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竹：正解蘇東劇變呼喚辯證唯物史觀

【內容簡介：以辯證唯物史觀為指導，是正確分析解釋蘇東劇變機理的必要條件。本文認為蘇東劇變的正解是“內因和平演變綜合決定論”：蘇東劇變的根本原因，是理論、政治、經濟中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因素協同和平演變、自我顛覆的必然結果。在這一過程中，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和遏制戰略的外因，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即使沒有這一外因，也必然會發生自我顛覆的類似結果——只是進程可能會慢一些而已。】

目錄

一、正解蘇東劇變必須以辯證唯物史觀為指導

二、關于蘇東劇變原因的一些主要觀點及簡析

（一）外因決定論

（二）經濟決定論

（三）意識形態決定論

（四）執政黨決定論

（五）斯大林模式（制度）決定論

（六）正解應是：內因和平演變綜合決定論

三、馬恩列毛所創立、發展、捍衛的辯證唯物史觀

四、辯證唯物史觀的真髓

一、正解蘇東劇變必須以辯證唯物史觀為指導

蘇東劇變的實質，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以來，社會主義制度第一次被資本主義因素大面積顛覆的巨大政治悲劇，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復辟與反復辟斗爭第一個戰略性回合的基本結局。

距今已經二十五六年的蘇東劇變，其原因機理，就像茫無邊際的“社會大森林”和“社會大迷宮”，沒有正確的方向指導，是無論如何也走不出來的。國內外研究蘇東劇變原因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其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和積極意義，但研究如果不能以辯證唯物史觀為指導，則得不出基本正確的結論。而若不能對蘇東劇變的原因和教訓做出正確的總結，就不能真正理解科學社會主義的精髓，也無從真正復興社會主義。這樣以來，尚未完全質變的社會主義國家，就仍然避免不了蘇東劇變的“定數”；資本主義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也會失去成功榜樣的指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也就不可能走出深度低潮的狀態。 

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即辯證唯物史觀），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領域的具體體現。辯證唯物史觀和立于其上的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科學。所以，辯證唯物史觀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石。如果辯證唯物史觀這個基石被歪曲修正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必然會被顛覆，從而馬列毛主義也就必然會被顛覆，據以研究蘇東劇變，就必然得不出基本正確的系統結論，就像按照歪曲的數學公理、定理進行演算，除了在簡單問題上偶然歪打正著以外，必然得不出正確的演算結果一樣。

然而，正確認識和運用辯證唯物史觀，卻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從唯物的角度理解比較容易，而從辯證的角度結合實際正確地認識和運用起來卻很難，可以說，離開唯物辯證法就寸步難行。原因在于：一是辯證唯物史觀是有階級性的真理，而有階級性的真理是為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服務的。在官僚利益和個人私心的干擾下，就很難正確認識和運用有階級性的辯證唯物史觀。二是思想、理論千千萬，真理卻是唯一的。如同天體和微觀粒子的運動是螺旋式的，真理也是螺旋的圓圈。在真理的螺旋圓圈上，思想沿著切點飛出去，就必然變成謬誤。在同一螺旋圓圈上，切點是無限的。所以，在同一問題上，謬誤是無限的，而真理只是唯一的。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說的“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邁出的一小步，真理便會變成謬誤”，就是這個道理。如同周圍天體要保持螺旋式運動而不從切線方向飛出去，就必須保持中心天體的強大向心力一樣，真理的認識和運用要保持螺旋方向正確運行，而不從切線方向飛出去變成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謬誤，就必須自覺保持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和實事求是的強大向心力。否則，再天才的頭腦，也掌握不了有階級性的真理。

二、關于蘇東劇變原因的一些主要觀點及簡析

（一）外因決定論

認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行的和平演變、遏制戰略的外因，是蘇東劇變的決定性因素、根本原因。蘇東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堡壘”，是從外面被攻破的。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內因是事物變化的根據，外因是事物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一般來說，外部帝國主義勢力的和平演變、遏制戰略雖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內因而不是外因。

 （二）經濟決定論

認為：蘇東劇變的決定性因素、根本原因，是沒有把經濟搞好。具體表現為，蘇東各國的經濟發展放緩，甚至出現了負增長，經濟效益低下，物價高漲，財政赤字劇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出現了經濟、政治和民族危機。

應該說，這些現象確實不同程度地存在，但這只是表象，是一種結果，而不是根本原因。蘇東的經濟還沒有惡化到非要更換政權、尤其是大規模更換政權不可的地步。當然，蘇東劇變這么大的政治事件，必然與經濟有重大的關系。實際上，“改革變成改向”，計劃經濟被糟蹋成了市場經濟，才直接導致了蘇東劇變。

（三）意識形態決定論

認為：蘇東各國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各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長期陷入了嚴重的“左”的教條主義錯誤之中；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拋棄了馬列主義。這些意識形態問題，是蘇東劇變的決定性因素、根本原因。 

意識形態問題，確實是蘇東劇變的首要原因，但如果將意識形態問題與經濟、政治等現實割裂開來，就陷入了形而上學的泥潭。再則，蘇東劇變的原因中，雖然有“左”的錯誤因素（且不說，有些人往往把正確的思想路線當成“極左”予以否定），但主要的卻是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政治路線長期肆虐的結果。至于說到戈爾巴喬夫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路線，它就是修正主義路線，但這需要結合經濟、政治等現實來揭示其引起蘇東劇變的機理。

（四）執政黨決定論

認為：蘇東各國執政的共產黨，在思想、政治、組織、作風等方面沒有搞好自身建設，黨嚴重脫離人民群眾，逐漸形成了一個黨政官僚特權集團，各種腐敗現象不斷滋生蔓延。這是引起蘇東劇變的決定性因素、根本原因。 

執政黨問題同意識形態問題一樣，也是蘇東劇變的首要原因。但這些原因，決不可以脫離思想理論路線問題和具體的經濟現實去孤立地看待。比如說，雖然強調了執政黨問題和意識形態問題的重要性，卻仍然肯定機械唯物史觀、“階級斗爭熄滅論”，“以經濟建設為綱”、市場化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導致蘇東劇變的理論路線根源，就是南轅北轍的致命錯誤，說是為了防止蘇東劇變，實際上卻自覺不自覺地頑固堅持蘇東劇變的覆轍方向！

（五）斯大林模式（制度）決定論

認為：高度集權的斯大林社會主義制度模式——僵化、空想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專制不民主的政治體制，是蘇東劇變的決定性因素、根本原因。認為建立在資本主義不發達基礎上的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違背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不是由資本主義社會孕育出來的自然社會，而是由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主觀拼湊出來的人造社會，是必然失敗的空想社會主義。

持這種觀點的研究者，根據機械唯物史觀認為：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相對落后國家，不應該搞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先充分發展資本主義，然后才可以進入社會主義；或者，即使無產階級已經奪取了政權，也應該走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相結合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或者，在共產黨領導下，走“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先搞一段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這是一種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違背辯證唯物史觀的非馬克思主義觀點。

蘇聯解體后，西方辯護士們得意忘形地叫嚷：“共產主義運動會不戰而亡”。西方有代表性的是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福山認為，蘇聯東歐劇變意味著共產主義的終結、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終結、馬克思主義的終結；意味著歷史終結于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的現代體制已經超越了歷史和意識形態矛盾，……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這類議論，完全是資本主義衛道士的唯心史觀自慰。

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確實有很多發育不完善的重大不足，并且沒有得到有效的糾正和完善。比如說：在計劃經濟體制上，對必須利用的市場關系的積極性利用不足，而在不得不利用資產階級法權和市場關系時，又對其致命的危害性限制不力；在經濟和社會管理上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的統帥作用很不夠。在政治體制上，有效監督制衡權力腐敗的無產階級大眾民主政治尚未基本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尚不健全，不能有效抑制官僚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形成的頑強趨勢。等等。但這往往是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在幼年時期難以避免的舊社會胎記式弱點。社會主義需要的是自我完善的改革，是能夠在經濟、政治、思想上全面防止資本主義和平演變，有效抑制官僚資產階級形成，發揮計劃經濟固有的高效性的改革。而這些改革，蘇聯模式尚未做到，及至赫魯曉夫之后，則走上了“把改革變成改向”的反向改革道路——這是蘇東劇變的直接原因。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是既充分利用市場關系的積極性、又嚴格限制其致命消極性的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它是基于生產力的自然發展過程，對盲目生產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合乎邏輯的自慰，是商品經濟的最高形態（商品經濟的最高形態不是市場經濟），絕不是所謂的空想社會主義。然而，有極大內在活力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卻有其內在的管理方式要求，這就是：管理者必須以革命時期那種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作風，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帶領勞動者共同奮斗。比如說，運用中國“鞍鋼憲法”的企業管理方式，才能發揮計劃經濟的優越性。現實的例子，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有：工業領域的大慶，農業領域的大寨，國防科技領域的兩彈一星，等等。而用物質刺激、利潤掛帥的資產階級管理價值觀（例如，蘇聯的“馬鋼憲法”、中國的“貓論”）管理計劃經濟，則會助長官僚主義、以權謀私和官僚資產階級形成的趨勢，從而使計劃經濟不但發揮不出巨大的內在活力，反而引起經濟效益的惡性循環，引發經濟、政治危機的積累。而官僚集團又將此諉過于計劃經濟。如果說計劃經濟是原子彈的話，那么市場經濟就是手榴彈。他們拿著原子彈當手榴彈扔，原子彈當然大大不如手榴彈，然后就將原子彈棄之如敝履。因管理問題造成的計劃經濟效益惡性循環的客觀形勢，持續地倒逼出有意無意地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市場化、私有化的“改革”浪潮。

我們不能因為樸素社會主義發育中的弱點，就否定新生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好像不能因為幼兒發育不完善，走路踉蹌摔跤，就打著優化人口的旗號消滅幼兒、只留發育完善的中老年人一樣。再則，資產階級革命，也不是在資本雇傭勞動關系最發達、最完善的封建國家首先爆發的，而是在封建統治矛盾突出的薄弱環節首先爆發，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后，才使得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發展壯大的，這能說是“空想的資本主義”嗎？并且，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在建立初期，也是在與封建制度的復辟與反復辟的長期斗爭中才最終確立下來的。資本主義制度與封建制度的斗爭，是一種私有制與另一種私有制之間的斗爭，尚且需要經歷長期的反復斗爭，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斗爭，是公有制最終消滅一切私有制的斗爭，怎么可能不經過更加嚴酷的反復斗爭就能取得最終的勝利？在封建社會孕育出來的資本主義種子長出來的資本主義大樹，是合理的，為什么在資本主義社會孕育出來的社會主義種子長出來的社會主義大樹，就應該是“空想的”？這不是資本主義衛道士的強詞奪理是什么？

斯大林維護和鞏固了蘇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制度，經過短短三個五年計劃，就把蘇聯從手扶木犁的小農經濟國家建設成為世界第二工業強國，并且打敗了氣勢洶洶的德國法西斯的侵略。所以，蘇東劇變，蘇聯模式的垮臺，實際上并不是由于長期固守斯大林模式中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緣故，恰恰是因為背叛了模式中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改革變成了改向”，不但沒有糾正和完善蘇聯模式中的重大不足，反而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給有意無意地“改革”掉了，形成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潮流。蘇聯模式的垮臺，也絕不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不發達的基礎上建立空想社會主義的緣故。試想，如果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如果也鼓吹“階級斗爭熄滅論”，從意識形態到政治、經濟全面放棄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腐蝕進攻的階級斗爭，在國家機器內部，能不再生一個官僚資產階級嗎？資本主義能不復辟嗎？

總之，官僚們把生機勃勃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基本制度管理“折騰”壞了，然后又妖魔它、拋棄它，這是一種自覺不自覺妖魔化計劃經濟的“歷史陰謀”！

（六）正解應是：內因和平演變綜合決定論

筆者認為：蘇東劇變，是理論、政治、經濟中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因素協同和平演變、自我顛覆的必然結果。在這一過程中，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和遏制戰略的外因，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即使沒有這一外因，也必然會發生自我顛覆的類似結果——只是進程可能會慢一些而已。

世界上只有相對真理，沒有絕對真理。在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上，可以基本稱得上相對真理的社會科學理論，只有馬列毛主義的基本原理。它是指導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基礎。如果馬列毛主義的基本原理，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確理解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下被曲解、修正了，就會引起思想理論和政治路線的和平演變，從而引起經濟基礎的和平演變。

1、理論基礎的和平演變   

無產階級有兩大奪權任務，第一大奪權任務是：武裝革命奪取行政統治權，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軀體。這一奪權任務完成以后，如果不能在發展中持續解決第二大奪權任務，則無產階級政權會得而復失。第二大奪權任務是：——文化革命奪取思想統治權：不斷奪取公有思想文化統治權，為上層建筑不斷注入公有思想觀念的社會主義靈魂，使上層建筑不斷適應公有制經濟基礎。在蘇東新生的、樸素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只完成了第一個奪權任務，而第二個奪權任務，尚未自覺地、實質性地啟動。

文化革命奪權，是有效防止資本主義和平演變，鞏固公有制政權的更重要、更艱巨的奪權任務。它不像武裝革命奪權那樣可以在短期內完成，而是需要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內繼續革命才能最終完成。就像人，只要活著，就得按時吃飯。真正的社會主義，只要活著，就得按時進行奪取公有思想觀念統治權的文化革命。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必須伴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這是因為：

第一，在階級社會中，社會主要矛盾表現為階級矛盾。社會主義社會也仍然屬于階級社會。所以，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是階級斗爭熄滅論的觀點）。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有全新的特點：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只是作為經濟形態的剝削階級被基本消滅了，而作為意識形態的剝削階級仍然存在（相當于，剝削階級癌瘤被基本切除了，但癌細胞還存在，機體一旦正氣下降，癌細胞就會蔓延開來），在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線領域的階級斗爭有時還相當激烈；上層建筑領域內還存在著官僚資產階級滋生的頑疾；社會上存在雇傭勞動關系的“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不過，樸素社會主義在沒有蛻變為官僚社會主義之前，其階級矛盾，往往大量地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在法律性質上屬于人民內部矛盾，而在意識形態性質上卻屬于敵我階級矛盾的范疇）。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矛盾的長期性，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必須“以階級斗爭為綱”，長期進行奪取公有思想文化統治權的文化革命。

第二，社會主義國家的上層建筑，如果不能持續地獲得公有思想觀念的社會主義靈魂，它就必然充盈著私有思想觀念的資本主義靈魂。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筑，是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的。而社會主義國家如果不能有效地進行文化革命，奪取公有思想觀念統治權，上層建筑就必然會異化，就不但不能為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反而自我顛覆瓦解它。就像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異化的上層建筑推行的異化公有制經濟基礎的反向作用力。社會主義國家異化的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引起經濟基礎的異化；異化的經濟基礎，又進一步鞏固和加強異化的上層建筑（形成中的官僚資產階級和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這樣交互協同，惡性循環，蘇東劇變這樣的資本主義復辟，就是躲不過去的歷史定數。

列寧晚年已經意識到社會主義政權官僚化的現實危險。他目睹了舊沙皇官僚機構的某種復活，認為布爾什維克只不過是給這種官僚披上了蘇維埃的外衣。列寧在五篇有名的“政治遺囑”（即《日記摘錄》、《論合作制》、《論我國革命》、《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中，主要內容之一是關于文化建設和文化革命——強調工作重心要轉移到文化建設上來，有兩個主要任務：改造舊的國家機關和在農民中進行文化工作。還強調必須直接從工人和農民中挑選中央監察委員。這些內容，就是奪取公有思想文化統治權、建立適應公有制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的制度安排，也可以說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雛形。很可惜，由于列寧去世過早，文化革命奪權任務未能實質性開展。繼任的斯大林，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由于滋生了階級斗爭熄滅論的思想，使他難以承擔起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領導重任。而階級斗爭熄滅論，就是社會主義蛻化變質的“癌細胞”。這種“癌細胞”的擴散，必然引起社會主義機體的“癌變”。

公有思想觀念的核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奪取公有思想統治權的文化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方面，毛澤東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形成了反修防修的理論和進行了實踐。毛澤東特別強調“斗私批修”。“毛主席說，所謂斗私，就是拔掉心里面剝削思想的根子，這個根子不鏟除，什么革命成果也保不住；所謂批修，就是批判黨內代表私字的路線方針政策，代表私字的路線方針政策就是修。顯然，毛主席抓住了防止剝削階級復辟的思想根源和政治根源。歷史也證明了毛主席防止剝削階級復辟的革命方法是正確的。無論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黨內新生資產階級也就是官僚資產階級，并非像列寧所說的那樣，是從小生產者中產生的，而是從黨內特權中產生的，這種特權就是私字的產物。”（《張宏良：中國文化大革命開辟了人類政治文明的新階段》）。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石是辯證唯物主義。這個理論基石，在列寧那里是堅實的，而在斯大林那里，就有所偏離，表現在他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運動認識的膚淺。至于斯大林之后的國家高層領導，幾乎沒有真正理解辯證唯物主義的。由于新生的社會主義處于以私有觀念為核心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社會場”的滲透和包圍之中，由于領導集團沒有辯證唯物主義的系統無產階級世界觀（就只能是自發的資產階級世界觀），致使他們不可能真正理解辯證唯物史觀，只能持有修正主義的歷史觀——機械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二元混合。而辯證唯物史觀又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石。在機械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二元混合的基礎上，他們絕不會像辯證唯物史觀哲學大師毛澤東那樣真正掌握科學社會主義的精髓。在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上，他們也絕不會成為革命的理想主義者，這就使得他們在特權的領導崗位上，不可能阻擋住向官僚資產階級蛻變的頑強逆流。在資產階級世界觀和官僚集團利益的交互作用下，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史觀，就被曲解和修正成了資產階級性質的機械唯物史觀，從而將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臆斷為：先進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引發出“階級斗爭熄滅論”和“以經濟建設為綱”（否定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實行資產階級政治掛帥，助長私有文化觀念的泛濫）。“以經濟建設為綱”的理論和實踐，必然邏輯地發展出“市場化（私有化）改革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等謬誤。

概括蘇聯東歐等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理論基礎和平演變的脈絡是：

非馬克思主義的機械唯物史觀——→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先進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階級斗爭熄滅論——→以經濟建設為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市場經濟為方向的市場化（私有化）改革理論。

【與之相應對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基礎的脈絡是：

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同基本滯后的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階級斗爭理論——→以階級斗爭為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理論（既充分利用市場關系的積極作用，又嚴格限制市場關系的致命消極作用；以及企業管理制度的革新，如中國的“鞍鋼憲法”等）。】

這樣，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就在理論基礎上首先完成了資產階級性質的和平演變。可以說，任何社會主義國家，只要階級斗爭熄滅論成為長期的主導思想，其蛻化變質和“蘇東劇變”，就是遲早的必然結果。

2、政治路線的和平演變

理論基礎的和平演變，決定了政治路線的和平演變。圍繞以經濟建設為綱的理論和市場化改革的理論，形成了指導具體工作的相應的路線、方針、政策。這樣，在執政黨的無產階級性質的理論基礎被和平演變了之后，其政治路線也被相應地和平演變了。隨之，無產階級性質的執政黨，在官僚主義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形成的過程中，也就被和平演變為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了。

就蘇聯來說，以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報告為標志，蘇共的理論基礎和政治路線基本完成了資產階級性質的和平演變。

3、經濟基礎的和平演變

科學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只能落實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上。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理論上講，是新自由主義“和平演變”的忽悠，是用“社會主義”包裝著的“資本主義鴉片”；從實踐上講，是真正人造的空想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牛頭”與社會主義“馬面”的臆想雜交。蘇東等社會主義國家，被麻醉成了吸食“市場經濟鴉片”的癮君子。蘇東劇變的經濟根源，就是搞以市場經濟為指向的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即在經濟基礎上自覺不自覺地搞資本主義和平演變。

市場經濟，并非中性經濟手段，它只能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現實中，只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絕無真正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是因為：

市場經濟，是雇傭勞動社會化的商品經濟，是在全社會范圍內以市場為基礎配置資源的市場化經濟。雇傭勞動社會化，就是勞動力商品化，也就是社會上大多數勞動者失去了生產資料主人地位，淪為資本雇傭勞動者的狀態。只有實現了勞動力商品化，才能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以市場為基礎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基本功能。

由于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勞動者是生產資料和社會的主人。主人不能自己向自己出賣勞動力，自己雇傭自己，自己剝削自己的剩余價值。所以，勞動力商品化，只能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才能實現。

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如果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不搞勞動力商品化，就建不成市場經濟；而若實現了勞動力商品化，市場經濟確實建成了，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也就被根本異化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就復活了。所以，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水火不容的對立關系。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忽悠人們說：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以不必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只要堅持國有企業的公有制為主導，就可以保障社會主義的性質。其實，在官僚資產階級管理路線下，國有企業也必然蛻變為官僚所有制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企業。這種企業再多，也改變不了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性質。社會主義性質與公有制為主體是不可分割的。以公有制為主體，雖然不是保持科學社會主義性質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

并且，資本雇傭勞動關系是發育出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息萌芽。只要條件具備，萌芽態的雇傭勞動就必然發育成社會化的雇傭勞動。這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就基本發育成熟了。恩格斯早已揭示過這一點：“包含著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的雇傭勞動是很古老的；它個別地和分散地同奴隸制度并存了幾百年。但是只有在歷史前提已經具備時，這一萌芽才能發展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311頁。）列寧所說的“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列寧選集》第四卷，第181頁），也是在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自發性的意義上揭示的。

如果說，斯大林模式的計劃經濟，在利用市場關系方面失之于“左”傾錯誤，那么，后來蘇東國家的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為指向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則是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因為，資本雇傭勞動，作為發育出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息萌芽，在官僚社會主義社會里，已經具備了充分條件——商品經濟大大發展了；用資產階級價值觀管理經濟；官僚資產階級正在形成中；再加上通過有意識的市場化改革，使得雇傭勞動社會化正在基本實現，從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處于基本形成之中。

蘇東官僚社會主義國家，在國內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形成的過程中，與建立在其上的上層建筑，相互影響，交互作用，惡性循環，最終完成了理論→政治→經濟的綜合和平演變。蘇東劇變，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完成了向資本主義的最后跳躍。

三、馬恩列毛所創立、發展、捍衛的辯證唯物史觀

為了正確深刻地理解蘇東劇變的本質和根本原因，我們必須重溫一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所創立、發展、捍衛的辯證唯物史觀。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辯證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主要從唯物的角度作了簡要的表述：“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這里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頁）

由于馬克思之前的社會歷史觀完全是唯心的，所以，馬克思針對唯心史觀的批判，主要是從唯物的角度闡述辯證唯物史觀，還未來得及從辯證的角度給以充分詳盡的闡述。之后，馬恩創立的辯證唯物史觀基本上被形而上學地曲解成了機械唯物史觀。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從辯證的角度進一步闡述、發展和捍衛了辯證唯物史觀。

19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保爾·恩斯特為代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青年派”，把唯物史觀當作教條，大力宣揚“經濟決定論”和“技術決定論”；以保爾·巴爾特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把唯物史觀歪曲成為“經濟唯物主義”，否認政治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為此，晚年的恩格斯寫了大量的書信，對機械唯物史觀作了深刻而系統的批判。

恩格斯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7頁）在這段話里，恩格斯闡釋了生產力歸根到底的基礎性決定作用和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在許多情況下的決定性作用的辯證道理。

在相關書信里，恩格斯從方法論上對保爾·恩斯特和保爾·巴爾特們的理論錯誤作了批駁，同時也對馬克思與自己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作了反思：“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并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預交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9頁）

對于辯證唯物史觀，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有創造性的發展和精辟的論述：“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樣）要做，但是還沒有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的時候，確定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決定的東西。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筑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我們這樣說，是否違反了唯物論呢？沒有。因為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在這里，毛澤東把生產力的一般的“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與上層建筑等方面在一定條件下具體的“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的雙向交互辯證運動，闡述得更有理論明確性了。

恩格斯還強調過：“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377—378頁）毛澤東在批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也強調過：“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這本教科書，只講物質前提，很少涉及上層建筑，即：階級的國家，階級的哲學，階級的科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但是，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得分家。不涉及上層建筑方面的問題，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方面的問題不容易說得清楚。” 唯物辯證哲學大師的教誨說明，不理解或者曲解、否定唯物辯證法，就不可能正確地理解和應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這往往是一個容易被人們忽視的極其重要的理論思維問題。

四、辯證唯物史觀的真髓

被歪曲和修正閹割了精髓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絕不是辯證唯物史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已經將辯證唯物史觀的精髓揭示給世人了，但資產階級價值觀嚴重、沒有無產階級立場的人們，是無法理解其精髓的。就像毛澤東締造的人民軍隊，將游擊戰、運動戰的人民戰爭精髓告訴蔣介石的將軍們，他們也理解不了、用不上。辯證唯物史觀是無產階級世界觀，資產階級世界觀嚴重的知識分子，再有天才也掌握不了。

辯證唯物史觀的真髓應該是：在世界統一的生產力大系統中，生產力的基礎性決定作用和上層建筑等因素的統率性決定作用，交互影響、辯證運動。

（一）兩種決定作用雙向辯證運動——生產力在總的歷史發展中的基礎性決定作用與上層建筑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的統率性決定作用，在社會形態中交互影響、辯證運動。（為簡化表述，適當忽略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在其中的中介傳導協同因素）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

這一論斷屬于馬克思主義常識，但往往被形而上學地歪曲成了機械唯物史觀，所以，必須還原其辯證唯物史觀的本來面目：

第一，生產力在“總的歷史發展”中發揮著“基礎性決定作用”——它只有一個方向，即正向的、進步的、革命的方向。

經濟是政治、文化觀念等的基礎；生產力是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等的基礎。所以，這種決定作用屬于“基礎性決定作用”。生產力的基礎性決定作用，在總的歷史發展中，發揮著一般的、總趨勢的、單一正向的、進步的歷史作用。所謂“總的歷史發展”，就是指社會歷史發展中的足夠長的一段總過程的總趨勢。只有在足夠長的一段歷史發展總過程中，才能明顯表現出生產力的基礎性決定作用的總趨勢。

生產力水平，以生產力物質技術基礎——工具為標志。而以工具為標志的生產力，則在總的歷史發展過程的總趨勢上決定著相應社會形態的存在（而不是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一旦達到某種生產力水平，就一定會形影相隨地、同步地出現相應的社會形態）：

①以石器為標志的生產力，決定了原始社會的存在；其中：

以粗石器為標志的生產力，決定了母系氏族社會的存在；

以細石器為標志的生產力，決定了父系氏族社會的存在。

②以青銅器手工工具為標志的生產力，決定了奴隸社會的存在。

③以鐵器手工工具為標志的生產力，決定了封建社會的存在。

④以大機器為標志的生產力，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某種交集并存的時代。其中：

以蒸汽機為標志的生產力（蒸汽時代），決定了上升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存在；

以電氣機器系統為標志的生產力（電氣時代），決定了下降期資本主義社會和初級社會主義社會的存在。

而以電子計算機和互聯網為標志的生產力（初、中級信息時代——準網絡化、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生產系統時代），則決定了全面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存在和中、高級社會主義社會的到來。

⑤而以高度網絡化、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生產系統為標志的生產力（高級信息時代）——能夠提供極大豐富的物質文化產品，可以根據人們的正當需求提供按需分配，則決定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到來。

這里揭示的“生產力的基礎性決定作用”，是在“總的歷史發展”中以總趨勢發生作用的。而在“具體的歷史進程”（是指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任何一段足夠短的、局部的現實發展過程）中，“生產力的基礎性決定作用”，是通過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等綜合因素的反作用以間接的、迂回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而不是以與總趨勢完全同步的方式發揮作用。也就是說，抽象的總趨勢與具體的局部事實不是一回事，就像價值與價格不是一回事一樣。否則，美歐等西方生產力發達國家為什么沒有率先進入社會主義？而是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生產力相對落后國家率先進入社會主義？為什么蘇聯、東歐和中國等國家，在生產力相對落后的水平上社會主義能夠蓬勃發展？而到了生產力大大發展了以后，為什么反而進入了向資本主義大倒退的時期？

第二，上層建筑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對生產力的反作用，在一定的條件下能轉化成“統率性決定作用”——有正向的與反向的、正確的與錯誤的、進步的與落后的、革命的與反動的兩種。

否認生產力的決定作用，夸大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屬于唯心史觀。承認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但卻不承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反作用”，或者雖然承認其“反作用”，但卻不承認其在一定條件下也能轉化為決定性作用（很多人怕犯唯心主義，往往不敢承認這種“反作用”在一定條件下會轉化為決定作用），這是形而上學的“生產力和經濟決定論”（“唯生產力論”、“經濟決定論”），屬于機械唯物史觀（有些人認為，“生產力和經濟決定論”是馬克思主義正統理論，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形而上學歪曲）。因為，這種“反作用”，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的一定條件下確實能轉化為決定作用，只是這種決定作用僅僅是“統率性決定作用”。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在不同的條件、不同的狀態下，有正反兩個不同的方向，因而“統率性決定作用”，也分為正向的與反向的、正確的與錯誤的、進步的與落后的、革命的與反動的兩種。比如說，屬于上層建筑的思想政治路線，就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道路和興衰——錯誤的思想政治路線，發揮著反向的、反動的統率性決定作用。例如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和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路線，就發揮著反向的統率性決定作用。而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則發揮著正向的、革命的統率性決定作用。例如毛澤東思想路線，就發揮著正向的統率性決定作用。

生產力的最終的決定作用之所以是基礎性的、單一正向的，就在于生產力對于上層建筑等的反向統率性決定作用起著歷史的懲罰和矯正作用。這種作用，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表現為，周期性的奴隸起義、農民起義；在資本主義社會表現為，周期性經濟危機和無產階級的反抗活動；在社會主義社會表現為，或者是通過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和無產階級大眾民主政治來自覺地、持續地、適時地予以自覺溫和懲罰和矯正，或者是執政黨不抓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自覺階級斗爭，助長資產階級自發全面的腐蝕進攻，搞市場化、自由化改革。致使資本主義復活，發生如同蘇東劇變那樣的對錯誤路線和整個社會的暴力懲罰。而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代替封建社會，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則屬于歷史的最終矯正作用。

第三，上層建筑的統率性決定作用，是主觀性作用；而生產力的基礎性決定作用，是客觀性作用。

上層建筑作為主觀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其統率性決定作用，其實就是上層建筑中人的或正確或錯誤的主觀性作用。而生產力作為客觀物質力量，其基礎性決定作用，卻是客觀性作用。問題是，在上層建筑和生產力系統中，都是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發揮主導作用，但為什么生產力的基礎性決定作用就是客觀性作用呢？這是因為主觀力量質變轉化為客觀力量的緣故：

生產力，是勞動者利用生產資料在勞動過程中形成的，而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在這種物質變換過中形成的生產力，具有客觀性和物質性，從而賦予了“生產力是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客觀物質力量”的本質屬性。在總的歷史發展中的生產力，是在大范圍、長時間的過程中，無數人和無數代的勞動者分工合作、交互作用、繼承發展的集合，是無數單個人的主觀力量有機匯集質變而成的總體客觀物質力量。還有，生產力是一種不能由人們自由選擇的既得力量。人一生下來就遇到的現存生產力，是先前一切世代生產力的積累與發展。因而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而只能首先接受和適應前人已經創造出來的生產力，并在這種物質條件的基礎上去創造新的生產力。所以，生產力的發展也就具有了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生產力在總的歷史發展中的基礎性決定作用也就轉化為客觀性作用了。

而上層建筑中人的主觀力量的發揮——雖然也要借助于物質力量，但它的積極作用的物化積累傳承，卻落實在生產力基礎上。同時，上層建筑的統率性決定作用，有正確與錯誤之分，并且只能表現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所以，它只能是主觀性作用。

第四，生產力的基礎性決定作用通過上層建筑的統率性決定作用進行表達的規律。

總的歷史發展中的生產力基礎性決定作用，是通過具體的歷史進程中上層建筑的統率性決定作用（正向促進或反向阻礙）間接的、迂回曲折的表現出來的。換句話說，上層建筑正向的或反向的統率性決定作用，是圍繞著生產力基礎性決定作用的總趨勢波動的。這應該是一條規律，就好像價格圍繞價值波動、偶然性為必然性開辟道路的規律一樣。

事物發展的一般趨勢、必然性，總是通過具體性、偶然性開辟道路的。就像水流千遭歸大海，是總的趨勢朝著大海，在具體的迂回過程中，水流方向往往是背離大海的，但不能說迂回的河水就永遠也進不了大海。生產力的基礎性決定作用，就是“大海”，而上層建筑等的統率性決定作用，就是“迂回的水流”。上層建筑中的錯誤政治路線，就是“假猴王”，再怎么瞎折騰，也跳不出生產力基礎性決定作用的“如來佛手心”！

比如說，推動生產力社會化的大機器生產力越是向高級發展，就越是基礎性地決定著資本主義的沒落和社會主義的上升。但是這種基礎性決定作用，是通過具體的歷史進程中的具體行為、具體事件迂回曲折地表現出來的。例如：大機器生產力發達的歐美國家，由于上層建筑發揮著遏制革命運動的強大的反向統率性決定作用，使得這些國家并沒有率先進入社會主義——當然，在生產力的基礎性決定作用下，這些國家終歸要進入社會主義。而像蘇聯東歐和中國這些大機器生產力比較落后的國家，由于上層建筑中的革命性因素發揮著足夠強大的正向統率性決定作用，使其率先進入了社會主義。然而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在大機器生產力大大發展了以后，本應社會主義更加鞏固，但卻出現了向資本主義的大倒退。其主要原因，絕不是因為生產力落后，而是因為上層建筑中異化出了官僚主義集團或者形成中的官僚資產階級，使其發揮著推行市場化、私有化“改革”的反向統率性決定作用的緣故——當然，在生產力的基礎性決定作用下，經過或長或短的歷史時期，這些國家還得回歸社會主義。

（二）世界是一個統一的生產力大系統。

生產力的基礎性決定作用規律，也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但是，忽視或否認世界統一的生產力大系統背景和上層建筑的統率性決定作用，僅從個別國家生產力小系統和生產力的基礎性決定作用一個方向孤立地強調上述規律，就從真理的切點上飛出去，變成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邁出的一小步，真理便會變成謬誤”的形而上學機械唯物史觀，就成了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拉大旗作虎皮”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旗號”。

生產力的基礎性決定作用，不是孤立地只以個別國家的生產力小系統為基礎，而是以世界生產力大系統為基礎的。這是因為；

辯證唯物史觀，不但重視一個國家的生產力小系統，而且重視世界生產力大系統，同時把小系統放到大系統里觀察和運作。因為，生產力小系統如同小海灣，生產力大系統如同大海洋，小海灣必然受大海洋的密切影響。

第一，世界生產力大系統，決定著全球經濟時代的特征。

在生產社會化的大機器生產力基礎上，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某種交集并存的經濟時代，資本主義可以存在，社會主義也可以發育。尤其是在當下，生產社會化已經進入了生產世界化、經濟信息化和虛擬化的階段，理論上到了世界性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全面腐朽、社會主義蓬勃發展的時期。社會化、世界化、信息化、虛擬化的生產力，貧富極端兩極分化的人類，資源近于枯竭的地球，都在驚天動地地呼喊著社會主義制度的拯救！

第二，在世界統一的生產力大系統中，世界先進物質文明成果（先進的生產技術等）和先進精神文明成果（先進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具有傳播作用，可使生產力相對落后的國家，借助水往低處流的低位優勢發生后發跳躍式發展。

借助于世界先進意識的傳播指導作用，先進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可以在經濟政治發展的薄弱環節、社會矛盾突出的后發國家，通過爆發革命奪取政權之后得以確立，然后利用世界先進的生產技術成果，實現生產力的跳躍式發展（如同西藏在新中國成立后，實現了從農奴制到社會主義的跳躍式發展）。只要社會化生產力在世界上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就會產生與之相應的思想理論（如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等）。這種社會化生產力決定的科學精神的影響是無國界的。在無產階級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可以先成立無產階級政黨，進行革命，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然后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比資本主義更好更快地創造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物質和精神文明基礎。像蘇聯東歐和中國這些在相對落后生產力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外星球上，而是與發達的資本主義處于同一個世界生產力大系統中，他們利用低位優勢，借助世界先進物質、精神文明成果，實現了社會制度和生產力的后發跳躍式發展。這種跳躍式發展，絕不是違反生產力性質的“空想社會主義”，恰恰相反，這就是世界統一的生產力大系統中資本主義充分發展所產生的、異化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先進文明力量，在戰略迂回突圍中的薄弱環節所綻放出來的社會主義燦爛花朵。只是，這種燦爛花朵，并沒有直接開在美歐發達資本主義的主干上，而是綻放在后發的細枝嫩芽上。就像火山噴發，地底下熔巖大量聚集的地方，往往不是垂直地從地面上噴發出來，而是千里迂回地從薄弱的可乘之隙爆發出壯觀景象。可是，機械唯物史觀的形而上學思維，卻頑固地否認后發國家借助低位優勢吸收世界先進物質、精神文明成果，進行社會制度和生產力跳躍式發展的可能和現實，非要再爬一遍資本主義不可！至于后來發生的蘇東劇變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陷入深度低潮的根本原因，絕不是因為物質生產力層面上缺乏資本主義文明的充分發展（當然，計劃經濟體制應該進一步完善），而是因為上層建筑層領域尚未真正確立公有思想文化的統治權，未能有效遏制官僚資產階級的形成，致使社會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筑嚴重滯后于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從而走上了市場經濟的復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路的緣故。火山口被凝固的熔巖堵塞了，但不斷集聚的能量，定會再爆發出來！毛澤東的反修防修的理論和實踐，已經為我們開辟了唯一正確的道路。我們應該清本正源，批判機械唯物史觀，反對市場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向；捍衛辯證唯物史觀，復興科學社會主義。

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既是一個理論問題，又是一個實踐問題。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極大地推動了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在這方面，列寧和毛澤東作出了重大精辟的理論開拓和概括，有效地捍衛和發展了辯證物史觀。

列寧說：“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國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后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哪些書上讀到過，通常的歷史順序是不容許或不可能有這類改變的呢？”（《列寧選集》第四卷，1995年版，第776—778頁）

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下，在當時資本主義經濟不發達，生產力比較落后的俄國，先成功地進行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奪取了政權，然后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通過計劃經濟迅速地創造了經濟奇跡。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指出：“……首先制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后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之后，資本主義工業才大發展起來。”（《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31—132頁）

毛澤東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在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成功地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后又成功地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變革了舊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實現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向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歷史性跨越，同時也實現了生產力和科技發展的歷史性跨越——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用27年的時間完成了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在國防科技方面，實現了從“小米加步槍”到“兩彈一星”的跨越。等等。這些成就，當屬人類經濟、科技發展史上的一個前無古人、迄今后無來者的驚天地泣鬼神的奇跡！

新生的社會主義蘇聯和中國，在發展生產力等方面取得的奇跡，都充分說明了毛澤東關于上層建筑在一定條件下發揮“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即統率性決定作用）的辯證思想的正確性。為了保證上層建筑能夠發揮先進的、正向的“主要的決定的作用”，毛澤東特別強調人民必須管理上層建筑的問題。他指出：“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里，由誰來發議論，都是屬于權利的問題。人民內部有各個派別，有黨派性。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對于保證人民的權利問題，關系極大。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里，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利就有保證了；掌握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們就可能變質，人民的權利就不能保證。總之，人民必須自己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

人類的社會實踐證明，歷史是唯物辯證發展的。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下的社會主義蘇聯和毛澤東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都是歷史唯物辯證發展的事實勝過雄辯的證明。而“資本主義補課論”做法，則與此相反，他們實際上否定了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條件下創造充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文明基礎的可能性，主張先通過資本主義方式充分發展生產力，然后再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改造成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新中國初期，就有主張“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不破壞私有財產的制度”，“先搞一段資本主義”，充分發展新生產力，然后再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資產階級路線的干擾。現實和理論充分證明：在社會主義國家搞資本主義制度，等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坐大了，市場經濟搞成了，靠國家機器自身也就根本不可能復歸社會主義了，一般來說，只能靠歷史周期律來矯正了！

總之，社會的發展不是生產力單一的、枯燥的運動，而是綜合因素普遍聯系、相互作用的豐富多彩的運動，是一般和特殊、必然和偶然的辯證運動。我們決不可以把總的歷史發展中的生產力基礎性決定作用的大趨勢，形而上學、簡單劃一地套用到具體的歷史進程中去。機械唯物史觀論者的悲哀在于：只見一般不見特殊，只見必然不見偶然，只見局部小系統不見整體大系統，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靜止不見運動，只見直線不見曲線，只見平面不見立體，只見簡單劃一不見豐富多彩，只見物質不見精神，只見經濟不見政治，只見物不見人，只見官僚利益不見人民利益，如此等等。科學社會主義要復興，必須首先在理論上肅清機械唯物史觀的“木馬病毒”，才能切實防止蘇東劇變悲劇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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