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大力兜售的西方經濟學并不科學，用西方經濟學指導中國改革，會把中國改革導向失敗的邊緣。西方經濟學在線性思維方式支配下所走的“實證化”道路并不是經濟學科學化的道路，而是使經濟學“跛腳”的道路。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一大批把西方經濟學理論整體移植到中國當做他們自己的理論創新、以西方市場經濟模式為中國市場化改革模本、主張中國改革開放就是按部就班重演西方近代資本原始積累與工業化進程并因此獲得“經濟學家”頭銜的“經濟學家”。他們中的佼佼者還脫穎而出，成為改革浪潮的弄潮兒，成為改革時勢造出來的“英雄”，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人物，有極高的知名度和話語權，有廣泛的影響力，在講課、采訪中有著身價不菲的出場費，因此在“經濟學家”頭銜的基礎上又進一步被加封為“著名經濟學家”。隨著這些“著名經濟學家”的日益著名走紅、他們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大力推薦與身體力行，言必稱斯密、馬歇爾、科斯、凱恩斯，西方經濟學也隨之在中華大地上得到廣泛傳播，逐步成為指導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主流經濟學”，他們也就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稱呼就是這樣應運而生的。現在問題的關鍵，是這些“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大力兜售的西方經濟學并不科學，用西方經濟學指導中國改革，會把中國改革導向失敗的邊緣。西方經濟學在線性思維方式支配下所走的“實證化”道路并不是經濟學科學化的道路，而是使經濟學“跛腳”的道路。如果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堅持認為美國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只不過是美聯儲的政策失誤導致，而不是西方經濟學的范式危機，固執地堅持用西方經濟學指導中國改革，用西方“金融的邏輯”推演中國金融的邏輯，那么中國將不可避免步西方金融危機的后塵。政策失誤的后面，是經濟發展模式的錯位；經濟發展模式的錯位后面，是經濟學范式的錯位。西方現代經濟學適合于小商品經濟時期，當今時代需要當代經濟學與之對稱。人類已經進入量子時代，需要量子力學的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秉持牛頓力學的線性思維方式只能落伍。
階級分析方法是經濟學主體性方法的組成部分。不能沒有階級分析方法，但也不能局限于階級分析方法。用經濟學的階級性取代經濟學的人類性，用只是階級的經濟學——政治經濟學來代替人類的經濟學——理論經濟學，是用片面的理論來指導全面的人類經濟實踐，用簡單抽象的理論來指導復雜的人類經濟實踐，只能誤人子弟、誤導社會、給社會生產力造成破壞。經濟學要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建立超階級的、一般的、人類的經濟學，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人類經濟學和階級經濟學的關系，是一般和特殊、全面和片面、具體和抽象的關系，二者的抽象程度不同，反映經濟過程、經濟規律的層次不同，因而指導意義也不同。用階級的經濟學否認人類經濟學，是否認人類的抽象思維能力，否認人類有整體上、深層次地把握人類經濟規律的能力，也就否認了建立經濟科學的可能性。誠然，每個經濟學者都有一定社會地位；但任何認識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有抽象思維能力——超出人類認識感官局限性而進入更寬廣領域的能力，經濟學也不例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但作為真正的經濟學家，他們的最大利益恐怕就在于提出人類認識史上有里程碑意義的一般經濟理論。庸俗經濟學家之所以是庸俗經濟學家就是為了經濟利益而胡說八道，但我想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會把學術地位的利益看得比物質利益更重。把歷史機械唯物主義原理生搬硬套到每個經濟學家頭上，認為每個經濟學家都是為了自己或特定階級的物質利益而建立自己的經濟學體系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寫《資本論》，他的物質利益是什么？既然馬克思可以為學術利益而犧牲自己的物質利益，為什么其他人不會？如果說，《資本論》代表了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無產階級的利益代表了全人類的利益，那這個“事實”本身恰恰證明，一個經濟學家可以脫離甚至背叛自己所在的階級而寫作。我們不能用庸俗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所有的經濟學家。
經濟學分析研究不排除意識形態，關鍵是要對各種意識形態進行合理定位，并對它們的合理性作出合理的說明。科學的經濟學就在于用五度空間的方法，對各種意識形態進行定位和物棄，從而形成整體的、系統的、人類的、一般的、具體的經濟學。在這里，需要的是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非線性的方法，而不是僅僅用“主流”、“非主流”的二分法。只有徹底拋棄政治經濟學思維方式的桎梏，把經濟學從意識形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才能從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中總結出理論經濟學，然而又用這種經濟理論來指導中國經濟的實踐，并使之更快地發展。這種經濟理論就是對稱經濟學。所以，不但要有階級分析方法，而且要有層次分析方法：經濟學家的思維層次、利益層次決定他的理論層次——反映社會經濟規律的層次、代表人類利益的層次。只有階級分析而沒有層次分析，是以偏概全、錯誤的結論已經包含在前提之中，體現的是一種牛頓力學層面的、線性的、三維空間的思維方式，在相對論與量子力學、信息化與知識經濟時代，這種思維方式已不合時宜。西方經濟學在解釋中國經濟現象時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礙——思維方式同客觀現實的不對稱。西方經濟學的思想理論基礎是唯“科學”主義，雖然花樣百出，本質上只是線性科學。他們雖然理論上也接觸過相對論、量子力學，但沒有升華為他們的思維方式。這在認識根源上，體現出具體科學轉變為思維方式的滯后性；在利益根源上，是要使他們膚淺的經濟學知識披上“科學”的外衣使之轉變為話語霸權的資本，這又體現出知識轉化為權力的超前性。這種知識和利益的反差、具體知識和思維方式的反差，是他們話語霸權表象后面的致命弱點。
市場原教旨主義是為新興資產階級服務的政治經濟學。經濟學有政治經濟學、一般經濟學之分。政治經濟學是低層次的經濟學，一般經濟學是高層次的經濟學，在各自的參照系中，各有其合理性。但低層次的從屬于高層次的，高層次的制約低層次的。如果把低層次的說成高層次的，把只是階級的經濟學說成人類的經濟學，就成了庸俗經濟學。所謂庸俗經濟學，就是把明明只是階級經濟學卻要說成人類的經濟學的經濟學。如果庸俗的經濟學還要以“主流”自居，妄圖通過各種炒作手段以取得話語霸權或學術壟斷權，那么這種“經濟學”就成了“學術意識形態”而失去它們本來還有的一點認識功能，而成為媒體“經濟學家”爭利的工具。只有在經濟學話語市場上公平競爭，真正的經濟科學、一般經濟學才能逐步占據主流。
經濟學分析是科學尺度和文化尺度的統一。什么是文化？從主流經濟學家所謂“大地震后災區重建可以帶來GDP增長”的理論來看，GDP增長與財產增長、經濟增長是兩個概念。GDP增長以及把GDP增長等同于經濟增長的經濟學是文明，提倡增產節約、把財產增長看成經濟增長的經濟學是文化。貨幣經濟學是文明，幸福經濟學是文化。“世界工廠論”是文明，“重新洗牌論”、“后來居上論”是文化。西方哲學是文明，東方哲學是文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文明，效率與公平的對稱是文化。西方經濟學是文明，對稱經濟學是文化。貨幣GDP是文明，財富GDP、綠色GDP、社會GDP是文化。在國民核算體系中，要用文化GDP代替貨幣GDP；而所謂戰爭、大災難可以帶來GDP增長的“經濟學”是“文明”經濟學而不是文化經濟學。我們不否認傳統GDP理論的抽象合理性與線性科學性，但要指導一國經濟發展、推動社會發展，絕不能僅靠傳統貨幣GDP理論，而要靠文化GDP理論。東西方文化的差別表面上是空間地域上的，本質上是時間上的。從東方文化中心到西方文化中心再到東方文化中心，是文化上的時間連續關系。對東西方文化的揚棄不是橫向的湊合，而是縱向的綜合。在信息時代，只要思想方法得當，并不排除出現比西方文化更高的東方文化，但這不是對東方舊文化的肯定，而是否定之否定。應從時間的差別來理解空間差別。只有人類文化的發展規律，而沒有獨立的并行不悖的東西方文化發展規律。東西方文化發展規律只能從屬于人類文化發展規律。在一般、整體規律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特殊、部分規律，受一般、整體規律的制約。中國傳統文化同西方文化的空間差別正體現了兩種文化發展的時間上的不同階段。中國經濟學同西方經濟學的空間差別正體現了兩種文化發展的時間上的不同階段。中國當代經濟學實現了中華文化對西方文化時間上的超越和層次上的升華。所以經濟學分析離不開文化的分析。
經濟學分析是科學尺度和邏輯尺度的統一。對經濟學的邏輯分析也是一種規范分析；規范的經濟學論文其邏輯尺度和科學尺度是一致的。經濟學研究不能停留在形式邏輯，但也不能跨過形式邏輯；邏輯嚴密不是經濟學科學性的充分條件，然而是經濟學科學性的必要條件。一篇規范的經濟學論文（不管它發表在哪一“級”的刊物上），一個必要的前提是不能被人類現在所掌握的信息所證偽的：在理論上必須能自圓其說，不能被現有的邏輯證偽；必須能窮盡解釋所涉及到的經濟事物和經濟現象；不能被人類已發現的經濟事實和經濟現象所證偽；在特定參照系中，可以推斷永遠不會被人類新發現的經濟事實和經濟現象所證偽。否則，就不叫經濟科學論文，連發表的資格都沒有。被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津津樂道、頂禮膜拜、如獲至寶、奉若神明的相當一部分西方經濟學家的論文，都是一些不規范的論文：觀點和方法無創意，未達到科研論文創新性的要求。邏輯上不能自圓其說，未達到科研論文科學性的要求。說是解決熱點問題，卻不能使人信服，而且還引起更大的爭議，甚至產生誤導作用，不符合科研論文價值性要求。所運用的數理方法和所推導出來的線性觀點，對于需要系統方法的復雜經濟工程無借鑒意義，不符合科研論文的可操作性要求。這些“論文”不會因為作者的頭銜大和發表刊物的“級別”高而成為真理。
經濟學分析是科學尺度和主體尺度的統一。經濟場的量子力學特征，決定了經濟學的是什么、為什么與怎么樣是統一的，主體性、科學性、實證性與規范性是統一的，真善美是統一的。是什么通過為什么、怎么樣表現出來，操作性是其內部環節，工程方法是經濟學方法中一切方法的落腳點。因此，理論與實踐、主體與客體、主體性與科學性、實證性與規范性統一的對稱邏輯，就是經濟學的邏輯----研究的邏輯與敘述的邏輯。經濟學科學尺度和主體尺度的統一還表現在：經濟學是創新性與科學性的統一。人類經濟活動本來是由人的創造性活動組成，人類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本來是由人的創造性活動組成，經濟學的科學規律離不開經濟學家的創造性活動。經濟學實證性與規范性的統一為經濟學創造性與科學性的統一提供了方法論指導與可能性基礎；經濟學創造性與科學性的統一，是實現經濟學規范性與實證性統一的必經途徑。經濟學創造性與科學性的統一要求經濟學家、真正的經濟學家必須有自己的原創理論。
經濟學分析是科學尺度和歷史尺度的統一。人的本質是人的主體性，人類的本質是人類的主體性。無論是人類的主體性還是個人的主體性，都是善戰勝惡的過程，而這種善戰勝惡的過程就是人類歷史的進步過程。因此主體論與規律論是一致的，歷史觀與倫理學是一致的，社會的本質是建立在所有個人主體性的基礎上的人類的主體性。所以社會的本質、人類的本質、個人的本質是一致的，經濟學科學尺度和歷史尺度是一致的。由于人的本質是主體性，客觀規律只是前者的總計、總和、結論。主體性，既是科學的尺度，也是歷史的尺度。經濟學范式本身的變遷是和人類經濟發展過程相一致的，從政治經濟學范式向一般經濟學范式的變遷是和人類經濟發展過程相一致的。經濟學中的歷史尺度同科學性不是對立的；科學尺度本身就是歷史規律的必然結果，也是歷史規律的組成部分。把經濟學的歷史尺度與科學性對立起來，沒有事實依據與邏輯根據。科學尺度與歷史尺度的對稱關系，是把經濟學的對象定位于“規律”而非“趨勢”的立足點。
經濟學分析是科學尺度和效益尺度的統一。效益與公平的內在一致性，說明科學與價值、實證與規范、規律與人道是合二而一的,經濟學科學尺度和效益尺度是統一的。沒有效益，沒有真正的效率。沒有效率，也沒有真正的效益。弱肉強食不是真正的效率，平均主義不是真正的效益。資本主義講效率不講效益，傳統社會主義講效益不講效率，轉型、改革應是二者的揚棄，使二者各自揚長避短，從而充分發揮二者的優勢。把效率說成是實證的、科學的，把公平說成是規范的、理想的、人道的，是荒謬的。西方經濟學“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和計劃體制公平優先、兼顧效率，二者都把公平與效率對立起來，既無公平，又無效率。前者過分強調自由而否認了政府的作用，后者過分強調政府的作用，而否認了自由的功能，二者都把自由和政府對立起來，因而也都不能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公平與效益的對稱，是人類一般經濟規律與本質的反映，是人類一般經濟學的主體性、價值性、科學性的統一。
對經濟學的最根本分析是范式分析。范式分析是比對經濟學家的階級分析、意識形態分析更根本的分析。對經濟學家的分析與對經濟學的分析是統一的，統一的基礎是范式分析。隨著中國“主流經濟學家”聲名日下，不少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急于與“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這個曾經的光榮稱號劃清界限，也裝模作樣地批判起“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似乎自己不屬于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范圍。但只要透過他們經濟觀點實踐主張背后的經濟學范式，就可以看出他們仍然屬于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陣營——秉持西方經濟學范式、用西方經濟學解釋中國經濟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本質特征，也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區別中國“非主流經濟學家”的根本標志。此外，知識經濟與知識經濟學之所以會成為意識形態上水火不容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共同敵人，要么一致討伐，要么一起采取鴕鳥政策，證明了后二者雖然在特定層面上是不同的經濟學范式、不同的“科學共同體”，然而在更深層次上，它們又都屬于同一個經濟學范式、同一個“科學共同體”——政治經濟學范式與政治經濟學共同體。而知識經濟與知識經濟學則動搖了政治經濟學范式與政治經濟學共同體賴以合理存在的經濟基礎，使政治經濟學出現了“范式危機”，使政治經濟學共同體面臨著生存危機。原來大動干戈的兩大陣營突然發現原來雙方都在同一只船上討生活，雙方也是利益共同體，如果非要爭個你死我活結果只能一起沉沒。急中生智、大徹大悟的它們現在終于聯起手來對付共同的敵人。“知識經濟學”之所以在一段時間的喧鬧之后近幾年風光不再，除了上述“共同體”們借助教育行政化與學術行政化手段進行扼殺以外，其自身的“范式缺陷”——本身沒有形成范式是更根本的原因。這就好像臨軍對壘，一方組織嚴密、訓練有素，另一方只是游兵散勇，雖然是所謂新生事物，也算代表了新生勢力，但也只能一觸即潰。由此可見，“學”和“范式”還有一段差距；要使“知識經濟學”能站穩腳跟并能得到發展，就必須使“知識經濟學”有自己的范式，這就好像劉備只有取得蜀地，才有資格三足鼎立而結束顛沛流離、寄人籬下。對稱經濟學就是這樣的范式。有了對稱經濟學范式，“知識經濟學”就有了自己的家，就可以安營扎寨、準備糧草再出發。無論是知識經濟學，還是轉型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幸福經濟學，所有這些新的、時髦的經濟學理論在它們形成新的范式之前，難以被主流經濟學所真正接受；在主流經濟學范式框架中即使能找到這些字眼，也已經被消費、消解、消耗得面目全非，與它們本來應有的含義大相徑庭。而它們一旦有了自己的范式，也已經另起爐灶、獨樹一幟，和主流經濟學說“拜拜”了。所以經濟學要真正發展除了用新范式代替舊范式，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科學發展史已經證明并將進一步證明：科學的發展過程，就是“非主流”變“主流”、新的“主流”取代舊的“主流”的過程，就是新的“科學共同體”代替舊的“科學共同體”、新的范式取代舊的范式的過程，就是“小人物”變成“大人物”的過程，就是新的話語權代替舊的話語霸權的過程，就是原創思想逐步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的過程。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要建立國民創新體系，就要遵循這條規律，自覺推動這個過程，加快以原創思想為主導的包括經濟科學在內的科學發展。
市場檢驗也是實踐檢驗的組成部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檢驗是實踐檢驗的直接組成部分。真正的學術著作都很好賣。賣得好的不一定都是好書，但好書肯定都賣得好。所以要靠補貼才能出版的“學術著作”都不是真正的學術著作。所謂真正的學術著作，就是提出原創理論的著作。原創有建立了新的范式的“原創”和在原有范式里的“原創”。不管哪一種，所謂“原創”，都應該是理論的原創。原創不等于新觀點、新解釋、新政策、新方案、新模型，而是新理論。所謂中國學術的國際化，不是學者頭銜的國際化、論文語種的國際化、發表論文刊物“級別”的國際化，而是成果原創程度參照系的國際化。經濟學的國際化不是西化，不是照搬照套西方經濟學理論，不是用英語作為經濟學學術會議的工作語言，而是經濟學理論原創參照系的國際化。作為對稱經濟學的中國經濟學代替西方經濟學成為人類經濟學的主流是通過空間交替展示時間之矢的經濟學整體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因此作為對稱經濟學的中國經濟學就是國際化的經濟學，而西方經濟學只不過是西方本土化的經濟學。
知識經濟時代，完善的知識市場是完善的市場體系中日趨重要的組成部分；爭奪科學、知識話語權的斗爭實際上是知識市場競爭的一種折射，任何話語霸權或依靠門戶、門派、流派、頭銜、身份、職務、權力、炒作、知名度、社會地位、政治手段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謀取話語霸權的行為，就像官商勾結、黑白同道謀取市場的壟斷地位一樣，屬于不正當競爭，必須被摒棄。創新雖然是標新立異，但創新不能僅僅歸結為標新立異。無論那一種創新都必須能自圓其說，是原有理論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并能經得起實踐的檢驗。真正的經濟學原創理論不可證偽，能被證偽說明是偽科學而不是原創理論。原創的經濟學基礎理論，就是在新的經濟學范式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的、不可證偽的經濟學公理、定理體系。原創的經濟學公理或定理不可證偽的范圍大小，決定經濟學基礎理論原創的層次高低。有沒有自己的、有科學史意義的經濟學范式與自己原創的、有科學史意義的經濟學基礎理論，是衡量一個“經濟學家”是否真正的經濟學家的唯一標準。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內容、形式、體系、評價標準是對稱的。誕生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對稱經濟學通過揚棄迄今為止各個經濟學流派，使之統一在一個完整的經濟學框架中，成為一個新的、統一的經濟學范式。對稱經濟學和其他經濟學流派的關系，是一元與多元的關系。對稱經濟學之所以成為人類經濟學、一般經濟學，就在于它的對稱性：主體性與科學性的對稱，主體與客體的對稱，規范與實證的對稱，有序與無序的對稱，物質經濟學與精神經濟學的對稱，人與自然與社會與他人的對稱。經濟學真理的一元性，滲透在經濟學真理的多元性與多樣性中。由于社會經濟現象的復雜性、“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是存在的。由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典型性、綜合性，經濟學的標準模本很有可能就蘊含在“中國特色的經濟學”中。大浪淘沙；包含市場檢驗在內的實踐檢驗，是檢驗經濟學理論的原創程度、經濟學原創理論的真理性、經濟學真理的層次性的唯一標準。雖然飽受媒體追捧、坐擁耀眼頭銜、終日活躍在閃光燈面前的“著名經濟學家”絕大部分只不過是經濟學工作者，但只有原創的經濟學基礎理論才能在人類經濟認識發展史上刻下自己的痕跡。用不了幾年，那些拋頭露面、浮光掠影、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所謂“經濟學家”包括“著名經濟學家”都將淡出人們的視野，在經濟與經濟學舞臺上銷聲匿跡，成為人類經濟學史上的匆匆過客。雖然大經濟學家的思想體系、大的經濟學流派都在人類經濟學發展的圓圈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只有以對稱哲學為哲學基礎、以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對稱關系為自己的對象、出發點和建構體系的基本原則的對稱經濟學才是科學的、屬于全人類的經濟學。屬于全人類的經濟學不但能經得起市場的檢驗，而且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這些曾經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舞臺上叱咤風云呼風喚雨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沉與浮集中體現了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利與弊、成與敗、進與退，集中體現了改革開放實踐對這些著名的“主流經濟學家”所宣傳推廣的自己的別人的理論的檢驗。這說明，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經濟學進行分析，通過這種分析來對中國改革開放進行形而上學層面的反思和實務操作層面的總結，是經濟學科學發展的需要，是中國經濟學科學發展的需要，是中國經濟按科學發展觀發展的需要，是結束改革開放模著石頭過河歷史的需要。
對稱經濟學是第一個由中國人創立的、高度原創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是以對稱哲學、五度空間理論、復雜系統論為理論基礎，吸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的最新成果，通過對現有世界上經濟學三大流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揚棄和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綜合，建立起來的真正科學的經濟學。對稱經濟學的產生結束了人類經濟學的史前史。
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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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昆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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