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網上看了一位網友的文章，《幾千萬工人無端下崗是改革功績還是歷史罪責?》。

　　在“下崗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嗎?”部分，作者說：“在工程技術領域里，任何事情要做之前先要進行可行性分析：有利條件、不利條件都有哪些，有幾種方案可供選擇，它們的利弊各是什么，各有勝算幾成，成本如何，預后如何，有無隱患。等等。不搞清這些就倉促上馬草率開工，是工程領域中的大忌。國企職工下崗這一涉及一千多萬人(算上他們的配偶和子女數字還要龐大得多)的重大舉措，沒有進行過可行性分析，也沒有類似聽證會之類的舉措，就在砸爛砸爛砸爛的呼叫中全面鋪開了。”緊接著，作者試問：“不下崗我們就走投無路了嗎?歷史注定我們必須搞下崗嗎?下崗是最合理、最有效的辦法嗎?誰有權力決定讓一千多萬職工下崗?”

　　在“造成大面積國企職工下崗，誰之錯、誰之罪?”部分的分析中有這么一段話：“在政企不分的年代，興建什么廠，選址何處，投資多少，招工幾人，安裝什么設備，生產什么產品，銷往哪里，價格定位，全都是政府行為。就是由于一些參與決策的官員不懂經濟建設，盲目決策、瞎指揮，因此才導致了今天的產業結構不合理，資產結構不合理，導致了大面積的國有企業職工下崗。誰來追究他們的責任?怎樣追究?”

　　在這里，我給作者寫了下面一段話：“與作者商酌，‘造成大面積國企職工下崗，誰之錯、誰之罪?’部分的分析值得商酌：‘政企不分的年代’是什么年代?本人認為，這需要界定清楚為好，是毛澤東時代還是改開時代，毛澤東時代是不會讓幾千萬工人老大哥下崗的!”

　　在分析“為什么‘競爭’迅速成為下崗的幫兇?”里有一段話：“仇視和敵對，是隱伏在我們國民性中的沉疴。勞動力過剩、就業形勢嚴峻，是導致競爭和淘汰的直接誘因，一經媒體鼓吹立即得到廣泛響應，而且很快形成燎原之勢，赤裸裸地演變為‘叢林法則’。國民性的沉疴很容易被外因所激發，文革中批斗走資派是以‘反修防修’為名義，如今的競爭和淘汰是以‘改革’為名義，其同室操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則是一脈相承的。”

　　在這里，我又給作者寫了一段話：“作者同志，‘為什么競爭迅速成為下崗的幫兇?’部分關于國民性的分析也值得商酌。‘國民性的弱點’的提法不好，中華民族真有這些弱點嗎?這豈不迎合了某些人宣揚的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所謂人本邪說了嗎?文革中的‘反修防修’是階級斗爭，不是‘同室操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問題，改開的現實不是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重要性了嗎?!”

　　讀了這篇文章，讓我聯想到了毛澤東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科學求實精神和無時無刻不為人民著想的人民情懷。

　　例一，關于三峽工程規劃的調研論證中毛澤東所表現出來的科學求實精神。下面這段資料來自《毛澤東年譜》。

　　1966年4月，毛澤東閱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三月九日關于修建三峽工程給中共中央、毛澤東的報告。報告說：長江規劃和三峽工程的研究，在總理的親自指導下，按照主席所指示的“積極準備、充分可靠”和“有利無弊”的方針進行工作。最近幾年，根據主席的指示，我們著重研究了建筑物防護、水庫淤積和分期建設等三個問題，進一步認識到分期建設更符合于“有利無弊”的方針,大大增加了近期建設三峽工程的可能性。根據當前國家經濟發展情況，三峽工程宜早不宜遲，建議中央將這一工程列為第三、第四兩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建設項目。毛澤東批示：“已閱。需要一個反面報告。”

　　從“需要一個反面報告”可以看出，毛澤東同志不是只聽贊歌的，還要聽反面意見。在收集正反兩方面或多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再召開與之相關的多方面同志參予的座談會、研討會，反復論證，才能作出最后的決策。讀《毛澤東年譜》你還會發現，毛主席的每一項政策、決定都要經歷“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再“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經過反復研討，幾經修改，在大多數同志形成共識。自己肯定很完美無遺憾的情況下才會以文件的形式正式下發。

　　例二，毛澤東《關于農業機械化問題的一封信》中的“三個著想”所表現出來的人民情懷，同時從這份文件的最后定稿也可看出反復研討、反復論證的求實精神。下面這段資料摘自《毛澤東年譜》。

　　1966年3月12日，毛澤東就農業機械化問題復信劉少奇：“三月十一日信〔劉少奇1966年3月11日致信毛澤東說：你要王任重同志送給我的關于農業機械化的幾個文件，我已送給恩來、小平同志閱后，連同主席批語印發給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及有關部門研究，并準備意見。后來再由有在京副總理參加的中央常委會議上談了這個問題。大家意見，要小計委就這個問題有關方面情況先摸一摸，并提出一個方案，中央再來討論。恩來同志要小計委派人到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們提出的方案，先在湖北進行試驗〕收到。小計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農業機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參觀那里自力更生辦機械化的試點，這個意見很好。建議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時間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個五、七、十年計劃的初步草案，醞釀幾個月，然后在大約今年八九月間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才有可議。若事前無準備，那時議也恐怕議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區自力更生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對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區有所幫助，也要由地方出錢購買，也要中央確有原材料儲備可以出售的條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則推遲時間，幾年后再說。為此，原材料(鋼鐵)，工作母機，農業機械，凡國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國家計劃遠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過額內，準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讓地方購買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積極性是調動不起來的。為了農業機械化，多產農林牧副漁等品類，要為地方爭一部分機械制造權。所謂一部分機械制造權，就是大超額分成權，小超額不在內。一切統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辦法。又此事應與備戰、備荒、為人民聯系起來，否則地方有條件也不會熱心去做。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遇了荒年，地方無糧棉油等儲蓄，仰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而局部地區的荒年，無論哪一個省內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幾個省合起來來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三則更加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于擴大再生產著想。所以，農業機械化，要同這幾方面聯系起來，才能動員群眾，為較快地但是穩步地實現此種計劃而奮斗。蘇聯的農業政策，歷來就有錯誤，竭澤而漁，脫離 群眾，以致造成現在的困境，主要是長期陷在單純再生產坑內，一遇荒年，連單純再生產也保不住。我們也有過幾年竭澤而漁(高征購)和很多地區荒年保不住單純再生產的經驗，總應該引以為戒吧。現在雖然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這是最好地同時為國家的辦法，還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見《論語•顏淵》〕的老話)的口號，究竟能否持久地認真地實行，我看還是一個問題，要待將來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夠解決。蘇聯的農業不是基本上機械化了嗎?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以上幾點意見，是否可行，請予酌定。”之后，毛澤東在這封信的打印稿上批示：“未發，擬不發，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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