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大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各種主義、思潮。“自由主義”作為西方的舶來品，也曾在中國社會傳播、流行，并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但是由于它不適合中國國情，不能從根本上指導解決中國問題而最終未能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的選擇。

　　●自由主義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中國近代自由主義作為西方的舶來品，自傳入中國起，大致經歷過三個發展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一時期是傳入時期，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嚴復和梁啟超。嚴復被稱為中國近代自由主義之父，正是通過他的翻譯和介紹，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才真正傳入中國。早在戊戌變法期間，他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和《救亡決論》等文中，就宣傳介紹過西方自由主義思想，認為西方之所以富強，其根源就在于“人人得以自由，國國得以自由”，“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戊戌變法失敗后，嚴復先后翻譯和出版了《原富》、《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穆勒名學》和《名學淺說》等西方名著。這些名著中，嚴復譯介了西方的自由經濟思想、民主與法制思想，傳播了邏輯知識，宣傳了科學思維。尤其是《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一書，直譯為《論自由》，它是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翻譯出版后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影響。梁啟超的《新民說》，主張個性解放，反對奴隸思想，提倡“我之自由”，“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窮，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其于古人也，吾時而師之，時而友之，時而敵之，無容心焉，以公理為衡而已。”(《新民說·論自由》)被人稱為是“第三等級的人權宣言書”。

　　第二個時期是五四時期。這一時期自由主義開始作為一種思想流派活躍于中國的思想文化舞臺上，并借助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從思想領域向教育、新聞、文學、藝術、學術、政治等各個領域拓展。比如，在教育方面，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張教授治校，推廣“啟發式”、“個性化”的教育方法;在學術研究方面，主張學術獨立，要求思想自由，反對政治干預學術;在文學藝術方面，揭露和鞭撻封建專制主義與愚昧主義(如“啟蒙主題文學”)，主張大膽地表現和張揚個性;在新聞出版方面，主張新聞出版自由，反對稿件送審和報刊書籍檢查制度;在政治方面，發表《爭自由的宣言》，發起人權運動;等等。這一時期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胡適。胡適被人們稱為中國自由主義的大師。如果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嚴復、梁啟超等人接受的主要是以洛克、亞當·斯密和約翰·穆勒為代表的西方古典(或傳統)自由主義，那么，五四時期的胡適接受的主要是以杜威為代表的西方現代(或新)自由主義。

　　第三個時期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這一時期自由主義從一種思想流派開始發展成為一種政治運動，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張君勱、張東蓀以及四十年代后期《觀察》雜志的施復亮等人。張君勱曾長期追隨梁啟超從事立憲活動。“九一八”事變后，鑒于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他和張東蓀等人發起成立國家社會黨，既反對國民黨的一黨統治，也不贊成共產黨的蘇俄革命，而主張走西方民主憲政的道路。“七七”事變后，為了形成介于國共兩黨的第三種力量，張君勱、梁漱溟、羅隆基等人發起成立民主政團同盟(即民盟)，要求民主，反對獨裁。抗戰勝利后，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勢力，介入國共和談，主張中國走第三種道路，即：既不走美國的道路，也不走蘇俄的道路，而是走美國和蘇俄相結合的道路。在他們看來，美國是政治民主而經濟不民主，蘇俄是經濟民主而政治不民主，理想的社會應該是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結合。但隨著國共內戰的全面爆發，作為介于國共之間的第三種力量，已失去生存的空間，他們被迫在國共之間做出選擇。這樣，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的自由主義也最終退出了歷史的活動舞臺。

　　●自由主義為什么沒有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的選擇

　　自由主義為什么沒有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的選擇?學術界流行的觀點是：由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因而沒有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作為其階級基礎。其實這一觀點是很值得商榷的。因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充分，不僅造成了資產階級力量的弱小，同時也造成了無產階級力量的相對不強大，為什么以無產階級作為階級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能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最后取得了勝利呢?這就說明，把自由主義沒有成為近代中國歷史選擇的根本原因歸之于資產階級力量的不強大是有問題的。它可能是原因之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得從自由主義理論和自由主義者的自身以及所處的社會環境中去尋找。

　　如前所述，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或思想內涵是強調以理性為基礎的個人自由，主張維護個性發展，認為國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障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在個人自由與國家或民族的自由發生矛盾或沖突時，強調的是個人自由優先的原則。盡管西方的自由主義傳入中國后，嚴復、梁啟超、胡適等人根據救亡圖存的現實需要，對它進行過修正，但他們強調的更多的還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如胡適就一再告訴青年人，要想救國必先救自己;要想爭國家的自由和權利，就要先爭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然而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近代中國，擺在國人面前最急迫和最首要的任務不是爭個人的自由和個人的權利，而是謀求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與自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家和民族都滅亡了，個人又怎么會有自由和權利呢?即使有了自由和權利又如何予以保障呢?所以強調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與民族救亡的時代主題始終顯得有些隔膜。這也就是“九一八”事變后，尤其是華北事變后，當亡國滅種的危險迫在眼前，華北地區已不能擺放一張平靜的課桌的時候，胡適等人還要廣大青年和學生們放下救亡不管，而鉆進象牙塔中安心于學習，理所當然地不能說服廣大愛國青年和學生的主要原因。

　　和自由主義不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則始終把民族解放、國家獨立和人民的自由權利放在首位。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大多是留學過歐美的知識分子，他們身上難免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精英情結，他們不僅瞧不起廣大下層群眾，而且從骨子里害怕群眾運動，以為只要像他們這樣的少數知識精英敢于承擔社會責任，就能夠實現中國社會的變革。用丁文江的話說：“少數人”便可以“主宰社會的進步”。正因為瞧不起廣大下層群眾，骨子里害怕群眾運動，所以無法找到變革社會的現實力量，而他們自身的力量又十分弱小，對于現實的政治斗爭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們提出的種種主張都是從書齋里出來的，沒有實踐的可行性。與此相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則自始就走向下層，堅持與工農相結合。

　　相對于封建專制與獨裁來說，民主和自由當然是美好的，但它不會從天上自動地掉下來，就是在自由主義發源地的歐美國家，其民主制度也是經過暴力與革命才建立起來的，如英國、法國的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而中國是一個有兩千多年封建專制傳統的國度，專制傳統根深蒂固，再加上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反民主反自由的力量非常強大，除非用革命的手段把它推翻，否則它不可能自動地退出歷史舞臺。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企圖通過訴諸理性而使封建統治者和帝國主義者接受他們的政治主張，把中國變成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這只能是天方夜譚。早在清末，戊戌變法和立憲運動的先后失敗即已證明和平改良的道路在中國根本走不通。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經過大革命運動的失敗，認識到“只有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從而開始了以革命的暴力反對反革命的暴力的斗爭。與自由主義比較，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既能扣住時代的主題，又抓住了變革社會的主要力量，并尋找到了變革社會的手段或工具(暴力革命)，因而最終成了歷史的選擇。

　　●怎樣認識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作用

　　當然，我們說自由主義沒有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的選擇有它的必然性，但這并不否認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作用。

　　自由主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作為救亡圖存的一種工具被嚴復、梁啟超等人引介到中國的，它在很大程度上適應了近代中國人民對外反對資本主義列強壓迫、爭取國家獨立與自由，對內反對封建君主專制主義統治、爭取民主與自由的雙重需求。

　　在自由主義傳入中國之后，對近代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在思想上，自由主義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批判，對民主與科學的提倡，對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保障的呼吁，其影響是積極的;在社會上，自由主義已滲入到人文教育、學術研究、文學藝術、新聞出版等各個領域，并推動著這些領域的變革與進步;在政治上，自由主義反對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和一黨獨裁統治，力圖走所謂第三條道路。所以共產黨人與它既有過斗爭，也有過團結和聯合;國民黨人既利用過它，也對它進行過殘酷打擊。因特殊的歷史機緣，自由主義作為介于國共之間的第三種政治力量，在抗戰時期的政治舞臺上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他們先后發動的兩次憲政運動，對推動中國政治近代化進程也產生過積極影響。直到內戰全面爆發，作為一個政治派別的自由主義才因失去活動空間而從中國的政治舞臺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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