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過日本京都的中國人，都會有一種錯覺：似乎是到了某個中國的古都，建筑、街道、古跡、牌匾、語言、文字、景色，乃至行人的面孔和服飾，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親切。這種感覺，拉近了日本與中國的距離。李大釗當年留學日本時，就曾寫下著名的黃種歌：“黃族應享黃海權(quán)，亞人應種亞人田，青年，青年，切莫黃種同相殘，坐教歐美著先鞭。”可見，即便是經(jīng)受了日本的侵略，很多中國人對同文同種的日本依然充滿了善意的期待。

　　但實際上，對日本的了解稍微深入一些，就會發(fā)現(xiàn)，日本與中國的相似只是表象而已，兩國的不同才更具有本質(zhì)意義。

　　1987年訪日期間，一件小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乘坐公共電車時，看到身邊一位老者顫顫巍巍，我立刻起身讓座，豈料這位日本老人非但不感謝，反而面帶怒容，拒絕就座。我當時不太理解，過后想一想才明白，這恰恰是日中兩國文化的一個本質(zhì)性差異。中國人同情弱者，扶老攜幼被中國人視為義務和美德;而日本人崇拜強者，瞧不起弱者，給老者讓座等于把對方置于弱者地位，老人不高興也就不奇怪了。我認為，此事雖小，卻具有見微知著的文化涵義，從中可以窺見中日兩國文化價值觀的顯著差異。

　　《孫子兵法》被中國人奉為兵學圣典;但一些日本軍事思想家卻不以為然。比如，日本第一部兵書《斗戰(zhàn)經(jīng)》就說：“孫子十三篇，不免懼字也。”認為《孫子兵法》中的種種智謀和韜略，如“五事七計”、“奇正虛實”、“用間”等等，都產(chǎn)生于對強敵的畏懼?！抖窇?zhàn)經(jīng)》甚至自大地認為，中國兵法重視謀略不是用兵的正道，日本兵學主張的“正攻戰(zhàn)法”才是用兵的法則。其實，孫子的謀略并非懼怕敵人，而是文化特性使然。與日本人的強悍好戰(zhàn)，多以實力戰(zhàn)勝敵手不同，中國人并不好戰(zhàn)，而傾向于智取敵手，力求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或以較小代價取得勝利。這是兩國文化的差異所在，一些日本人不了解這一點，故而產(chǎn)生誤解和偏見。

　　日本人的文化價值觀本質(zhì)上與中國不同，加之明治維新以后學習西方、脫亞入歐的經(jīng)歷，使得日本與中國的差異更加顯著。他們奉行強者的邏輯，傾向于武力解決問題。在侵華戰(zhàn)爭中，日軍善于以強大火力實施強攻，力圖中央突破，一舉解決戰(zhàn)斗。中國軍隊特別是中共領(lǐng)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則反其道而行之，一般是避實擊虛，先打弱敵，善用迂回包圍、側(cè)擊襲擊戰(zhàn)術(shù)，完全是另一種路數(shù)。

　　由此看來，中日兩國文化實際上是小同大異，形似神異。中國文化樹大根深，受西方影響小，“黃皮黃心”;日本文化樹小根淺，受西方影響大，“黃皮白心”。具體說，日本文化是融合了中西兩種文化的混合物，中華文化為其表，西方文化為其里。文化上的本質(zhì)性區(qū)別，造成中日兩國形近實遠，兩國人對待同一件事情的認識理解往往大相徑庭，相去甚遠，恐怕與此不無關(guā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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