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在毛澤東時代這就是一個問題，而在今天更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大問題。對這個大問題，毛澤東回答過了，晚年用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以進一步喚醒人民群眾自覺地捍衛紅色江山。鄧小平同志也回答過了，一方面想用“先富帶后富”、“摸著石頭過河”等等的經濟發展模式以改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美其名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另方面則強調必須做到“四個堅持”，否則就是走了邪路。時至今日，毛澤東和鄧小平都不在人世了，但這個問題仍在，而且變得越來越尖銳，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勢不兩立地在同一片天空下爭斗！那么，今天的我們該去問誰呢？是問我們自己，還是去問九泉之下的英烈們？

　　長眠于九泉之下的英烈們對于今天中國的“西化勢力”會有何之感呢？我可以斷言，豈只只是“感”，必定是憤責怒斥，必定是捶胸頓足，因為鮮血豈能白流，頭顱豈能白拋！事實證明，左右兩翼的較量就是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的較量。堅決地要求回歸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的人們，在鐵了心向資本主義裸奔的人們眼里，只是一群烏托邦而已。倒是為反修防修而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今天仍在震撼著西奴們的心。一提及文革，西奴們就惶恐不安，而文革早在30多年前就已經被“槍斃”了，今天這些西奴的腔調和丑態就不僅僅顯得可笑，而是“文革恐懼癥”的發足了。草民全程經歷了文革，從街上、校內出現的第一張大字報，到敲鑼打鼓地歡呼粉碎“四人幫”，以宣告文革的結束，酷似一場空前的上演于華夏大地上的大戲，繞梁幾十載仍余音不絕，令人回味無窮，扼腕嘆息。只可惜草民不是理論家、實踐家，但“有比較才能鑒別”的道理還是通的。文革不是個人跟個人的較量，而是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是紅與黑的較量，是毛澤東留給他的人民的最后一筆極其豐富的精神遺產。……

　　今日讀了一篇東西，頗覺滑稽有趣，那篇“東西”的標題也很風趣，叫“小平橋牌牌友：須徹底清算文革思維”，我想，咋不叫“小平的崇拜者”呢？叫“橋牌牌友”來得更高雅與親昵？中國“一報”曾發表文章，說“要包容異質思維”，這一回王大明同志又給我們上起了“社會主義本質的問題一定要搞清楚”的大課。他說：“鄧小平理論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今天改革再出發，思想仍需再解放。”——就這么理解“鄧小平理論”的“精髓”，實在不僅是狹隘至極，更是荒唐透頂。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王大明呼吁要關注“弱勢群體”;哈哈，這位80多歲的“老同志”原來不讀《憲法》，不讀鄧小平理論，在眼中他早把人民群眾當作“弱勢群體”了；為私營經濟吶喊的是他，反對“姓社姓資”這個根本問題爭論的也是他，真不愧為一只“好貓”也。在此，該給他上一課了，毛澤東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鄧小平說：“馬克思主義向來認為，歸根結底地說來，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工人階級必須依靠本階級的群眾力量和全體勞動人民的群眾力量，才能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時解放全體勞動人民。”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退休的高級干部，本來理應反對把人民群眾、廣大勞動者誣蔑成“弱勢群體”，而應當為恢復人民群眾的國家主人翁地位仗義執言，遺憾的是，他沒有這么做，他做不到，因為他的屁股坐到另一邊去了，可惜，實在是可惜得很。王又說：“從根子上說，這更與我們對“文革”思維的清算不夠有關。”“其實，把公有經濟和非公經濟排成老大老二這種思維定式就是“姓資姓社”說法的延伸。按說，思想解放我們搞了這么多年，可是“姓資姓社”的思維慣性為什么這么根深蒂固呢?”王大明“老同志”也不好好想一想，“文革思維”究竟為什么“根深蒂固”？一個“精通”于鄧小平理論的“老干部、老黨員”，連自己生存在什么社會制度的國家里都給忘了個一干二凈，還有什么資格批判“文革思維”呢？在此，又該給他補課了，鄧小平指出：“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也有右的干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一旦中國全盤西化，搞資本主義，四個現代化肯定實現不了。”（《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即“會見西班牙副首相的談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9頁）“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即“會見馬來西亞朋友的談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4頁）——社會主義、失敗和邪路的含義，解釋權就歸王老了，讓他也有機會鉆研鉆研鄧小平理論。

　　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里，一切權力應歸人民，國營企業理所當然是國家的擎天經濟支柱。經濟真正崩潰的是中華民國，以蔣介石領銜的四大家族是罪魁禍首。但那時候連土地都能私有，民族私營企業卻處于奄奄一息的境地。還曾記得“洋油”、“洋火”、“洋刀”、“洋蠟燭”等等等等的洋貨么？為什么新中國成立以后，連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和核潛艇也造了出來？毫無疑問，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是頂天立地的時代，中國人民當家做主、揚眉吐氣的時代，沒有那時的輝煌，何來今天的業績？實踐證明，私有化是一切罪惡產生的根源。當動不動就用刀子殺人、用藥給幼兒吃、層出不窮的肆無忌憚地搞污染環境的私企、強拆和自焚、醫患不共戴天、窮與富的勢不兩立等等等等的“新聞”屢見不鮮的時候，這個社會必定出了大問題。

　　王大明說：“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文革”的極左年代“造神愚民”，根本沒有思想自由，也不允許每個人思想，人們只能有一種思維，一種語言，一種表述，而且連順序都不能改變。這種思想僵化的狀態下何談民主，何談平等，何談尊嚴，何談創新……人才怎么可能涌現?社會還能發展嗎?”——真是越說越離譜了。這分明是在挖苦ggkf嘛。新中國建立伊始，正是在民主、平等、尊嚴和創新的基礎之上，一步步跨越雄關漫道，一次次戰勝艱難困苦，在一窮二白的華夏大地上建立起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新中國社會主義大廈。中華民族自豪與驕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試問：設計和制造核武器、衛星、國產汽車、飛機、大型國營企業、大型水利工程等等等等的人，算不算人才？！毛澤東時代的人才那真是何其的多啊，數不勝數，而且，他們、她們有一個共同點，即具有最強烈的愛國熱情，忘我的工作干勁，無私的奉獻精神。歷史的事實是勝于雄辯的，到毛澤東主席逝世時，已有104個國家與我國建立了外交關系，這種廣泛的外交關系不是我們求乞得來的，尤其是1964年世界五大國之一的法國和新中國的建交，美國（尼克松政府）也在事實上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王大明“老同志”，你既看不到往昔的來之不易的業績，也“不懂”文革為“何物”，又看不清當今中國的業績從何基礎上得來，更“看不到”你根本不愿意看與承認的讓“弱勢群體”捶胸頓足、欲哭無淚的種種現實境況，因為，你的屁股坐到那邊去了。

　　至于其它方面這位“老同志”的言論，不爭論了。然意猶未盡，想給他說幾件事。論學識，我不懂何為“學識”，論地位和見識，好似王“老同志”在天上而我在地下，但是，經驗告訴人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我所見未必王“老同志”就一定也目睹了。比如，從上世紀50年代直至80年代，磨剪刀、菜刀，補碗補缸補甕，修雨傘陽傘等等的小手工業者經常穿梭于大街小巷，他們似乎都沒有被“集體化”，政府也允許他們這么的自由活動。到王“老同志”要繼續清算的“罪惡文革”開始時，在我們的一個生產大隊里，就還有好幾戶單干農業戶，似乎當年也沒有用繩子將他們捆進生產隊。所以，王“老同志”關于“修鞋攤”的故事是荒唐的，叫做一葉障目，以偏概全。

　　王“老同志”們，你們真的對不起長眠于九泉的英烈們哪！

　　讓私有化、資本主義見鬼去吧！

　　為國為民捐軀的英烈們永垂不朽！

　　2014.3.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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