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認為草民的這個標題是錯誤的，哪“依法治國”的根據就沒有了。老早就有規定，黨也只能依《憲法》執政，任何個人、集團、企事業單位和各階層都必須服從于《憲法》?？上?，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幾年間，嚴重違憲的事情發生得太多太多了，所以必須進行嚴肅認真的反思，掃清依法治國道路上的一切障礙，以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而決不能說一套，做一套，冷了人民群眾的心。
《憲法》明確指出：“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斗爭和其他形式的斗爭以后，終于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鞏固和發展。”——鑒此，我們有必要質疑，改革開放以來的私有經濟的發展是否過度了，人剝削人的現象是否又回來了，貧富差距是否太大，引起了人民群眾對共同富裕的懷疑和信心的動搖了，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是否真正得到鞏固和發展了。不回答這些重大的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不澄清一些大是大非的問題，是會有損于《憲法》的尊嚴，有損于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的。
《憲法》指出：“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很顯然，依據《憲法》之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的，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切權力是屬于人民的。但是，事實并非如此。從號召“解放思想”的那一刻起，直到現在，就是有不少名人學者拉大旗作虎皮，所發出的反社會主義制度的聲音不絕于耳，塵囂塵上，“精英治國論”從根本上否定了人民的權力和權利。下面得談談具體的了。
《憲法》規定：“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借改革之名，行搶奪社會主義公有財產之實的事情有沒有發生過呢？欠人民的賬，不管舊賬新賬，總歸是得清算的。依法治國的首仗，當是打掉侵吞了社會主義公有財產的那些人。切不可把人民當傻子，人民決不會認為現在的成就是從廢墟上創造成功的，幾千萬的下崗工人就是證人，像我一樣的農村草民就是證人。不清舊賬，難以服眾。
《憲法》提出：“ 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反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據此，我們有理由理直氣壯地批駁散布“愛國賊”謬論的極右分子，政府也應當理直氣壯地整頓以“宗教信仰自由”為幌子，無度發展壯大教徒隊伍，把教事活動弄成賺錢的行當，或者宣揚封建迷信等等的違規行為。提倡“五愛”和進行“六個主義”教育，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反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也一樣的重要。而恰恰就是這一關鍵重要點，被嚴重地忽視、擱置、名存實亡了。不知道有多少共產黨員忘記了入黨時宣誓的內容，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有的甚至還不如普通老百姓，從而玷污了“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更為奇特的是，有些共產黨員反對起了共產黨，嘲笑起了共產主義，以為那只是烏托邦罷了。實際上，不講、不堅持共產主義信仰的共產黨員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應當從共產黨內部清除出去，以純潔共產黨的隊伍，使人民重新信任并心向共產黨。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的終極目的，是讓人民共同富裕，因為共產黨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人民幣服務。
寫在《憲法》上的條款都能違背，說明黨內外的“偽改革家”們的膽子實屬夠大，依法治國如果不治治他們，國也是一定治不好的。依法治國，在草民看來并非新鮮事，并不像那些法律黨精英們所呼吁、叫喚了許久的國家應當以法治之，好像社會主義中國從來就沒有法律，所以只有“人治”，而沒有“法治”。追溯到上世紀的1954年，毛澤東主席親自組織、領導，在杭州起草新中國的根本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當時，有的領導同志還不明白，以為有了毛澤東思想就夠了；還有的領導同志認為《憲法》應定名為《毛澤東憲法》。對此種種，毛主席都作了一一解答。正因為有了保障人民群眾利益的《憲法》，人民群眾的國家主人翁地位穩固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也就充分地調動起來了。說毛主席“專制”、“獨裁”，即所謂的搞“人治”，依據何在？呼“人民萬歲”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會搞“人治”嚒？在改革開放開始后，由于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貪腐干部的層出不窮，人民群眾地位的嚴重下降，才被法律黨精英們找到了口實，從西方世界撿來了屬于資本主義的那件件套套，而且一邊搖旗一邊吶喊。他們不好對著現政權胡說八道，于是將矛頭對準了遠去的新中國前三十年，造謠生非，妖言惑眾，以求實現他們的政治目的。他們并不是不知道，自從上世紀80年代始，中國的《憲法》幾經修改，一部又一部的下位法相繼產生，至今已可堆積成山。立法是一回事，執法卻又是一回事，“縣官不如現管”的現象才不斷地出現?！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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