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里為什么不說外蒙古獨立的前前后后，是因為外蒙古獨立并沒有得到全世界的一致承認，但是，外蒙古實際上已經是個獨立的國家，這卻是現實，所以我這里說說外蒙古分離出中國的前前后后，而不是獨立的前前后后。

　　外蒙古也曾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員，然而在幾十年前的1946年1月5日，在中華民族處于內憂外患的艱難困苦時期，外蒙古實際上分離出中華民族的大家庭，成為一個所謂的獨立國家，這一點不一定地球人都知道，但目前很多人都知道,現在叫蒙古共和國，這個蒙古共和國到目前并沒有得到世界的一致承認，至少我們中國的臺灣省就不承認，關于這一點，也不一定地球人都知道，但是很多人都知道。那么，外蒙古究竟是中國的一部分，還是一個獨立國家?既然沒有得到一致承認，那當然就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莫衷一是。

　　可以肯定的是，以前的蒙古絕對屬于中國，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點毋庸置疑?，F在，雖然沒有得到世界的一致承認，但蒙古實際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就是現實，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蒙古是如何一步步分離出中國，成為一個事實上獨立的國家?這是一個深遠而痛苦的歷史問題。這一近代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事件，所有的歷史教科書只字未提，是因為無論是當時造成這一不幸現實的國民黨，還是后來建立新中國的共產黨，都對這一事件有痛苦的心結，不愿接受，不想接受，又不能不接受，所以不愿提起，就好像一個人的傷心事一般不愿提起一樣，說一次就傷害一次，所以就沒有寫進教科書。因為，蒙古的獨立由來已久，早在共產黨產生之前就已經是歷屆中國政府難以解決的一個棘手問題。

　　早在1911年，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當時各省紛紛宣布獨立，脫離大清政府的腐敗統治，轉而支持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政府，這其中也包括蒙古，但是蒙古卻沒有轉向支持孫中山，而是尋求獨立，徹底脫離中國政府，脫離中華民族大家庭，這和其他省的脫離和獨立完全不同。在這種條件下，早已覬覦蒙古的沙皇俄國政府，乘機而動，策動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們脫離中國。同年11月30日，外蒙古宣布“獨立”，成立“大蒙古國”。接著，俄蒙軍隊包圍了并未徹底垮臺的清政府駐庫倫(即現在的烏蘭巴托)的辦事大臣衙門，解除了清軍的武裝，并將辦事大臣三多及其隨從人員押送出境。

　　與此同時，沙俄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抗議，于1912年11月3日，同由它扶植起來的外蒙古當局訂立了《俄蒙協約》，這個協約規定，由俄國扶助外蒙古“自治”及訓練外蒙古軍隊;外蒙古不得允許中國軍隊入境，不準華人移居蒙地;外蒙古準許俄人享受本條約廣泛的特權，包括自由居住來往，經商，開礦，務農，以及開設銀行、郵局等等。

　　這時，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政府被清朝的北洋軍閥竊取政權，史稱北洋政府，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中國國內出現了軍閥混戰的混亂局面，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內外交困的北洋政府還在尋找外蒙古的庫倫當局談判，但卻遭到拒絕，又派兵鎮壓卻遭到沙俄政府的武裝干涉，在別無出路的條件下，北洋政府只得與沙俄談判以尋求中國國內問題的解決，使外蒙古問題國際化，這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但絕對是一個錯誤的辦法，給外國干涉中國內政創造了機會和條件。

　　1913年11月5日，沙俄當局和袁世凱的北洋政府經過艱苦談判，相互妥協，最后簽定了《中俄聲明》。聲明雖然也承認外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要求外蒙古取消獨立;但聲明同時規定，中國不得在外蒙古派駐官員，不駐軍，不移民;逼迫中國承認外蒙古的“自治權”，由俄國實際控制外蒙古，這就是國內問題國際化的嚴重后果。聲明使外蒙古從名義上獨立的企圖雖然并沒有得逞，承認外蒙古仍然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這個聲明卻不允許中國實際控制和統治外蒙古。

　　1915年6月7日，沙俄政府、外蒙古當局和北洋政府三方又在外蒙古的恰克圖簽訂了《中俄蒙協約》，確認1913年的“中俄聲明”，并予以具體化。

　　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蘇維埃政府雖然在1919年和1920年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放棄從中國掠奪的一切。但是，在外蒙古問題上，它事實上是繼承了沙俄的衣缽。1919年7月25日，也就是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后不久，蘇俄政府對外蒙古也發表了一個聲明，說：“外蒙古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它的一切權力屬于蒙古國，任何外國都無權干涉它的內政。”并表示，蘇俄要求立即同外蒙古建立外交關系。

　　雖然蘇俄當局發表了關于蒙古的宣言，但是，并沒有像沙皇政府那樣，給外蒙古經濟上的援助，使蒙古政府賴以維系的財政出現危機，蒙古出現了社會混亂，民眾反對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畢竟蒙古人民要吃飯。在這種情況下，庫倫當局難以自保，只得求助于北京。所以，在1919年11月7日，外蒙古當局又突然致電北京政府，要求取消“自治”，恢復前清的舊制。于是，北洋政府的總統徐世昌順水推舟，在11月22日下令取消外蒙古的“自治”，恢復舊制;同時，廢除1913年的《中俄聲明》和1915的《中俄蒙協約》。

　　但是時隔不久，1921年，遠東白俄謝米諾夫的軍隊在東北日本軍人的支持下侵入外蒙古，1921年2月21日，他們占領庫倫，扶植起新的政權。外蒙古的活佛、王公們又一次宣布“獨立”。接著，蘇俄紅軍借口白俄軍隊入蒙，也進軍庫倫。7月，在紅軍的支持下，外蒙古成立了親蘇的新政府，實行君主立憲制度。這時共產黨才在上海和南湖召開由13人參加的成立大會，即第一次代表大會，當時的共產黨人數也就幾十個人，而且還處在地下，根本無法，也無權參與和控制外蒙古事務。11月5日，外蒙古宣布成為“獨立國”，建立“人民革命政權”。同日，蘇俄和外蒙古訂立了《蘇蒙修好條約》，雙方相互承認為合法政府。為了確保親蘇的外蒙古政權，蘇俄軍隊一直留駐直到1925年3月才相繼撤出。

　　北洋政府對蘇俄出兵蒙古雖然提出過多次抗議，以及對隨后成立的蒙古政府拒絕承認，但鞭長莫及，也無能為力。

　　1924年5月31日，蘇聯為了擺脫孤立，尋求國際支持，想同東方大國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幾經周折，同北洋政府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在協定中，蘇聯再次表示，承認外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尊重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并答應從外蒙古撤軍。由此，中蘇才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所以才有1925年的蘇軍撤兵。

　　但是，幾個月后，即1924年11月26日，外蒙古政府宣布廢除君主立憲制度，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外蒙古從此實際上脫離了中華民族大家庭，日益成為蘇聯的衛星國。蘇聯也不再承認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問題了。

　　二戰期間，蘇聯為了自身的安全，斯大林于1941年4月13日同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并發表聯合聲明，聲明說，為了維護兩國的友好關系，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對此，重慶的國民政府外長王世杰曾鄭重聲明“絕對不能承認”，他強調說：“《蘇日中立條約》，對于中國絕對無效。”

　　1945年2月，二戰結束前夕，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在烏克蘭的雅爾塔舉行三國首腦會議。首腦會議在商討對日作戰問題時，斯大林提出了蘇聯對日作戰的條件，這其中包括“外蒙古的現狀須予維持”;共管中長鐵路、大連港國際化和租借旅順口等，使中國國內問題進一步國際化，而且是在沒有中國參加的情況下國際化的。為了美國和英國自身的利益，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羅斯福和丘吉爾的同意。他們并就此簽訂了一個秘密的協定，世稱“雅爾塔協定”。斯大林所說的“現狀”就是指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斯大林知道這是件很燙手的事，所以提出由美國出面通知中國政府，也取得了美國同意。這充分證明了美國人的國家觀念，“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1945年6月15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奉命把雅爾塔協定的內容正式通知了蔣介石，蔣介石感到非常憤怒，只得派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部長王世杰和蔣經國赴莫斯科談判。

　　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中蘇雙方在莫斯科舉行多次會議，爭論激烈。斯大林幾乎是以威脅的口吻對宋子文說：外蒙古人民“既不愿加入中國，也不愿加入蘇聯，只好讓它獨立”。還說，如果中國不同意，蘇聯就不會出兵打日本。宋子文據理力爭，但是毫無結果，也曾經提出過妥協方案，給外蒙古“高度的自治權”的主張，但蘇方除了獨立，一概拒絕討論。

　　這樣，在嚴酷的既成事實面前和強大的國際壓力下，無可奈何的蔣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有條件接受蘇方要求。即同意蘇聯出兵擊敗日本后，在蘇聯尊重東北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內部事務;不援助中共等條件下，允許外蒙古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決定其前途。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8月15日投降的前一天，宋子文同意蔣介石的主張，但拒絕簽字，蔣介石指令外交部長王世杰同蘇聯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件。雙方關于外蒙古問題的換文是這樣說的：“鑒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愿望，中國政府同意，將在日本戰敗后舉行公民投票以確定外蒙古的獨立。”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當局一手操辦了這次記名投票式的“公民投票”。據外蒙古方面的報道稱：共有49萬選民參加了這次全民公投，占合法選民的98%，投票的結果是一致贊成獨立。民國政府派去觀察公民投票的代表雷法章事后對這次投票進行了這樣的評價：“其辦理投票事務人員，對于人民投票名為引導，實系監視，且甚為嚴密”，“此項公民投票據稱為外蒙古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獨立愿望之行動，實則在政府人員監督下，以公開之簽名方式表示贊成獨立與否，人民實難表示自由之意志。”

　　1946年1月5日，中國的國民政府依據與蘇聯政府簽訂的條約，無奈的承認外蒙古的獨立。

　　蔣介石在大陸垮臺逃往臺灣后，恍然又想起了外蒙古問題，似乎覺得有上當受騙之感，認為蘇聯人愚弄了自己，所以這時的蔣介石似乎才明白了民族大義的重要，真有點“悔不該當初”的意思。于是，在1953年，也就是和蘇聯簽訂讓外蒙有條件獨立的第八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四年，才以蘇聯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為由，宣布廢除1945年中蘇條約中關于外蒙古的換文，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

　　一個是日本投降的一天后，外蒙“獨立”(哎!忍日本人忍了8年的蔣介石他為什么就不能再多忍受一天!真可惜.)，一個是潰逃臺灣后第八個年頭(8年后才想起后悔“外蒙獨立”這件事)，可見蔣介石的處事能力和處事水平是何等的低下和遲鈍。

　　同年，蔣介石還在聯合國大會上將蘇聯違約的事件向聯合國提起告訴。出于反蘇的需要和目的，蔣介石的這一主張得到了聯合國多數國家的支持，于是，蔣介石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納入“中華民國”版圖，而且還在國民黨的中央會議上，沉重地“檢討”了一番，他說：“承認外蒙古獨立的決策，雖然是中央正式通過一致贊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負其全責。這是我個人的決策，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雖然這樣，可他對于外蒙古問題又有什么回天之力呢?因為他后悔的這一年(1953)的前四年(1949)，新中國政府對這一姍姍來遲的聲明顯然無可奈何，因為當時還沒有得到某些大國的正式承認，所以對外蒙古問題更是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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