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美國后第一份正式的“永久”工作是在電話上銷售電視天線與節目，報酬略高于法定最低工資。雖然勞動時間不好，業務卻相當輕松，平均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為公司工作。按照經驗，每當工作量不足時，公司總會采取各種措施，最終實行裁員(lay off，不同于因為職工個人理由而離去的辭職或開除性解雇)。我們都預感到將被裁員，只是因為那時相同待遇的工作比較容易找到，也沒有心理壓力。

　　一天晚上，我接到公司經理電話，讓我第二天提前一個小時上班。我意識到可能會宣布裁員事項，并期待著一頓免費午餐。

　　第二天我到達公司時，發現同項目的職工都到齊了。公司宣布：因為電視公司取消了此項目合同，從今天起，所有職工全部被裁員。我們在簽署了以后不得控告公司聲明后，領到相當于兩周工資的遣散費，并可以申請州政府的失業保險。

　　這對在日本公司里工作過的我，是一個記憶深刻的體驗，美國的雇用制度竟然允許一個公司只是為了一個項目而雇用或當天解雇職工!

　　我也曾在一個“地球上最好公司之一”的純軟件開發公司Adobe Systems(插圖為其標志)工作過。[1]我感到自己無法適應人品惡劣的經理。也很驚奇為什么職工同事們為討好上司竟然不擇手段。我當面向公司總裁建議公司考慮改善管理制度，適當地評價、檢查對職工握有太大權勢(從雇用、提升到解雇)的各級經理。當時，美國的泡沬經濟正達到頂峰，這個有兩千職工的公司聲稱下一年將要招收一千名新職工。所以，我這樣的資本主義體制異端也有一定的使用價值得以生存下來。我同時預感到美國經濟也有泡沫破滅的時候，為了能夠在跨部門范圍內組織職工應付可能的沖突，我積極組織全公司范圍的乒乓球比賽、參加演講俱樂部等，特別希望有可能在硅谷的高科技產業內也組織起工會來。不過，事態的展開完全超出個人主觀設想之外。

　　2001年9月11日，我較早趕到公司，知道了發生在紐約和華盛頓的事件。公司總裁當即決定當天放假(付工資)，大家都驚恐、慌張地往回趕。我留下來與警備、清掃的工人(他們不屬于公司職工)“堅守陣地”，因為我知道沒有人會來此公司找麻煩。就連美國略有頭腦的學者如Chalmers Johnson，都預測到同樣性質的攻擊行動(他在事件之前剛出版了一本叫做《反戈一擊》的書批判美國的帝國主義外交政策)。我當時很可惜公司為此損失上百萬美元。現在想來，公司此舉是為了保護公司最大財產——職工，因為公司大樓或設備并沒有多大價值，且不能創造剩余價值。我可以預知國際政治的大體趨向，卻不能控制公司的隨之而來的變動。當我被經理告知我處于“再配置”過程時，心情很欣慰，期待著新的經理和工作無論如何都比目前的好。但是，我最終還是被解雇了。因為在美國的公司里，得罪了經理就不能在公司里留下來。

　　對于英美式資本主義而言，歐日式資本主義帶有更多的社會主義性質。歐洲各國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經常執政，工會也十分強大，在普遍蕭條之際，一般采用降低工作時間(降低收入)的方式“同舟共濟”。日本的《勞動基準法》只簡單規定“必須在解雇前三十天通知”，但按照東京高等裁判所的判例，還必須考慮“人員削減的必要性”、“選擇解雇方式的必要性”、“確定解雇對象的妥當性”、“勞資協議程序上的妥當性”等基準。這就是日本資本主義“終身雇用”特征的法律基礎。我也向公司建議此方式，一般職工也很贊同。公司管理階層其實也不反對。但是，華爾街不高興，不允許這樣做。

　　日本的上市公司每年只須公布一次財務報告，且股東大會都選在同一天舉行以防止股東們有理無理的控制或干涉。再加上多數公司都隸屬于以銀行為主力的所謂六大系列，公司之間交叉控股，公司管理階層直接受股票控制而改變經營、削減職工的壓力不大。相反，美國上市公司每個季節必須公布財務報告，一旦出現虧損，就必須最終以裁員的方式反饋給股票市場。特別要指出，幾乎所有上市公司都以“股票選擇權”(即股票數額)的形式獎勵員工以及管理階層，典型的公司總裁甚至不要工資，只要“股票選擇權”以示對股東的忠心。這種經營方式，已經遠遠脫離傳統資本主義的“樸素”信條，把整個社會的經濟運營越來越多地置于甚至連傳統金融產業也控制不了的股票投機上。

　　很顯然，越貧窮的人越沒有本錢和膽量參與市場投機;而市場投機的最終全體平均回報或虧損，不是由生產力發展狀況決定，而是由生產關系即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經濟政策決定的。美國的資本主義屬于成熟、腐朽型，把政治上的民主形式(主要指選舉時的一人一票制)與經濟上的自由放任形式(即消費時的一元一票制)完全脫節。“民主政治”提供了壟斷經濟必須的勞動力能夠在市場上自由買賣，同時，也制造出大批沒有“買主”(雇用公司)的勞動者“庫存”--其中許多人擁有高等學歷與技能。總體而言，我們所聽到的還沒有被淘汰的美國公司都很有競爭能力，但整個社會的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與浪費。

　　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戰后的日本、德國的經濟完全被拋向市場，不但不會有所謂的“經濟奇跡”，恐怕會陷入墨西哥今天的處境，或者爆發社會主義革命。德、日的統治階層因為戰敗，也沒有能力推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比較“謙虛”地吸取教訓，把全體勞動者的就業視為社會秩序安定的必要條件。其結果是：保障了雇用，又極大地促進了增長。這對美國式資本主義而言，確實是奇跡。

　　冷戰結束以后，支持日本過去成功發展的國際條件不復存在，驕傲自大的日本資產階級追逐的泡沫經濟加速了日本經濟的衰退。隨著日本政治上進一步附屬于美國，來自由美國經濟政策改變所帶來的壓力越來越大，迫使日本一步步效法美國經濟，同時在政治上更加軍國主義化，以防止、鎮壓社會矛盾即將到來的帶來的動蕩。但民眾的抵抗仍然頑強，焦點就是雇用與解雇的制度改變。

　　依靠一國霸權地位的美國因計算器通訊技術的突破(美國高科技公司45歲以下的技術員絕大多數來自外國)，得以拖延經濟的崩潰，但更加劇了社會分化。在高科技產業工作的階層，人數并不為多，尚沒有工會那樣的組織方式，許多人被解雇后失去了居留身份，不得不離開美國。一般美國人工作在我第一次正式就職那樣的略高于法定最低工資的公司，或者根本沒有正式的工作，即使被組織在勞聯-產聯的工會旗號下，根本沒有權力與公司交涉包括受雇用權在內的勞動權。例如，加利福尼亞州法律規定：任何工人無論什么原因，只要參加過三次罷工，就可以被開除解雇。

　　作為一個產業，如果它整體上不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就不是勞動行為。所以，按照“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股票投機行業即使禁止不了，也不能讓它膨脹得足以支配、影響經濟。目前世界經濟的危機來自于它的政治制度：廣大的迫切希望提供自己的勞動力的勞動者找不到“買主”。這告訴我們這個制度已經破產。

　　任何制度都必須確立在勞動權這個基本人權之上，只有這個基本人權獲得了保障，才有可能為進一步的社會政治權益，如受教育權、基本醫療福利等提供基礎。勞動權其實就是生存權，因為每一個有勞動能力的人都希望、都必須勞動才能生存。不能提供、保障勞動權的制度就是不合理的、不道德的，也是反人類的制度;與奴隸制度一樣，這樣的制度應該被廢止、被摧毀。

　　[趙京，首發于香港《十月評論》2001年第4期]

　　[1] 其人均產值超過五十萬美元，比微軟還高。我剛被正式雇用后，公司的股票猛漲，公司給我的“股票選擇權”在一個月內的升值就相當于我一年的工資。不過，當我一年多以后被裁員時，公司的股票降到低于我的“選擇”價值，我分文未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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