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有時不但不能使歷史恢復真相，卻往往會隨著強勢輿論的建立而逐漸扭曲往日的現實。我在法國常駐二十多年，最大的體驗，便是看著歷史如何一步步被謊言所悄悄替換。比如在涉及到中國的開國元首毛澤東主席的問題上即為如此。

　　歷史上毛澤東對法國現代史其實是有著深刻影響的。法國歷史具有重要作用的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就是一位著名的“毛派”。他舉著“人民事業(yè)”在巴黎街頭叫賣的照片引導了法國一代左翼青年。但近年來法國卻出版了多種反毛著作，其中有翻譯的，也有法國“漢學家”撰寫的。其特點就是對歷史人物用今天的標準進行道德審判。道德審判歷史人物是最荒誕的做法：“民主的”美國國父華盛頓還是一個著名的奴隸主呢!事實上今天很多法國人已經忘了，他們的先賢曾經是如何高度評價這位東方偉人的。

　　對毛澤東主席做出最高評價的，是法國前總統(tǒng)瓦勒利·吉斯卡爾—德斯坦。毛澤東逝世時他發(fā)給中國的唁電中有這樣一句話：“毛澤東的去世，使人類的一座思想燈塔熄滅了。”吉斯卡爾—德斯坦并非一時沖動而寫下這句話的。他卸任總統(tǒng)一職以后，一直活躍在法國學術界和輿論界，他不僅從來沒有否認過他的這句話，而且在1993年透露，這份唁電是他“親筆撰寫的”，因此完全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

　　吉斯卡爾—德斯坦認為“毛澤東代表了一種哲學思想”。他曾說，“現代社會的國家領導人并不體現一種哲學思想，他們只是解決一些問題，諸如經濟、社會、軍事等等。法國人卻認為毛澤東體現了一種哲學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諸行動。這正是我們對政治的認識。我們在1789年進行的大革命，正是為了一種哲學思想。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毛澤東思想也正是使中國走向一種哲學，即給予中國人民最大的權力和最高的地位。”2003年，吉斯卡爾—德斯坦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成為“不朽的人”(因院士是終身的)。

　　應該承認，吉斯卡爾—德斯坦對毛澤東的這段論述，與戴高樂將軍有著異曲同工之妙。1970年9月9日，戴高樂將軍已經從總統(tǒng)職位上退了下來。這一天他與將前往中國擔任外交官的姪女瑪麗—戴蕾絲·戴高碧比談到中國。當時戴高樂說：“惟有毛具有在中國實現巨大變革的權威，而且只有他領導的政權才能使中國走出目前的這種不發(fā)達和無政府狀態(tài)。”戴高樂將軍并不是一個左翼政治家。他坦承，他會告訴毛澤東，盡管他非常“欣賞毛政權實現的種種變革”，但他“太尊重個人”而不會成為一個共產黨人。“當然，我必須能同毛主席會晤。這將是法國和中國以戴高樂和毛澤東為代表的會晤”。戴高樂甚至已經私下確立了訪華的日子：1971年6月18日。這正是他在倫敦廣播電臺發(fā)表著名的“自由法國”演說31周年紀念的日子。令人遺憾的是，正好兩個月后，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將軍與世長逝。將會震撼歷史的毛澤東—戴高樂之晤終于沒有發(fā)生。

　　但在毛澤東心目中，戴高樂是占據著特殊地位的，是一位“遙遠的朋友”。1965年8月毛澤東在與馬爾羅在人民大會堂長談之后送他出來，兩人在大會堂的臺階上揮手告別。馬爾羅寫道：“……在列寧之后，還沒有任何人像他那樣撼動歷史……中國的時代開始了。”但馬爾羅感覺到了偉人的孤獨。他寫道：“毛說，‘我是孤獨的。’接著他笑了，‘但我總算還有幾位遙遠的朋友：請代我向戴高樂將軍致敬。’……”

　　毛澤東與戴高樂未能會晤成為歷史的憾事。人們多么想知道兩個同樣堅持民族獨立的人會如何交談。人們多么想知道兩位偉人之間的思想交流將會迸出何等樣的火花。歷史就是這樣。但這次沒有發(fā)生的會晤，卻“淹沒”了另一次真正發(fā)生的見面，同樣也是在兩位國家元首之間，只是其中一位當時還未當選。那就是1961年春法國未來的左翼社會黨總統(tǒng)弗朗索瓦·密特朗對中國的訪問，和他與毛澤東的交談。三十多年后，密特朗在愛麗舍宮宴請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時說，我其實比戴高樂將軍還要早就認識到，法國應該承認人民中國。

　　密特朗在會晤毛澤東并訪華后寫了一本書：《中國面臨挑戰(zhàn)》。他在書中是這樣評價毛主席的。他寫道：“毛不是一個獨裁者……毛是一位人道主義者。三十年來，這位人道主義者正在領導著一場征服中國的革命運動……他接受作為一名戰(zhàn)士的任務，他服從紀律，從不循規(guī)蹈矩。甚至在中國，他也代表著新型的人類。智慧、文化對于他來說是沒有意義的，他就是行動……”

　　應該說，法蘭西民族與中華民族有著不少相同之處：驕傲、獨立、智慧和偉大。法蘭西圣賢們對毛澤東的評價，實際上是一種英雄所見。這一點，對我們今天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際，是否有一點啟發(fā)意義呢?

×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