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臺獨組織“公投護臺灣聯盟”拉倒臺南湯德章紀念公園內的孫中山銅像,存在于臺灣社會的歷史問題隨著銅像倒下所揚起的塵土而浮出水面。23日,該“臺獨”團體便“迫不及待”地前往臺南烏山頭水庫,“參拜”八田與一紀念園區,向八田與一銅像獻花致敬,并高喊“八田與一才是英雄”。
早在去年8月,臺南市“鐵路東移案”鬧得沸沸揚揚之際,臺南市長賴清德當時就有意拆除湯德章紀念公園內的孫中山銅像。今年1月,臺南成功大學學生“快閃”拆下了該校光復校區的“光復”兩字,并將他們的“豐功偉業”貼上臉書,宣稱是要“去政治化”。緊接著,教育部課綱微調小組在高中歷史課綱“去殖民化”,還原許多日本殖民在臺統治的歷史事實,隨即引來許多臺獨學者與民眾質疑“去臺灣化”。
無獨有偶,近日,以扭曲歷史事實來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電影《KANO》正在臺灣鋪天蓋地的宣傳,“天下嘉農”、“臺灣光榮”等口號喊得震天價響,臺灣人似乎急著想重返民族差別待遇與壓榨剝削的“皇民化榮耀”。今年1月17日,在《KANO》飾演八田與一的日本男星大澤隆夫來臺宣傳,臺南市長賴清德與大澤隆夫還一同到八田與一銅像前合影留念,許多臺灣網友爭相轉貼這張照片,稱兩人“一樣帥氣”。因此,對于獨派來說,拉倒孫中山,不只是要“反中”,同時也企圖把當年日本殖民當局奴隸人心的“皇民化”再度根植于臺灣人民的心中。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臺灣光復、復歸祖國,許多“皇民”與“三腳仔”懷抱著怨恨與委屈,不斷地呼喚日本皇民化的幽靈。臺灣社會從來不愿直面日本殖民意識的清理,反而將其當成珍寶細心呵護著。因此,近一段時間以來的各種歷史問題糾葛,涉及的當然不只是臺灣人拒當中國人如此簡單的理由,同時更是包含著親日與媚日等歷史正義遭到嚴重斫喪的良心問題。
當前臺灣社會彌漫著一種氛圍,就是認為“中國”從來就不存在于臺灣之內——臺灣是排除中國之外的臺灣,也認為臺灣只能是臺灣人的臺灣。獨派甚至宣稱,臺灣人的中國意識,是臺灣光復之后國民黨“黨國民族主義教育”的產物。吊詭的是,臺灣人卻從來不以內部充斥著顛覆歷史事實與正義的親日媚日意識為忤——臺灣可以是日本人的臺灣。
臺獨分子拉倒的不僅僅是孫中山先生像,但臺獨分子也拉不到孫中山先生像所凝聚的兩岸歷史。臺灣人的“中國”,只是1945年之后才由國民黨帶來的嗎?這次被拉下的孫中山,或許能回答這個問題。
1914年,抗日烈士羅福星犧牲之前,在獄中寫下《祝我民國詞》,各句首字合在一起就是“中華民國孫逸仙救”。日據時期臺灣前輩作家張深切,填詞完成《偉大的孫中山》一曲:“中華柱石,我中華孫中山,打倒滿清,盡力革命,四十余年到處亡命,四十余年盡力革命。唔,孫中山,最為偉大,孫中山最偉大!”著有《亞細亞孤兒》的作家吳濁流,也曾作詩向孫中山致敬:“東方廿紀一豪雄,帝制驅除唱大同;遺囑精神今昔感,滿園春色有無中;未成革命身先死,長使斯人淚不窮。”
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傳來,臺灣民眾莫不哀痛萬分。對于孫先生的病逝,《臺灣民報》發表由蔣渭水執筆的社論《哭望天涯吊偉人》:“呵!你殘忍刻薄的死神喲!你真的把我們這位自由正義的戰士,歷史上的大偉人奪到死的國去嗎?……泰山頂上的鐘聲停了,但余聲還嘹亮著。酣睡著了的人們也漸漸地醒起來!”,表達了對孫先生最誠摯的哀悼。該年臺灣舉辦的孫中山追悼會,作家賴和撰寫《挽聯》:“中華革命雖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統雄心傷未達。東亞聯盟不能實現,長使天驕跋扈,九原遺恨定難消”以及《挽詞》:“先生的精神久嵌入在四萬萬人,各個兒的腦中。使這天宇崩、地軸坼、海橫流、山爆烈、永劫重歸,萬有毀絕,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空間,永遠永遠的不滅。”中共黨員、臺共創始人之一翁澤生在《臺灣民報》發表《哀悼中山先生》:“中山先生雖死,中山主義決不死!中山先生雖亡,民眾運動決不失敗!”將五四運動火種引入臺灣的臺北人張我軍,也以“一郎”筆名在《臺灣民報》發表《長使英雄淚滿襟》:“我想我們弱小民族,只求有人替我們吐露平素的積憤,就能得到無限的慰安了。孫先生實在是我們所崇拜的,他是弱小民族之‘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歷史,他一生為自由而戰、為正義而戰、為弱小民族而奔走而盡瘁。他叫出來的聲,就是自由、正義之聲,又是弱小民族悲鳴之聲。唉!現在他已和我們長別了!我們往后當自奮,以報先輩的崇高的遺志!”
在日本殖民當局高壓統治之下,臺灣民眾仍然年年紀念孫先生的逝世。1927年,臺灣舉辦孫中山逝世二周年紀念會,場內外擠滿約四、五千位民眾,主持人蔣渭水沉痛而凜然地說:“孫先生臨終時,尚連呼和平、奮斗、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后的呼聲:和平、奮斗、救中國。”同年《臺灣民報》也刊出林保羅(孫中山美國友人林百克之子)的詩作《救主孫中山》:“你們要永遠紀念著中山先生!”
臺灣光復隔年,1946年8月即有臺灣社會各界人士自發組成“臺灣光復致敬團”,由霧峰林家林獻堂任團長,團員有李建興、林叔桓、鐘番、黃朝清、姜振驤、張吉甫、葉榮鐘、陳逸松、林為恭、丘念臺、陳炘、陳宰衡、李德松、林憲等15人,回到中國大陸參訪,表達對臺灣光復、復歸祖國的感恩與激動之情。8月29日“致敬團”由臺北飛抵上海,翌日即安排前往南京謁中山陵,團員之一、作家葉榮鐘甚至將謁中山陵的經歷寫成詩作《南京謁中山陵》:“云海茫茫路幾千,首都今日拜先賢;瓣香默禱邦基固,不訴辛酸五十年。”
1920年代臺灣青年仲農在《臺灣新青年》發表文章,他寫道:“若要救臺灣,非先救祖國著手不可!欲致力于臺灣革命運動,非先致力于中國革命成功。待中國強大時候,臺灣才有回復之日,待中國有勢力時候,臺灣人才能脫離日本強盜的束縛。”日據時期臺灣人民不只在島內進行抗日斗爭,也將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孫中山的形象與典范因此烙印在臺灣人民素樸的情感里。
就此而言,孫中山所代表的“中國因素”是在1945年之后才由國民黨帶進臺灣嗎?更何況,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后,臺灣人民失望的是“國民黨”,而不是“中國”,從而讓許許多多懷抱理想的臺灣青年將希望從“白色祖國”轉移到“紅色祖國”,如同1950年代白色恐怖系獄的許月里女士所言:“畢竟,這是國民黨不對,又不是中國人不對。”
臺北中山堂前的孫中山銅像仍矗立著,這座銅像是臺灣嘉義雕塑家蒲添生1949年的作品,象征孫中山聯系著臺灣與大陸之間的連結。日據時期在異民族統治下,臺灣人將中國視為祖國,對孫中山的敬仰之情亦不在話下;臺灣光復至今已快70年,有人卻亟欲擺脫中國人身分,把日本人的外衣穿上身。“臺獨”把臺南的孫中山拉倒了,但同時也拉倒了自己的歷史;他們以盜匪勝利式的狂妄踩踏在孫中山的銅像上,其實也是在無知地踐踏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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