像。屋里裝修雖然簡單，但是遠比過去那些破爛的住處舒服得多。”

　　“在改革中的中國，南街村并不是唯一一個將工業利潤用于公社生活的村莊。但它可能是第一個在嘗試并放棄了私有化這樣做的村子。而且它是在潑掉洗澡水之后，又把孩子找回來的最成功的例子。”

　　應當承認，這位美國記者的眼力很敏銳，廖廖數筆，便將南街村的輪廓“勾畫”了出來。實際上，南街村創業的艱難并不是一兩句話能夠說得清楚的，在這個過程中，帶頭人王宏斌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出生于1951年的王宏斌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南街村人。他1976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現任河南省漯河市人大副主任，南街村黨委書記，南街村(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先后榮獲“全國勞動模范”、“全國優秀農民企業家”、“河南省優秀共產黨員”、“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等榮譽稱號，是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代表。通過王宏斌的簡歷，我們可見他那不平凡的傳奇經歷。

　　當年王宏斌高小畢業后，沒有繼續升學，當了一個農民。到了十七歲那年，他已經是生產隊長了。再后來，王宏斌進城當了一名工人。可是王宏斌卻不安心城里的工作，他的心依然在南街村。1977年，王宏斌毅然回村，被推選為南街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在他的帶領下，南街村因地制宜辦起了一家小面粉廠，又辦起機磚廠。再以后，南街村的經濟就像滾雪球一樣迅速擴張，飛躍發展。這些年來，還是這片土地，還是這些人，南街村在“班長”王宏斌的率領下，“靠玩泥蛋起步，靠玩面蛋發家，靠玩藥蛋騰飛”。以其獨有的方式創造了農村社會和諧、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在堅持農村集體化、杜絕私有化的基礎上實現了農村工業化和社區現代化。

　　在精神文明層面上，南街村提倡“傻子精神”，到處都有以“傻子”為精髓的標語，這是游客在南街村最深的印象。在王宏斌看來，“傻子是一種骨子里的東西，是一種外在形象的表現，傻子精神就是雷鋒精神。只有骨子里有這種傻子精神，形象上才會有傻子行為，才能抵得住各種誘惑。”

　　年輕時的王宏斌就有一股子“傻”勁兒。19歲時，他被推選為生產隊長。后來父親好不容易給他弄來一個在縣里上班當工人的名額，可王宏斌干了兩年多還是找不到做工人的感覺，沒和父母商量就直接辭職回村繼續當生產隊長，不當工人當農民，不拿工資拿工分。連父親都覺得兒子“傻”得不可理喻。

　　南街村的發展，就是靠王宏斌和他的一班人，就是靠他們樹立的“傻子”精神，他們既是一群理想主義者，也是最富有真情和實干精神的人。“一絲不茍干南街事，一塵不染做南街人”的箴言就出自王宏斌之口。他們不計名利，不計得失，甘當“傻子”，只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奮斗。雖然南街村屢屢受到爭議，但他們仍然頂住壓力，特立獨行，沿著他們認定的路子，在“班長”王宏斌的率領下，一直堅忍不拔地走下去。

　　身處南街村，你會產生一種別樣的感覺。當你站在村中心的東方紅廣場上，看著高高矗立的漢白玉毛主席雕像和馬恩列斯偉人巨像以及幾十面迎風招展的紅旗時;當你面對居民樓上、學校廠區建筑物上甚至幼兒園的墻上醒目的紅色大標語時;當你翻閱當天的《南街村》報，發現在報眼位置上刊登的毛主席語錄時;當你在游客接待中心，聽到喇叭里傳來久違了的毛主席語錄歌時，你都會產生這種別樣的感覺。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感覺呢?

　　不少到過南街村的老同志一語中的，那是一種特別親切、特別溫暖、特別熟悉同時又是久違了的感覺。為了這種感覺，為了心中的那份摯愛和信念，無數的革命前輩和共產黨人為之奮斗了一生。南街村就是他們心目中的一方“凈土”和“目標”。南街村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他們的精神和信念，這正折射出當今社會的精神缺乏和信念缺失。所以說，強國必先強心，強心重在立信。要實現中國夢，就要“鑄魂補鈣”，重塑信仰，提倡奉獻，不尚空談，重在實干。

　　導游介紹說，創業之初，他們的王書記也曾經為用什么做南街人的精神支柱而苦苦思索過。道理很簡單，沒有精神就沒有凝聚力。于是，他開始組織村民進行大討論。討論結果，還是只能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教育和團結南街人。南街村黨組織在全村范圍內深入開展了“大學毛著，大學雷鋒，大唱革命歌曲”的活動，這就是后來被稱之為南街村治村方略的“三大活動”。

　　“外圓內方”，這是南街村的又一發展秘訣，外國人評論南街村是“毛鄧村”，這是不無道理的。他們對內實行的是政治掛帥，灌輸毛澤東思想和雷鋒精神。實行供給制和低薪制，為發展提供了高積累，高積累促進了快發展;對外則實行鄧小平理論，走市場經濟之路，堅持改革開放，高薪聘請人才。照樣打廣告搞促銷，走南闖北開拓市場。他們深深懂得“無工不富”，一個村建起了幾十家企業，憑著南街村特有的執著和影響力打開了市場的大門。比如，為了給日本合資人員創造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南街村花費巨資修建了一棟三百平方米的豪華別墅。該建筑從設計到室內裝修都是地地道道的日本風格，別墅內設有小舞廳、麻將桌、卡拉OK廳、健身房、酒吧間、桑拿浴室等等，為日本客商和技工營造了舒適環境。之后的三年多時間，日本企業就先后與南街村合資興辦了“河南耐可達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河南彬海膠印制品有限公司”、“河南麥恩食品有限公司”、“河南南德食品有限公司”等四個企業。

　　高福利、低工資的“南街村模式”引起了世人的關注，獨特的平均主義被稱之為南街村的“共產主義要素”。 據說，村里人還拿著200元的月薪，村干部月薪略高些，也不過250元。這種分配模式，被一些人譏笑為“一大二公”、“大鍋飯”。對低工資問題，我以打問導游工資為由，巧妙地向導游提及。導游是本村姑娘，她說她的月工資為2000元左右。旅游旺季，還有提成獎勵。看來，南街村在分配制度方面已有較大改進。工資之外，南街村的村民們享受著十四項公共福利，住房村里統一按需分配，室內家具、電器、炊具、中央空調一應俱全，全部由集體統一配備;小孩兒從幼兒園到大學畢業，所有學雜費都由集體負責解決;村民看病由村里統一報銷;每人每月供給十五公斤面粉，吃水、用電、燒液化氣全部免費，每人每月另發四十元的福利購物券;青年結婚、老人去世，一切費用都由集體負責。

　　南街村不是世外桃源，勝似世外桃源。它以一種特有的形式聯接著中國農村歷史的過去和現在，紅色傳承和紅色基因在這里充分體現，有一種“紅色鄉村都市”的風采。我深切感覺到，南街人在這里工作、生活、學習是輕松的、愉快的、幸福的、安然的。南街村村史陳列室的一塊牌匾上寫著這么幾句話：“這個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動，由傻子去創造，最后是屬于傻子的。”這是南街村人在這個歷史的發展階段追求美好生活有意義的探索和思考。也許你不喜歡生活在這好像脫離了時代的環境里，也許多年以后南街村變得和中國別的鄉村沒有區別，但也不要急于去否定它存在的意義。

　　如今，南街村已成為河南比較火爆的紅色旅游景區，每年有海內外游客30萬人次前來觀光，先后有20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和180多位將軍到南街村視察。1994年夏末，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張愛萍將軍專門來南街村考察，留下了“山窮水盡焉無路?柳綠花紅南街村”的贊美詩句。2007年歲末，毛澤東的女兒李訥還給南街村捐了10萬元，并指明該款要用于改善南街村領導班子成員的生活。

　　走出南街村，我還在思索：我們為之奮斗的共產主義是什么樣子?誰也沒有見過，到現在還只是想象中的事情，十分遙遠。它是馬克思在160多年前根據社會發展規律推演出的一種理想社會。南街村的現狀當然不是共產主義，但它肯定是人們追求理想征途上的一小步。既然是理想，就有一定的虛幻性，在等待人們用實踐去接近。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最怕他們的書給人定了框框，曾聲明說：我們不打算把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恩格斯說，關于未來社會組織的情況，你在我這里連影子也找不到。正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唯物、這樣辯證，為我們預留了理想空間，人們才會去尋找各種版本。事實上，從《共產黨宣言》發表那一天起，無論領袖還是群眾，無論理論還是實踐，都在摸索尋找。列寧說，共產主義是蘇維埃加電氣化，這是一種版本;建國初人們口口相傳的共產主義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這是一種版本;改革開放，國門打開，有人考察北歐幾個國家，說從物質文明的角度看，這就是我想象中的共產主義，這也是一種版本;如今的南街村，它的物質條件比起世界上發達國家和國內的發達地區還有一些差距，但它和自己的過去相比，那絕對是一個質和量的共同飛躍。更難能可貴的是它為我們展現了一種追求、一種精神、一種信念，這就了不起，這同樣是一個版本，中國鄉村特色的共產主義版本。或者只算是一個版本的幼芽，再小點，一個細胞，一點基因。但它有一種新版的味道。版本多了并不怕，事實上也不會清一色。這應了鄧小平他老人家說的那句話：“摸著石頭過河”。

　　大半天時間，雖然是走馬觀花，感受的是浮光掠影，但我確信：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南街村。其實，真實的南街村一點兒也不神秘，也不算是標新立異。南街人今天走的路，明天肯定還會繼續走下去。

　　注：作者于2015年3月15日來南街村觀光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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