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本年度第十一期《同舟共進》雜志上，刊登了一篇題為《新疆反恐，破“山中賊”，更要破“心中賊”》的署名文章。該文作者的署名，為國防大學少將徐焰。在《新疆反恐，要破“山中賊”，更要破“心中賊”》這篇文章中(以下簡稱《新疆反恐》)，對于如何平息“東突”恐怖分子在新疆、乃至在全國其他地區所制造的恐怖活動，作者不僅把那些恐怖分子比作是“山中賊”，而把恐怖分子的仇恨之心看作是“心中賊”。而且還更是提出了要徹底平息這些恐怖活動，“要破‘山中賊’，更要破‘心中賊’”的這樣一個觀點。作者的這個比喻，很準確，很恰當。作者提出的更要破“心中賊”之說，更是看到了問題根本，抓住了事物要害。對什么是恐怖分子的“心中賊”，作者在文章中也給出了答案，那就是民族分裂思想和思潮。但是在對這些“東突”恐怖分子的“心中賊”產生根源進行分析的時候，作者卻把主要的責任推給了歷史和外部國際環境、是推給了文革。作者的這些分析，盡管其中有著一定的正確因素，但卻不是當下“東突”恐怖分子“心中賊”產生的真正根源。如此一來，作者的這一分析與作者所提出的那個徹底平息恐怖活動的建議，也就只能適得其反了。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新疆的確是曾經出現過民族分裂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在毛澤東的時代已經從根本上得到了解決。對此，就連《新疆反恐》一文的作者也承認：“毛澤東時代的新疆比較穩定”。

　　“毛澤東時代的新疆比較穩定”，雖然有著意識形態這個原因，但絕不是象《新疆反恐》一文的作者所認識的那樣，還有著“經濟條件和國際環境等多方面特定因素”。而作者之所以要這樣認識，正如作者自己文章中所寫的“有人單純抱怨新疆暴恐出現是改革開放一系列政策不當所致，這又走向另一個極端，是忽略了歷史和當今世界形勢變化的片面之談”那樣，就是為了替造成了疆獨思潮和勢力死灰復燃的罪魁禍首推卸必須承擔的歷史罪責。

　　歷史就是已經形成的事實，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在毛澤東時代到來之前，由于長期脫離了祖國大家庭且又早已伊斯蘭化，故而新疆的一些少數民族群眾對祖國和中華民族的認同感較為淡化，而民族分裂的意識卻較為強烈。但是經過了毛澤東時代的二十多年之后，這種現象，已經從根本上得以改變。毛澤東時代的新疆同祖國各地一樣，是一個實現了各族人民大團結的新疆。

　　當今世界形勢變化導致我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與毛澤東時代相比，的確是發生了極大的改變。但是當前我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難道比毛澤東時代還嚴峻復雜?經濟條件的確也是新疆暴恐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是我國在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條件，難道會比現在還要好?

　　在毛澤東的時代，由于我國在百年挨打的戰爭廢墟上剛剛站起來，特別是為了防止再次挨打而又不得不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國防工業中，因此人民的經濟生活困難許多。以至于困難得陳毅元帥都曾經這樣說過：“中國人就是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但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卻實現了民族大團結。

　　在毛澤東的時代，我國面臨著嚴峻國際環境。其所面臨的國際局勢，比如今不知要嚴峻復雜多少倍。一九六○年以前面臨著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一九六○年之后更是雪上加霜，又加上了來自前蘇聯的嚴重戰爭威脅并還真的發生了中蘇珍寶島之戰。但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卻不僅敢于傲視美蘇兩霸，而且更是敢于堅決維護國際正義，反對一切侵略和霸權的行徑。

　　在毛澤東的時代，我國曾經堅定地支持了西亞和北非地區的阿拉伯人民反抗以色列、英國、美國的侵略和壓迫。在新中國一成立以色列便表示承認并主動要求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情況下，在新中國遭到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嚴密封鎖的情況下，由于以色列不停止對阿拉伯人民的侵略和壓迫，所以我國堅決拒絕了以色列多次提出的建立外交關系的建議。在道義和實際行動上給了被壓迫、被侵略的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等國阿拉伯人民以極大的支持，從而也使自己由于胸中充滿了正義和勇氣而站到了人類道義的制高點上。而對國際道義這一制高點的占據，又反過來增進了國內的政治領導力，提升了少數民族群眾對國家政權和主體民族的認同感和依存感。不用說一個國家，就是一個家庭中的男人，如果對外如羊卻對內如狼，只敢對著自己的老婆孩子逞剛強，那也會遭到老婆孩子鄙視的。于是老婆離婚孩子出走，恐怕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毛澤東的時代，是一個任何人，任何民族也煽動不起來民族分裂的中國。盡管一九五九年西藏發生了達賴喇嘛等人的叛逃事件，一九六二年新疆伊犁、塔城等地發生了六萬多邊民的外逃蘇聯的事件。但那不僅主要是前蘇聯間諜以當地的蘇僑協會名義策動的，而且那些邊民也只是以回到故鄉去的名義外逃到了前蘇聯，卻根本形不成民族分裂的思潮。當時的那幾個“東突”分子不用說制造什么恐怖襲擊事件，就是敢于公開進行民族分裂活動，還用得著象現在這樣靠軍警荷槍實彈的進行維穩，僅是庫爾班大叔等新疆各族群眾，拎著鋤把子就能把他們全都收拾了。

　　在毛澤東的時代，中國自一九四九年重新立國之后，不僅馬上以一場抗美援朝戰爭一改舊中國百年挨打的頹廢之勢從而一步跨入世界強國的行列，而且還更是迅速蕩滌了舊中國留下來的一切污泥濁水，呈現出一派蓬勃向上之勢。主體民族的蓬勃向上，使其他所有民族的人民群眾都因此而看到了希望，所以無不以作為一個中國人而感到自豪。在這樣的一種社會基礎上，又如何會產生民族分裂思想。

　　在毛澤東的時代，由于我國日益提升的國際地位，內地主體民族對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群眾的無償支援等，從而產生了強大的向心力。而強大的向心力，又進而對所有的少數民族群眾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于是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出現了各族人民團結一心，共同建設偉大祖國的欣欣向榮局面。不用說在中華民族大家庭里已經共同生活了上千年、幾百年的各個民族的人民群眾，就連象錢學森等那樣脫離祖國多年的海外華僑，也都紛紛回國參加祖國的建設。

　　在任何一個由多民族所組成的國家中，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安全，都是主體民族義不容辭的責任與義務。而以破“心中賊”的辦法來解決以恐怖襲擊的方式而表達的少數民族分裂訴求這個問題，確實是釜底抽薪的根本之計。但是要破他人的“心中賊”，那么主體民族、尤其是當政者首先就必須要破除自己的“心中賊”。否則，既不免太過霸道，反而還只能適得其反。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之所以能夠迅速地平息一些地區的少數民族分裂活動，有效地維護祖國的統一。就是因為毛澤東時代的主體民族漢族中的那些共產黨人、特別是毛澤東，由于真正做到了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所說的“兩個徹底決裂”而破除了自己的“心中賊”。因此他們才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真正當成了是自己的根本宗旨，因此他們才能辛勞為民族，因此他們才能一心救中國。就是由于他們不僅沒有“心中賊”，而且更是手中有真理，胸中有理想，因而產生了特別強大的凝聚力。特別是毛澤東時代，中華民族不僅有了毛澤東思想這一共同的政治信仰和精神信仰，而且能為各個民族所接受的，屬于全體中華民族的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也已經產生，從而在各民族之間形成了一條增進聯系與團結的紐帶。

　　確如《新疆反恐》一文的作者所認識到的那樣，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動、特別是以恐怖活動的這種方式來表達的民族分裂這個政治訴求，的確是改革開放之后才首次出現的。而之所以如此，就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由于對毛澤東的貶低、否定、矮化、甚至是妖魔化，從而導致中國人還并不牢固的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瞬間坍塌。而“少數人先富起來”這個政策所導致的貧富兩極分化，使象“東突”恐怖分子這樣的一些少數民族的分裂思想和思潮又重新獲得了它的社會基礎。特別是“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樣的不擇手段和對“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樣的邪惡追逐，又導致中國不僅變成了一個黃、賭、毒遍地的中國，而且還更是造成了主體民族漢族自發地產生了以“公共知識分子”和一百一十八萬多的裸官為代表的這樣漢奸，因此國家政權的凝聚力和少數民族對主體民族的依存感迅速地降低。

　　民族團結的基礎，是各民族之間的相互尊重。與一個人一樣，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能否得到其他國家或民族的尊敬，關鍵就在于自己的具體表現了。而三十多年來，在我國這樣一個由多民族所組成的國家中，本應該“鐵肩擔道義”的主體民族，。又都是如何去做的呢?

　　全世界所有的民族，無不都把本民族的婦女看作是嬌艷的花朵。“姑娘好像花一樣”，電影《上甘嶺》的插曲里，更是這樣唱的。可是二○一四年二月的“東莞事件”，卻充分地暴露了三十年來我們不僅把本民族的上千萬婦女都逼迫成了賣淫女，而且還更是經常勾引日本人或美國人等外國人來嫖奸。一個把自己的老婆或女兒都逼成了賣淫女的男人，能夠獲得誰的尊重?

　　兒童，既是祖國的未來，也更是民族的未來。可是當毛澤東時代被結束之后，拐賣兒童的事，在我們這里也死灰復燃了。據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公安部通報：在公安部的指揮協調下，河南、云南等十一省警方同步開展行動，破獲了一起有多達三百零一名犯罪分子參與，共有九十二名兒童被拐賣的特大案件。改革開放為了啥?改革開放又為了誰?就是由于把自己的人民都當成了是改革的紅利，所以才會出現“智障工”和拐賣孩子的這種丑惡現象。一個連自己的孩子都不愛的人，誰愿意與他相交?

　　母親，我們中國人不僅習慣性地用她來比喻祖國，而且也更是經常性地用她來比喻生我養我的民族。可是在如今的中國，竟然有許多白發蒼蒼的母親，卻象南京彭宇案中的徐老太那樣，都變成了訛人的主體。其實，不管是在南京彭宇案中，還是在其他的老太太訛人案件中，訛人的老太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判案的法官和他所依據的法律以及法官與老太太等所共同依據的那個生活邏輯。一個母親都成了訛人主體的家庭，誰敢與它為鄰?

　　除此之外，當前刺激少數民族分裂活動出現的最主要因素，可能就是改革開放后我國國際地位的下降和在處理國際問題上的萎縮了。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釣魚島被日本侵占了，蘇巖礁、仁愛礁等島礁被南朝鮮、菲律賓和越南等國瓜分了，南海更是被美國分割為國際水域了。一九九三年，我國航行在公海上的貨輪“銀河號”被美軍扣押檢查了。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我國駐南聯盟的大使館被美軍炸毀并導致了三人死亡。二○○○年四月一日，我軍的軍機被美軍的飛機撞毀，飛行員王偉犧牲了。二○一一年，美國一制造利比亞動亂，我國馬上便開始了撤離，從而白白損失了二百多億美元的海外投資。毛澤東的時代，盡管我國還很貧困，但是因為走的是“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這樣一條上坡路，所以是越來越富強;改革開放之后，由于走的是“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這樣一條下坡路，所以雖然靠賣資源、破壞自然環境和“人口紅利”而暫時顯得還很富裕，但卻造成了綜合國力、尤其是國民精神的越來越弱，造成了整個整個中國成為了一盤散沙。當前的我國，正處在四面楚歌的岌岌可危之中。對于這一點，如果說在改革開放之初由于沒有看明白而走上了這樣一條道路，那還情有可原。可是如今在美國不僅對我國的“C”型軍事包圍已經形成，而且還更是結成了廣泛的國際反華統一戰線并更是在我國國內培植了大量的“第五縱隊”情況下，依舊不肯改弦易轍，那就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了。改革開放，確實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了起來，也確實使我國肥胖了許多，但肥胖卻不等于強壯。貧窮但強壯絕不會挨打，可肥胖加懦弱卻必然會挨打，而挨打又會導致死亡。既然連唱歌的都知道“小妹盼哥身體壯，哥盼小妹身苗條”，于是那就不如干脆早點“找個好人嫁了吧”。所以，不設法提升目前這樣不斷下滑的國際地位，不改善目前這樣日益不利的國際環境，不去搶占國際國內的道義制高點，那么不只是少數民族的分裂活動不會停止，而且就連那些自發的漢奸，也仍然會繼續大量地產生。

　　改革開放后我國所面臨的外部國際環境，的確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這只不過是“東突”恐怖活動出現的外部因素。外因只是事物發生變化的條件，而內因才是事物發生變化的根據，所以外因只有通過內因才能發生作用。“東突”恐怖活動出現的內因，就是作者所說的那個“心中賊”。而“東突”恐怖分子這個“心中賊”產生的原因，不能說與主體民族、尤其是當政者的那個“心中賊”，就沒有一點的關系。因此作為主體民族、尤其是作為當政者來說，要破他人的“心中賊”，首先就要破自己的“心中賊”。

　　對于我們中國人“心中賊”的產生，有人認為是改革開放后由于對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放松了警惕，從而在西方文化的滲透下才產生的。其實不然，我們中國人的“心中賊”，不僅是自發產生的，而且更是由來已久。就連背離了毛澤東開創的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也正是由于我們中國人、特別是當時的一些當政者都有“心中賊”，因此這才得以出現的。我們中國人的這個“心中賊”，其實就是一個“私”字。而我們中國人“私”字的這個“心中賊”，主要就是由于受管仲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這個歪理邪說的毒害，從而沒有形成牢固的精神信仰而卻產生了強烈的物質欲望，從而才產生的。

　　管仲是我國歷史上春秋時期的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因此管仲當時所提出的這種思想，在當時可能會對歷史的發展，產生過極大的推動作用。然而歷史畢竟是已經發展到了今天，可是管仲這樣一個生活在兩千多年前的歷史人物，卻由于曾經受過孔子“微管仲，吾其被發左礽矣”這樣的高度評價，因而也成為了儒家傳人最為推崇的歷史人物之一。特別是管仲的“牧民”思想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更被一代一代的儒家傳人奉為是經典。因此管仲的這個歪理邪說，也就隨同傳承到了今天的儒家文化中的其他理論一樣，毒害了中國人至今。

　　管仲的“知榮辱”，就是榮辱觀。而榮辱觀又連著幸福觀，又連著價值觀。人的榮辱觀，本是一種精神現象。可是不僅管仲卻硬是把它和人的物質生活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而且還更是通過儒家文化的傳承，受到了多數漢族人兩千多年來的代代推崇。正是由于把管仲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這個歪理邪說奉為了是經典，因此人們也就把物質生活的享受，看作是了唯一的幸福。然而如果衣食足才知榮辱，那么反過來為了實現衣食足，也就可以先拋開一切榮辱。而也正是由于有了“衣食足，則知榮辱”這樣的榮辱觀、幸福觀和價值觀，于是這才有了不擇手段的致富觀。正是由于人們榮辱觀、幸福觀和價值觀的錯亂，于是管仲也就成了崇尚傳統的我國漢族地區的最無恥職業之一賣淫業的祖師爺。由于從“衣食足，則知榮辱”到“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樣的一脈相承，因此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也就迅速地變成了這樣一個“吃、喝、嫖、賭、抽，坑、崩、拐、騙、偷”遍地的中國。

　　今天之前所發生的事，都已經成為了歷史的經驗和教訓。總結和吸取歷史上的一切經驗和教訓，是為了能夠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因此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必須嚴肅、認真、細致、科學、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然而象《新疆反恐》一文的作者那樣把“東突”恐怖分子的“民族意識又開始突出”，歸咎為是“當‘文革’狂熱脫卻之后，多數人對過去那種殘酷的‘階級斗爭’產生反感”的這種認識，顯然不符合上述的要求。

　　曾經出現過民族分裂這種狀態的新疆地區的人民群眾，更應該清楚民族分裂斗爭與階級斗爭相比，往往更為殘酷。文革是一場除臺灣之外，甚至是都波及到了包括香港在內的全中國所有地區的政治運動。可是“‘文革’狂熱退卻之后”，漢族、滿族、蒙族、苗族、傣族、壯族等各民族人民群眾的民族意識又開始突出了嗎?為什么單單只有藏族、維族群眾的民族意識又開始突出了呢?妖魔化“文革”，也不至于如此地不顧事實和邏輯了吧?然而在今天這種形勢下，無論如何妖魔化文革，不管把妖魔化毛時代做得多么天衣無縫，都實際解決不了新疆的反恐問題。

　　總結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還必須要厘清個人的歷史責任，包括歷史上的那些罪責。否則，必然還會有人犯同樣的歷史錯誤。新疆民族分裂問題在改革開放后的死灰復燃，不僅有少數人先富起來這個政策而導致的貧富兩極分化這個原因，而且更有胡耀邦等人所制定并推行一系列錯誤的民族政策這個因素，所以必須要追究胡耀邦等人的歷史責任。不如此，則不足以警醒以后的當政者。對此，絕不能象作者所認識的那樣：“回顧改革開放后新疆施政方面的經驗教訓，不能簡單歸咎于哪個人的責任”。而象作者這樣的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就是對歷史的極不負責。

　　新疆的問題的確是非常復雜的，而造成目前新疆問題復雜的主要原因，就是產生在當代而并非是歷史，因為新疆在毛澤東時代畢竟曾經象作者所說的那樣“比較穩定”。因此，如果改革開放之后新疆能夠繼續“比較穩定”。那么今天的新疆，只能是“更加穩定”了。

　　毛澤東時代之后，中國便進入了改革開放的這個新時代。從毛澤東時代的比較穩定到改革開放后這樣的非常嚴峻，因此那就只能從改革開放上去找新疆問題重新產生的原因了，而決不能把它簡單地推給歷史。總結教訓與查找問題產生的原因，首先就是立場必須客觀公正。只有這樣總結出來的教訓和查找到的原因，才能真正地解決問題。而象作者所總結的經濟貧困這個問題，也是新疆民族分裂問題產生的原因之一和所提出的用加大對新疆自然資源開發力度的這個辦法，以解決新疆民族分裂問題的那個建議。對真正能夠解決新疆的民族分裂問題，純粹就是南轅北轍了。

　　在作者看來，“有些少數民族群眾守著地下寶藏卻還過著相對窮困的日子，是‘東突’勢力便以此作為煽動的口實”。實在不知作者的這個結論，是如何得出的。西氣東輸不是對新疆自然資源的開發?西氣東輸的起點之一不是位于新疆南疆的輪南油氣田?而克拉瑪依油田更是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開始開發了，到目前，已經累計開采原油多達兩億多噸。因此，目前新疆部分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群眾守著地下寶藏卻還過著相對窮困的日子，不是因為對自然資源開發的不夠，而是由于少數人和少數地區先富起來的這個政策才導致的。而“東突”勢力煽動民族分裂的口實，更不是什么守著地下寶藏卻還過著相對窮困的日子，而是“漢族人抽走了我們的石油和天然氣，可留下的卻是原子彈”。

　　對于如何解決新疆的問題，作者在文章中還提出了一個“需要從政治教育、思想文化認同、軍事打擊、治安管控和發展經濟等等諸眾領域多管齊下實行綜合治理”和“大力掃蕩‘東突’分裂思想以達到國家和中華民族認同”的這樣一個建議。作者的這個把政治教育與思想文化認同放在軍事打擊、治安管控和發展經濟之前及“大力掃蕩‘東突’分裂思想以達到國家和中華民族認同”的建議，是一個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新疆問題的極好建議。只是在對毛澤東妖魔化了三十年，在徹底否定了毛澤東的一些思想，在拋棄了“親不親，階級分”這個現代最有效的民族同化做法之后，又能拿出什么來掃蕩“東突”分裂思想?又能拿出什么來對那些已經產生了民族分裂思想的少數民族群眾進行政治教育?又能拿出什么來達到思想文化與國家和中華民族的認同?所以作者的這個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新疆問題的極好建議，也就只能屬于是畫餅充饑了。

　　從根本上消除民族的分裂，那就只有完成民族的最終融合。而要完成民族的最終融合，首先那就必須實現文化的統一。長久以來，不僅儒化后的漢民族政權始終沒有完成今天我國版圖范圍內的統一，而且儒化后的漢民族文化，更是未能做到對周邊少數民族的同化，因此這才導致后來新疆地區的原住民的伊斯蘭化。

　　就象作者在文章中所指出的“極端恐怖暴力事件與極端宗教情緒滋長密不可分”，而極端宗教情緒的滋長，又與“本來就有濃厚宗教傳統的新疆便出現了宗教情緒的大回潮”有關那樣。新疆出現的宗教情緒大回潮，不僅和國際上宣揚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革命”興起同時，而且更幾乎與內地為否定毛澤東思想而出現的儒學熱同步。

　　中華民族直到目前由于沒有完成民族融合，所以還是一個由五十六個民族所組成的政治概念上的民族。由于五十六個民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政治地位都是平等的。因此既然漢民族大力宣揚要弘揚自己的傳統文化，那么其他民族為什么不可以“回潮”自己的宗教文化。所以象目前這樣大肆宣揚什么大力弘揚傳統文化，都不僅不是為了促進中華民族的融合，而純粹是為了加劇各民族之間的隔閡。因此，從根本上避免中華民族的分裂并能達到最終融合的唯一辦法，那就只能創造一種能為五十六個民族所共同接受的文化。創造共同的文化使五十六個民族由于有了共同的文化血緣，從而牢牢地凝聚在一起。而這種共同的文化，就只能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而創造這種嶄新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那么首先就要對所有的傳統文化進行革命。只有做到這樣，五十六個民族才能像一首從元代的《我儂詞》演化而來的民謠所唱的那樣：“兩個泥菩薩，一齊打碎了。用水一調和，再來做兩個。我中有了你，你中有了我”。而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民族應該具有一種寬廣的胸懷，首先拋棄自己的儒家文化，與其他兄弟民族一道，攜手去創建屬于中華民族的嶄新文化。

　　身為學者型的少將級軍人，作者對歷史資料與目前信息的掌握和認識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絕不至于如此。因此象作者這樣認識、總結新疆問題的產生原因和提出的解決新疆問題的辦法，又能夠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呢?而作者之所以如此，實際上還不只是在刻意地回避什么，而更是為了掩飾什么，更是在為某些人推卸什么。因此作者這才既承認毛澤東時代的“比較穩定”，又要象“當‘文革’狂熱脫卻之后，多數人對過去那種殘酷的‘階級斗爭’產生反感”那樣地妖魔化毛澤東時代。在目前我國所處的這種社會狀態、尤其是這種國際環境下，繼續妖魔化毛時代，已經不是認識問題而是階級立場、特別是民族立場問題了。立場問題，最能反映他心中時候也有個“心中賊”。如果有，那么他的這個“心中賊”，同樣是個“私”字。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貶低、否定、矮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澤東，已經成了體制內那些人晉身的敲門磚。

　　漢民族自儒化之后，中國人就形成了這樣一種認識，那就是文人迂腐誤國。其實儒化之后的那些漢族文人也不見得就全都是真正的迂腐。而只是在大多的情況下，由于為了吃體制內的那碗飯而不得不昧著良心，于是也就不得不迂腐。因此徐焰將軍如果真的要為中華民族著想的話，真的要為歷史負責的話，那么首先也要破自己的那個“心中賊”。

　　自從儒家思想成為了漢民族的統治思想之后，由于“私”字這個“心中賊”作祟，因此漢民族也就變成了一盤散沙。而整個民族所呈現的一盤散沙這種狀態，又導致漢民族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曾經蒙受了太多的象“五胡亂華”“靖康之恥”、“崖山蹈海”、“南京大屠殺”與“公主和親”等那樣的屈辱。就連漢唐盛世，也有不少“公主和親”的成因。以至于生活在大唐盛世的詩人李山甫都悲憤地喊道：“誰陳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兒為國羞”。正是由于“私”字這個“心中賊”給我們這個民族帶來了太多的傷痛和屈辱，所以毛澤東這才在建國后接連發動了各項政治運動，甚至后來更是采取了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恨斗私字一閃念”的那中極端做法，來破除中國人“私”字的這個“心中賊”。

　　經過三十多年“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樣的改革開放，可以說目前我們中國人的“心中賊”，已經發展到了“心中魔”、“心中鬼”這樣的程度。而要破除我們中國人的“心中賊”、“心中魔”、“心中鬼”，那就只有馬上虔誠地請回毛澤東思想。而靠孔孟之道，卻只能適得其反。因為毛澤東思想既是方法論，更是世界觀，同時也是一種高尚的生活方式。所以毛澤東思想不僅僅蘊含著一種種超凡的智慧，而且還更蘊含著一種崇高的道義，蘊含著一種高尚的倫理，蘊含著一種勇往直前的精神，蘊含著一種無堅不摧的意志，蘊含著一種堅貞不屈的氣節，蘊含著一種大公無私的情懷，蘊含著一種寬廣的境界，蘊含著一種純潔的情操。而也只有在擁有這種道義、倫理、精神、意志、氣節、情懷、境界和情操的基礎上，才能產生真正的智慧。只有破掉了中國人的“心中賊”、“心中魔”和“心中鬼”，中華民族才能走向統一并完成最終的融合。

　　附文：徐焰：“新疆反恐：要破'山中賊'，更要破'心中賊'”

　　明朝思想家王陽明有句名言：“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當今世界各國對付恐怖分子都有一個共同難題，就是難以消滅其采取暴恐行為的仇恨之心。總結新疆前一階段反恐的經驗教訓，可看出“破心中賊”即治本更重要，否則“破山中賊”即治標的任務也難以完成。

　　盛世多憂患，機遇伴挑戰。近年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社會不穩定因素包括非傳統的暴恐威脅也在增長。自2013年10月新疆“東突”恐怖分子在天安門前實施自殺式襲擊以來，2014年又連續出現昆明車站恐怖屠殺、烏魯木齊菜市場的血腥爆炸乃至“7·28”莎車事件……這些血案使反恐斗爭的范圍由新疆擴大到全國。面對不斷出現的暴恐事件，若只將其看作因外部煽動造成的意外偶發行為，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急方式處置，顯然已不合適;正確而理性的應對方式是探尋深層次內因，尋求通過社會綜合治理的方式加以化解。明朝思想家王陽明有句名言：“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當今世界各國對付恐怖分子都有一個共同難題，就是難以消滅其采取暴恐行為的仇恨之心。總結新疆前一階段反恐的經驗教訓，可看出“破心中賊”即治本更重要，否則“破山中賊”即治標的任務也難以完成。

　　民心問題是關鍵

　　不久前，筆者曾到中東地區考察反對極端恐怖勢力的情況，看到那里震動世界的烽火硝煙，再環顧我國新疆地區發生的一系列暴恐事件，深感宗教極端勢力滋長及打擊恐怖主義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東突”勢力的瘋狂，既受當前的國際大氣候影響，也受國內小氣候所影響。出現一件件血淋淋的恐怖事件后，追查境外敵對勢力煽動和策動的線索固然重要，但內因畢竟是出事的首要根源。打個比方，境外敵對勢力和新疆內部少數暴恐煽動者相當于“雷管”，貧困地區一些極端宗教癡迷者以及對社會不滿的愚昧者相當于“炸藥”，如只有“雷管”沒有“炸藥”，也引不起大爆炸。

　　有些人單純抱怨新疆暴恐出現是改革開放后一些政策不當所致，這又走向另一個極端，是忽略了歷史和當今世界形勢變化的片面之談。新疆“東突”分裂思想思潮，其禍源由來已久，從上世紀30年代起便發生過一系列大規模叛亂，建立過偽“東土耳其斯坦國”，叛亂者帶有大規模民族仇殺的恐怖性，在伊犁曾有過一次殘殺上萬人的血腥記錄。1949年末新疆和平解放，一些悍匪如烏斯滿等又打起分裂和宗教旗幟叛亂，很快被解放軍剿滅。50年代初期新疆實行了土地改革(主要還是采取和平方式)，維吾爾族和其他民族貧苦群眾分到土地和財物，衷心感謝共產黨和解放軍，企圖制造暴亂的分裂勢力喪失了社會基礎。直至70年代末，新疆局面相對穩定，雖仍有刑事犯罪、民族矛盾和一些動亂事件(包括1962年的伊塔事件)，卻極少有恐怖襲擊。

　　毛澤東時代的新疆比較穩定，有著當年意識形態、經濟條件和國際環境等多方面特定因素，但當時并不可能解決潛在的分裂思潮，只是迫使其暫時蟄伏。解放初期，少數民族地區以階級斗爭解決民族問題，強調“親不親，階級分”。“文革”動亂中新疆也出現了建立各派造反組織，出現過武斗內亂，不過那時的派性還是以政治觀點劃分而不是以民族劃分，說明意識形態的影響力仍占主導。當“文革”的狂熱冷卻之后，多數人對過去那種殘酷的“階級斗爭”產生反感，民族意識又開始突出。“文革”對法制的破壞以及“打砸搶”風氣盛行也對后來民族間暴力事件增加產生重要影響。

　　上世紀70年代之前新疆各民族間相處之所以比較和睦，還有一個重大的經濟原因，便是解放軍、漢族干部和移民到達當地后幫助維吾爾、哈薩克等各民族發展經濟，傳授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平。當時國內又實行計劃經濟，分配時搞平均主義，各民族成員收入差距不大。新疆職工的工資在國內又屬一類地區，比內地高出許多，這在“拿死錢”的時代還有一種收入上的優越感。改革開放前的國門處于封閉狀態，外部影響難以進入，宣傳無神論還壓抑了宗教勢力發展，因而那時的新疆很少受到外部伊斯蘭國家的影響，何況當時的泛伊斯蘭主義的思潮和恐怖主義活動在世界上也未形成太大氣候。

　　70年代末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新疆也打開了封閉之門，過去塵封的一些潛在矛盾遇到外來空氣刺激，馬上激化起來。取消階級斗爭的口號和政治教育淡化，使社會上又以民族來劃分身份歸屬。1980年南疆首次出現了有民族分裂情緒的群體性騷動，仇視漢族的“黑大爺”稱呼開始流行;同年新疆又出現撤走大批漢族干部職工的風潮，更加劇了排斥他族的狹隘民族觀念滋長。面對這一意外形勢，1981年中共中央決定恢復1975年取消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對穩定當地形勢起到一定作用，不過最嚴重的問題即當地社會基礎出現不利變化的情況并沒有解決，在90年代后又催生新禍端。

　　從總體上看，民族問題的核心，其實就是民心問題。 80年代以后新疆不穩定因素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恰恰是部分民心出現了問題。

　　境外“雙泛”的影響與轉型期的新矛盾

　　看一下冷戰結束后20多年的世界，恐怖主義在中東滋長并蔓延到美國等地，這是新疆暴恐活動不可忽略的外部條件。上世紀70年代之后，隨著國際上社會主義運動走向低潮，“伊斯蘭革命”興起以及中東石油富國強勢，加上蘇聯解體后一些穆斯林占主體的原加盟共和國獨立，“雙泛”主義──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在中亞乃至周邊地區的影響擴大，并嚴重影響新疆。這種思潮又與恐怖主義聯系在一起，使恐怖襲擊在美歐、印度、俄羅斯都成為巨大威脅，中國也面臨同樣嚴峻的問題。

　　恐怖主義是人類政治斗爭的怪胎。筆者到中東地區做過實地考察，并研究過那里的戰爭史，發現從1947年至1973年的四次中東戰爭還都是通常意義上的常規戰爭。由于伊斯蘭國家同以色列打常規戰爭屢戰屢敗，深感無法以正常作戰方式對抗，于是從70年代以后轉而采取劫機、爆破襲擊、人體炸彈等手段對付以色列及其“后臺老板”美國，在90年代冷戰結束后國際軍力失衡的情況下這種襲擊愈演愈烈。美國在“9•11”事件中也嘗到襲擊的苦頭，不過卻采取“禍水東引”的方式搞雙重標準，即在西方國家大力打擊極端恐怖勢力卻又鼓勵其向俄羅斯、中國方向發展。

　　極端恐怖暴力事件與極端宗教情緒滋長密不可分。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國際上出現了所謂“伊斯蘭革命”，原教旨主義思潮興起。此時國內又出現了人稱“信仰危機”的思想動蕩，本來就有濃厚宗教傳統的新疆便出現了宗教情緒的大回潮。如1976年末新疆只有清真寺500余座，1979年增至2000座以上，1981年增至4700座，現達到4萬座，人均高居世界第一，這還不包括地下“講經班”。正常的宗教活動是合法的，大量守法的宗教神職人員宣講教義時并不鼓動暴力，不過地下“講經班”風行并把宗教引向極端的邪教道路卻是可怕的。

　　有了宗教極端勢力狂熱滋長這一土壤，國內地區性和族群經濟失衡又成為動亂爆發的種子。改革開放打破了過去“鐵飯碗”和平均主義的照顧，國內東西部差距不斷擴大，新疆職工實際收入日益落后于沿海省份，族群間的經濟水平也出現了較大差距。

　　多年來，新疆少數民族的生產方式大多處于傳統的農業經濟，一時難以適應現代的社會轉型，再加上當地自然條件較差，老式的“土里刨食”方式不能帶來太多收入。而且新疆相對偏僻，周邊國家經濟比較落后，產品到內地運費又很昂貴，人稱“蘿卜會賣肉價”，自然銷售困難。當地發展外向型市場經濟有著地理上的困難，導致就業渠道相對狹窄，農村多余勞力又缺乏土地可承包。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能掌握全部資源并且不計較贏利，可以用超經濟行政調撥方式向少數民族地區傾斜，進入市場競爭時代后新疆便明顯陷入弱勢，尤其是維吾爾族人口比重較大的南疆近年來已列入國內最貧困的地區之一。

　　過去多年間，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促進新疆經濟發展的措施，卻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大幅改變一些落后地區的面貌。雖說“扶貧”年年搞，政府干部和駐軍送衣送物，卻只能解一時之困而解決不了長久問題。南疆等經濟落后地區的年輕人中出現了大量“三無”現象──無戶口(按宗教習俗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超生造成)、無學歷、無業，這與當地漢族基本堅持一胎化、青少年普遍就學和就業率高又形成鮮明對比。近些年來新疆一些新的民族矛盾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社會矛盾在民族關系上的反映。

　　經濟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必然文化落后，加上過去教育問題的一些失誤，導致雙語教育缺失，不會說漢語的青年外出難找工作。從新疆全區看，經濟最貧困、文化最落后的地區極端宗教勢力最強，正是在那里滋生出一批批揮刀兇犯和“人體炸彈”。對近年抓獲的暴恐兇犯若做一下具體分析，便能發現大都出身貧窮，文化程度低下，還有不少人未上過學校而只進過地下“講經班”。他們所信之教義超出正常的《古蘭經》，而信奉近于瘋狂的邪教，最終被洗腦成為狂徒。

　　進入新世紀后，互聯網在國內日益普及，也為暴恐思想傳輸提供了新通道。網絡的發展快速傳播了各種新信息，卻也成為境外極端勢力向新疆傳播分裂、暴力和恐怖手段的重要渠道。2000年以前新疆一般居民還不會上網，至2009年網民便超過700萬，已占人口的1/3，如今偏僻鄉鎮的普通青年也多數能上網，一些終日無所事事的人更是泡在網吧里。這些人大都掌握了“翻墻”技術，能突破國內網管而瀏覽境外“東突”網站。筆者到中東與當地一些反恐專家交流，他們反映那里的暴恐分子看的視頻多是《72仙女》之類，這恰恰與境外“東突”網站傳入新疆的內容一致。癡迷者進入這種網絡游戲后，殺人如同鼠標點擊的“過關”，達到屠殺的最高境界后就能進入虛幻的“天堂”，在那里可以享受仙女的色情服務。那些在平時生活困窘且思想極端的人一旦進入這些虛擬世界，就自感參加恐怖襲擊是“圣戰”，丟了性命卻能進入縱欲享受的“天堂”，常人很難理解的自殺式襲擊正是建筑在這種思想基礎上。

　　僅靠“嚴打”已難根治

　　人們想深入地總結治疆的歷史經驗，又不能諱言自上世紀80年代以后政策上出現過的一些失誤。80年代初在西藏、新疆撤退漢族干部和擴大地方權限、大規模恢復宗教活動的政策，釀下了極端勢力滋長和一些基層失控的隱患。全國解放初期，某地有什么危險跡象往往能及時上報，甚至某個人行為不軌都受到注意，自80年代以后卻長期出現信息不靈狀態。不少基層干部對身邊的不良跡象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導致突發事件屢屢出現且經常缺乏預警。

　　新疆分裂主義思潮的出現有其經濟基礎方面的原因，同時也不可忽視其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驅動。近年來曾有一種觀點認為，只要對少數民族地區采取些照顧措施，發展經濟，自然會讓當地人都能心懷感激并維護國家統一。這種想法，其實未意識到那批有極端狂熱民族情緒的人根本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給他們什么優惠也不會改變其分裂國家的想法。例如“藏獨”的理論根本不承認西藏從古至今屬于中國多民族大家族的一員，“東突”的理論也認為自己的母體是“突厥”而對中華拒絕認同，對這些數量不多但影響不小的頑固分子只能強力打擊而無法以經濟方式實施感化。

　　若仔細回顧新疆反恐斗爭進程，從上世紀90年代初算起已經進行了20多年，暴恐勢力長期難以遏制且愈演愈烈，恰恰說明新疆經濟的發展并未能同步促成社會安定。1990年4月4日，“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組織發動了“巴仁鄉暴亂”，圍攻政府機構并殺害6名武警戰士，成為新疆解放40年后首次發生的嚴重武裝暴亂，也是90年代新疆第一起恐怖事件。它是一個信號也是一個開端，此事件雖被迅速平息，但隨后大規模的暴力恐怖活動卻在新疆持續發生。

　　新疆最早出現的恐怖爆炸，始于1992年2月5日烏魯木齊發生的預設炸藥包定時引爆，此類襲擊在90年代末達到高峰，不過此時“東突”分子一般還不采取自殺式攻擊。2001年美國“9•11”事件后，國際上對泛伊斯蘭教極端勢力的恐怖襲擊普遍予以譴責，“東突”分子制造恐怖爆炸一度有所減少，側重于在國際上進行“獨立”政治宣傳。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因西方對“藏獨”鬧事和外逃的“世維會”首領熱比婭給予支持，新疆暴恐活動又重新上升，出現一名年輕女子想以汽油引爆赴北京的飛機未遂和開車沖撞武警的自殺式攻擊事件，這又表現出國際上伊斯蘭極端分子“以命殉道”的特點，也說明外來的“圣戰”方式影響到國內的極端分子。2009年7月5日，烏魯木齊發生暴徒殘殺大批漢族民眾事件，新疆軍警在各處緊密戒備，少數民族群眾對鬧事者也日益厭惡，“東突”分子又側重實施小群體秘密組織的自殺式襲擊，以此刺激眼球并制造恐怖心理，并將其擴大到內地。2013年10月在天安門前發生的自殺式爆炸，2014年3月1日在昆明火車站出現的恐怖襲擊，以及5月22日烏魯木齊市場上四名“殉道”者駕車沖撞和爆炸，這些持續不斷的恐怖行動都發生在中央加大對新疆的經濟投入之際，說明經濟因素并不能抵消政治訴求。

　　新疆在長時間內一直強調對暴恐勢力露頭就打，強調“嚴打”的聲音可稱全國各省區之最，卻出現了暴恐活動愈演愈烈之勢，除了境外因素外，內部采取的一些政策和工作方式也有值得深刻反思之處。如果正確地為反“東突”這一斗爭定性，其本質是一場艱難的意識形態的政治斗爭，絕不能簡單地視為治安問題或經濟問題。過去有的人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嚴打”和發展經濟方面，對思想政治領域的斗爭不重視，結果治標不治本，這是最根本的教訓。

　　采取“嚴打”措施鎮壓恐怖暴力犯罪分子，對維持新疆穩定的確非常重要，不過有識者要看到恐怖襲擊只是“東突”分裂主義分子政治訴求的一種表現形式。如果不能從社會基礎上粉碎這種極端的政治要求，只想以經濟照顧和治安措施求得穩定，其結果肯定是經濟發展與維穩脫節，恐怖犯罪分子會如同“割韭菜”一樣很快再生。

　　“東突”的政治活動不同于一般的社會刑事犯罪，還體現為有著系統的理論和國內外組織煽動者。通過分析暴恐活動的過程，人們還可以看到一個現象──沖在前面搞暴恐的打手大多是沒有文化并易受煽動的年輕人，在后面煽動和提出分裂和暴恐理論并進行宣傳的卻是一些知識分子。如境外開設網站的“東突”分子便精通現代網絡知識，境內也有一些高校教師和學術單位人員提出系統的民族分裂理論。如國內前一段依法懲治的一名中央民族大學的講師，便在網上大力頌揚新疆的暴恐活動并宣揚“東突”分裂理論，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還對中國政府懲處此人提出指責。當前西方一些勢力把中國崛起視為主要威脅，為此鼓勵中國境內的反政府極端組織，這又助長了“東突”的氣焰。如果對這種復雜且深厚的國內外政治背景缺乏認識，只單純搞“嚴打”和實行經濟優惠，都不可能斷絕暴恐的源頭。

　　回顧改革開放后新疆施政方面的經驗教訓，不能簡單歸咎于哪個人的責任，其主要根源還在于民族工作的一些指導思想還沒有跟上變化了的新形勢，而且一些領導人長期受漢族“大一統”觀念影響而對民族矛盾的復雜性認識不足。過去一些干部只求任內不出事，不愿認真分析和解決深層次矛盾，僅僅求表面穩定和短期效應，在社會治理和體制改革方面不作為，后果自然是只治標不治本，眾多矛盾就會留給后一任。

　　“慢性病”需綜合治理

　　縱觀中華歷史，新疆問題的復雜并非出于當代，實屬千古難題。作為古代盛世的漢朝、唐朝各自實控西域都不足百年，清朝以“故土新歸”的解釋再平定當地并以“新疆”命名后，也出現過一系列叛亂包括阿古柏占領新疆建立偽“洪福汗國”的分裂狀態。新中國成立之初，共產黨人以革命斗爭和階級劃分的方式爭取到少數民族的下層，才真正做到對基層的有效控制。改革開放后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國內外氣候出現大變化，新疆過去潛在的矛盾重新上浮并增加了新難題，有人形容出現了“慢性病”“綜合征”狀態，需要從政治教育、思想文化認同、軍事打擊、治安管控和發展經濟等諸眾領域多管齊下實行綜合治理。

　　治理社會病與根治人體病癥有相似之處，那就是不能只靠醫生，還要求教于病理學家。正確分析新疆問題的復雜“病理”，還是應該以政治斗爭為牽引，基層建設為重點，再輔以經濟優惠和強力鎮壓暴恐勢力，采取這類綜合治理才能掃蕩“東突”勢力及其思想的社會基礎，而且要看到這肯定是一個需要相當長時間的工程。

　　目前人們普遍認為，西藏、新疆是中國大陸上分裂思潮最嚴重的地方，達賴喇嘛還是在歐美影響最大的分裂主義旗幟。不過以西藏、新疆兩地比較，新疆問題的嚴重性甚于西藏。藏族畢竟是單純的國內民族，藏傳佛教(喇嘛教)還是國內宗教，新疆的少數民族和宗教卻帶有國際性。新疆的“東突”勢力把境外的宗教圣地視為心靈向往處，而且認同突厥為自己的民族屬性，把自己思想、種族的根子都放在國外，想鏟除這一內外勾連的勢力及其思想無疑難度更大。

　　當年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方式是實行了群眾路線，2013年以來習近平為首的中共中央又強調了群眾路線教育，解決新疆問題的關鍵同樣在于能否達到政府與群眾同心、各族老百姓利益緊密相連。此前相當長時間里新疆諸多矛盾出現，最嚴重的恰恰是部分少數民族群眾出現了心理失衡，自感在社會進程中被邊緣化，人心歸向和認同感出現了問題。沒有群眾支持，打擊“東突”勢力及其暴恐活動就會耳不聰、目不明，爭取到少數民族的老百姓參加打擊分裂勢力才能促成這一斗爭的勝利。

　　新疆反分裂斗爭同樣要“軟”“硬”件并舉。“軟件”方面，是要大力掃蕩“東突”分裂思想以達到國家和中華民族的認同;“硬件”方面則要提升各民族生活水平、消除社會不公并增強反恐力量。這兩方面的工作又是相輔相成的。廣大群眾看到在政府領導下能得到實惠，思想上才能增強認同。有了思想認同感的增強才能促成社會安寧，發展經濟又能得到基本保障。為此，新疆的經濟投資不能只算經濟效益賬，一些暫時沒有太好效益的工程也要上馬，從長遠利益看這是必須去做的。

　　當今治理新疆的舉措，已經進入了政治上打擊“東突”和發展經濟雙管齊下的新局面。數以萬計的干部和大批工作隊深入基層，掃除過去的“死角”，已經改變了一些地區管控無力的狀態，眾多少數民族群眾的精神面貌也產生了變化。例如在今年7月追捕恐怖分子時，出現了上萬維吾爾族群眾參加包圍搜索的場面，當年“人民戰爭”的情景又重現于現在的反恐斗爭中，這恰恰是勝利的希望所在。

　　如今，國家數千億元的援疆款項相繼到位，并與西部大開發的整體規劃相連。新疆作為中國資源最豐富的省區之一，過去長期缺乏充分開發，有些少數民族群眾守著地下寶藏還過著相對窮困的日子，“東突”勢力便以此作為煽動的口實。現在國家加大開發力度，并努力解決運輸瓶頸制約和市場不暢的難題，有望在不長時間內大幅提高當地各族群眾的生活水平并縮小差距。在南疆這類有大量“三無”人群的地區，下一步能達到人人有穩定工作，青少年都能接受義務教育并完成扶貧，“東突”分子及其思潮便會大大喪失影響力，對其進行打擊也會容易得多。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物極必反。2009年出現震驚全國的“7·5”暴力事件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治疆大動作。2013年以來，“東突”勢力連續制造震驚全國乃至影響世界的恐怖襲擊大案，以自殺式攻擊作為威脅社會的主要手段，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絕望和垂死掙扎的反映。這些恐怖活動確實達到了部分威脅效果，例如2014年春前往新疆旅游者一度下降四成，一些民營企業的投資也產生猶豫。不過從另一方面看，如此殘殺無辜的暴力行為使西方政府也不能對這些極端分裂勢力公開表示支持，如奧巴馬在今年新疆“5•22”事件后首次使用“恐怖襲擊”一詞對其進行譴責(過去只用“暴力事件”一詞)。設在德國的“世界維吾爾協會”作為“東突”的旗幟也喪失了許多支持。在新疆的維吾爾族民眾中，絕大多數人都譴責這類暴行，伊斯蘭宗教人士也發表聲明說明這是背教之舉。從這個意義上看，“東突”分子近期的極端瘋狂，為中央政府提供了實施全面打擊的機會。相信通過創新思路，將反恐、扶貧、發展經濟與加強思想和基層政權建設等各方面工作相結合，能夠改變單純“治標”而達到“治本”，新疆的穩定和發展就會舊貌變新顏。

　　(作者系國防大學教授、少將)

　　原載于《同舟共進》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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