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遠征等口述 高芳整理
原編者按:他們或出生于長征路上、延安的寶塔山下,或成長在中南海的紅墻之內。他們的父輩是與毛澤東共同浴血奮戰、出生入死的戰友,他們則是在毛澤東身邊成長起來的“紅色后代”。當年的垂髫稚子而今都已是古稀之年,時隔幾十年后,再回首那段特殊的歲月,追憶這位特殊的長輩,他們無一不百感交集……本刊特邀任弼時之女任遠征、董必武之子董良羽、左權之女左太北、楊尚昆之子楊紹明、鄧子恢之子鄧淮生、曾三之女曾曉前、金城之女金戈,講述他們的故事,以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
任遠征:我永遠的毛伯伯
任遠征:任弼時次女。1936年出生于四川阿壩。1960年北京工業學院畢業后,留校任預備助教。1963年起,先后在航空五院、國防科委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二十三所、冶金部鋼鐵研究所、國家氣象局衛星氣象中心、監察部工作,退休前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紀檢監察室主任。
主席叫我“老朋友”
我是1936年8月在長征路上出生的。但具體是哪天,后來問誰誰也不知道,我媽當時也沒記。當時挺亂的,敵人在后頭追,大家忙著行軍,心思都沒在我這兒。我父親任弼時當時是紅二方面軍的政委,我母親搞機要工作。
到了延安以后,1938年,我就被送回了湖南老家。我回去沒多久,奶奶就去世了,后來是一個王婆婆一直帶我和姐姐,直到1946年我們被接回延安。我還記得到了延安以后第一次見到毛主席的情景。那時候我10歲,長得又瘦又小,看起來也就七八歲的樣子。當時也不知道主席是什么意思,就叫他毛伯伯。劉少奇是劉伯伯,周總理是周伯伯……他們都比我爸大,所以都叫伯伯。
7月份到了延安,9月份我就上學了,在抗小讀三年級。我們學校在小砭溝,撤離延安前跟保小合并了。1947年3月黨中央撤離時,我是跟著學校一起行軍的。我記得到了安塞,在那兒吃飯的時候,一大桶的羊肉,大家都非常高興。羊肉膻得要命,我是南方小孩,吃不慣,結果就吃不飽,有一次差點暈倒了,記得老師找了一個棗給我吃。
跟學校一起行軍很艱苦,我經常吃不飽。我們穿的是繳獲的國民黨的衣服,有一天我看另一個小孩穿的衣服沒了,他說:“我拿衣服換窩頭吃了。”我也把自己的衣服脫了下來,我們兩個小孩就一塊兒去換。那時候有的老百姓也欺負人,就給了我們一個窩頭。我們兩個孩子一人一半吃了。
行軍路上,好幾次敵人差點追上我們。又行了幾十里,剛準備宿營,一個通訊員跑來告訴校長,說:“不能宿營,敵人已經知道你們在前頭了,趕緊跑吧。”校長急得不行,老師們都在哭,大孩子也知道哭。我那時候小,干看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知道是壞人來了,但是什么情況說不清。后來還是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想辦法調來部隊,把敵人打跑了。
其間主席問我父親:“你的小女兒呢?”父親說:“跟著部隊行軍呢。”主席知道我小,說:“她也行軍啊?你趕快派人把她接來。”當時我正跟著林伯渠的部隊,他知道后對我說:“遠征,林伯伯可以交差了。”
接我的路上又碰到了我姐姐,就這樣,我們倆一起被接到了王家灣,我們就跟主席他們住一塊兒。毛主席跟江青住一孔窯洞,周恩來跟陸定一住一孔窯洞。我父親住的窯洞,一邊是一張炕,一邊是炕洞。父親說不要增加老百姓負擔了,于是我跟姐姐就睡炕洞里。炕洞很深,我上下的時候都得有人幫忙。
住在那兒以后,每天都能見到毛主席。我見到他就叫“毛伯伯”,要是不叫,他就會說:“你怎么不叫我呀?”有一次他又說:“他怎么不叫我?”我說:“在外頭剛叫過的。”那時候也不怕他,感覺他就是自己的伯伯。我和姐姐有時候會看大人們在那兒打籃球、打排球,有時我們還給他們演節目。有一次我記得很清楚,他們讓我姐姐演《兄妹開荒》,我姐姐扭扭捏捏跑了,他們說:“那你來吧。”我說:“行!”我先唱哥哥,唱完哥哥又唱妹妹。后來主席從窯洞里出來了,說:“哎喲,這孩子唱得還真不錯嘛。”又讓我扭秧歌。那時候我也不知道害羞,讓我扭我就扭。主席特別高興,看我們唱得好就使勁夸獎。后來他就叫我“老朋友”,見面就是“老朋友來了”。主席跟我們小孩都特別好,跟他搗亂他也沒事,從來也不說我們。我姐姐挺聰明,離開王家灣前,她還拿了一個小本請主席簽名。我當時也不知道簽名是什么意思,跟著在那兒趴著看主席簽。
對我來說,王家灣短暫的十幾天,是一段幸福的時光。也沒感到有戰爭,就像是在和平時期似的。我還記得抓了一個特務,是個光頭,我不知道什么叫特務,跑去看了半天也看不懂。我在那兒生活了大概有15天,后來他們要轉移了,就把我和姐姐送到山西臨縣三交鎮我母親那兒了。
黨中央到了北平以后,我們家先是住在景山東街,父親去世后又搬進了中南海。因為我跟李訥、嬌嬌還有葉子龍的女兒燕燕、二娃關系都很好,所以老到主席那兒去玩。有一次我跟一個小孩去了,一看主席門開著,他正躺在床上看報紙。我們倆就跑過去,一人拽一個胳膊,把他拉了起來。主席說:“老朋友來了。”我說:“毛伯伯你也太不像話了,幾點了還在睡懶覺。”他也不生氣。
主席用自己的稿費在中南海修了一個游泳池,他在那兒游的時候,大家都可以隨便去。一次我們幾個孩子去了,主席正好也在那兒,我們就跟主席一塊兒游。他游得真棒,在水里特別自在。他還問我:“你會跳水嗎?”我說:“不會,就會跳‘冰棍兒’。”他說:“你們應該學跳水。”我說:“是。”他又問我:“你的名字誰給你起的?”我說,我是在長征路上出生的,是我爸給我起的。“你為什么不叫長征,叫遠征?”我說:“叫長征不行。”他說:“為什么?”我說:“那我跟越南的長征書記,我們倆您能分得清誰是誰嗎?”他被我的話逗得哈哈大笑。
主席還經常到我們家要吃的,臘肉、臘魚、臘八豆、辣椒……李敏就說過:“我爸是一個‘要飯的’,老到你們家要。要完了還不夠,有一次還把你媽叫來給我們家做臘八豆。”
父親去世后,主席對我們家非常關心
我父親1949年去蘇聯治病,1950年7月回國。按說,他如果不回來,在蘇聯接著休息也就沒后來的事了。但是他覺得朝鮮戰爭爆發了,他必須回來。志愿軍出國作戰以后,父親連著三天晚上開會。他白天要工作,晚上又開會到很晚,快天亮了才能睡上一會兒。10月24日開到第三天的時候,回來以后他還看朝鮮地圖,25日早晨就腦溢血了。
父親去世前,中央的領導人都一個個來探望。毛主席也來了,他特別悲痛。父親去世后,主席還親自為父親扶靈。葬禮特別隆重,先是在勞動文化宮吊唁了幾天,后送到八寶山,主席也去了。他還為父親的墓題了字。
父親去世之后,主席對我們家的生活非常關心。不光是主席,周圍所有的伯伯、叔叔,都對我們特別好。在我眼里,他們都是我們的親人。
董良羽:做老實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就是老一輩教育我們的做人標準
董良羽:董必武之子。小時候跟隨父母,幾乎沒有安定的時問。1948年上小學,由三年級讀起。1951年上中學,在北京師大附中學習。1957年上哈軍工,學導彈無線電控制專業。后來分到部隊,歷任戰士、參謀、科長、副師長及北空參謀長助理等職。退休后,于2005年10月在湖北省委的領導下成立了“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會”并任副會長、法人代表至今。
我1938年在延安出生,到四七年,也就是我9歲的時候離開。那時候我父親董必武大部分時間在蔣管區做統戰工作,只有我母親和我還有妹妹在延安。延安生活比較苦,母親是陜甘寧邊區的勞動模范,她每年都養豬、養羊,用來支援我們的部隊。她還開荒種地。延安地處黃土高原,到處溝溝壑壑的。母親經常把我和妹妹放在地邊上,挖個座椅一樣的坑,把我們放在里面,然后再去勞動。有一次,剛好我坐的坑旁邊有一株植物,我就使勁拔,結果植物拔出來了,我人也跟著失去重心滾到了山下。幸虧當時有一名勤務員,小伙子跑得快,才沒讓我滾到崖下去。當時我都糊涂了,據說差不遠就掉到了崖底下。
我在延安還撿過煤核。因為天冷,撿點燒的。就為爭一根柴火棍,我和鄰家一個比我大的女孩子還打了一架。她姓朱,名字已經不記得了,也是-個干部的孩子,就住在我們家窯洞旁邊。
那個時候我還小,跟延安其他的孩子一樣,只知道吃飽了不餓,該樂呵還樂呵。那個時候搞機關生產,種的西紅柿,我和王若飛的兒子淘氣不懂事,一個管摘一個管扔,當手榴彈投著玩。
小時候對毛主席印象比較深的,應該是在西柏坡那陣兒,就是黨中央前委、后委、工委合并,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在西柏坡正式辦公開始。主席有個習慣,就是每天吃完晚飯后,乘著繳獲國民黨的美軍中吉普開出一二十里,在附近兜兜風散散步。我們小孩子比他還積極,一吃完飯就到車上等著。記得一起的還有主席的女兒李訥、王若飛的兒子。住到中南海以后,見主席的機會就比以前少了,不像在西柏坡的時候都住在一個村里,出來進去都看得到。
進了北京,我就上學了。暑假里,我記得除了要完成學校的作業之外,父親還讓我們認認真真抄寫列寧的《論共青團的任務《,要一筆一畫認真寫。他一有空,就教我們學《千字文》、《正氣歌》、《前出師表》、《后出師表》……我們當時都能倒背如流。
和當時其他中央領導一樣,父母對我們的家教很嚴。到了北京之后,生活條件比延安好了。記得有一次,一瓶墨水用完了,我正要把空墨水瓶扔掉,父親就說,這也是社會財富。
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是緬懷老一輩優良傳統的一個很好的契機。我記得父親說過:“我是一塊布頭,主人說補在哪里就哪里。帽子上、褲子上、鞋子上都行。我的主人就是共產黨。因為我是一個黨員。”現在我們一些領導干部,把黨的優良傳統丟的太多了。像我父親到人民大會堂開會,大會堂的白開水是免費供應的,但是誰要喝茶的話,對不起,要交錢。沒帶錢也可以給喝,但是月底發工資時肯定附有一個小條:幾月幾日在人民大會堂用了多少茶葉,計多少錢。是要從工資里扣掉的。
現在的“官二代”,和我們那個時候有點不大一樣。網上有一句話,“我爸爸是李剛”,我們從來沒這樣想過。父親經常對我們說,你們父輩的功勞是你們父輩的,你們任何功勞都沒有,有什么好驕傲的。他還多次跟我講過:“你要學會跑龍套,我一輩子就是跑龍套。”臨去世那天早晨他還跟我說過類似的話。我媽媽也說過:“你們要有一個好的身體,哪怕將來當壯工,也可以多出點力。”做老實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就是老一輩教育我們的做人標準。
左太北:我就是黨養大的
左太北:左權之女。兩歲時父親犧牲,在延安長大。解放后就讀于榮臻小學,1954年入北師大女附中(現在的北京實驗中學)。1960年高中畢業后進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軍事科學。畢業后先后在七機部、國家經委、國家計委任職,從事與國防軍工相關的計劃工作。2000年在航空工業總公司綜合計劃司副司長的職位上退休。
我1940年5月出生于山西武鄉的八路軍總部。當時正是組織準備百團大戰的時候,我父親左權是八路軍副參謀長、八路軍前方總部參謀長,所以當時非常忙。我母親一個人帶著我,沒有奶水,又沒一人能幫上忙。所以,到8月份百團大戰開始前,在我3個月大的時候,母親就帶我回延安了。這是我一生跟父親在一起僅有的三個月。
到延安后不久我就上了托兒所,在延安的洛杉磯托兒所一直生活到6歲。李敏在這個托兒所待過,聽說毛主席到托兒所看李敏時還抱過我。我跟李敏、李訥都是北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彼此都挺熟。
在戰爭期間,我們這些孩子就像電影《啊!搖籃》里演的-樣,基本上都是過集體生活。我對延安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里一望無際的黃土地。阿姨把我們這些孩子散到黃土坡上,我們就地而坐,一身泥一身土的,曬太陽、摳甜草根玩。當時覺得甜草恨特別好吃。
進北京后,我到了榮臻小學(后改稱“八一小學”)上學,在那里也是住校。跟在延安時一樣,八一小學的老師對我這個烈士的孩子一如既往地愛護有加。
關于毛主席的最早記憶是小學的時候。記得1951年,也就是我11歲那年,學校組織學生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匯報。我們學校一共去了七個孩子,記得有我、毛主席的女兒李敏、毛主席秘書葉子龍的大女兒葉燕燕、董必武的兒子董良羽、宋任窮的女兒宋勤……
見到主席后,先是一個個介紹我們。像葉燕燕、李敏這些孩子,都是主席經常能見到的,輪到我他就不認得了。后來他一聽我是左權的女兒,就把我拉到他身邊。他問我:“你現在住在哪兒?放了學跟誰一塊兒住?……”我一一回答:“我平常在八一小學住,星期六、星期天就上我媽媽那兒去,她在東總布胡同……”毛主席還特意跟我照了張合影。攝影師侯波照完后就給了我一張小相片,后來我母親捐贈給了邯鄲的烈士陵園,現在這張照片已不知下落。
八一小學的老師們對我特別好。除了這次到中南海匯報,后來1954年的國際夏令營,八一小學又推薦了我。當時全國大概一共才選了十幾個孩子,北京有兩個名額,八一小學分到一個。記得一天正在睡午覺,忽然一個老師就來叫我。“左太北你出來,”老師告訴我,“讓你到歐洲去。”那次夏令營是去保加利亞。那時候我已經學了地理,就知道歐洲挺遠的。那一年我14歲,去了三個月的時間,回來后就升中學了。
我從小到大始終有一種感覺,就是大家都對我父親充滿了愛戴和崇敬之情,所以對我這個烈士的孩子特別好,老師們、阿姨們對我都是特別愛護,而且是發自內心地照顧我。我雖然-直是過集體生活,但是從來沒餓著過,也沒凍著過。我就是在這種環境里成長的。包括后來長大后,我也沒有受過特別大的政治沖擊,誰也不會給我“戴帽子”,我成了“永遠的紅色”。
楊紹明:我們就是毛主席的思想教育出來的一代人,就是在毛主席的哺育下,越過艱難險阻,堅持下來的一代人
楊紹明:楊尚昆之子。1961-1966年就讀于北京大學歷史系。他是中國當代著名的攝影家和攝影活動家,也是研究中國現代史和攝影藝術理論的學者。他經常參加社會活動和國際文化藝術交流,被譽為“民間大使”。1979-1987年任新華通訊社記者,后被評為高級記者;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生平著作研究組負責人;1995年1月在香港創建世界華人攝影學會,并連任會長至今;現任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
我的童真和毛主席的教導
我的父親楊尚昆在延安的時候就曾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主持中央軍委總部的日常工作,后來又擔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他又是中央警衛司令員,專門負責黨中央領導人的生活和警衛工作。記得朱仲麗阿姨曾回憶說:“進了北京,這么多人,怎么吃飯、誰在哪兒住,都是楊主任管。”因為父親工作的關系,自然我和毛主席的接觸就比較多。特別是住進中南海后,父親帶我住在豐澤同后院西廂房,我幾乎天天都能見到毛主席,耳濡目染倍感親切。主席見著我總是說:“你是楊小二,你的妹妹叫楊小三。”小學中學我都是在學校住宿,有一段時間毛主席見不到我,周末晚上看京劇的時候,毛主席就會停下來,同我打招呼:“老朋友,我們好久不見了。”異常親熟。現在回憶起來,毛主席那個時候-直把我當個小大人來看待。
中央進北平后,有一次黨中央開會,就在現在香山公園前面的廣場拍全體合影。中央委員們高興地集中排隊,我就在旁邊看熱鬧。那一天毛主席很高興,發現了我,說:“小二,你也進來!”我就看我父親,父親有眼色,意思是說不可以,那我就不敢動了。沒想到毛主席又說:“小二進來,小二進來。”就叫警衛員把我抱過去了。毛主席神情非常開朗,拉著我的手不放,沒想到他轉過身去大聲說道:“這個楊小二呀,將來可以當中央委員,候補期18年。”此話一出,我的臉一下子就紅了,因為我能當什么?那時候我也不明白。在場的人發出會心的微笑。
后來想想,主席的話也是很合乎情理。我從小就同父母鬧著要和大人-樣得到一個“黨證”,對黨、軍隊和解放區,我確實從小就充滿了熱愛和向往。我們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不都是為了做共產黨的接班人嗎!我入團、入黨都是比較早的,中學入團、大學入黨,但是我并沒有以此炫耀自己。
我從小對毛主席的感覺就是,他是偉大的領袖,是慈祥的長者,是最受群眾歡迎的人。
我們常常感慨,是歷史和時代造就了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到大,能夠在他老人家的身邊成長,我們由衷地唱毛主席的歌,我們不斷從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詩詞中了解和領會他的思想精髓。他的思想在我們的心里有無法估量的價值。今年是毛主席誕辰120周年,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毛主席是黨、國家和人民軍隊的偉大締造者。當然他也是一位偉大的詩人,是-位偉大的思想家和哲學家。他的思想不僅哺育和造就了我們這一代人,而且已經為世世代代的后人樹立了最偉大的豐碑。
鄧淮生:父親教育我們要跟著毛主席走,跟著共產黨走
鄧淮生:鄧子恢之子。1942年3月生于江蘇省洪澤縣,1949年9月入武漢中南育才子弟學校,1953年2月轉入北京育英學校學習。1955-1961年在北京101中學讀書,1961年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2系學習,1964年8月轉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學院經濟系學習,1969年畢業。
1970-1972年在廣西農場鍛煉。1973年1月調化學工業部外事局工作。1986年調化工部中國化工建設總公司工作,歷任處長、副局長、常務副總經理的職務,主要負責化學工業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及化工設備的進出口工作。1994年調化工部中國昊華化工集團,任副總裁(正廳級)、中昊財務公司董事長,中國監控化學品協會副理事長、中國石油化學經濟分析協會常務理事。2003年3月退休,現任北京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常務副會長。
1953年,我的父親鄧子恢調任新成立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我們全家也隨之一起搬到了北京。那一年我11歲。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就是當年的“五一”節晚上。
那個時候,每逢“五一”和“十一”,天安門前都有游行,晚上放禮花。我記得父親對我們幾個孩子說:“今天帶你們上天安門,看毛主席。”我們聽了特別高興。因為雖然我們是住在中南海,但是還沒見過主席,不像李訥還有主席身邊工作人員的孩子有那么多機會。加上主席是白天睡覺,晚上工作,所以見面的機會就更少。
當時我大哥已經在湖南參加工作了,剩下我二哥、我,還有幾個弟弟妹妹,我們就一塊兒跟著父親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父親牽著我的手,帶我走到主席跟前,說:“毛主席,這是我的兒子鄧淮生。”主席邊握著我的手邊對父親說:“鄧老,你的這個孩子真好,你很幸福啊。”那天人很多,大家都想圍著主席,后來我們就讓開了。這是我第一次見主席。
我們在中南海住了兩年,后來就搬了出來。1962年的夏天,父親帶著我們幾個孩子到中南海游泳池游泳。那個時候游泳池還是露天的。父親不太會游泳,就在水里泡著,后來就看到主席從屋里走出來了。主席當時就住在那兒。
父親一看主席過來了,馬上就上了岸,換好衣服,跟主席坐在一塊兒談。主席抽著煙,父親向他匯報工作的時候,主席沒有什么表情,只是聽,沒有說什么。我們當然沒能聽到他們談什么么,但是能看出來不是很投機。父親見主席也不說話,就帶我們告辭離開了。
回來后我才知道,主席是讓父親把武念茲的信和農村工作部的調查報告拿給他看。1962年,安徽省宿縣苻離區區委書記武念茲上書黨中央,提出“包產到戶”的想法。這封信轉到了時任農村工作部部長的父親手上。對武念茲這封信,父親很贊同,認為這是打破平均主義的一個好辦法。隨后農村工作部就派了一個工作組去當地作調查,并形成了調查報告。毛主席所說的“信”和“報告”即是就此而言。
這次游泳之后不久,北戴河會議就開始批我父親,說他是“資產階級的農民專家”,是“搞單干蠻干”、“搞資本主義”。隨后農村工作部被撤銷。1964年底,父親又被免除了副總理職務,調到全國政協擔任政協副主席。
此后,我們家跟主席交往的機會就很少了,雖然有時候也會見到,比如“十一”、“五一”有紀念活動的時候,但也講不了太多話了。
即便如此,父親始終認為,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勝利,主要是靠毛主席的領導,毛主席的路線是正確的。父親還教育我們要跟著毛主席走,跟著共產黨走。在我眼里,毛主席是一個有著雄才大略的人,是一個指點江山、改變中國的人。
曾曉前:我和延安的其他孩子一樣,從小就知道毛主席是對革命非常重要的人,非常崇敬他
曾曉前:新中國第一任國家檔案局局長、中央檔案館館長曾三之女。1942年6月29日生于延安中央醫院,正值抗戰最艱苦之時,毛主席說是黎明前的黑暗,故父母起名“曉前”。
1948年隨父母來到西柏坡,年底在北京育英小學前身——下東峪小學(中央機關子弟學校)學習,隨中央進京后,繼續在北京育英小學校,到1954年8月畢業。
1954年9月-1960年8月在北京師大女附中初、高中學習。1960年9月一1964年8月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學習。1964年8月18日加入中國共產黨。1991年3月-1991年7月在中央黨校進修部二班學習。1969年5月-1972年7月第一次、1977年1月-1978年2月第二次到五七干校勞動鍛煉,做過養豬飼養員,也做過連副指導員。
在近40年的工作經歷中,由于工作需要,四次變更工作單位,分別是對外文委、北京故宮博物院、中紀委、兵器工業集團公司,職務有上有下,毫無怨言:1964年9月-1979年5月歷任科員、副組長、副校長、副主任;1979年6月-2008年6月又從科員做起,先后任副處長、處長、副主任、副局長、正局級紀檢員。
在我們延安的這些孩子眼中,毛主席是一個很和藹的人,他不光對自己的孩子,對任何人的孩子都是這樣,包括當地農民的孩子。
我3歲多那年,本來該進保育院了,因為長虱子,就沒有去,在家自己玩。延安的窯洞都是傍山而建的,毛主席住的窯洞當時就在我們家的下面一層,順著旁邊的小路就可上下。恰好李訥也沒有上保育院,我在家,她也在家,我們倆就經常一塊玩。
我的母親沈義1935年曾在蘇聯列寧學院學習,回國時她帶回一把多用的小刀。有一天,我拿著小刀到下面找李訥玩泥巴。我媽媽下班后叫我回家,我匆匆回去,小刀就忘記拿了。后來我媽媽問起,我就說,拿去玩弄丟了。第二天我下去找,怎么也找不到,很著急,哭了起來。主席聽見小孩哭,就從窯洞里出來了,問李訥怎么回事。李訥說:“曉前昨天把刀子丟了,找不到了。我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主席就勸我:“別哭了,不著急,會找到的。”還說:“我一定讓叔叔幫你找。”我就不哭了,接著跟李訥玩。
我那時還是小孩子,也不拿這個當回事。聽我媽媽說,當時我已經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沒想到主席還真當成了件事,沒過幾天,主席的警衛員真的把小刀給我送回來了。原來是打掃衛生的公務員發現了,不知道是誰丟的,就幫忙收了起來。
這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沒想到,這么小的事,主席都關心著。這個刀子我一直珍藏至今。記得后來上小學,有一個作文題是“最難忘的一件事”,我就寫了這個故事。我覺得主席很偉大,他的偉大就是從細小的一言一行中積累起來的。
金戈:在我的有生之年,我還是要做這樣一件事情:用自己的親歷親見宣傳毛澤東思想
金戈:中共中央統戰部原副部長金城之女,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1940年出生于延安.1960年在北京師大女附中入黨,196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文革”中在張家口中國人民解放軍4618-4574部隊農場學軍、學農兩年。接受家破人亡、家族劫難株連,接受生活砥礪,從未泯滅共產黨人的自信、自尊。1970-1978年在北京西城師范學校任教。1978-2003年在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對外語言文化學院任教。1994年創建國內第一家華人文化研究所,并任所長。在人民大學兼職擔任黨總支副書記、外事處長、對外語言文化學院院長共計16年。
和岸英大哥一樣,我們這一代人從小時候起,毛主席就教育我們要與工農結合,要向他們學習,好好為他們服務。
抗日戰爭勝利后,毛主席的長子毛岸英回到延安,被安排到我父親金城擔任處長的交際處暫住。那時,毛主席常到交際處來看客人。一天,毛主席來看望他青年時代的老師、長沙一師校長符定一先生和國民黨軍隊的聯絡參謀,正好看到毛岸英在與其他客人談話。事畢,我父親送毛主席下山時,主席問他:“岸英也住在這里?”“是的……”“為什么讓他住在這里?”“是尚昆同志考慮到岸英剛從蘇聯回來,生活上不太習慣,讓他在這里適應一段時間。反正馬上就要分配他工作了,上班前就讓他在這里住幾天吧。”可是不久,毛主席就把毛岸英叫了回去,不讓兒子享受特殊的待遇。
過了兩天,岸英大哥又來到交際處。他穿著一身延安老百姓家庭紡織的粗布衣服,因為沒上染料,衣服還是白色的,陜北當地的農民就穿這種衣服。岸英大哥牽著一頭毛驢,毛驢背上駝著自己的行李和一袋小米。岸英大哥跟我父親說:“我是特來向您和交際處同志們、客人們告別的……”因為當時交際處還住有一些烈士家屬,比如孫炳文烈士的夫人、孫維世的母親任銳媽媽,歐陽立安烈士的母親陶承媽媽,著名教育家黃齊生烈士的夫人、王若飛烈士的舅媽王守瑜奶奶等。岸英大哥一一向他們及符定一老先生告別。他說:“爸爸對我說,你在蘇聯學習了革命理論,現在回到中國,如果你不了解農民,不了解農村,你就不懂得應該怎樣革命。中國的農民在全國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他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要想做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必須首先了解農民,向農民學習。只有懂得了中國農村的現狀,才能擔當起革命的重擔……爸爸的話對我啟發很大,我也想到農村去,參加勞動、聯系群眾,鍛煉鍛煉。爸爸讓我到吳家棗園去向農民學習種地。”我父親說:“那你為什么不騎著毛驢呢?”岸英大哥說:“我爸爸不讓我騎毛驢,讓我走著去。爸爸讓我誠誠懇懇地去學習,自己帶小米去交學費……”實際上當時岸英大哥在蘇聯已經參加過紅軍,是紅軍的軍官了,但是回到延安以后,毛主席還是教育他要和農民結合,向農民學習。毛主席對自己的孩子要求多么嚴格啊!
毛主席教子務農,也同樣要求革命干部子弟要了解農村和農民,要密切聯系群眾。記得1964年我在北大念書的時候,本來應該放暑假了,可就在此前的兩天,突然系里的老師通知我說:“你不要回家了。”我問:“為什么?”他說:“要組織你們勞動。”我說:“是全系參加嗎?”老師說不是。后來我才知道,我們系大概只有我一人參加。我抱著鋪蓋卷去集合地點上大卡車,這時碰見了李訥,她也是來參加勞動的。我還發現,被要求參加勞動的大都是黨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部長的孩子們,都是被稱為“高干子弟”的同學。我們到十三陵水庫旁邊山溝里的泰陵公社上口大隊,白天勞動,夜晚打著手電去農民家,在油燈下訪貧問苦,我還幫助村里寫了村史。這次勞動對我教育很大。毛主席對高干子弟要求特別嚴格,所以北大的陸平校長當時也是執行了毛主席關于“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記得1963年冬天我們中文系師生曾到京郊通縣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約一個半月。1964年10月,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第二天,北大歷史、中文等系三、四年級同學再次到農村去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李訥隨歷史系到北京郊區農村,我們中文等系800師生坐火車、輪船到湖北江陵縣農村勞動、工作了八個月。雖然耽誤了近一年的專業學習不無遺憾,但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多次到農村、工廠勞動,對我們了解勞動人民,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培養熱愛勞動人民的感情,樹立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唯物史觀,掌握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完備知識,是很有好處的。至今我和我們班一些同學還與江陵縣金旗村的鄉親保持著聯系。
我們是在毛澤東的思想哺育之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長大后都在各自的崗位上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努力地為人民服務。我覺得我們這一生是幸福的,是光榮的,也是無愧無悔的。我希望我們的下一代也能繼承毛澤東思想,其核心就是把祖國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也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尊重。我在人民大學教書,最近十幾年里,我在教學和科研中似乎是比較孤獨的,因為我一直還在講“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包括左翼文學,包括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導下的的解放區文學作品。但是在課堂上,我一點也不孤獨,我曾經給全校留學生開了一門《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讀》的選修課,我和北大同學劉蓓蓓專門給留學生編寫的教材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后很快銷售一空。很多外國本科生、碩士生,甚至博士生……來選修我的課,其中不乏學經濟的、學法律的、學哲學的。我的課堂是爆滿的,桌子之間的空隙里都擠滿了椅子。同學們說:“老師,我們在您的課堂上才了解了中國的過去是什么樣子,人民是多么痛苦和愚昧。才知道今天改革開放的中國走過來是多么不容易。”還有一個韓國留學生跟我說:“老師,我到中國來學習,就是來尋找馬克思主義的……在您的課堂上,我從文學作品中聽到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聲音……”
我的課曾經講到中國香港、講到中國臺灣,也講到了英國、意大利。我遇到過許多外國人,記得在意大利南方小城萊切碰到一個做花的手工藝工人,我見到他的時候,他還在低著頭干活,后來聽意大利朋友介紹我是從北京來的,他馬上抬起頭來跟我說:“你們有一個毛澤東!”接著就伸出了大拇指。我說:“你怎么知道毛澤東呢?”他說:“我的爸爸當過紅衛兵,我知道毛澤東是為全世界勞動者著想的人……”原來他的爸爸是一名工人,他家里甚至還保存有紅寶書。這讓我非常意外,也讓我感動之余再次反思。盡管他不了解“文革”給我和我的家庭、給中國帶來的浩劫和歷史教訓,不了解中國走向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尚需經歷怎樣艱難的歷程,但他尊敬毛澤東,他知道并相信毛澤東是全世界勞動者的希望和朋友……在意大利,雖然是在蘇聯解體以后,雖然是貝盧斯科尼右翼掌權,但我的一位中文很好的意大利共產黨員教授朋友,仍然堅持他的信仰;我看到意大利共產黨已經分裂成幾派,但是,在市中心廣場上,仍然有舉著鐮刀斧頭紅旗的共產黨人在集會……
我在以色列參觀過以色列1948年開國總理本•古里安的紀念館。在他的紀念館里,我特別意外地發現,他的幾十本筆記本里,許多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筆記。他是最聰明的猶太民族的國家的開國總理,也熱衷于接受毛澤東思想的哺育,更令我驚奇的是以色列全國實行農業合作社集體生產方式,本•古里安退休后也住在家鄉合作社的普通民居里……
我的經歷和閱歷告訴我,要對繼承和宣傳毛澤東思想充滿信心,因為毛澤東不只屬于我們中華民族,而且屬于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底層老百姓。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