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夏天，一部面向青少年觀眾的青春片《小時代1.0：折紙時代》，創下了一個中國電影史上的新紀錄：院線單日排片量達到45.1%。在一些與片方有特殊協議的院線，這個數字甚至達到了100%。也就是說，在這個時候走進電影院，除了一部青春片，你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作為中影集團力捧的作品，《小時代》的海報充斥城市中每一塊看板。海報上幾位身量未足卻珠光寶氣的主人公，很好地表現出影片的主題：青春與財富。最終這部電影的票房止步五億，一個雖然龐大，但在今天繁榮的電影市場上，意料之中的數字。

　　大眾媒體和電影投資人那里，這是一場針對成年人的狂歡，關于一個而立之年的年輕人與他的資本時代成功學。人們試圖復制這個年輕人的成功，卻不知如何下手。而輿論場上，社會大眾對這部片子近乎惡意的如潮差評，與一些社會成功人士對導演郭敬明的高度贊譽之間的高度分裂，說明這部劇情簡單的電影已超出了單純青春片所能負載的意義，碰觸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某根敏感神經。

　　出售青春的文化帝國

　　《小時代1.0》上映前夕，導演郭敬明剛剛度過他30歲的生日。雖然大學學的是影視專業，最終因創業而肄業的他還是首次執起導筒，只是這一次，引起的爭議與攏聚的財富都更甚于他過去十年間在文學領域的作為。

　　從20歲時出版長篇小說處女作《幻城》以來，作為作家的郭敬明就一直活在巨大的爭議中。這部架空奇幻小說出版后大賣，成為當年小說品類出版物印數第一。隨即這部小說被指認在情節和人物設置上與某部日本漫畫高度相似，最終因無人起訴而不了了之。隔年，延續著模仿式創作法的第二部作品《夢里花落知多少》卻給他帶來了大麻煩。這部小說描述了幾個大學畢業生在北京廣告圈的浮華生活，上市不久后又創下出版奇跡，三個月內加印7次。很快有讀者指認，此書存在抄襲另外一名網絡小說家莊羽已出版的作品《圈里圈外》的嫌疑。此案訴諸公堂，經過三年的拉鋸戰，郭敬明最終敗訴，小說下架并賠償莊羽經濟損失20萬元。

　　他拒絕道歉。面對公眾，郭敬明表示，自己曾經非常喜歡莊羽的作品，一部致敬之作卻被它的致敬對象粗暴地踐踏了。審判期間，這個已經24歲的男青年每天在自己的社交網絡發文描寫心路歷程，在這些文章里，他把自己稱之為一個“單純的”卻“被這個成人世界一再傷害的孩子”。他說，即使法律判處他敗訴，他內心也不會認為自己有錯。輿論嘩然的同時，這個姿態讓他獲取了未成年讀者們的支持，這些年輕人認為，他們的偶像被一個富有心機卻才華不足的成年人算計了。

　　但與他在社交媒體上展現的弱勢與幼稚相反，現實中的郭敬明幾乎是這十年來最成功的書商。22歲時，他同幾個伙伴成立出版工作室，經過幾年的發展，他在25歲時創建了自己的公司，開始出版針對青少年市場的文學雜志《最小說》系列，他自己就是主力作者之一。在出版行業迅速衰落的這十年，只有他還能依靠雜志賺錢。在同樣由一位80后所創辦的“中國作家富豪榜”上，他長年穩居頭把交椅。在“福布斯中國名人榜”上，他也一直是作家群體中收入最高的人。

　　郭敬明公司的產品特色，還要從新概念中學生作文大賽說起。在新概念之前，中學生的閱讀興趣是由成年人決定的。而新概念中涌現出一批文筆早熟的少年作家，人們發現，他們所書寫的自身感受和生活，遠比成人寫的更為鮮活。郭敬明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與新概念的其他作者一起，生產出大量用華麗空洞的詞語，來書寫憂傷躁動的青春期情緒的散文與小說。與同樣出道于新概念的韓寒相比，郭敬明從不碰觸政治與社會話題，他的視角比較女性化，以描寫日常生活中的細節為主。這些作品中流露出的真誠情緒，贏得了同齡人的共鳴。

　　然而成功后的郭敬明在談起自己在“新概念”的成功時，卻把它歸于學習能力。在其他作家還糾結于“寫作是為了傳達自己還是滿足讀者需求”的命題時，郭敬明似乎在這方面沒有太多遲疑。他說，自己在參賽前買來了全部的新概念往屆作品集，研讀和分析哪一類作品最受評委青睞，并從中尋找出最適合自己的一種。他又按照這個標準，寫了七篇不同體裁的文章寄給大賽組委會。他說，自己就是奔著獲獎去的。這種明確的目標性，更像是一個商人的稟賦，而不是文人。“新概念”至今15年，郭敬明是唯一一位用文學作為武器，獲得了媲美商界的聲望與財富的選手。只是，在其他人開始根據自己的心智成長，不斷變化寫作的關注點時，郭敬明15年來卻只寫作一個主題：青春的傷痛。他面對的讀者也沒有任何變化——有一定獨立消費能力的、且只在自己身上花錢的中學生與大學低年級學生。

　　如今，郭敬明和他的最世文化公司，對這一類型文學的操作已經非常成熟。2008年5月，當郭敬明第五次登上了福布斯中國名人榜后，《紐約時報》在對他的報道中發出了這樣的質疑：“郭敬明或許能在剽竊指控和糟糕的寫作中生存下來，但是，現在他面臨的可能是更危險的威脅：比他更年輕的作者。”

　　在嚴肅的主流媒體看來，郭敬明式的青春文學失之輕佻，毫無延展性。對口味多變的年輕人來說，他很快就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被讀者拋棄。然而《紐約時報》的判斷失誤了，郭敬明把青春文學做成了一門生意。他如今的身份，除了作家，還有長江出版集團北京圖書中心副總編輯、上海最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最小說》、《最漫畫》、《文藝風賞》、《文藝風象》四本雜志的經營者，職業出版人。他的商業觸手也開始伸向科幻、奇幻等類型文學。無論體制內外，漫畫小說，他把那些比他更年輕的作者變成了他的員工。

　　作為一個文化公司的經營者，最重要的是判斷、管理和營銷的能力。郭敬明經營的對象不僅僅是自己的想象力，更是青春期讀者的情感方式和世界觀。在這個圣賢已死的年代里，郭敬明絕不會傻到去試圖教育他的讀者。而在一個激烈競爭的市場環境中，他所做的，也不僅僅是討好讀者那么簡單。

　　面對求知欲和創造欲無比旺盛、生活經驗卻一片蒼白的年輕讀者，郭敬明必須為他們塑造出一個足夠有幻想空間的氛圍。所以，最世文化公司延續著娛樂業的邏輯：不僅僅作品本身要有話題性，作品的創作者也要成為偶像。他們的一舉一動，要和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一樣，引起讀者的同情與崇拜。在這方面，他營銷的最成功的個案就是他自己。在與莊羽的抄襲案中，他就成功地利用一件丑聞，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個面對成人世界的悲情英雄。這迎合了他作品中的一大主題：青少年在成人世界中受到的傷痛。而對于他作品的另一主題：戀物與虛榮，他也毫無難度地化身拜物教教主。他一度熱衷于在博客上曬出自己穿戴各類奢侈品的個人照片，并用PS技術營造出模特兒般的夢幻效果。

　　盡管蔑視法律與自戀讓他變成了爭議人物，但實際上，他懂得如何對權威做出尊重與妥協。雖然他是青少年亞文化的操盤手，但郭敬明并不拒絕與主流合作。在韓寒靠著攻擊作協來為自己樹立起批評家的名號時，郭敬明選擇了加入作協，做出中國文脈接班人的姿態，由此得到了王蒙的贊譽。很快，你就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在他與另外一位年輕作家合作的文學雜志《文藝風賞》中，有阿來、嚴歌苓、麥家、張翎等中國重要作家的作品。

　　文學作品的創作往往需要真誠地面對自身，但對類型文學來說，這不是個問題，更重要的是分析市場需求并做出回應。2007年，郭敬明的兩位創作伙伴因為創作理念不合離開了他，獨立創業。郭敬明在媒體面前用一貫的夸張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惋惜，說他“把自己關在廁所里，哭的像個孩子。”但沒幾年，這兩位創作伙伴就因為創業失敗回歸了，郭敬明接納了他們。在他看來，這些作者作為單獨的創作者都有其才華，但作為產品經營者，他們“做得太個人了”。他很快為回歸的作者量身打造了一本全新的雜志，在這本叫做《文藝風象》的雜志中，探討的是如何“把文藝滲透到生活中去”，比如“喝什么咖啡，旅行去何處，聽什么樣的歌，家里放什么樣的家居用品。”因為當初那些讀著《最小說》長大的16歲少女，現在已經成為年輕的社會人。忙到沒有時間讀文藝小說，只有時間購物了。

　　最后，他像所有成功者一樣，非常勤奮。據媒體的描述，他是一個幾近專制的工作狂。不僅自己長期保持著4~5小時的睡眠節奏，對手下人也非常苛刻。在一次采訪中，他說，“我很喜歡這種忙碌的狀態，它會帶來一種滿足感。運營一家公司，你一定是跟一個團隊合作，要領導他們，每天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它滿足的是你在理性思維方面的成就感。它能豐富我的人生。因為我現在比較年輕嘛，能拼能沖，體力也好，我希望在我狀態很好的時候實現更多的愿望、抱負。我希望我的人生更滿、價值更大。”

　　拜金還是奮斗？——年輕人的情感邏輯

　　《小時代1.0》登上大銀幕時，苛刻的影評人大多直指它內容的膚淺和錯誤的拜金價值觀。因為有件事情大家心知肚明又不好說破：相較于中國電影市場上那些基本電影語言不過關，連故事都講不圓的作品，作為一個導演的處女作，這部片子算得上是制作精良、敘事線索完整。對于很多觀眾來說，這是一部好看的作品。

　　經過數年井噴式的發展，中國電影的技術力量已經成熟，市場運作也已經成型。決定一部電影品質和票房的最關鍵因素，并非一個好故事，而是制作方的資金量和推手的成熟程度。《小時代》作為電影的成功，與郭敬明的導演水平并無關系。人們津津樂道的，是這部片子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制作團隊：臺灣的青春片教主柴智屏，當年創造出《流星花園》奇跡的金牌監制。如何表現年輕人在浮華世界中的愛恨情仇，她是最好的操刀者。然而更重要的是，《小時代》的制作方案已經在中影集團放了好幾年，他們才是背后真正的推手。在中影副總裁張強的支持下，良好的資金運作和團隊組織能力，使得《小時代》集合起了一流的制作團隊，郭敬明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個掛名導演。

　　中國電影市場高度繁榮卻結構畸形，在產業鏈條上有無數的口子，讓政府與強大的制片公司隨時可以插手。《小時代》首先贏在一部電影票房的最關鍵因素上：院線排片率。《小時代》的平均排片量達到了近50%，這讓走入電影院的觀眾別無選擇。同期先后上映的幾部大片《中國合伙人》、《致青春》也斬獲豐厚票房，原因無他，歸功于同一個片方宣傳發行和操縱市場的能力。《小時代》要成功，靠的是電影資本的運作邏輯。而制片方看中的，只是郭敬明在青少年群體中的固定觀眾群，中國院線觀眾的平均年齡不過21.5歲，郭敬明的鐵桿粉絲恰好與其是重合的。《小時代》與大時代就此一拍即合，在一個經濟低迷的年代里，擦出文化市場的財富火花。這印證了郭敬明為這部電影寫下的主題歌詞：“不管大時代小時代，有人矚目就是好時代。”

　　萬通地產董事長馮侖曾撰文高度贊譽《小時代》，他說：“年紀越往上的人，越是‘大時代’思維，這其實是一種集權主義下的思維方式。而郭敬明在電影中表現的是個人的視角，個人的興趣，個人的事業，不管別人怎么說。在我看來，什么時候中國進化到小時代了，就進步了。大家自己管自己，管的太多了，出來沖突了，人權法律公民安全的意識就有了。沒有了英雄，天下就太平了。”這種自80年代一脈相承的啟蒙式自由主義思維，被郭敬明很好地利用，從中提煉出向大時代挑戰的口號。他書寫的《小時代》的宣傳語是這樣的：“這是一個夢想閃耀的時代，這也是一個理想冷卻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也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我們的小時代。”然而，這個借狄更斯名句開端的故事，情節上卻出乎意料的簡單：一群年輕人在拜金主義心態下，追求財富的過程。他們只做三件事：賺錢、花錢、談戀愛。

　　《小時代》中匪夷所思的炫富，以及某種不擇手段、成王敗寇的狠勁，是其最富爭議之處。它的支持者認為，拜金沒有什么可恥的，甚至拜金才是時代進步的源動力。比如同期上映，講述新東方創業故事的《中國合伙人》，其核心精神也是拜金，只不過用奮斗精神包裝了一下。

　　或許正如馮侖所說，郭敬明筆下的男女代表了一種獨立自信，直視自己欲望的新人格。如果中國未來的人格類型就是如此，那么與其批判，不如擁抱。然而，馮侖錯誤地將自身的問題意識代入到了郭敬明身上。他們這一代企業家，肩負著回歸個人主義、告別集體年代的精神枷鎖。從這個意義上說，“小時代”的奮斗與“合伙人”們的奮斗，看起來并無不同。表面看上去，他們都不過是對個人幸福生活的追求。然而，《中國合伙人》中涉及的愛情友情、民族主義，以及人們在大時代中的迷惑，并非如郭敬明的觀眾們所認為的，只不過是拜金內核上的一層皇帝新衣，它也是俞敏洪和徐小平們奮斗時的真實困惑與背景。他們在賺錢時所想的，絕不僅僅是“我要過更好的生活”。正是極端的困惑，讓他們從人們尖銳急迫的需求之中，找到了賺錢的可能。

　　但在郭敬明這里，你看到的只是欲望本身。《小時代》的世界，無需告訴你這群衣著光鮮的男女是怎樣賺錢的。郭敬明設置了兩個最討巧的舞臺給他的主人公們：時尚業和金融業。在這兩個舞臺上，人們對虛榮與財富的貪戀，變成了一件不需要解釋的事情。時尚業最喜歡生產的，就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享受當下、任性而為的觀念，這和他們生產快速消費品的訴求相符合。而金融業的數字游戲，也使得錢的流動并不涉及具體的倫理觀念。有句話說得很妙，所謂時尚業，就是一群月薪一萬的編輯，教導那些月薪五千的絲，那些年薪百萬資產上億的人是怎么花錢的。這是一個可以通過追求享受來獲得享受的世界。

　　應該說，金錢本身是中性的，扭曲它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是在《小時代》的故事中，友情、愛情、親情這些基本情感，事業心、奮斗、反抗精神這些自由精神，卻都像是金錢與虛榮的注腳。這并非是說這個故事描寫了人圍繞著金錢所做的殘酷斗爭，恰恰相反，它是由《小時代》故事在劇本上的薄弱所佐證的。盡管講述的是職場斗爭和感情博弈，但工作的磨礪和人物的情感關系卻都如同學生一樣隨意而矯情。在郭敬明的劇本安排中，所有的沖突都發生得很突然。沖突并不來自于伴隨金錢積累而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相反，它根本不需要什么深刻的理由。買一件奢侈品、開一個Party這樣的情節卻會被大肆渲染，比如，女主人公在一個豪華晚宴的現場與她的朋友們發生沖突，但與其說這一場戲是為了表現友情的破裂，倒不如說，這些激烈的情感使得晚宴的夸張奢華更容易被觀眾記住。

　　這才是郭敬明滿足去貼近他的讀者，令他們產生共鳴的主要方式。片中所有的社會邏輯，都仿佛源自一個少年的空想。一些成年人眼中的復雜沖突，被展現的爽快、直接而殘忍：劈腿是可以被原諒的戀愛游戲，數億元的并購就像放學后的小賭局。戀愛與事業所需要的細碎沖突和漫長努力都被忽略了。這是青少年易于接受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他們并不關注人在具體的利益和責任中的兩難，只關注戲劇性和物質所帶來的情緒。《小時代》故事的核心，是完全不足以回應馮侖們關于“一代新人”的想象的。至少，郭敬明完全沒有解釋，除了《小時代》故事中那些毫無緣由的任性與愚蠢，一個依循個人欲望而行的世界，其中最根本的沖突到底是什么。甚或，我們真的已經身處這樣一個世界了嗎?

　　而且，這個只有青少年的故事是不需要成人出場的。在一場任性的物質狂歡中，郭敬明并不花心力去處理在青少年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他們與成人世界間依賴又對抗的關系。這一關系在片中被完全站在青少年立場上的作者簡化為兩種：財富提供者(從未露面)，或者需要被打倒的專制者(用金錢和門第阻礙青少年之間的戀情)。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什么那么多成年人被這個故事激怒了，因為他們不僅在青少年的世界中缺席，更以一種扭曲的方式被呈現了。郭敬明寫給青少年的故事，是去歷史化和去情景化的，青少年們拒絕理解財富和社會關系的產生歷史，這一思維方式，讓他們并不用去處理和父輩之間的關系。這些稚嫩面孔還無力去面對他們的父輩，他們尚沉浸于叛逆期的幻想中，拒絕承認父輩的存在。這種方式看似決絕，實則怯懦。

　　狂飆時代的價值體系

　　然而，每一個為青春造夢的作家、政治家、乃至商人都知道，僅僅滿足人最淺層次的欲望是不夠的。青春期雖然空乏，但它更是一個為了填滿這種空乏而探索的過程，所以必須對青少年許諾未來和價值。所以這一次，郭敬明不再滿足于僅僅沉溺在青春的哀傷之中，而是喊出了“這是我們的時代”這一口號。這是每一代20歲出頭、正在定位自己和社會之間的關系的年輕人，最渴望聽到的一句話。這一次，他利用的是青少年對社會的復仇心理。

　　媒體描述郭敬明故事的最常見模式，即將他包裝成一個“絲逆襲”的故事，把他個人的成功，看作對勢利社會的勝利復仇。記者們不厭其煩地講述郭敬明異于常人的矮小和因為貧困而被上海這個繁華都市歧視的經歷，認為他由此產生了反抗情緒和奮斗精神。青春期的人，一大特點是渴望認同、自尊心敏感，易于產生孤獨感，并由此覺得全世界都站在自己的對立面。從郭敬明早期的散文來看，作為一個敏感者，他對這一點的體會，比同齡人可能更為深刻。但對于早已完成個人階層轉化的郭敬明本人來說，復仇早已不再重要，但他聰明地將自己對于被迫害感和復仇情緒的深刻理解，化為作品中最核心的價值。

　　在一個平穩社會中，人的成長，是一個不斷和周圍環境和解，在社會中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安頓下來的過程。人的自我認知，也由一個對世界依賴索取的狀態，轉變為與世界有機聯系的一部分。因此，虛榮、奮斗、友情、反抗權威和殘酷青春，是普世性的青春片主題。作為東亞出產青春片的兩大重鎮，日本和我國臺灣的青春片皆具有這種特色。日本青春片中，常見的主題是“找到自己想要保護的東西，成為大人”;臺灣的青春片則喜歡描述年輕人團結起來，反抗成人社會的丑惡規則的故事。即使最后失敗了，青春的單純也依然是值得用畢生的感傷情緒去懷戀的。

　　在這種對比之下，郭敬明的《小時代》故事與眾不同的一點是：它看似充滿青春的激情與胡鬧，但深究起來，其中沒有任何青春特有的價值。故事中，將青少年凝聚在一起的，并不是“哥們義氣”、“愛好團體”等亞文化氛圍，而是賺錢、互相利用、奢侈品競賽，以及用成人世界的規則(金融游戲)去擊敗成人。在傳統的青春故事中，作為核心的那一個少年往往是領袖氣質的，冷靜而有擔當。但在這個故事中，作為領袖的少女只負責賺錢。即使是她做出了破壞小團體規則的舉動后，大部分人還是愿意留在她身邊。原因片中也解釋的非常清楚：她的姊妹淘在畢業后不用吃苦，跟著她可以立馬住上體面的房子。這是為數不多的，將真實世界的隱晦規則作為正面價值出現的青春片。

　　郭敬明將青少年塑造成反抗成人世界的純潔團體，但這個小團體又從一開始，就在擁抱那些成年人社會中特有的勢利規則。他們在心理上拒絕成熟，價值上卻異常早熟。郭敬明本人用一句于連式的名言來說明了他的取向：“和這個世界的規則對抗是沒有用的，你要去理解這個世界的規則，然后再利用規則把他們踩在腳下。”然而，郭敬明宣揚的這套成功學，就像他本人的經歷一樣，除了不可得的勤奮與天賦，其中晦暗而又必要的一面，是諸多不光彩的違規、算計與掩飾。他卻許諾，每個青年都能夠體面地成為贏家。這就是《小時代》故事的悖論：它混淆了青春期與成人世界的界限，用青春的天真與脆弱，把現實的成人規則包裝的十分美好誘人。

　　在郭敬明許諾的這個價值體系中，只有個人的成功，沒有對失敗者的同情;只有燃燒的欲望，沒有對責任的承擔;只有對勢利社會的成功復仇，沒有對成人社會的改造與和解。他塑造的這個追求享受就能獲得享受的小時代，脫胎于對大時代叢林競爭的幻想——《小時代》也由此成為我們這個大時代的隱喻：青春期般的惶恐不安，以及為了克服它而對財富的瘋狂追逐。

　　然而，這一延續著叢林邏輯的追逐本身，卻連惶恐也無法克服。就像這個表面高度繁榮、內部毫無規則的電影市場，以資源的高度匯聚為代價，卻只能出產《小時代》這樣制作中規中矩、劇本內核薄弱的作品。并在觀眾們沒有任何選擇的情況下，完成對財富的回收與積累。同理，郭敬明塑造的這個以青春意氣行駛殘酷規則的世界，看似快意，其實質卻是以簡化真實社會邏輯的方式，遮蔽了所有代價。

　　事實上，郭敬明本人并不像他描述的這個世界這么天真，他深知，不是所有殘酷都可以被美化成隔日即愈的青春傷痛。有一個關于他經營之道的故事是這么說的：郭敬明對業務員極盡苛刻，但對那些編織青春夢想的旗下作者，在待遇和態度上都幾近寵溺。他說，要讓這些作者被很好地保護起來，不食人間煙火，才能生產出青少年喜愛的、脆弱又美好的故事。至于這些作者本人的成長，不在他的考慮范圍內。用他一貫的表達方式，他是這樣解釋這件事的：“那些復雜骯臟的事情，讓我來做就可以了，我會幫他們應付好一切。”

　　這是他為這個勢利社會開出的另一付藥方：愛。但這種愛與其說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系，倒不如說，是一個人的自憐自哀所投射出的幻影。他在《小時代》中塑造了一個作家周崇光的形象，被普遍認為是他對自己的代入。這個角色敏感、善良、體弱多病，在藐視社會規則的同時才華橫溢，他最終給予了女主人公財富、愛情和幸福。郭敬明一次次地向他的讀者重申現實的殘酷，對弱者留下的救贖之道，卻并非任何改造社會的良方，而是他對自己的造神運動。郭敬明的游樂園里，信他得永生。然而，這一幅圖景，似乎離馮侖們所期待的，一個獨立、自信、平等的新人格，尚有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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