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雖然已經多次說過“莫言的《母親》”，但探討的主要是莫言演講中說他母親的故事與“故實”的問題，這一節，想通過莫言母親的遭遇探討婦女解放的問題。

　　莫言大哥說過：我母親姓高，1922年生于河崖鎮小高家莊(現名北高家)。大名高淑娟，但一輩子沒用過，公社化時生產隊里的記工冊以及我們填表都寫管高氏。母親纏足，典型的農村婦女，沒有文化，因勞累過度，患有哮喘、肺氣腫等多種疾病，于1994年1月病故。母親是17歲嫁到我們家的，母親的親生母親在母親兩歲時就去世了。來到我們家五十多年，當媳婦的時間比當婆婆的時間長，一直沒過上好日子，及至過上好日子，又老生病，母親常嘆自己命苦。

　　但是，從莫言兄弟介紹的情況看，他們的母親實際上是一個始終沒有熬成婆婆的媳婦。

　　人民公社時期，莫言的家庭是個大家庭，他奶奶管戴氏一直都是管家的婆婆。按莫言的說法，“奶奶有點欺軟怕硬，我嬸嬸干活比較滑頭，對她一點也不尊敬，她小心俯就;我母親勤勞能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承包了幾乎全部的家務活兒，卻得不到她一個好臉色。”他嬸嬸之所以硬得起來，主要可能還是在經濟上能夠自主，丈夫有固定工資，自己能夠在生產隊出工，婆婆就是想管也管不了。在一個封建殘余比較嚴重的家庭里，婆婆就是管媳婦的，硬的管不了，當然就只有管莫言的小腳母親了。乃至家里丟了擺在院子里當供品五個餑餑，還要背上偷吃偷藏的嫌疑，其在家庭沒有地位和精神上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他奶奶去世后，大家庭分了家，他母親可以管家了。但是，實際上卻一個媳婦也管不了。他大哥管謨賢大學畢業當了國家教師，他二哥管謨欣成為了公社干部，莫言進了部隊，媳婦們一個個經濟上都能夠獨立自主自立門戶，這個婆婆也就有名無權了。待到農村分田單干后，這個婆婆就有事情可管了——管媳婦們的孩子。莫言寫的情況是：“我想起年老體弱的母親背著我的女兒，牽著我二哥的兒子站在河堤上盼望著孩子們的母親從地里回來為孩子哺乳的情景，我的女兒在她背上哭著，我的侄子在她身邊哼唧著，夕陽映照著她悲憫的臉……”，這當然不是在做婆婆，而是在當孩子的孩子的保姆。大于認為，莫言母親也許只有在吃公共食堂那一段，才真正嘗試過婦女解放的味道。在巡回醫療隊救她命的手術刀下，才體會到社會主義的溫暖。

　　莫言還寫到他嬸嬸后來的遭遇：“嬸嬸已經于2001年5月去世，這一代人實在是命運多舛，思之令人愴然。嬸嬸一輩子其實也沒享到什么福，尤其是到了晚年，堂姐去世，撇下兩個孤兒，實在是凄惶。然后又是小兒子胡鬧騰，辦什么旅游品加工廠，拉下一屁股債務，逼得她七十多歲的人還要給人家去打短工。想起她和村子里的老人們冒著嚴寒去給人家摘辣椒，每天只掙兩元錢，我心中就酸溜溜的。如果不是遭遇這些事情，她活過八十歲是沒有問題的。”莫言相信的是“一把高粱一把谷，打發先人去(那邊)享福……”，可是誰能夠保證她們在“那邊”就不會“冒著嚴寒去給人家摘辣椒”呢?

　　寫到這里，想到剛看到的一篇《江西留守老人疏忽致3孫子溺亡 兒子與其斷絕關系》的報道，比較起來，莫言的母親和姐姐還算是比較幸運的。

　　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的：中國的男子，普遍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政權、族權、神權。“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廣大勞動婦女，沒有政治地位，沒有人身自由，他們的痛苦比一切人大”。這種狀況在莫言家族婦女地位的變化中也可以得到反映。他奶奶雖然當婆婆的時間長，卻連一個名字都沒有留下;他母親雖然始終沒有熬成婆婆，到底還是留下了一個名字;而他姑姑在莫言家鄉，則是大名鼎鼎的婦女干部了。

　　中國婦女的解放和社會地位的提高，毛澤東時代功不可沒。“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時代強音賦予了廣大婦女和男子一樣的社會地位。新中國婦女對社會參與程度之深之廣使西方婦女都不得不羨慕。事實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解放婦女，婦女只有在對社會的廣泛參與中才能求得發展。一個婦女沒有平等地位的社會，經濟再發達，也不可能是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雖然莫言說了他母親不少的故事，其實他根本沒有真正讀懂過他母親的這些故事，因為他沒有這種思想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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