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話語統治了五四以來中國人的頭腦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們要再學會說中國話

　　重建中國話語

　　后發制

　　西方話語荒謬三例

　　西方話語的優勢地位來自資本主義殖民主義時代失衡發展的戰爭技術，以及屠殺奴役世界人民的野蠻文化。

　　五四是個西化狂飆突進的年代。西方話語如潮水般涌進中國，迅速淹沒了中國話語。那是一個社會發生極其劇烈變革、一切以現代化西方為指標的年代。在當時建立起來的西方話語體系，一直居于中國意識形態和思想理論主流地位、統治地位，一百多年了。我們不妨先來看看下面這些西方話語的突出例子，重新思考一下，西方話語的荒唐謬誤究竟有多嚴重?

　　民主— ?— ?民主這個詞是個外來詞，出現在五四時期。這個詞的根子在資本專制和殖民掠奪統治。中國原來沒有這個詞，是因為中國從來都是以人為本、以民為本、社會自治，不需要民主。西方歷來是一個個人主義的碎片社會，為了政治整合，也為資本專制鋪平道路，所以需要民主。民主政治的關鍵程序是票選。票選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實際上就是一半人對另一半人的暴政。由于多黨票選依賴資本實力，所以票選過程是一場金錢操控選票的幕后交易過程，以及以暴力手段輔助金錢賄選的過程。很顯然，在票選過程中，依賴金錢，利用金錢操控，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決策黑箱化，是民主的致命傷，是極少數人實現對絕大多數人統治的必由之途。因此，民主就是資本專制。民主即專制。

　　民主這個詞確實好看好聽，所以具有極大的欺騙性。望文生義是必然犯錯誤的。很多人以為民主能給出公正。其實根本不可能。民主首先保障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的最大實現空間，也是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窮兇極惡掠奪自然摧毀環境的根子所在。民主是代表社會經濟利益集團的政黨互相爭奪權力的機制，無論哪個利益集團上臺執政都只維護一己私利，不可能照顧全民的和長遠的整體利益。所以民主即資本專制。

　　民主從根本上、從意識形態上撕裂人類社會，制造所謂“ ?思想言論自由競爭文化多元” ?，以黑為白，以資本殖民延續老殖民主義世界性掠奪傳統，在全球造成普遍貧窮和政治沖突，從根本上為西方資本殖民利益提供全球性社會基礎。民主有特定的理論、方法、程序和話語邏輯，都是為資本專制殖民統治服務的。所以，并非所有人民自主社會自治的路徑都能稱為民主。人本、民本、民族主體和人民主權、社會自治的路徑比民主寬廣得多，歷史也更悠久。民主只是一個精心編造的為西方資本專制殖民統治服務的欺騙性詞語和游戲規則。從西方民主國家的票選(盡管它是最發達的資本票選)，到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票選，到中國農村十幾年的村級票選，我們可以看出，民主票選是多么脆弱不堪一擊，有無數多的人為因素可以干涉票選，使票選成為一場十足的鬧劇和慘劇。民主票選必須花錢。結果必然是資本實力決定選舉結果，以及極少數人專制統治絕大多數人。美國的“ ?民選” ?其實是華爾街選，日本的“ ?民選” ?其實是華盛頓選。民主票選就是資本選。自由主義極右派和反民族分子千方百計向中國人民隱瞞這些實情，就是要把中國引向民主邪路。

　　民主憲政來到世上，肩負的使命就是，為資本專制乃至全球資本殖民統治提供制度保障和道德偽裝。民主憲政治下，沒有出現過任何社會公平，沒有過正義公正，沒有產生任何文明理性。有的只是貧富懸殊、戰亂殺戮、窮奢極欲、貧困饑餓、資源枯竭、環境崩潰。為民主憲政說話的，都是為了美化資本，美化霸權，企圖使資本專制殖民統治維持并擴張對人民的暴政。

　　民主其實掩蓋了資本專制在立政、立法和行政決策三大關鍵環節上的反動本質。立政，從憲政開始，以人民之名立資本之政的目標和方向，最終確立幾權分立和貨幣獨裁的制度結構;立法，通過一系列龐雜繁復令人頭昏目眩的法律制造出一個以司法獨立為標榜的法制偶像，在無比復雜的法律框架里鋪就資本獨裁的路徑;最后，在人事票選票決和重大政策決策上施以暗中操弄。

　　民主是利益集團的政治沖突的產物。民主票選的結果只能讓某個利益集團執掌政權，所以民主政治結構出來的政府僅僅代表某一部分社會集團的私利，不可能代表國家民族的全民整體與長期利益。民主政治治下，無人代表全民利益。處于絕對經濟劣勢的中下層人民永久地被剝奪了政治權力。這是一個極其反動的政治架構。但這一切，卻是在一人一票的表面公平公正的幌子下實現的。

　　民主的基礎是一個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橫行的碎片社會，與此相反，中國卻不是這樣一個社會。中國是一個把國家、人民、政府和社會緊緊凝聚在一起的大一統的整體。幾千年的道統把中華民族凝聚成為一個牢固的文明體。現在總結我們拒絕民主的理由：一、民主棄絕社會和國家整體、全民和長遠利益。二、民主支持并維護社會貧富懸殊普遍不公平。三、民主制造并加劇政治腐敗沖突暴力社會分裂。四、民主支持并擴張西方資本專制的全球殖民掠奪暴政。五、民主扼殺人性之善違逆自然規律造就世界不可持續。一句話，拒絕走民主邪路。只有人本、民本、民族主體;人民主權、社會自治，是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正道。

　　民主的現實危險是，一旦中國被納入民主票選的西方軌道，社會碎片化進程急劇加速就不可避免，西方資本控制殖民統治就可以借此入無人之境，對中國實行全面的資本殖民地控制。須知，現今的世界，世界貨幣的發行權和定價權掌握在華爾街手中。中國大一統集權政治文化所具有的優勢一旦蕩然無存，毫無疑問，中華民族復興的夢想將遙遙無期。

　　專制、獨裁、封建— ?— ?專制一詞產生于五四時期，也是外來詞。這個詞本義專指日本天皇的專權制度，后來用于翻譯歐洲羅馬帝國以后出現的基督教教會專制autocracy(與獨裁同義)和世俗封建君主專制。中世紀中后期歐洲專制政體受到資產階級為代表的資本革命沖擊，逐步演化成為現今的資本專制。資本革命的政治歷程是，以憲政限制君主專制獨裁權力為先導，以啟蒙運動的社會契約、分權制、人權和民主思想為引導，以幾權分立和票選民主等主要環節，確立了形式上憲法— ?聯邦制、核心利益為資本的民主政治，其關鍵環節為擁有貨幣發行權和定價權的私有制中央銀行。這一進程首先發端于荷英法等資本、工業化與殖民主義強國，最后完成于殖民主義“ ?新大陸” ?美國。然而，正如《貨幣戰爭》一書所揭露的，整個資本主義現代國家體制的建立，背后有著一個同步發展的資本專制生長發育進程。透徹了解整個民主機制的政治陰謀框架運作，就能發現資本在西方國家政治專制結構中的實際主體角色。

　　五四時期，專制一詞卻被拿來用作妖魔化中國傳統政治結構的關鍵詞語。但這是一種未經嚴肅論證的、極其粗糙糊涂的錯誤說法。實際上，橫向比較中國與歐洲的同期政治體制，我們很容易發現它們之間的天差地別。首先，中國的世襲帝制是在“ ?文明— ?天道” ?的大框架下建立的。任何政權都需要證明自己合乎天道。天道亦即“ ?天法道，道法自然” ?。違逆天道的政權無權為繼，要被替天行道的新來者取代。皇帝是“ ?天子” ?，要受到天道的制約和管束，不能專斷獨行，為所欲為。這就是后代所謂的“ ?道統” ?(日本的“ ?天皇” ?明示了皇帝的地位等同于天，所以日本沒有天道。這是日本文化本質上異化于中原文化的根源)。其次，縱觀中國歷史，天道之中即含有人本與民本原則，君為輕民為重，任何帝王都不能違反這一天條。其三，中國社會從周代以后就逐漸建立起一種宗族家族地方自治體系，與農耕文化天然契合，形成兩千多年極其穩固的高度人民主權社會自治體系，所以盡管疆土遼闊，首都的小小朝廷，也能依賴人力畜力水運技術條件，維持對超大國家的有效管理。中國人民享有比世界任何其他民族更多的和平。這是一個歷史上真正的“ ?小政府大社會” ?，無與倫比。這樣的體制，歐洲以同期小國遍地無數、封建割據、君主權力無邊、無法無天的專制獨裁，根本不能相比。

　　獨裁，是專制的更加極端的發展。它指的是君王專制成為極端個人專斷、喪失一切執政理性、無視任何他人意見、罔顧任何政策惡果的個人執政狀態。

　　五四時期的社會革新歷史運動，目標是盡快建立一個可以救亡圖存的西化國體，以便抗衡西方殖民主義強國壓迫掠奪，迅速實現超常發展。受此壓力，專制一詞隨即糊里糊涂地流行衍用，以攻擊傳統文化勢力，迫使中國社會迅速接受“ ?現代化” ?改造。隨著整個中國話語在短短二三十年間轉換成為西方話語，中國的光輝文明史，被抹成一團漆黑。本土社會意識形態被逐漸驅離文化主體核心，極端主義意識形態逐漸占領正統地位。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妖魔化過程。事實上，專制在中國歷史上不僅沒有任何祖傳文化基因，反而是一個一直被謹慎提防的個人野心政治傾向。中國社會歷來講求揚善制惡，整個社會體系建立了完善的人性向善的結構與機制，就連商業也要讓位于農耕，受到輕視與抑制。一個連個人主義利己主義自由主義意識都不能抬頭的社會，哪里會產生什么專制和獨裁?

　　中國兩千多年的農耕文明，堅持了社會經濟的平衡與基本公平，有效抑制了貪念私欲，杜絕了導致社會失衡的畸形發展機會。而旨在張揚個性私欲名利膨脹暴發的政治專制獨裁，任何發展又有什么實質意義?所以，中國沒有專制，更沒有獨裁。一百多年來的民族文明不白之冤，應該得到徹底澄清。

　　跟專制一詞常常連用的“ ?封建” ?一詞，更是可笑。中國自秦朝以后的大一統農業社會廢除了封建諸侯體制，無需贅言了。

　　文明— ?— ?文明一詞源自《周易》，“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 ?龍” ?是文明的符號。文，指的是條理次第以及社會秩序文化概念。文是我們祖先創造的紋章符號圖式。遠在文字體系出現并廣泛應用之前，文化早已形成完整的系統。也只有文化體系的完善，才能為后來的文字創造提供必須的一切社會對應物。有了文，我們的祖先就開了智，天地宇宙及其自然之道就有了秩序規律，一切都明明白白。這就是文明一詞的本義。這個中國人最早的文的集大成者是伏羲，他的文化成果就是易經— ?中國方符號體系。這個體系中，與陰陽八卦相關聯的還有河圖洛書，八角太陽紋(就是后代文字中的“ ?貞” ?字)，以及稍后見到的天干地支、凌家灘玉版式盤、五行生克等。這些原始符號現身的時期不一，但都同伏羲八卦緊密相關。它們全都能在一個“ ?方” ?上得到闡釋與說明，并且都具有互相聯系的內在特性。它們的總和，就是中華文明的根經典— ?— ?易經。這個符號體系就是“ ?文” ?，于是“ ?文以載道” ?，經過長期培育，道逐漸深入人心，變成社會共識，形成了中國人極為完善的文脈道統。

　　在這個文明體系中，核心的部分有兩個內容，兩位一體，一個是理性，一個是人本。中國人的理性體現在“ ?八卦— ?中國方” ?圖式的演繹上，體現在一個完整的六合時空之中，自然而然，一目了然。后世《道德經》所云“ ?道可道非常道” ?，是因為前人以文載道的傳統，被后人以字載道取代了，文字遮蔽了符號所表達的道。道可道非常道，也是因為自然規律的無限可知性。中國人無與倫比的理性高度，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毛主席所概括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為人民服務。這里面包含了中國人以站在地上為自己定位為開端、繼而構建認知人的生活環境和世界宇宙的工具性框架和以人為本以民為本，道法自然，揚善制惡，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性。這就是中國人的千古不變的天道(后世又叫“ ?道統” ?)。文明的基礎就是這個理性和人本。可以想見，沒有這個強大的理性支撐，文明就無從談起。

　　現代西方話語中的“ ?文明” ?，對應詞是英文civilisation。Civilisation的本義只是“ ?公民化” ?以及“ ?公民化社會” ?的延伸義，其內涵同“ ?文明” ?二字毫無關系。實際上，在整個西方語言文字中，既找不到文明的對應詞，就連“ ?理性” ?的準確對應詞，也找不到。沒有人的理性，西方哪來的文明呢?我們現在知道，“ ?西方文明” ?這個概念包含了主要的非文明和反文明因素，偏偏沒有真正的文明。“ ?西方文明” ?“ ?現代文明” ?“ ?工業文明” ?等等，是中國人在五四時期慷慨送給西方殖民主義強盜文化的美稱。

　　極右派口中的“ ?西方文明” ?，有著這樣一些主要內容：有組織的宗教(神本)、哲學、邏輯、資本、工業、科技、殖民、民主、征服等等。這些內容中，除了一般文化要素的構成，除了一些民用工業科技產品，幾乎沒有什么文明的內涵。即使是物質產品，其最先進部分也屬于大規模殺人武器。那是文明嗎?在含糊其辭的西方話語關于文明一詞的說明中，文明最重要的內涵被刻意忽略了。在中國人看來，文明的基本內涵應該包括：以人為本的核心認知系統與社會管理系統，以自然為范本的生活方式，揚善制惡的基本人倫道德體系，和平和諧的內外社會關系(含國家關系)，公平公正的社會財富分配方式，平衡可持續的經濟政策，等等。這些原則和指標，可以區分文明與非文明、文明與反文明的不同。可以想象，離開這些積極追求的文明目標，人類社會就會遠離天道走向邪路。而在西方，我們恰恰看到了這個歷史情景。由于神本和資本，西方缺失了人本，喪失了人之理性應有的高度，所以不能發展出來文明。

　　但是，現在的主流意識形態(即西方話語)卻把西方的資本專制和殖民文化全都稱為文明，真正擁有文明的中國人，卻被妖魔化為“ ?落后、愚昧、迷信、野蠻” ?。這種對歷史和文明的顛倒，是現代中國為救亡圖存、以超常方式趕超西方列強的民族和歷史的一種本能反應，過激，錯誤，但是有短期策略的效果。過去三十多年也就是這么一個歷程。但這種顛倒是代價極其高昂的，是必然要重新顛倒回來的。

　　西方文化的根子：極端主義

　　西方話語，亦可稱之為現代西方資本話語。它是現代以資本利益為核心、以貨幣壟斷獨裁和民主專制為政治支柱、以軍事霸權和全球掠奪為主要手段的全球資本專制殖民體系的主流話語體系。其核心，就是自欺欺人的極端主義黑白二元思維方式、簡單線性邏輯與契約精神。這個極端主義話語系體系經過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全球擴張，逐漸在全世界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軟硬件一體的資本專制與殖民統治。

　　這是一個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支持下的西方人類現代社會文化結構，它起源于猶太民族的一神教造神運動，距今已有三千二百年到三千八百年歷史。古代希伯來人的先知阿伯拉罕首先在三千八百年前提出用唯一神取代眾神的思想。這一念頭在當時足以驚世駭俗，因為那時全世界的人類都處在巫文明時代，自然神和多神崇拜維系著世界各地的人類生活。用信仰獨占和崇拜壟斷的方式制造出一個凌駕于自然之上的唯一神，在具有信仰和崇拜自由的遠古巫文明時代，是一種令人難以接受的極端主義信仰。所以希伯來人部落一直遲疑不決，過了四五百年，到三千二百年前，另一位希伯來先知摩西才利用了民族生死關頭的機會，把這一思想付諸實施，同兇惡的戰神耶和華簽訂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成文的合同、也是唯一的一份人神合同“ ?摩西十誡” ?。希冀以此贏得希伯來人的優越地位。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終于降臨到這個世界。當然，其后幾百年中，猶太人的真正信仰崇拜活動仍然處在多神與一神的含混不清之中，耶和華也并沒有兌現保護猶太人的專責，直到新的一神教基督教的出現。

　　極端主義的起源點，也是作為西方文化主體的猶太文化與智慧的原點：用相互制衡的辦法固化一個排他性的交易;桌面上的合同文本既意味著前一個階段的交易實現，也預示著下一個斗爭回合在桌子底下的開始。合同的文本是用來制約對手的，桌子底下的較量才是實力說話。這一“ ?斗爭— ?談判— ?交易— ?斗爭” ?的沖突循環模式，成為往后三千年猶太文化以及猶太資本逐漸征服西方世界、變成西方文化主體的基本模型。請注意，在這個智慧原點中，合同其實就是無賴的代名詞。很簡單，如果有誠信，就不需要合同;原本沒有誠信，簽了合同仍然沒有誠信。合同既不是來自誠信，也不是誠信的保障。本質上，合同糾紛并不是來自合同，而是來自對合同的利用和背叛，來自合同各方的無賴本性。無論有無合同，糾紛始終存在。所以，合同是社會沒有誠信的表現，是掩蓋實力較量殘酷沖突的欺騙文本。一切取決于實力的消長。這就是西方文化的核心，猶太智慧的原點。后來所謂“ ?契約精神” ?“ ?實力制衡” ?也全都來源于此。西方文化與智慧的原點，決定了由此生發的西方文化的極端主義與無賴本性的特質。

　　把以神為本、極端主義意識和契約制衡的西方文化原點，同中國人陰陽和諧、以人為本和中庸之道的文明原點相比較，優劣彰顯，無可置疑。

　　極端主義意識主宰了西方失衡的人性之惡、失衡的社會發展方式，極端片面地發展缺失社會公平正義的經濟與科技，制造出資本主義爆發式自殺式發展的現代野蠻。這一歷史進程，得到了以契約制衡的結構支持。契約制衡的機制是：合同的排他性，造成“ ?上帝” ?和人的信仰的獨占與壟斷;合同形成一個斗爭各方合作假象;合同來自實力的較量并開啟下一輪實力的較量;合同掩蓋了誠信的缺失和人性之惡的極度張揚;理論上以遏制無賴為目的的合同實際上根本無效;合同不能保證誠信，如同無賴不能產生誠信;不保證誠信的合同只是一輪又一輪的無賴行為之間的短暫間歇。合同的第三方信用，似乎外加了一個保障，實際上卻是合同無信用的第三方延伸，其意義微乎其微。

　　極端主義一經產生，就逐步演變為西方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主流。經過羅馬帝國晚期，基督教超越猶太教，發展為全民和官方的一神教政黨，這一兇暴血腥的歷史進程終于邊緣化了古代的巫文明，以神本取代了自然發生的遠古人本生活方式，把信仰極端主義化。其直接后果，就是接踵而來的以神性壓迫人性的一神教教會專制。

　　一千多年以神為本的教會專制統治，直接激發起歐洲人欲極端主義的反抗。這顯然是以極端主義對極端主義的新一輪極端主義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里，歐洲權勢者的人性之惡假手個人主義極度膨脹，世俗封建君主專制獨裁在短短幾百年內，就發展成為登峰造極的權力無邊、無法無天的吃人野獸。兩種專制并行交錯爾虞我詐你死我活，整個歐洲暗無天日。這就是被稱為“ ?黑暗的中世紀” ?時代。而它的開端，卻是文過飾非的“ ?文藝復興” ?，它的招牌是“ ?人文主義” ?，其實質卻是個人主義，人性之惡的鼓勵和縱容理論。在這期間，猶太人再次登上極端主義歷史舞臺，創造出了以高利貸實現以錢生錢的罪惡的資本機制。

　　嚴重缺乏人之理性的、黑白二元的極端主義對極端主義意識形態，貫穿了整個西方社會，并繼續它的獸性進化。以憲政法制為制衡手段的社會沖突政治模式，開始被用來制約野蠻的君主專制。個人主義升級為自由主義。所謂“ ?啟蒙時代” ?發明出來的“ ?社會契約論” ?，實際只是“ ?摩西十誡” ?契約精神的延續，西方社會開始進入一個多種極端力量之間的復雜的實力制衡結構，民主票選成為最終解決方案和資本專制的合法外殼。期間，民主和法制均被刻意神化，最后成為資本專制社會的遮羞布，最終演化成欺世盜名的資本專制殖民統治普世價值。

　　經過了憲政法制對封建君主專制的革命，歐洲社會開始構建一個以資本利益為核心、旨在保障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私利極大膨脹、以社會全面實施實力制衡為原則的政治分權制度。這個制度首先在脫離了所有傳統束縛的殖民地— ?— ?北美建立起來。它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在依賴野蠻暴力征服和血腥屠殺原住居民的“ ?新大陸” ?，如脫韁野馬肆意橫行。它甚至把西方歷史上最為丑陋的奴隸制延續到十九世紀下半葉。這就是所謂“ ?啟蒙運動” ?的實踐成果。在這個以自由民主為標榜的殖民地美利堅，宗教自由、平等選舉等“ ?文明社會” ?的“ ?理想” ?，無一兌現，直到二十世紀。相反，通過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兩次世界大戰，資本專制— ?— ?毫無理性的私人貨幣發行壟斷和高利貸債務陷阱的核心機制，得以全球化。

　　這一切都是在成形于1970年代的普世價值— ?— ?民主法制自由人權的幌子下進行的。由于建立了資本專制全球殖民統治體系，以軍事占領為手段的老殖民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迅速演化成為資本控制殖民主義，這就是“ ?經濟全球化” ?的實質。自此，西方極端主義意識形態伴隨著資本的全面擴張，向全球蔓延。其資本殖民的嚴重惡果，如今我們每天都能切實地感受到。

　　期間，希冀以無產階級革命尋求建立共產主義公平社會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脫胎于極端主義的資本主義。嚴格說起來，馬克思主義只是因對抗資本主義所需的派生理論。其本質及其解決方案仍然是極端主義的黑白二元論：以唯物主義取代唯心主義，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以無產階級取代資產階級，以共產主義革命取代全球資本專制及其殖民統治。然而馬克思無法解決共產主義公平社會所必需的根本前提：人人向善。他在整個歐洲西方社會中和歷史中找不到這樣的文明基因與理性傳統。這成了他晚年最為困惑的“ ?人性異化” ?難題。其實也正是這個最根本的西方人類理性缺陷，導致世界性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最后陷入困境。

　　無視人性之惡必須得到主動有效遏制的必要性，就是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最終必然導致人類社會處于自戕邊緣的直接原因。這也是所有現代西方資本專制殖民統治罪惡的根源。從神本到資本，缺失人之理性的西方人類走過了一條歷經三千多年的極端主義邪路，已經來到了人性崩潰的懸崖邊緣。

　　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統治下的整個西方，從羅馬帝國后期開始進入無休止的戰亂，幾乎沒有一天和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同時期的中國人卻在中華文明的支撐下，享有更多的和平和諧公平正義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生活安寧，直到殖民主義橫空出世。

　　巫文明內涵及歷史

　　巫是人類最早的文明成果。巫是人類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世界上有了人，就有了巫。最早的巫，就是最聰明的部落領導人。

　　人類的歷史，從出現了人的創造物(石器)算起，至今大約二百五十萬年(參見附件四)。如果按照進化論來看，人類的主要文化積累，也是這二百五十萬年的漫長歷程。但是現代西方話語卻把有文字以來的歷史，算作“ ?文明史(信史)” ?，把人類基本知識的前期累積和奠定，輕率忽略甚至妖魔化。顯然，按西方所謂“ ?軸心時代” ?的概括，總共三千到五千年的“ ?文明史” ?時間，實際只能算作人類的現代史。把僅僅才三五千年的有文字的歷史算作文明史，顯然十分荒唐。試想一下五千年與二百五十萬年之比較，是何等不成比例。

　　這個三五千年的現代史不是憑空而來的。新石器、文字、種養殖業、青銅器和鐵器、貿易、貨幣、歷法，乃至中國人的易經思想及其完整的符號體系，都不是憑空產生的。沒有前面二百五十萬年漫長悠久的遠古祖先的知識經驗智慧積累，則“ ?軸心時代” ?什么也談不上。只有把文字出現以前的巫文明給予充分的評估，我們才能理解人類文化的真實含義，才能正確理解文明對于人類的真實意義和價值。事實上，易經思想及其完整的符號體系正是產生于文字出現以前的遠古巫文明時代。

　　事實上，巫文明及其種種與人生俱來的文化表現，同所有人的生活密切相關，未曾須臾疏遠，直到今天仍然不曾消退。比如，廣場上每天日出時分的升旗儀式，新黨員的宣誓儀式，失戀者把昔日戀人的照片點火焚燒，傳統節氣所特有的食品及裝飾，很多特殊場合的心理技術，等等。世界上仍然有活著的較完整的巫文明，那就是印度教。佛教則是一種人造巫教。即使是意欲趕盡殺絕所有巫教的基督教，也實際繼承了不可勝數的巫教傳統。對于巫文明的認識，我們不能再局限于現代西方資本話語的妖魔化文本，需要來一次正本清源。巫是不會從人類生活中消失的。

　　巫文明時代的巫文明樣式有兩種，一是巫教，二是非巫教。巫教是全世界都相似的一種普遍存在的生活方式。以自然為準則的萬物有靈多神信仰、相信生生不息的生命輪回乃至無窮、眾生平等諸神平等以及萬物相生相克并無上下貴賤之分的觀念、以子宮與地球為本源的女性文化及其社會結構、對于各種其他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的高度寬容，等等，是巫教的主要特質。巫教式樣的巫文明是全世界都相似而且共有的的。但是在我們考察了全世界的巫文明以后，才意識到，非巫教的巫文明只有中國才有。兩者之間的唯一區別，就是有無神靈崇拜。中華文明，既包括巫教文明，也包括非巫教文明，而兩者之中，非巫教文明占據主導地位。明白了這一點，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中國人的宗教意識歷來淡薄。而關于這個問題，似乎從來也沒有什么人能夠說清楚。

　　什么是非巫教文明?非神靈崇拜的巫文明時代的文明樣式，就是非巫教文明。全世界只有一個非巫教文明，就是中華文明。非巫教文明是中華文明的主體部分。其獨特性不容爭辯。中國人的祖先從遠古的巫文明時代起，易經思想的符號圖式體系就完整地說明了神鬼之可信可不信。在其近乎完美的認知工具“ ?中國方” ?內，以人為本勘定時空位置，格物致知，無需假手神靈，測知世間萬物。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幾千幾萬年后的科學，無出其六合之內。而六合之外的神靈，中國人“ ?存而不論” ?。這也就是中華文明所特有的人本原點，理性原點。

　　中華文明主體的非巫教性質，充分體現出中華文明無與倫比的理性高度。在認知宇宙的基本立足點上，中華文明的主體是人，不是神，所以是以人為本。中國人以自身為起點，以自身身體自然延伸的左右前后上下為空間坐標，給自己定位，給世間萬物定位，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樣站在方外，用神的眼睛看世界(神本)，一切答案向神求。這一人之理性的強大基礎，可靠地創造并支撐了中華文明巍峨的文化大廈。由此建立起來的“ ?大一統” ?條理次第(高維度網狀邏輯系統)，把中華民族國家社會包括民本社會與政府，在文化上凝聚成一個整體，而不是西方社會政治的割裂分化互相沖突。這就是中華民族極其強烈的凝聚力之所在。

　　巫文明是世界性的文明。印度至今占有主流地位的印度教，歐洲以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為主體的凱爾特文明，北非的古埃及文明，西亞的古代兩河流域文明，南美洲的瑪雅文明，都是巫文明的杰出代表。但它們的絕大多數都在五六千年前的文字時代來臨后趨于消亡。即使是具有頑強生命力的印度文明，也未能創造出一個大一統的文明主體民族。只有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煌煌在世!這其中的文明奧秘，就在于中華文明所具有的非宗教以及人本的性質。因此，只有人的理性才能創造出文明;唯有以人為本揚善制惡的最高理性，才能建樹起中華文明。

　　巫文明的漫長歷史中，出現過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農耕時代。其中還有一些別的時代稱呼，比如天文歷法時代、紡織時代，等等，都是偉大而難以企及的文明足跡。由于巫文明時間跨度數百萬年，考古史料稀少，難以得到充分確鑿的描述論證。這方面尚有大量工作要做。

　　意識形態的歸一化

　　不管人們多么驚訝，人類社會自遠古以來就存在著意識形態的歸一化機制。我們一般把這種機制叫做“ ?正統” ?，或“ ?主流” ?，或“ ?統治地位的” ?意識形態。它們的本質，都是意識形態的歸一化和意識形態的主體性。當我們今天提出對中華文明來一次正本清源的時候，實際上也就是要求一次意識形態的歸一化、主體化。毋庸諱言，沒有意識形態的歸一化主體化，就不會有既定的民族，不會有既定的社會，更不會有既定的國家和既定的政府。即使是出于利益結合的某種國際聯盟，也必定是同這種深層的意識形態歸一化相聯系的。所謂“ ?文明的沖突” ?，只是這種意識形態歸一化與標準之間沖突的淺層表現而已。不管西方如何強調“ ?文化多元” ?，其歸一化的意識形態始終得到最大強度的維護。

　　正是因為歐洲人從一開始就未能建立起自己的意識形態基準，所以歐洲只能沿著一條借用與拼湊此種意識形態的路徑發展。它的主脈絡是：來自西亞的猶太教基督教一神教意識形態— ?— ?社會自發的野蠻個人主義意識形態— ?— ?一神教契約式實力制衡社會組織意識形態— ?— ?資本至上制度萬能的“ ?憲政” ?與“ ?普世價值” ?意識形態。這樣一條雜亂的意識形態發育路徑，歸根結底，就是極端主義意識形態路徑。它的根源正是在“ ?摩西十誡” ?。歐洲現代國家體制，正是在極端主義的資本至上與制度萬能意識形態初步達成歸一化之際，形成的。它的整合，則已遲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但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西方文化缺乏人的理性，這種歸一化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從以神為本到以資為本，本質上排斥以人為本，根本站不住腳。所以它的成型之日，就是它陷入末日混亂之時。

　　意識形態的歸一化，與工業和科技的標準化有類似之處，但具有更廣泛的文化指標構成、更大的冗余度，或曰模糊性。它的精確性也有，主要體現于語言文字和其他一些類似的文化應用系統。中國最近一次意識形態歸一化是(從一九四零年代開始到新中國建國)前三十年的毛澤東思想。中國上一次意識形態歸一化是漢武帝獨尊儒術。這兩次意識形態歸一化都是歷史的轉機和開端。當下的社會亂象，說明意識形態已經遠離了原體系，不能歸一。

　　意識形態的歸一化，基準是文化本體的發生原點。我們現在知道，現代世界的主要意識形態來自三個文化發生原點。中華文明及其文化發生的原點是伏羲時代的易經-中國方及其一整套文化符號體系。而西方文化的發生原點是“ ?摩西十誡” ?及一神教起源。第三個原點，存在于那些仍然處在現代文化邊緣的世界各地的老巫教。老巫教文明是現存的人類最古老文明。文化原點是人類每一個民族成員的根與本。人類文化無論發展到哪個階段，都要隨時返回到原體系，以原體系為標準時時加以核檢，才能適時調整修正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偏差，保持正確方向，保障社會結構穩定。

　　意識形態的歸一化，首先是文化本體的確認和確立，是文化主體民族和文化原點、以及由原點發育而成的文化體系兩位一體的確切定位。其次才是按順序排列的一整套社會文化體制，包括國家、政府、政體、道德、法律、典章制度、社會組織、教化教育等等。因此，意識形態的歸一化是一個民族及其每一個成員的根本。這個歸一化一天不完成，有關的民族國家就一天不能成形、一天不得安寧。既有的民族會解體消失。人民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何以立世?所謂文化多元，只是意識形態基準上的交流與變遷，以及外圍文化，雖然活躍，卻不是主體。

　　由此觀之，意識形態的歸一化和主體化事關文化及其主體民族的存亡。猶太民族在它同上帝耶和華的合同破裂、失去了自己的存身之地以后，死命維護著一本《舊約》，終于還能保存下一個殘破的民族本體。

　　由此觀之，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創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一套既非中華文明、亦非西方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標準的、而又兩者兼而有之的西化意識形態標準，預示了往后幾十年無所適從的社會矛盾與沖突。

　　由此觀之，中國自近代遭受西方殖民主義侵掠奴役以來所進行的激進西化運動，實質上正是一場偏離自身民族意識形態基準的運動。這個歷史運動，源自救亡圖存、以不平衡方式求得超常發展的民族生存本能和緊迫需求，本民族意識形態標準被極大弱化邊緣化，全民族以極不情愿的文化叛逆，靠攏西方意識形態標準，以追求民族生存發展與主權，這一進程陷入深度矛盾，所以動蕩異常激烈。由于最近三十多年來資本全球化的迅猛推進，當今西方意識形態標準的核心部分，“ ?憲政民主” ?“ ?普世價值” ?已經擺下了同中華文明攤牌決戰的態勢，中國人正面臨著兩種意識形態標準的最后抉擇。

　　而一旦喪失了中華文明的意識形態主體性，也就意味著中國人拋棄自己的文化原點，放棄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中華文明主體民族身份，中華民族將不復存在。中國人將徹底淪為西方資本的奴化人群。

　　然而，我們也有好消息。西方資本專制殖民帝國為什么要圍堵中國大陸?中國大陸資源不如非洲南美，人口與印度大體相當，不是富裕國家，西方這是為什么?全部答案就在于：中華文明是西方資本專制殖民全球暴政的克星。全世界能夠對西方資本專制殖民統治進行有效抗擊、并最后戰勝資本邪惡的正義力量，只有中華文明。一百多年的瘋狂西化徒勞無功，就是明證!

　　重建中國話語

　　正如一百年前發生的翻天覆地的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的西方話語時代，今天中國必然要面對的新一輪社會大轉型，也必須以中國話語的重建為開端。前文所揭示的西方話語“ ?民主” ?、“ ?專制” ?、“ ?文明” ?等流行概念和詞匯的實質與危害，以及西方世界歷史話語的欺騙性質，足以顯現西方話語弊端叢生，無以為繼。

　　西方話語的本質在于它的神本和資本特質，不能如實給人定位，由此導致基本認知方法的無理性甚至反理性、反文明。西方文化從源頭到現代社會的每一個梢枝末端，無不充斥著此種極端主義特質。從追究沒有答案的終極問題開始，西方哲學短短兩千多年就死了，上帝也死了，歷史也終結了。這些人文思考上的荒謬，制造出來的是無理性反文明的現代資本專制殖民政治體系。這個資本專制殖民體系借助于資本全球化，又強行推衍到世界各地，成為資本對全球的壟斷與殖民控制鎖鏈。在這條鎖鏈上，憲政民主和普世價值起著誘餌的作用、精神毒品的作用，以及政治結構的作用。而一整套破綻百出的西方資本話語，則格式化了所有人的大腦。但這一切，隨著世界性矛盾和危機的不斷出現，如今正面臨疑端四起的局面。資本專制壽限日益臨近。

　　西方話語危害最甚者，是漸漸從根子上釜底抽薪我中華民族的文化本元。西方話語是西方文化的話語表述，諸如唯心唯物，私有公有，民主專制，自由奴役，盈利虧損，都是非黑即白的極端主義二元意識形態和是非顛倒。一旦西化深入骨髓，假以時日，我中華文明的天道人道中庸之道就會被連根拔起，使得中國人再也不成其為中國人，千萬年的文明碩果就會變成歷史陳跡。這種后果，將不僅僅是中國人的滅頂之災，也必然是人類返回野蠻的無可挽回的致命災難。

　　中國一百多年來的近代西化歷史，其本質正是以不平衡方式求得超常發展、趕超西方堅船利炮強權霸權的過程。為此中華民族承受著巨大的代價：人性墮落、文明倒退、貧富懸殊、社會紊亂、政治黑暗、環境毀壞、公平正義漸漸遠離。而當下這一進程尚未抵達盡頭，危機卻已臨近。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最黑暗的時刻也就是黎明將至的時候，我們的身心依然有著中華文明本元的支撐，我們的智慧和意志依然強大，足以支持我們扭轉頹勢走向民族與文明的復興。

　　如今，突破西方話語桎梏、正本清源，重建中國話語、回歸中華文明理性的歷史運動正在向我們這一代人迫近。中國以西化和不平衡方式謀求超常發展的整個近現代史，正在接近終點。再過三十年或六十年，中國國家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將會達到諸強前列。這一歷史目標的達成，就是全球性轉型時代最后階段的降臨，人類將會決定最終由文明統領世界。所以我們必須從現在起，致力于中國新話語的建設，培植起全民族的文明正氣，培育新一代社會領導人及領袖群體，為下一個文明的到來做好準備。我們的第一步，就是重建中國話語。

　　過去三十多年，由于經濟私有化并實行自由化市場經濟，嚴重削弱了公有制為主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導致中國的思想理論、文化藝術、歷史宗教、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等人文領域，不但全盤繼承了五四運動的西化遺產，而且在完全徹底否定中華文明、美化西方文化及其最為丑陋的殖民主義、以及進一步極端西化的方向上，走到了史無前例的極端境地。已經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這種意識形態把以往所有的思想疑慮、革命失誤甚至莫須有的歷史責任，全部歸結于殘存的中華文明及其革命領袖人物，其態勢無異于舉刀自戕。可謂情勢危急。此種狀況，如果不能給予堅決抗擊，中國的文化安全問題就會成為一個難以逆轉的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說，“ ?中華民族又到了一個最危險的時刻” ?，并不為過。

　　中國人要說中國話。中國人不說中國話而說西方話幾十年，到今天已是西方話語泛濫成災，民族文化元氣虛弱，人心失散精神萎頓，千萬年鍛造的文明處于危急境地。

　　政治上，權力導致腐敗的機制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西人看不清楚。他們說是因為權力不受制約，實際卻是因為掌權的人腐敗了。這點不同就是中西方有無文明有無人之理性的差別。西方鼓勵縱容人性之惡并以為人性之惡正當，所以權力腐敗不怪人，怪制度。其實人的腐敗才是一切腐敗的根源。西人找不到人性善惡的平衡中點。中華文明千萬年之前就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不會把人的責任推給制度或上帝。只有人負起自我約束的責任，一切問題才能迎刃而解。憲政民主法制的要害就在于此。當前中國一旦中央集權體制失守，代之以民主多黨票選，全民族的災難就再也難以避免。在此危亡之際，中國人退無可退，必須奮起。讓我們從重建中國話語體系開始。

　　在重建中國話語的新歷史進程中，扶正毛澤東思想是關鍵一環。毛澤東思想是中國近代史以來最重要的文化思想理論成果，是中華文明史上一個高峰，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歷史遺產，毛澤東思想也是中國共產黨順利執政的主要思想理論。必須強調毛澤東思想的兩個主要組成部分：中華文明和馬克思主義。要用中華文明的根經典及其文化內核為毛澤東思想進行注釋和闡述，適應中國建設發展的新歷史要求，讓毛澤東思想逐漸回歸中華文明。這個歷史進程的最終結果，就是中華民族回歸自己的中華文明。

　　共產黨領導能夠在中國堅持到今天，就是因為有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中所包含的中華文明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提供了堅實的本土社會文化基礎，有效抵抗了資本殖民主義時代的內外腐朽勢力的夾攻。即使是在腐敗成災的今天，西方資本專制和殖民統治還是無法撼動中國人的精神堡壘。

　　儒家治國之術的缺點是過于強調平衡。過于平衡的結果是不會發展。如果世界本身是處于平衡之中，國際環境是平衡的，那就是好事。農耕文明的田園詩可以一直延續下去。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出現并全球化使世界變得極其不平衡，所以謀求不平衡超常發展就要打破傳統批判儒家。但是，歸根結底世界人民的最大福祉在于平衡穩定。動態平衡，大致平衡，基本平衡，綜合平衡，這就是科學平衡。毛主席曾經提出的“ ?綜合平衡” ?，是真正的中華文明之精髓。毛主席還把綜合平衡同群眾路線結合在一起，實在是對中華文明最恰當的現代詮釋。絕對的平衡是理想的狀態，也是做不到的，一個社會系統的健康和生命力體現在于動態平衡，遠離平衡就會出現兩極分化。遠離平衡的時間越長，社會就會出現新的矛盾與問題，解決新矛盾和新問題的過程，就是在新的狀態下建立新的平衡的過程。李約瑟對十七世紀以后西方趕超中國現象感到迷惑不解，成為一百多年的難題，就是因為大家看不到平衡可持續與不平衡不可持續發展方式的質的不同。

　　中國已經為實現超常發展打破了千年平衡，為此中華民族支付了巨大的代價，至今仍在由此帶來的政治社會危機中艱難度日。目前看來，此種狀況還將持續一個階段，少則三十年，多則六十年。天道彰著。等到中國形成了軍力國力對西方的戰略優勢之日，才能真正擺脫西方資本專制殖民統治對我們文明和全體人類的致命威脅。在此期間，中國必須堅持培育中華文明的中國話語，必須盡力維持社會的基本公平，必須堅持共產黨的一黨執政地位，必須逐步培育一種新型的“ ?人本民本、人民主權社會自治” ?制度框架，完善以各級政治協商合計為主要機制的民主集中制(非“ ?民主+集中” ?!)，以此長期有效抗擊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回歸并走出中華文明自己的長治久安康莊大道。當下，以毛澤東思想為旗幟，逐步向左轉，是完全正確的基本策略。

　　此外，中西文化之優劣對比，還在于中華文明核心中有著大一統文化基因，西方文化卻制造出碎片化的社會文化。所以在未來民族復興文明重振世界大同的時候，只有大一統的文化基因才能整合人類社會。

　　中國話語的重建，重點在于教育。要盡早在學術界對中華文明展開正本清源的大規模蕩滌，明確宣示中華文明的發生原點，對意識形態以及文化各個方面進行持久的標準化運動。在各級學校普及教學易經思想標準課本，對迄今危害最甚的西方話語領域，如政治經濟歷史，放手批判，斧正視聽，建立中國自己的話語體系。中國話語的核心與基準，是作為中國思想意識形態標準的易經思想，應該成為整個教育體系的基礎課程。而易經思想的現代版本，即是“ ?中國方” ?教程。

　　易經— ?中國方的起始點就是人在宇宙中的定位。人的左右前后上下定位系統，是以人自身存在為前提的，但也是一個宇宙系統。至大無外至小無內。人站在認知世界的自然環境之中，人在方內，不在方外，這就是人本。以人為本，才有人的理性;有了人的理性，才有文明。這就是中國人以人為本的遠古以來的傳統。以人為本是道法自然的基礎，在此基礎上生發出兩個最重要的方法原理：認知世界宇宙以及民族社會的科學理性;認知人性善惡及其社會倫理道德制度的人文理性。人的理性最終導引出完整的社會發展平衡可持續原則體系，以及揚善制惡法治為輔的社會關系倫理道德與國家管理體系。無論哪個體系，它們的最高準則都是自然之道。

　　自然之道是本，天道— ?— ?文脈道統為用。這構成了易經思想的道的核心部分。按照天道，中華民族的祖先精密構造了自己傳承數千上萬年的社會體系，創造出舉世無雙的人類最高文明。在經歷了近兩百年的文明逆流大磨難之后，我們更加清晰地看清楚中華文明的不朽價值。道的明晰化是我們從今天起就必須開始的使命。

　　自然之道，可道，亦非常道。這是因為人類對宇宙與自身的認識是一個無限的過程。一切人類所需用之術，包羅萬象，均在道之中、道之下。科學也不例外。自然之道本身是一個科學的形而上體系，科學及其他所有形而下應用之術自然被歸納于其中。這是很容易說明的。因此，中華文明體系中自然地包含了科學和技術方法系統，只是由于平衡的需要，歷史傳統上對科技和商業的發展采取了抑制的政策。對此加以適當調整，社會發展就能獲得較快速度。那種認為中華文明及其傳統文化跟現代科技不相兼容的說法，并不符合實際。

　　然而，幾千年來，文字文本的易遮蔽了起源于遠古時代無文字的文符體系，在以文字闡述文符原版易的歷史進程中，漸漸離開了易的原貌及其精確性。后世有多少人學易，就有多少個易的版本;有多少人講易，就有多少個易的理論。而幾乎所有的版本和理論，都離不開《易》的文字闡釋版本;在近代，易的闡釋語言甚至離不開資本主義現代話語體系的束縛。易之精粹內核，則隨著符號體系的殘破，隱入滄桑歲月，難得一識。目前我們極為欣喜地看到了上海李定先生突破文字屏障、返回并重建起易經符號體系的劃時代研究成果《中國方》。這個關于中華文明起始原點的重大研究成果，使易經在歷經幾千年流離顛沛之后，重新恢復其原貌，建立起清晰明確的敘述，結束了易經可以任意解說的失道局面，使中國話語及其正統意識形態的歸一化成為可能(附件五)。

　　當此世界大轉型時代，中國話語建設事關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未來文明前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肩負著中華文明復興，并造福全人類的重大歷史使命。我們有信心，通過幾代人的努力，在重建中國話語的基礎上，終結極端主義意識，在全世界弘揚文明天道和人間正氣。重建中國話語的意義，可以說是中華文明及歷史長河中一個新的里程碑，將開創中華文明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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