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東北撫順人,生于斯,長于斯。我出生在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初,剛上學的時候,正好趕上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時,不管是家里的收音機,還是學校、工廠以及街頭的大喇叭里,播放的都是革命歌曲,尤其是老師教唱的,更都是這些。如毛主席的語錄歌和詩詞歌等。此外,還有一些歌頌毛主席與共產黨的歌曲。在這些歌曲中,我直到今天還能夠張口便唱出的,就是“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誰要是反對它,誰就是我們的敵人”這首歌曲了。這首歌,不僅是老師教唱過的,而且更是通過這首歌,我也了解了我的家世。因此這首歌留給我的記憶特別深,直到今天還能隨口唱出來。
在剛剛學會唱《天大地大》這首歌的時候,由于年幼無知,所以對共產黨究竟為何物,尚不清楚。特別是對于什么是恩情,那就更是不理解。但是由于家里緊貼天花板的西墻上(東北民俗以西為大,家里的祖宗板都供在屋中的西墻下)掛著的鑲嵌在家中最好的相框的毛主席像,在我記事的時候,就每天都能看得到。所以對毛主席,我早已很熟悉了。而且對于什么是“親”,我雖說不甚理解,但也不陌生。據說在我還不懂事的時候,大嫂和二嫂就經常“考問”我,和她倆誰親。
對毛主席,雖然從畫像上感到很熟悉。但卻由于從來也沒有接觸過,所以也就不知道毛主席為什么會比爹娘還親。于是年幼的我,也就只好去問父母了。這個問題,母親當時告訴我說:“有了毛主席,咱中國人過日子才不害怕了。若是沒有毛主席,咱中國,現在可能也就剩不下幾個人了。你說毛主席親不親?”從那以后,只要有了閑暇,父親和母親就會從我家的家世以及母親娘家的家世講起。告訴我毛主席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為什么比爹娘還親。
我的祖父祖籍東北,而我的祖母和母親,卻都是山東人。所以如果以省籍來論的話,那我也就具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山東血統了。
我的祖父于一八九一年出生在東北的遼陽。一九○四年,俄軍在與日軍進行的遼陽會戰戰敗后,沙俄潰兵在敗退的過程中,為了搶劫財物,血洗了我祖父家所在的村莊。我祖父一家二十七口人被沙俄兵殺死,只有祖父和祖父的四叔兩人逃了出來。逃出遼陽戰區后,祖父和他的四叔在東北各地到處流浪。一九一○年,撫順煤礦開始大規模開采,于是祖父來到了撫順,在日本人開設的東鄉煤礦下井采煤,從此在這里安家生根。
我的祖母出生在山東省的曹縣,在我祖母十歲左右的時候,那時還是大清朝,由于人多地少而生活艱難,于是曾外祖父用扁擔挑著我祖母的兩個妹妹和一點破爛家當,我祖母和曾外祖母拐著小腳跟在曾外祖父的身后,一步一拐,一路討飯從山東曹縣來到了撫順。十七歲是,經人保媒,祖母嫁給了祖父,從此就有了我們這一家人。祖母的娘家姓陳,七十年代出的時候,有一個從山東曹縣來的表叔到我家來串門。這個人是我祖母舅舅的孫子,稱我祖母為表姑。推算起來,我曾外祖母的娘家應該姓曹。我的曾外祖父家的情況,我只知道這些。
我的母親出生在一九二四年,那時還是老中華民國的時代(以五色旗為國旗的北洋軍閥時代)。母親的童年,是在蔣介石的新中華民國時代渡過的,少年時才逃荒來到了東北。母親的出生地是山東省臨清縣的魏家灣鎮。母親逃荒到東北的時候,由于時代的發展進步,是隨著我外祖父和外祖母及其他親戚乘火車來的。特別是在山海關辦理“入境”手續的時候,母親還第一次照了相。那時往東北逃荒的山東與河北等地的中國人,的確如漢奸文人信力健所說的“在它的國門前等著移民的中國人排成長龍”那樣。在山海關等著“入境”的時候,母親和外祖父母等人足足排隊等候了三天的時間。母親逃荒到東北的時候,日本雖然已經占領了東北并成立了滿洲國,但還沒有全面侵華。由于關內關外成了兩個國家,所以在“入境”的過程中,日本兵和偽滿警察檢查得特別嚴并隨意沒收中國人的財物。外祖母挎著的包袱里被翻出幾只縫補衣物用的自家紡織的土線,也被沒收了。外祖母剛申辯幾句,后背就被一個偽滿警察用洋刀背砍了一下。母親由于抓住自家的土線舍不得撒手,也被那個偽滿警察踢了一腳。在這心驚膽顫的三天里,母親還親眼看到了一個中國男人,不知道因為什么被日本兵用刺刀當場就給刺死了。
外祖父家不僅世代務農,而且更屬貧寒之家。外祖父的父親靠從上輩那里的繼承和自己一生的打拼,到老時,家中的產業,卻也不過只有八畝多的耕地。可兒子,卻是留下了五個(指長大成人的)。
外祖父逃荒到東北來的時候,不僅外祖父的父母還都健在,而且由于家里的五個兄弟,有四個都娶妻生子了,所以全家的人口已經多達了二十多。而二十多人指靠那八畝多的耕地,那是無論如何也活不下去的。由于實在是活不下去了,于是一家人商定只好像種地間苗那樣,哥五個有兩人留在家里,而另三個,則外出去逃荒。外祖父在家排行第二,因為長兄對于非常講究孝道的山東人來說,是要留在家里奉養老人并守著祖宗墳墓的。于是全家商定的結果,只好是作為二哥的外祖父去領著兩個還有點“闖楞勁”的弟弟外出去逃荒了。就這樣,外祖父便領著剛成家的四弟一家和還未成家的五弟外出去逃荒。而當年山東人逃荒的去向,基本上就是東北。在離家之前,一家人搜刮盡了全家所有值錢的東西,給外出逃荒的人做盤纏。
到了東北后,外祖父一家先是落戶到了沈陽新民縣的興隆店鎮為人扛長活。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后,對中國人、尤其是對后到東北的關內中國人的統治不僅更加嚴苛,而且更是隨意征調這樣的中國人去出勞工。大約在一九三八年前后,母親的五叔被日本人征調去出勞工,而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母親的五叔被征調去出勞工之后不久,外祖父也被征調了去出勞工。但外祖父卻很“幸運”,不僅只是在離家不遠的地方為日軍收割喂養軍馬的飼料草,而且收割完了之后,就被放了回來。
兄弟三人有兩人被征調出勞工的經歷,尤其是五叔的久去不返,使外祖父一家人整日都生活在恐懼中,不知還有什么厄運將會降臨到自己的頭上。后來聽說城里人不用出勞工,于是外祖父就領著全家人來到了撫順。到了撫順之后,外祖父和母親的四叔哥倆就一同到日本人的煤礦里去下煤窯以養家糊口。而從山東到撫順輾轉逃荒的五年中,外祖父一家共有五人先后死去。母親的五叔被日本人征調勞工一去未返,一個哥哥和四嬸及四嬸家的一個妹妹因凍餓而死。特別是母親的二哥死得最慘,是被日本人活活打死的。
逃荒到撫順之后,外祖父一家在撫順市南部的一個名叫南花園的地方安頓了下來。雖然外祖父和母親的四叔都到煤礦山去下井,但是由于剛上班而只能從事最簡單的工作,所以工資很低,根本不夠養家糊口。為此,外祖母和母親及二舅就經常到俗稱是矸子道的舍場去撿那些摻雜在矸石里而被扔掉的煤。
開始,日本人對中國人到舍場去撿煤的事,倒還是不禁止。后來由于中國人為了反抗日本人的侵略而經常破壞傾倒矸子的礦石車,于是便開始嚴禁中國人到舍場去撿煤。雖然日本人的禁令很嚴,然而由于為生活所迫,所以明知道去舍場撿煤很兇險,中國人還不得不經常這樣去做。
到撫順之后不久,可能也就是在四○年的那年,剛過完年,天氣還冷得厲害。父母常說,那時的東北,遠比現在冷得多。為了不被凍死,外祖母和母親及二舅有一天在天剛亮的時候,偷偷地到舍場撿了一點煤。然而在往回走的路上,不幸被前來巡查的日本監工和兩個偽礦警給堵住了。
日本人做事一向是極其嚴肅認真的,有禁則止。尤其是對待中國人,那更是絕不留情。因此在堵住了外祖母和母親及二舅之后,日本人從偽礦警的肩上摘下步槍,用槍托死命毆打二舅,打得二舅滿地翻滾。任外祖母和母親如何跪地哀求,也不停手。后來外祖母和母親看哀求不動日本人,就哀求那兩個偽礦警幫忙求情。看在都是中國人的份上,兩個偽礦警勸住了日本人,之后便揚長而去。可二舅由于傷勢過重,抬回家里沒幾天就死去了。每每講起這件事,母親總要說:“護不了自己的孩子,爹親娘親還有啥用。日本鬼子侵占我們的時候,有多少中國人就是在爹娘的眼皮子底下被日本人打死的。又有多少中國人,是在孩子親眼看見的時候被日本人打死的。如果不是毛主席領著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打跑了日本鬼子和國民黨蔣介石,攆走了蘇聯大鼻子,擋住了美國鬼子,中國人早就死光了。美國鬼子侵略朝鮮那會,咱這左鄰右舍的還不是都掂對著要往哪跑。依我看,毛主席就是比爹娘還親。”
一九四五年在打跑了日本鬼子之后,蘇軍曾經短時期占領過我們撫順。蘇軍的軍紀盡管整體上比日本鬼子嚴一些,但強奸中國婦女的事還是常有發生。對此,當時的撫順人很是痛恨。尤其是對撫順礦山設備的強掠,也很令撫順人反感。但好在時日不久,八路軍就來了,撫順迎來了她的第一次解放。八路軍來了之后,蘇軍就撤走了。然而好景不長,很快國民黨軍就打來了,撫順隨之再次淪陷。國民黨盡管在撫順只統治了兩年多的時間,但卻把這里糟蹋得夠嗆。在國民黨的統治下,老百姓的生活甚至還不如滿洲國時期。國民黨的接收大員盜賣礦山器材的行為,幾近瘋狂。撫順煤礦,幾乎就要毀掉。幸虧八路軍很快就打回來了,否則,撫順煤礦也就徹底玩完了。
我的父親不僅就出生在南花園,而且從出生到解放,也始終生活在那里。那里,離發生了慘案的平頂山,只有三、四里遠。祖父每天上下班,都要從那附近經過。這里的居民和我的祖父母一樣,大多數是東鄉、大山礦井或是露天掘的礦工及他們的家屬,其中還有祖父的許多工友和熟人。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六日的下午,日軍駐撫順守備隊以平頂山村民“通匪”為由,對平頂山的三千多中國居民,進行了慘無人道的集體屠殺。事后,又焚尸滅跡。從而制造了“九•一八事變”后對中國人進行的第一場集體屠殺慘案。慘案發生的那天,祖父正巧上二班(下午兩點到夜里十點的班次),密集的槍聲和沖天的火光,嚇得祖母領著父親和叔叔與鄰居們一道,在山上的樹林里躲藏了整整一夜都沒敢回家。而下二班回家的爺爺和許多工友,回家的途中還看到了焚燒房屋的火仍在燃燒以及火光下的那些日本人還沒有來得及掩埋的大量尸體。
在滿洲國的前期,日本人的統治還稍為寬松,而中國工人的工資,也還可以,所以父親和二叔這才都讀完了小學。而后來由于日本人的盤剝越來越嚴苛,因此三叔沒有能夠上學,直到解放之后才掃了盲。對父親老老實實地在日本人的統治下過了十四年的這件事,我曾經問父親:“日本人的剝削那么嚴重,日本人的統治那么殘暴,你為什么不反抗,為什么不像雷鋒那樣奪過鞭子揍敵人呢?”對我的這個問題,父親回答說:“我們中國人可被孔老二這個家伙給害慘了。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忠和孝,就是順從父母,就是順從大人,就是順從官家。這樣的教育受得多了,年什么是壓迫都不知道,還怎么知道反抗?直到共產黨來了,在共產黨的教育下,才懂得了什么是壓迫,才知道了要擺脫壓迫,那就只能是反抗。”
由于對毛主席和共產黨衷心地感激,所以父親不僅在解放后歷次的政治運動中都是積極地參與,而且更是認真地接受黨的教育。文革期間、尤其是批林批孔時單位發給的學習資料,父親至今仍然還精心地保存著。
在“九•一八事變”之前,雖然根據《日俄樸茨茅斯條約》和《中日善鄰條約》,日本取得了撫順煤礦六十年的開采權并開設了多家煤礦。但由于中國至少在表面上還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在撫順煤礦工作的日本人,還不敢明目張膽地以統治者自居。而我的祖父由于在煤礦工作早,與許多日本人都認識,所以養成了遇事也敢跟日本人爭論一番的習慣。然而正是由于這一習慣,卻使他過早地上了送了命。
在父親和母親成家第二年的一九四二年,五月份的一天,在井下攉煤(用鐵鍬把從掌子面上炸下來的煤,鏟到運煤的溜子道上)的時候,日本監工見兩個新來的礦工由于對井下的工作環境不適應而動作慢,于是揮起長把的斧頭柄便毆打這兩個礦工。祖父自以為與日本人很熟悉,而且還會說日本話,于是便上前勸阻。而此時的日本人早就露出了侵略者的兇殘,見祖父敢于勸阻他,于是調轉斧柄便用斧頭來砍我祖父的頭。我祖父頭上戴著的柳條編制的安全帽,由于年久而有些糟爛。于是日本人的斧子,砍穿了安全帽后而又砍進了我祖父的頭顱中。于是人還沒有抬到井上,就已經斷氣了。
多年來,從父母經常講述的家世中,我的確是感到了“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可“人過一百,形形色色”。所以不僅十三億多的中國人中,肯定有感受不到的。即使是在我自己的家中,我三哥就是如此。
記得我還小的時候,因為家里的孩子多且又只有我父親一個人工作,所以我家的生活與許多鄰居或是同學家相比,很是困難。在記憶中,我沒有穿過新衣新鞋。我穿的衣服和鞋,都是哥哥們穿過的舊衣舊鞋。即便如此,有時撿來穿的舊衣舊鞋,還是五哥撿四哥穿過的舊衣舊鞋在穿了一段時間之后,又傳給了我的“二手貨”。由于我那時還小,所以對此并不在意,但哥哥們卻對此很有意見,三哥就經常抱怨父母說:“沒有能耐養,生我們這么多孩子干什么。”后來,由抱怨自己的家里窮和趕上了大學停止招生而卻上山下鄉的文革而導致自己人生的“不幸”,三哥還發展到了痛恨毛主席,痛恨毛主席的那個時代。不過,這都是到了改革開放之后的事了。
我有五個哥哥和兩個姐姐,雖然我剛上學的時候,大哥和二哥就由于已經結婚而分家另過去了,大姐出嫁了,三哥也上山下鄉了。可剩下的我們姐弟四人以及母親和祖母,還只是靠父親一個人的工資生活。所以家中的生活,依然還是很困難。但每當三哥抱怨的時候,不知是為之而感到“自豪”,還是在推卸責任,父親就總是會這樣罵三哥說:“多嗎?一點都不多。誰知道你們都能活下來呀?如果不是趕上了解放,你們能活下來一半就不錯了。不是在解放后,你妹妹還不叫你媽給扔了。”
確實,二姐太幸運了。她的幸運,由于她出生在了解放之后。二姐剛生下來的時候,不會自主呼吸。據母親說這種癥狀,當時在我們這里有很多,民間俗稱為是“草迷”。誰家遇到這樣的孩子,就是一扔了之。二姐出生的時候,盡管才剛解放不久,但是由于工人當家做主了,所以二姐才出生在了醫院里。二姐出生之后,可能是由于口腔或是氣管被什么東西堵住了,所以不會哭,更不會呼吸。母親知道了這一情況后,順口就對接生的醫生說:“扔了去吧。”接生的醫生以為母親是重男輕女,于是在只是經過簡單的處理便使二姐哭出了聲之后,還批評母親說:“你這位同志怎么這么重男輕女,女孩就不要了。”
母親盡管出生在山東,但卻因為不識字,尤其是由于受東北人性格的影響,因此有些“沒心沒肺”。所以要把二姐扔掉的這件事,是她自己后來說出來的。為此,二姐曾經多次問母親:“媽,那時真的把我扔了,你受得了呀?”每當二姐這樣問母親的時候,母親的回答,今天的年輕人絕對意想不到。“扔多了,也就習慣了。”
母親的一生,共生育了我們兄弟姐妹十人。母親所生的頭兩個孩子,都在兩三歲的時候因病夭折了。所以我現在的大哥,實際上應該排行第三。我的兩個哥哥因為什么病而夭折的,母親到現在也搞不清楚。可父親說:“就是由于發燒而可能引發了肺炎。如果放到現在,扎上兩針青霉素,也就沒事了。可那是在解放前,咱中國人,上哪去找青霉素去。”
我三哥在我家的八個兄弟姐妹當中,是最聰明的。他是與比他大三歲的二哥和比他大一歲的大姐一同上的學。但他們三人,卻只有他一人考上了高中。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的那年,眼看高中畢業而卻只有十八歲的三哥,正躊躇滿志地準備考大學。后來大哥和大姐等人都說,以三哥的學習成績,也肯定能考上大學。然而由于文革期間大學停止了招生并開展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所以三哥的大學夢不僅破滅了,而且還到農村去“修了四年的地球”。因此,直到今天,每到我們兄弟姐妹聚到一起并談及到以往家事的時候,三哥就總是要說我們家那時是如何的窮。后來,還發展到了說毛主席的時代如何窮。他的觀點和論據,無非就是小時候家里窮,六○年時挨過餓,六八年時下過鄉。而其他的,也就是改革開放之后聽來的毛主席不搞建設搞運動、六○年的中國餓死了大量的人、文化大革命把國民經濟搞得瀕臨了崩潰邊緣等。我們與他辯論,他還總是不服。然而只要母親一邊跺著那“民裝腳后改道”的腳(滿清王朝曾經禁止婦女纏足,但漢族人卻拒不聽從,依舊我行我素,繼續纏足,滿清王朝也就只能聽之任之。而東北的滿、蒙、漢八旗婦女,卻仍然還保留了不纏足的習俗。于是東北的旗人便稱婦女纏足的行為是民裝,而旗人婦女的天足則是旗裝。關內的婦女逃荒到東北后,隨從當地的習俗,一般也就不再纏足。但像母親這樣在十歲左右才逃荒到東北的人,由于在關內老家時已經纏足了一段時間,腳已經有了變形。盡管到東北后不再纏足而任其自由生長,但腳卻仍舊七扭八歪。于是在東北的民間,便稱這種先纏足后又放足的行為,是“民裝腳后改道”)一邊用煙袋指劃著三哥“扒小腸”(東北方言,指揭別人以前的短處)時,三哥立刻就啞口無言了:“毛主席的時候再窮,還比解放前的時候窮啊!解放前咱們家若是有一寸毛線(以前編制衣物的一種毛紡線),那就是從別人家偷來的。什么事總得有個過程,從解放到毛主席逝世,那才幾年?到了毛主席的時候,咱中國人過日子才不再整日提心吊膽,才不被人隨便打,才不被人隨便殺,這就比什么都強!你爺爺,你舅舅不是讓日本人打死的?你爸爸還少挨日本人的打了?再說,解放前的那二十多年,咱家所有的人連一頓飽飯都沒吃過,連一件暖和的衣服都沒穿過。苞米面再不好吃,不也比日本鬼子配給的混合面和橡子面強多啦!我和你爸爸剛建家的時候,咱家有什么呀!你爺爺活著的時候就常說‘浪廢淤,水推沙,針尖挑土建自家。建家好似針挑土,敗家猶如水推沙’,什么事不得一點一點地來。六○年過歉年的時候(自幼生長在農村的母親,直到今天還把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的六○年稱為是過歉年。歉年,也就是糧食歉收的年頭)挨餓再難受,還能比四○年餓得難受?六○年若是擱在四○年那會,你也早就餓死了。什么全國風調雨順?就連咱撫順這塊既“福”又“順”的風水寶地,六○年那年那雨嚇得有多大,你不知道哇!你爸爸不是在大水中把火車從坑下開上來,才在那年被評上了先進的生產者還獎勵了一級工資的呀!這你都忘了?餓死了那么多人?純是放屁,咱們家從關外到關里的那些親戚,有誰家餓死人了?就連單縣老曹家你表叔家那一支,也沒有人餓死吧?你說是毛主席沒讓你考大學?你就是考上了大學,那個時候,咱這個家供得起你呀?你上小學、上初中、上高中不花錢,上大學也不花錢呀?再說,毛主席什么時候不讓你考大學了?人家大英(我家鄰居的孩子,也是我三哥的女同學,七四年前后在上山下鄉的期間被貧下中農推薦上了大學)不是上了大學了嗎?就你這道號的(我家這一代的方言,意思就是這樣的人),誰會讓你去上大學?不讓你上大學就對了。你這長這么大,除了為你自己,你還為誰尋思過?你下鄉,你妹妹沒下鄉呀。下鄉的那個時候,你一年在鄉下呆多長時間?你妹妹呆多長時間?你一年連點口糧錢都掙不出來,還得家里給你。可你妹妹不但每年都能掙出自己的口糧錢和零花錢,不是攢了一百三十多元錢給你買了一輛“東方紅”牌的自行車?不是還攢錢給老五(指我五哥)買過一塊二百八十多元的‘大英格’手表?”
不識字的母親每次罵三哥的時候,當然不會是這么有邏輯并文雅,“媽了個巴子”的東北罵人土話,那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所說的不僅都是事實,而且還多是我們家的家世,所以母親罵起來也很通順。特別是“媽了個巴子”的東北罵人土話與母親那還很濃重著的山東鄉音相應和,更加顯得生動有力。因而只要母親一張口,三哥馬上就會臉紅脖子粗并支支吾吾。但盡管每次都會被母親罵得啞口無言,可三哥的認識卻依然如此,并沒有發生多少的轉變。除了三哥和二姐文革時到北京串聯看到過毛主席,我們一家的其他人,再也沒有誰見過毛主席。然而我們一家人可以說除了三哥,卻無不都感到天大地大,還真的就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更是真的不如毛主席親。
“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不僅是毛主席在對過于自私的我們中國人進行正面的思想教育,而且也更是一種殷切的期望;“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我家周圍許許多多像我父母那樣經歷過幾個歷史上階段的中國人,都會認為這是他們真實的人生感悟;而“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對于工農大眾、尤其是對于那些下崗失業的工人和失地的農民來說,依我五十多年的人生感覺,那就更是顛撲不破的歷史事實。
今天,天大地大是不是還不如黨的恩情大,我已不得而知。然而盡管在在父母的影響和教育下,從懂事時起,我就知道了“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但那畢竟是只是間接感受到的。可是自從我國駐外的大使館被炸和外交官被打,自從在我國領海里捕魚的我國漁民不斷地隨意被日本及韓國的海警與法院抓捕、毆打、審判或扣押,我這才親身感受到了毛主席的確是比爹娘還親。我慶幸自己出生在毛主席時代,如果出生在像我爹娘所趕上的那個戰亂歲月,即使是爹娘生下我并把我養大,我卻也只能是在痛苦和屈辱之中生活。
我們中國人,是知恩圖報的人。故而“受人點水最恩”,這才會“當以涌泉相還”;我們中國人,也更是輕財重義的人。所以在五千年的文明歷史上,才總是會有人去默默奉獻。特別是毛澤東的時代,那更是一個一再大力倡導要“做好事不留名”的時代。一心為了中國人民,一心為了中華民族而不僅奉獻出了自己的一生,而且還更是奉獻出了七位親人生命的毛主席,當然不會希求后世的中國人如何來回報他。然而盡管毛主席不會要求后世的我們這些中國人來如何回報他,但我們中國人卻不僅絕不應該忘恩負義。而且還必須知道只有要牢牢記住毛澤東思想,這才能實現自保。因此在重新陷入重重危機的今天,中華民族只有用無比虔誠和崇敬之心去迎接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誕辰的這個不僅屬于十三億中國人民,而且還必將是屬于全人類的“神降節”,才是一種明智的選擇,才能走向未來。
馮毅寫在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神降節”的前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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